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爾：巨人謝幕

徐菁菁

當地時間2017年6月16日上午，87歲的赫爾穆特·科爾病逝于故鄉萊茵河畔路德維希港。他在1982～1998年擔任聯邦德國總理，在任內促成兩德統一和歐盟的成形，被美國前總統老布什盛贊為“20世紀后半葉最偉大的歐洲領導人”。

晚生一代

1985年5月，時任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赴德國參加世界經濟峰會，遇到了一個難題。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邀請他在5月8日歐洲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日這天一同拜訪彼特堡（Bitburg）的“二戰”陣亡士兵公墓，以此彰顯戰后的彼此諒解。問題在于：除了普通德國士兵，公墓里還同時埋葬著雙手沾滿猶太人鮮血的納粹黨衛軍成員。時任美國國務卿舒爾茨回憶，美國官員極力想使科爾放棄這個想法，但沒有成功。相反，里根總統被科爾的堅決說服了。折中的辦法是：5月4日這天，儀式進行了4分鐘便草草結束。

1985年11月，時任德國總理科爾在伯爾根參加聯邦國防軍建軍30周年慶?；顒?/p>

科爾的這次冒險堅持源自于他重新定義德國的雄心。這種定義并不是為納粹翻盤，而在于卸下戰后德國的負罪包袱，為國家的未來找到新的出路。1984年1月25日，他在耶路撒冷對以色列國會發表講話時提道：“首先要說明一點，我是希特勒之后的這代人中的第一位聯邦總理?！彼麖娬{，這是“晚生的福分”——出生在納粹時期，卻“沒有陷入罪孽”。這為科爾在德國歷史中擔當承上啟下的角色奠定了基礎。

2017年6月17日，人們在路德維希港的科爾家門外獻花，對他的去世表示哀悼

1930年，科爾出生在路德維希港一個稅務秘書之家。父親約翰·卡斯帕爾·科爾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那個時代國家公職人員的典型代表。盡管這個中產之家的經濟較為寬裕，但他給家人做出了為人的表率：量入為出，忘我地工作，忠于職守。孩子們只有在圣誕節和生日時才會有禮物。它們大都是些“實用的東西”，如襪子、襯衫和毛衣。父親在1935年曾給科爾買來一輛自行車，但那是輛舊車，“僅花費了8馬克”。這讓科爾很早就學會“節制、理智地估計現實情形，接受限制，生活上不追求享受”?？茽柡苄【蜁谏蠈W前一大早在萊因河里撈河蝦，然后將其出售。他還把自己辛辛苦苦養的蠶繭按每公斤20馬克的價格交售給“國家”。比這些教育更幸運的是，雖然路德維希港的納粹勢力很盛，但科爾的父母虔誠地信仰天主教，父親在政府工作，看透了政府政策的表里不一，這些都將納粹世界觀阻擋在了這個小家庭之外。

科爾9歲這年，1939年8月31日晚上，也就是希特勒命令進攻波蘭的當天，父親被迫奔赴波蘭戰場，瞬間擊碎了科爾平靜的童年生活。14歲，戰爭結束的前一年，科爾迎回了因為心臟病發作而退出了國防軍的父親，但失去了18歲的哥哥傘兵瓦爾特·科爾。1945年，因為男農工的極度缺乏，15歲的中學生科爾不得不在饑荒中到農場謀生，擠牛奶、耙地、喂豬，為每月26個馬克的工資從早到晚一刻不停地干活。

戰爭中成長起來的男孩目睹家國如同時局中的一葉扁舟，對政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45年11月，科爾從農場重返校園。一天，在數學課上，老師奧托·施塔姆福特講解著幾何定理，發現科爾埋頭在桌子上畫畫：一張數學稿紙上畫著幾個拿槍的人像，依次標著：希特勒、斯大林、杜魯門和丘吉爾。旁邊寫有一行字：到底是誰把德國人從德國的土地上趕了出來？施塔姆福特并沒有懲罰這個開小差的學生，卻把他引到了自己家里，在那兒，施塔姆福特夫婦每周都要舉行一次小型的政治哲學研討會。也就是在這樣一個小團體的引導下，1946年，16歲的科爾作為第00246號成員加入了基督教民主聯盟。17歲那年，他已經向同儕們宣布，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萊茵蘭—法爾茨州州長。

這個年輕人并不只是說說而已，從此，他人生的每一步都在為權力的登頂做準備?？茽柕胶５卤ご髮W學習歷史和社會科學，有的放矢地選修那些對從政有益的課目，并開始關心裁軍、緩和政策和德國史。1958年，他提交的博士論文題目是《1945年后法爾茨的政治發展和政黨重建》。為完成論文，科爾翻閱了大量年鑒，并深入諾伊施塔特社民黨區總部、基民盟區辦事處、區政府查閱卷宗、記錄和口頭報告，這使他對當地政治生態有了細致而深入的了解。他的博士生導師瓦爾特·彼得·富克斯后來回憶說：“根據科爾的經歷，我知道他讀完博士學位后會進入政界，對此，他也毫不隱瞞?！?/p>

事實上，1955年，科爾已經被任命為基民盟萊茵蘭—法爾茨州執委會委員。博士畢業后不久，他就成了州議會議員。議員的薪水微薄，不足以養家，為此，他先是在路德維希港一家鑄鐵廠任廠長助理，后來又到“萊法州化工聯合會”任經濟、稅務政策專員，負責環保工作?？茽柕某钥嗄蛣谟心抗捕茫簽榱送瑫r完成聯合會的工作和黨務、議會工作，他每天工作12到14個小時。

明確的目標和勤勉的工作讓科爾的每一步都走得又快又穩。1949年，73歲的阿登納當選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理時，19歲的科爾曾在海德堡宮作為選民發言人發言。阿登納給科爾留下的唯一印象是：“很老”，“太老了”。那以后，年輕的科爾在政治階梯上青云直上，他在他任過的每一個職務上幾乎都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代名詞。1964年，《法蘭克福匯報》敏銳地寫道，“整個年輕的一代”都站在科爾一邊，“將他視為是一種政治舞臺上的年輕英雄，在這個舞臺上，老一代人簡直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況下統治了15年之久”。

秘訣

1982年10月，作為史上最年輕的聯邦總理，52歲的科爾走馬上任時，很少有人能夠想到，他將是總理辦公室未來16年的主人。反對者嘲笑他濃重的法爾茨地方口音，認為他很快就會被證明不堪大用。

科爾上臺時，聯邦德國正在面臨第三次經濟危機。1982年7月，工業衰退到1978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為零，預計有1.5萬家甚至更多的企業不得不宣布破產。1982年底，聯邦政府的債務將突破3000億馬克的赤字。

科爾有一個習慣：他不喜歡清晨開始工作時發現桌上放有前一天本來能夠了結的工作。他從來都會及時處理文件，盡可能使他的寫字臺保持空曠。反對者沒有料到的是，新總理把他效率驚人的作風帶到了波恩。他首先宣布今后126個月內所有部長和國務秘書的薪金將削減5%，以此作為民眾表率，而后決定把公共服務部門的工作人員和服務員的工資增長率控制在2%以內。在上任11個星期之內，他不僅完成了令前任政府屢屢為難的預算制定，還提出了一系列法律措施，并發出了振興經濟的信號，為逐漸提高經常性項目收支盈余創造了條件，并通過向阿爾貝德—薩爾鋼鐵公司提供財政支持保住了1萬個工作崗位。在削減社會福利事業的支出經費時，科爾遭遇了工會的大規模示威抵抗，但他熬了過去，因為情勢的發展很快證明他是對的。1983年3月《華盛頓郵報》前記者吉姆·霍格蘭就在采訪科爾后的文章中得出了一個結論：“交談的過程中得到的印象是，科爾隨和、不拘禮儀的舉止掩蓋著鋼鐵般的意志和對在政治上怎樣生存下去的直覺，十幾年來，他在聯邦德國政界中的競爭對手災難性地低估了科爾的這種能力?！?/p>

科爾政府的效率得益于他的意志和直覺，而這種意志和直覺又來自于他深厚的政治根基。在成為聯邦總理之后，科爾回到故鄉同6000名同鄉歡聚，在艾伯特公園舉行了規模盛大的“家庭慶典”。他說：“在我走過的漫長道路中，極為重要的一點是感到朋友們的親近?！钡@并不只是一種“鄉情”?？茽栐浬钣懈杏|地說：“周末回到路德維希港同那里的人們交談，我經常會發現他們不一定對波恩上層討論的問題感興趣，他們關心的是一些與他們的生活密切相關的事情，例如瓦爾德霍夫體育協會隊踢得如何，或者凱澤斯勞滕俱樂部一隊用了哪位教練?！笔聦嵣?，自決定從政開始，科爾就從未停止過對德國基層的觀察。

對基層的了解決定了科爾的務實風格，也使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如何與人打交道，這與他的前任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形成了鮮明對比。施密特講究表演藝術，頗具演講天賦，不但能夠吸引聽眾，并且可以把隨口而出的言辭當作名言兜售給他的人民，然而他卻很難使他身邊人喜愛信任他。有一次，施密特在一次緊張的競選旅行之后，在火車上同記者們進行一次談話。沒過多久，記者們馬上意識到，他們所提出的問題在施密特看來是多么愚蠢，他們中一半以上對施密特產生了敵對情緒。

1984年9月22日，科爾（右）與法國總統密特朗手牽手站在凡爾登“一戰”戰場遺址上悼念死難者，以示兩國的和解

科爾與妻子漢內洛爾、7歲的長子瓦爾特、5歲的次子皮特在一起

科爾則完全不同。他不會咬文嚼字，也不習慣如其他政治家一樣斟酌醞釀，他總是開門見山，直奔主題。那種想說什么就說什么的表達方式，使他常常被打上“土包子”或“表達方式過于簡單生硬”的標記。但他身邊的人卻覺得他溫和有禮、魅力非凡。知情人士說，施密特始終用特有的、冷冰冰的態度對待內閣成員，而在科爾主持的會議上，內閣成員的“情緒很好”，氣氛“熱烈”。他還具有一種極為驚人的能力：“凡是怒氣沖沖來找科爾的人，十有八九都可以作為伙伴而離去?！笔聦嵣?，從50年代初期開始，科爾就有意識地把志同道合的人聚集起來，這些人被稱作“科爾分子”，為總理未來的執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在基民盟內沒有能夠與之匹敵的競爭者。1981年3月，基民盟的黨代會上，715位代表里有689名代表認可他為聯邦執委會主席。

1989年，當真正的歷史機遇出現在科爾面前時，執政7年的總理已經在國內政治上取得了全面的成功。在他治下，聯邦德國的經常性項目收支從124億馬克，增加到1988年的825億馬克;出口額從4277億馬克增長到5678億馬克，從1986年以來，聯邦德國在世界出口名單上一直名列榜首;國家每人每年的福利開支也從8524馬克增加到1.074萬馬克。

“對的人”

1947年，17歲的科爾搞到了一本假護照，從法占區路德維希港進入美占區曼海姆，去聽社會民主黨原主席庫特·舒馬赫的演講?？茽柡髞砘貞?，盡管兩人的政治見解千差萬別，但他被舒馬赫折服了。舒馬赫主張德國“應當走原德意志帝國的路子，建立在州也就是聯邦的基礎上”。在那個時候，提出德國國家統一的要求實在是不識時務。德國前總理勃蘭特1982年還在《左派與自由》一書中批評舒馬赫“對國家重新統一抱有幻想”。

現任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科爾逝世后評價說，科爾是一個“對的人”，出現在了“對的時間”和“對的地點”。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德國統一有賴于整個國際“冷戰”大環境的變化，但沒有科爾的審時度勢，左右回旋，一切不會那么迅速順利地發生。

1989年柏林墻的倒塌和東德的民主化令世界始料不及。赫爾穆特·科爾第一時間決心把實現兩德統一作為聯邦德國的頭等大事來抓。1989年11月28日，科爾向聯邦議院提出了如何逐步實現統一問題的十點計劃。但在那個波譎云詭的時刻，并沒有多少人支持他。華盛頓一方面感到這是西方勢力進取東歐的絕好時機;另一方面，又擔心處置不當會因此危及自身利益。國務卿貝克說，兩個德國“從自由履行的權力一下子跨到統一問題，為時尚早”。

在歐洲，法國擔憂德國主宰歐洲事務，也不希望看到德國統一。1989年12月6日，法國總統密特朗飛赴基輔與戈爾巴喬夫會晤，雙方同樣得出結論：德國統一還為時尚早。而在科爾十點計劃提出的當天，東德政府發言人就表示，該計劃不符合現實，德國統一問題尚未提到議事日程。

但科爾并不接受這些論斷，他敏銳地看到了各方反對之詞背后的游移和可能性。在執政的7年里，科爾一直在調校聯邦德國與各方的關系。1982年，美蘇導彈之爭愈演愈烈。出于國家安全的需要，科爾積極支持美國在聯邦德國部署中程導彈。與此同時，他還與里根總統就要求蘇聯從阿富汗撤軍，以及天然氣管道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達成了一致。這些舉措使兩國關系迅速擺脫了施密特時代的陰影。德美關系的改善，一方面加強了聯邦德國的國家安全防務能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增進美國對聯邦德國的信任度，這為日后獲取美國對德國統一的支持和認可打下了基礎。

科爾明確地知曉，保障歐洲的和平是德國統一的基本前提和必經道路，于是他將德國統一置于整個歐洲統一的大框架下?？茽柈斏峡偫砗?，他的辦公室里掛著兩幅肖像畫。一幅是19世紀政論家和學者約瑟夫·馮·格羅斯的畫像，另一幅是法國前總統密特朗的素描。1984年，密特朗與聯邦德國總理科爾雙雙站在凡爾登“一戰”戰場遺址上，手拉手悼念兩次世界大戰的死難者，曾深深震撼了歐洲人的心，被視為戰后歐洲法德軸心形成的標志性畫面。同一年，歐共體關于預算攤款問題達成了一項重要的妥協方案，從而掃清了歐洲一體化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次年，歐共體又通過了《歐洲一體化文件》，決定在1992年建成共同體內部“統一的大市場”。這些都是在德法協調與合作的基礎上實現的。

與此同時，科爾從未放棄他的“新東方政策”。1985年戈爾巴喬夫的上臺，使德蘇關系迎來了轉機。戈爾巴喬夫當時正在為振興蘇聯經濟而努力，急需與聯邦德國這樣一個技術發達、資金充裕的國家建立密切的聯系。雙方一拍即合。1988和1989年，雙方不僅在環保、文化、食品、貸款等方面達成了一系列的協議，而且還使德蘇兩國間的交往從政治、經濟領域發展到軍事領域。

與美國、歐洲、蘇聯的關系構成了德國統一的大氣候，在東西德之間，科爾也極力創造出了充滿主動性的小氣候。80年代初，民主德國解決自身外債問題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1982年秋，巴伐利亞州州長施特勞斯通過朋友獲悉了民主德國的貸款愿望，就此事致函聯邦總理科爾?？茽柫⒖桃庾R到，可能通過金融援助來打開探親訪問的這扇大門，并防止民主德國向蘇東陣營進一步靠攏。經過幾輪秘密談判，兩國簽訂了一筆由聯邦政府擔保的10億馬克貸款協議?？茽柌痪心嘤谏缑顸h執政時期兩德之間“以付出換回報”相處模式，開始“以信任換信任”——他并沒有在協議中附帶書面的政治要求。雙方默契低調行事，1983年來自民主德國的緊急家庭團聚人數就比1982年增長了40%。1984年，科爾又利用參加蘇聯領導人葬禮的機會，與民主德國領導人埃里?！ぐ杭{克（Erich Honecker）進行了會晤，達成了“我們的國家是分裂的，但德意志民族繼續存在”，有責任“竭盡全力不再在德意志領土上發生戰爭”的重要共識。在處理東西德問題上，科爾付諸了足夠的耐心。1984年9月，在蘇聯的反對下，昂納克取消了科爾期盼已久的聯邦德國訪問。3天之后，在挪威進行訪問的科爾在當地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雖然昂納克的西德之行取消了，但是西德將不遺余力地在人道主義方面繼續改善、發展同民主德國的關系。

當時間走到1989年，如果有一個人能夠說服各方放下他們對統一德國的猶豫，那么這個人非科爾莫屬。初次見到科爾的人都會驚訝于他營造老朋友般坦率氣氛的非凡能力?？茽栕钌瞄L的是親密性私人外交。

“為了說服密特朗，我頻繁地和他約會，”科爾后來回憶說，“我們兩個，一個愛吃鵝肝喝紅酒，一個喜歡豬肚和啤酒?！彼麄冊诜▏柖嗟纳碁┞胶蠡氐矫芴乩实膭e墅里，在溫暖的壁爐前進行了一次長談。在朋友般坦率的氛圍里，密特朗向科爾提出了同意德國統一的先決條件——“以馬克換東德”：德國同意放棄馬克、實行歐洲單一貨幣，從而把德國經濟完全融入歐洲經濟?？茽柾饬嗣芴乩实臈l件，法國接受德國統一。

1989年12月，科爾飛抵東德的德累斯頓。他帶去了10億馬克的投資計劃和信貸建議，并宣布聯邦政府還打算在今后10年內，為西德經濟界向民德提供1000億馬克投資計劃提供擔保。1990年1月，民主德國莫德羅政府提出《德國，統一的祖國》方案，科爾敏銳地指出他絕不能接受方案中的一點——“德國中立”。這個提法和歐洲一體化的思路相悖。當時距離民主德國大選還有兩個月時間?？茽枏墓灿?3個競選黨派和組織的資料中挑選出了主張盡快實現統一，并全面引進聯邦德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德國聯盟”。從2月初到3月中，他6次親赴民德的埃爾富特、馬德堡、羅斯托克、德累斯頓、科特布斯和萊比錫發表講話，支持德國聯盟。在卡爾·馬克思城組織的一次競選集會上，他明確表示，如果3月18日德國聯盟獲勝，那么聯邦德國將向民主德國提供數十億馬克的援助。在科特布斯的競選集會上，科爾又允諾，如果德國聯盟執政，那么在聯邦德國實現貨幣統一時，民主德國公民的存款可以1∶1兌換馬克。如果德國聯盟不能掌權，那么聯邦德國將不向民主德國提供援助。1990年3月19日凌晨，大選結果初步揭曉，德國聯盟以48.15%的選票獲勝，在400個議席中獲得192席。

最后的障礙在莫斯科。5月在加拿大，戈爾巴喬夫面帶慍怒地明確表示，西方堅持統一后的德國必須是北約成員國，而不提出別的解決辦法，就像一張老唱片反復唱同一個調子。對僵局科爾有兩條判斷：德國不可能中立或脫離北約;蘇聯從經濟、政治上的需要考慮，不可能同西方國家搞持久戰，戈爾巴喬夫一定有他想要的東西。于是，科爾加緊與民主德國新政府的合作，使蘇聯在外交上沒有多少回旋余地;同時，他敦促北約“重新確定未來的作用、戰略和軍事結構”，減少蘇聯對北約的擔心。最后他解決了戈爾巴喬夫的燃眉之急，宣布決定由德意志銀行和德累斯頓銀行牽頭向蘇聯提供50億馬克（合29.8億美元）的優惠貸款;致函歐共體12國和美、加、日等國首腦，希望西方國家對蘇聯提供經濟援助。1990年7月，科爾飛抵蘇聯療養勝地阿爾黑茲，在那里和戈爾巴喬夫達成了八點協議，后者終于同意，統一后的德國可以自由決定歸屬哪個聯盟。

巨人的倒下

1998年，科爾開始向他的第五個總理任期發起沖擊，這將讓他打破俾斯麥19年的執政紀錄。那個時候，曾經與科爾一塊兒改變世界的巨人們都已經離場。密特朗在完成他的第二屆總統任期后死于前列腺癌，戈爾巴喬夫帶著他的“新思維”走下了政治舞臺?？茽柺俏ㄒ灰粋€還屹立在西方政治舞臺的巨人。

科爾所創造的統一歐洲從輝煌夢想變成了一個切實的問題。大選之前的幾年，在達到加入經貨聯盟所必要的經濟趨同標準的重壓之下，德國面臨巨大財政困難，政府為此采取了削減社會福利和增稅等措施。執政聯盟曾試圖推行減輕企業負擔、創造就業機會的稅收改革，并計劃于1999年推行養老改革，以解決德國長期遺留的結構性問題，但改革的提案在由社會民主黨占多數的聯邦參議院遭到了抵制，這一失敗嚴重影響了科爾政府的聲譽?？茽柹蠈眠x舉時所做出的到2000年以前將失業人口減半的許諾已經無法兌現。1994年大選之時，科爾也曾面臨過類似的頹勢，東部選民的支持起到了決定性因素，但這一次，東部的失業率達到了19.7%，人們拋棄了他。

1998年的敗選成為科爾整個人生的轉折點。很快，基民盟收受不法獻金案丑聞曝光，調查顯示：1986年，科爾從不知名的賬戶中匯出來路不明的275萬馬克分派地方政黨;1989至1996年，基民盟從列支敦士登陸續匯入將近1300萬馬克給黑森邦黨部，有強烈逃稅、洗錢嫌疑;1991年，坦克軍火商交給基民盟會計100萬馬克，這筆錢立即存入法蘭克福銀行的秘密賬戶;1998年，漢堡一對夫妻捐贈將近600萬馬克給基民盟，不久這對夫婦所屬的公司在國際競標中得標。于是他的同儕也拋棄了他。在基民盟內部，率先向科爾公開發難的就是科爾一手提拔，并稱之為“我的小女孩”的默克爾。1999年，默克爾迅速在《法蘭克福匯報》發表署名文章，公開批評科爾的行為損害了基民盟的利益，呼吁科爾辭職，只擔任黨的名譽領袖。

在生命的最后十幾年，科爾漸漸變回了一位脆弱衰頹的普通老人。多年來，科爾的好胃口一直是德國人茶余飯后的談資。他愛吃甜食，好喝白葡萄酒，每頓要吃大量肉食和土豆。從前他身高1.95米、體重136公斤的龐大體形被人們形容為“不怒自威”，而現在人們更愿意用臃腫和遲鈍來形容他。2008年一次嚴重的摔傷之后，科爾的余生就只能在輪椅上度過了;顱內瘀血造成的腦功能受損破壞了他的語言功能，在許多公眾場合，人們看到他疲憊而茫然地坐在醒目位置上，艱難地用普法爾茨口音念出幾個不連貫的單詞。

他的家庭生活也支離破碎。2001年，結發妻子因不堪忍受嚴重光過敏癥自殺，曾經的女下屬邁科·里希特成為科爾的晚年伴侶。2014年，長子瓦爾特·科爾發表了一篇公開信。他指責父親在他童年時經常對他拳腳相向，使他從小生活在恐懼之中，并認為如果科爾沒有卷入政治獻金丑聞，母親當年就不會自殺。他還表示，繼母邁科·里希特不僅不與科爾的兩個兒子有任何往來，限制了科爾的人身自由，甚至不允許他查閱撰寫回憶錄所需的檔案文件。在那以后，84歲的科爾稱，他不想再知道這兩個兒子的任何情況。

科爾越來越像是一個倔強易怒的老人。他總是在批評自己的接班人默克爾。2011年，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利比亞設立禁飛區決議時，德國投了棄權票?？茽柵u說：“在現政府手中，德國不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領域，已經不是有分量的大國?！彼部床簧夏藸柦洕肪€為導向的歐洲政策，認為這不符合當初歐洲一體化設計的宏愿?？茽柕淖詈笠淮卧噲D發聲是在2016年，他罕見地在其住所會見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后者是默克爾難民政策在歐盟內最猛烈的批評者之一，科爾此舉被外界解讀為公開“敲打”默克爾。而在這次沉默的抗議中，衰老的科爾甚至沒能留下只言片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