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謠的“返城高峰”

鄭帥

當民謠與城市緊緊相連，在音樂商業化浪潮的沖擊下，堅守地域文化的陣地、堅持為生活發聲，或許才是民謠書寫城市的不竭生命力。

3月，新民謠代表人物鐘立風推出了新改編的民謠單曲《武漢這些天一直在下雨》，就像前段時間走紅的趙雷的《成都》，觸及了一座城市的情感內核。

一波民謠的“返城高峰”，正在形成。

從東北的丟火車樂隊、內蒙古的九寶，到新疆的樓蘭盒子、青海的野狼、四川的聲音玩具、西安的馬飛，再到海南島的偉大科學家、寶島臺灣的四分衛，似乎每一座有故事的城市，都已被民謠歌手“圈地”。

用民謠書寫的城市樂章，散發著“一方水土一方人”的靈氣，牢牢地抓住了聽眾情感的“歸屬地”。這讓民謠不像一座城市的標簽，倒更像是拴在標簽上的那根線。由它串聯起來城市的過往，連接著現實通往未來的路。

“高產”城市的特質

自媒體人王登科將30個具有代表性的中國民謠歌手、樂隊的1500首歌曲中出現的城市進行了梳理，北京和上海是最受青睞的兩座城市。

北京是現代文明與歷史交融的復合體。這里既有趙雷在《北京的冬天》中“北京的冬天太冷/我沒有足夠的衣裳過冬/北京的冬天太冷/我找不到足夠的食物/北京的冬天太冷/我如何溫暖你我的愛人”的苦澀感受，也有鐘立風《南鑼鼓巷》里“一個風里奔跑著的孩子/在歌聲里搖擺/黃昏的大街上/灑滿了夕陽”的歷史沉淀感。

上海則因其金融都市的海派文化，孕育了《再見文匯路》《上海三月》這樣的浪漫氣息濃郁的情懷作品。同樣是兼具節奏快、壓力大的現代生活與極其光鮮的城市歷史，海派民謠里有阿肆《我在人民廣場吃炸雞》中上海女孩繁忙生活里的感性心思，也有戴荃“這上海/無人來/往事已故此景誰還在”這樣的老上海腔調。

從城市發展進程的角度來看，北京與上海能夠得到民謠歌手的垂青，一方面是因為發達的音樂市場聚攏了更多的音樂人才，老城豐富的人文環境作為音樂創作的溫床，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感情抒發的對象；另一方面，兩座城市都有著不可否認的生存高壓感?！拔恼略髅_”，坎坷的追夢之路讓懷才不遇的音樂人平添了許多憂愁與慨嘆，也放大了平凡生活中的幸福與感動。這些客觀條件帶來了民謠創作最可貴的獨立精神。

趙雷讓成都走紅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將北京模式下的民謠創作風格，移花接木地挪用在了成都身上。趙雷身為一個北京“土著”，他的創作基因里寫滿了對北京復雜的愛與恨。成都的出現，不過是換用了一個本體，全國各地多版本改編《成都》的風潮印證了這一點。

地域文化成就“二線”城市

優秀的民謠歌手感知著一座城市多元的地域文化，由此描繪出民謠本身特有的地域性色彩。在北京、上海之外的許多城市和地區，還保留著極其深厚的地方曲藝文化。

來自西北地區的野孩子樂隊，作品中融合了陜北信天游、寧夏青海的花兒、陜西的秦腔三種音樂形式，《黃河謠》是他們極具民間特色的代表作品，“唱響一支黃河謠/家里面下雪的時候/走出了家/走出了蘭州/兩腳還在雪里頭”有著蒼涼雄渾的情懷；成立于蘭州的低苦艾樂隊，作品緊緊圍繞黃河邊上的蘭州城展開，代表作《蘭州，蘭州》描摹了“從此寂寞了的白塔后山今夜悄悄落雨/未東去的黃河水打上了剎那的漣漪”的文藝派西部城市的情結。

相當多的民謠作品誕生于蘭州，所以有人贊嘆：西北是中國民謠的根，蘭州是西北民謠的魂。

發跡于黑龍江哈爾濱的二手玫瑰樂隊，將東北地方戲二人轉與民樂和實驗性搖滾風格融合，代表作《仙兒》在二人轉“九腔十八調，七十二嗨嗨”的唱腔中，隱隱映射出東北薩滿教的神秘氣息；出生于貴州省畢節地區織金縣的堯十三，作品里回蕩著西南地區風格鮮明的貴州方言，作品《寡婦王二嬢》使用了平白的生活用語，“二嬢二嬢，我給你講我家飯雜實香，我阿媽削個洋芋撿點芫荽燴個油酸湯”，仿佛重現了織金縣的男子求偶的畫面。

用民謠書寫一座城市的記憶，更多來自創作者的個人經歷。這在音樂細分市場日漸繁榮的今天，足以喚起一個群體的感知。一個歌手一把木吉他的入圈門檻，使民謠吸納了各行各業、形形色色、身份各異的樂者與聽眾。

無論是在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還是在蘭州、銀川這樣的并不發達的城市，民謠正在向城市的心臟不斷靠近，它描摹了最真實的眾生世相。民謠歌手李志的《熱河》，仿佛在用紀錄片的手法回顧著南京：“熱河路就像/八十年代的金壇縣/梧桐垃圾灰塵/和各式各樣的雜貨店/人們總是早早的離開/拉上卷簾門/在天黑前穿上毛衣/點一根煙”。當搖滾與朋克釋放著年輕人的沖動、憤怒和激情時，民謠正是用這樣輕柔直白的字句，解讀描述著我們正在經歷的生活。

民謠里的“詩和遠方”

在城市民謠勢頭正盛之時，民謠界似乎也在逆勢而動，涌動著一股“去都市化”的暗潮。南北方、理想、姑娘，構成了當下熱門民謠的三大主題。而承載著這類意象的城市卻不是北京這樣的一線都市，也不是西北或東北地域文化特色鮮明的二線城市?！叭ザ际谢钡闹鲬饒黾性邴惤?、大理、臺灣的九份、淡水這樣的“小眾”情懷爆棚的袖珍型地區，以及山川河流、不知名的鄉鎮、村落。

麗江和大理雖然在行政區劃上是市級城市，但它們作為民謠里的抒情對象，卻集中體現了人們對“遠方”的向往。

郝云的一首《去大理》，用“是不是對生活不太滿意/很久沒有笑過/又不知為何/既然不快樂/又不喜歡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向城市生活發問。陳綺貞的《九份的咖啡店》，則以“這里的景色像你變幻莫測/這樣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馬路邊/這里的空氣很新鮮/這里的感覺很特別”換來了樂迷對九份的傾心。而以《瀘沽湖》《西湖》《淡水河邊》《卡拉巴比的?！窞榇淼幕ú菝裰{，又以簡約美學打開了民謠在大城市之外的純凈回歸。

“生活在別處”仿佛就是民謠與城市一衣帶水的情愫土壤。在異鄉客與城市文明沖擊的音樂表達中，民謠對現實的唱述開始扎根在遠方理想的泥土里。從蘭州、成都、銀川、石家莊、鄭州到沒什么名氣的白銀、安陽、尼勒克小鎮，從麗江、大理到鄉間小徑、森林大海，民謠的情感中心開始向祖國的四面八方擴散，冥冥中暗合了“逃離北上廣”這一現實選擇。

在每一首指向城市的民謠中，都無一例外地描摹著一個或明或暗的“好地方”。它們消解著城市人群內心深處的焦慮，在“詩與遠方”的感召下，為疲憊的都市生活增添一抹希望的色彩。其中的深意更像田園派詩人陶淵明用一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描繪的田園生活。在歷經了世事的紛擾之后，才有了“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恬靜心態。民謠之于山水田園，終究繞不開城市文明的積淀內核。

當民謠與城市緊緊相連，在音樂商業化浪潮的沖擊下，堅守地域文化的陣地、堅持為生活發聲，或許才是民謠書寫城市的不竭生命力。民謠歌手馬融就曾在成名曲《赤腳的孤兒》里這樣表露自己的初心：“我是一個赤腳的孤兒/曾在無數個黑夜里你對我說/如果有一天我改變了/就會像你說的那樣/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