“絲綢之路”與中國伊斯蘭教的歷史發展

【摘要】隨著習近平總書記“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提出，古絲綢之路的復興重建已成為當前我國甚至整個世界的政治重心和焦點，這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進一步對外開放、深化與他國合作的一個偉大舉措，同時也為中國中西部改革帶來了新鮮活力，為中國東南沿海城市經濟進一步增長提供了契機，加強了中國內陸與沿海之間的互惠合作。

【關鍵詞】“一帶一路”；絲綢之路；伊斯蘭教

一、唐宋時期

早在唐代阿拉伯和中國的交通已經初具規模，伴隨著貿易的發展和人文的交流，阿拉伯和中國的貿易往來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是路陸，經波斯及阿富汗到達新疆天山南北，后經青海、甘肅直至長安一帶（史稱“絲綢之路”）；二是海陸，由波斯灣和阿拉伯海出發，經孟加拉灣過馬六甲海峽至南海到廣州、泉州、杭州、揚州等地（史稱“香料之路”）。唐朝的絲綢和瓷器享譽海外，加上當時思想開放，大食（唐代對阿拉伯的舊稱）和波斯的商人紛紛將西域的香料、胭脂、珠寶等特產帶到長安（今陜西西安）販賣，換得中國的絲綢和瓷器，久而久之，各種思想文化隨著貿易的往來得到交流融合，促進了唐朝文化和西域文化的廣泛學習互鑒，音樂、美術、醫藥、科技等方面都在唐王朝開放包容的思潮影響下得到發展和交流，通過這樣的貿易往來和思想交換，也使得伊斯蘭教作為一種新鮮的宗教制度在中國發展開來。這樣的貿易往來帶來的是商業的繁榮和外域人口的增多，越來越多西域的商人和貢使定居長安，或廣州、泉州、揚州等沿海通商口岸，這些人就是所謂的“蕃客”，蕃客與漢人通婚的后代被稱為“土生蕃客”，他們聚居生活的地方被稱為“蕃坊”或“蕃市”，蕃坊內設有用來禮拜和集會的清真寺、市場、學校和墓地，蕃坊內的一切事務由德高望重的穆斯林管轄處理，可以按照《古蘭經》或圣訓的教法或內部宗教制度作出懲罰或獎賞。此時作為伊斯蘭教的信奉者，蕃客們已經在無形之中將自己的宗教信仰帶到了中國，傳給自己的兒女，影響著周圍的漢人。

歷經“貞觀之治”“永徽之治”直到“開元盛世”的唐朝，在當時已是非常繁榮發達，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此時與波斯、大食的貿易往來也多以路上“絲綢之路”為主。肅宗繼位后，為平定“安史之亂”，向大食借兵討伐叛賊，后大唐獲勝，為感謝大食之兵，肅宗給予他們官職，賜予田地，允許他們世居長安，與當地漢人女子通婚，久居中國，土生蕃客漸漸增多，占據了西北一帶，路上“絲綢之路”已被這些蕃客占據。波斯、大食的穆斯林為了與中國繼續進行貿易往來，轉而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這樣一來，便促進了東南沿海各個港口城市的發展，也將伊斯蘭教的影響范圍擴大到東南沿海一帶。

二、元朝時期

蒙古人統一中國后，中亞、西亞等一些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都被納入蒙古人的統治之下，在這過程中，蒙古人得到了穆斯林的不少幫助，打仗戍邊、治理國家、經商理財，穆斯林在蒙古人的治國理政中提供了不小幫助，所以當蒙古人在建立元朝后也提高了當時在中國的穆斯林的地位。為了鞏固元帝國的穩定和加強專制統治，元朝對不同族群的人進行了劃分，蒙古人自然是最上等，色目人低于蒙古人而高于漢人，南人地位最低。色目人主要是指回回人，在唐宋時期的土生蕃客其實是最早的回回祖先，元朝時期西亞及中亞的穆斯林來到中國定居構成最早的回回人。這時期的穆斯林不再固定得聚集在蕃坊內受到拘束，而是有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身份，同屬元朝臣民，他們有優于漢人的地位和特權，比如在科舉仕途、賦稅徭役方面都有僅次于蒙古人的優待，這也是當時伊斯蘭教得以進一步傳播的重要原因，因為穆斯林地位的提高和信教自由的環境，才能使伊斯蘭教在中國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這一時期受到元朝寬松的民族政策的影響，回回人在元朝與當地女子結婚繁衍，穆斯林人口得到急劇增長，大量清真寺的修建也為當時穆斯林宗教活動提供了精神紐帶和思想交流的場所，各方面因素的綜合最終形成元代“回回遍天下”的場景。

三、明清時期

明朝開國將領常遇春、胡大海、藍玉、沐英等身為穆斯林對明朝的建國統一立下汗馬功勞，但朱元璋為了防治蒙古人、色目人卷土重來威脅到自己的地位，對伊斯蘭教徒還是頒布了法律限制他們的權利。明成祖朱棣為顯示大國威嚴，吸引外國使臣，派著名的穆斯林將領鄭和七下西洋，到達太平洋、印度洋，開辟了亞非航線，加深了中國與東南亞、非洲的外交關系，同時也恢復了朱元璋時期“海禁”造成的海上“絲綢之路”一度中斷的情況，與外國漸漸回復外交關系。鄭和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他的出訪必然會帶動伊斯蘭教的對外傳播，因為伊斯蘭教的五大功課中有朝覲圣地，鄭和第七次到達紅海東岸時便派人前往圣地麥加進行了朝覲，這也對伊斯蘭教的海外傳播作出貢獻。這一時期歐洲的葡萄牙等國的崛起取代了阿拉伯國家海上霸主的地位，阿拉伯與中國的海上通道被阻斷，佛教進入新疆與伊斯蘭教抗衡，明朝初期采取閉關鎖貢的政策導致路上絲綢之路受阻，此外，明朝程朱理學盛行，外來的宗教制度生長環境確實不利，這時期的中國伊斯蘭教已經基本成形并具備一定規模，為了適應封建社會的需要，中國本土化的少數民族伊斯蘭群體開始成形，正因如此，明末清初，各種漢文譯著、經堂教育等中國化的活動開始流行。在新疆、青海、甘肅等西北部地區開始形成了今天的回族、東鄉族、保安族、撒拉族等，并漸漸產生了一些獨立的派別和門宦。

作者簡介：張婷（1991-），女，山東東營人，漢族，貴州民族大學2014級法律碩士，研究方向：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