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蛙》中的罪責與自我救贖

黃艷婷

摘 要：《蛙》中作者以蝌蚪的口吻，通過給日本作家杉谷義人的五封書信，娓娓敘述高密東北鄉六十年來所發生的關于計劃生育的種種現象。作者通過農村女醫生姑姑所經歷的生活歷程進行延伸描寫，把筆調觸及到了關于計劃生育的方方面面，同時大膽地揭露出在計劃生育背景下人物由于國家政策和一己私利而產生的罪責，以及人物為實現自我救贖而采取的不同方式，這種因私欲而產生的罪責以及求心安而進行自我救贖，引人深思。

關鍵詞：莫言；《蛙》；計劃生育；罪責；自我救贖

一、《蛙》中的罪責

（一）因踐行國家政策而產生的罪責

小說中的姑姑無疑是最典型的代表，背叛了她并且投誠國軍的未婚夫曾這樣形容她，“紅木頭”，姑姑對黨和國家有著高度的忠誠，將計劃生育政策當成一種“信仰”來執行，她是高度符號化了的時代英雄，是以忘我甚至無我的“螺絲釘”精神去服務革命和進行事業的，她沒有選擇，也沒有退路，只有執行。姑姑以其堅定的信念、毫不質疑的手段，使二千八百多名未出生嬰兒的生命葬送在她的手里。耿秀蓮的死，王仁美的死，王膽的死，還有上千個無辜生命的死，都是令姑姑晚年飽受折磨的罪責。但如果說計劃生育所帶來的生命之痛、人性之痛都帶有某種原罪的性質的話，這種原罪也是現代性之罪、歷史之罪，而這種原罪不應由姑姑來承擔。姑姑只是一個黨的意志執行者，那些無辜的生命并非是她存心加害的，充其量她也只能算是“幫兇”。

（二）因私欲產生的罪責

1.以“蝌蚪”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的罪責。如果說妻子王仁美的死姑姑是最直接的兇手的話，那么蝌蚪就是整個事件的推動者與默許者。妻子王仁美已懷孕7個多月，但他還是讓妻子去流產，說是為了堅決捍衛國家政策，為了集體的榮譽，為了不辜負國家的信任。實則，這些都只是借口，都只是為了一己私欲，為了使現有的名利不受破壞，為了一家人能夠無憂無慮地過日子，蝌蚪只好要求妻子去流產。

蝌蚪所代表的是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他們卑微、尷尬、糾結、矛盾，同時也自私軟弱，他們會為了自己的名利編造出冠冕堂皇的借口，給自己披上忠誠的外衣，然后不惜一切地達到自己的目的。名與利是他們所最看重的，但是他們的心中也有著所謂的道德良知。

2.以“袁腮”為代表的道德無良者的罪責。袁腮可以說是一個陰險狡詐、唯利是圖的小人。在國家嚴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他曾多次幫助婦女取環來換取好處費，同時也間接導致了王仁美等婦女的死亡。當進入社會新時期后，又開了一個牛蛙公司實則暗地里組織代孕服務。他明知陳眉是自己好兄弟陳鼻的女兒卻依舊把她介紹給小獅子為她進行代孕服務，絲毫不念及朋友的舊情。明知陳眉是為了替父親償還醫療費用才從事代孕工作，卻在她生出健康的男嬰后騙她說是死胎，薪酬也從5萬減至1萬，給陳眉原本就灰暗的人生帶來了致命的打擊。為了錢財可以戕害無辜的生命，簡直是罪不可赦、喪盡天良。他罪責的深重是不言而喻的。

二、罪責產生后的自我救贖

（一）懺悔的救贖者

小說從始至終都能感受到蝌蚪深深的自責。贖罪，是蝌蚪寫信給杉谷義人先生的動因，他始終都在為妻子王仁美的死而進行自我譴責?！凹热粚懽髂苴H罪，我就不斷地寫下去，既然真誠的寫作可以贖罪，那我在寫作時一定保持真誠?！边@是蝌蚪在寫給杉谷義人的信中提到的。寫作，是蝌蚪的贖罪的方式，也是他懺悔的方式。

在姑姑多番勸說他與小獅子結婚的時候，他心里也是一直不情愿的，總覺得對不起因為他而離世的妻子王仁美，他鄙視那個軟弱自私的自己，因而在與小獅子結婚之前，他去到王仁美的墓前進行懺悔，希望獲得她的允許。

蝌蚪是懺悔的救贖者，通過二十多年的懺悔來實現自我的救贖。

（二）依托于唯心主義的救贖者

姑姑贖罪的方式有兩種，一是嫁給了民間藝人郝大手；二是給代孕的陳眉接生。之所以嫁給民間藝人郝大手，是因為郝大手是民間工藝師，他擅長捏泥娃娃，并且他捏出來的每一個泥娃娃都活靈活現的，沒有一個相同。姑姑認為這些成千上萬的泥娃娃就好像是被她迫害的那些未出生的孩子一樣，她想將她引流了的嬰兒通過郝大手的手一一再現出來，仿佛這樣就能彌補她心中的歉疚，她的罪孽也能夠得到減輕。然而，這只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唯心主義的贖罪方式，人是不能死而復生的，因而那份罪責是姑姑所無法救贖的。而她贖罪的另一個方式，是幫代孕的陳眉接生。自己的侄媳婦被自己親手害死，這是她心中難以言喻的痛，她想通過接生陳眉的孩子并且聲稱孩子是小獅子高齡所生，圓了蝌蚪想要兒子的心愿，以此來補救當年她對王仁美犯下的過錯。然而她卻忽略了，陳眉腹中的孩子使她重燃了對生活的希望，使她有了活下去的勇氣，但姑姑他們用“貍貓換太子”的方式欺騙陳眉說孩子是一個死嬰，最終導致了陳眉的癲狂。姑姑的這種贖罪方式其實并沒有減輕她的罪惡，相反的，她在為自己贖罪的同時，又在無意識之中加深了自己的罪惡，導致了原本的罪惡非但沒有得到救贖，反而變得更加的沉重。

晚年的姑姑依托于唯心主義，希望實現自我救贖，減輕自己內心的罪惡。然而這種救贖原本就是錯誤的，徒勞的。死者已矣，往事已成定局，又豈能改變。姑姑把計劃生育當做是一種“精神信仰”去執行，她的忠誠卻造成了她悲涼的晚景，她只是一個制度的執行工具，同時也是制度的受害者，犧牲者。

三、結語

《蛙》中人物所具有的自我救贖精神是難能可貴的，他們都認識到自己的罪責所在，并為自己曾犯下的罪責懺悔，想通過某種方式來實現自我救贖，減輕自己的罪責。然而，已然犯下的罪責是無法通過贖罪的方式進行彌補的，這更加加深了這篇小說的悲劇色彩。作者通過《蛙》中人物的罪責與自我救贖，讓讀者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與國家政策進行深刻的反思。正如莫言所說，任何寫作背后的根本目的，都不是想對某項政策進行無休止地批判，而是希望通過作品了解到人性的剖析與自我救贖。透過人物形象，了解人性罪責，辨析自我救贖，進行社會反思，或許這才是我們該從《蛙》中得到的真正價值。

參考文獻：

[1]莫言.蛙[M].作家出版社，2012.

[2]張潔.淺析莫言《蛙》中的罪與救贖[J].作家雜志，2013，7.

[3]吳義勤.原罪與救贖——讀莫言長篇小說《蛙》[J].南方文壇，2010，3.

[4]王夢玲，陳緒石.試析莫言《蛙》中姑姑的“罪惡”觀念與贖罪意識[J].中國論文網，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