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四性”

[摘要]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是以習近平為同志核心的黨中央在新形勢下提出的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新要求。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闡明了以堅持政治領導為核心的黨內生活的根本特性和基本運行機制；黨內政治生活的時代性闡明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歷史使命與實踐規律的有機統一；黨內政治生活的原則性闡明了黨內政治生活基本范疇下的理念、方向與關系；黨內政治生活的戰斗性闡明了黨內政治生活的實踐方針和實踐特色。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要維護黨中央的權威，要創新體現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緊密結合的實踐載體，要進一步凈化黨內政治生態。

[關鍵詞]黨內政治生活；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

[作者簡介]劉漢峰，武漢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共北京市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教師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北京工業大學）”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一、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的提出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提出，新形勢下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必須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堅持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著力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著力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著力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著力維護黨中央權威、保證黨的團結統一、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努力在全黨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新形勢下提出的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新要求，是新形勢下全面從嚴治黨的最新詮釋，其內在的價值與邏輯值得深入研究。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作為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舉措。習近平在2016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健康潔凈的黨內政治生態，是我們黨區別于其他非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標志。抓好了黨內政治生活，全面從嚴治黨就有了重要基礎。對于如何發揮教育、改造、提高黨員干部的三大作用的問題上，習近平早在2014年10月《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中就提出了提高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則性、戰斗性的要求；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他進一步指出，要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嚴肅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全面凈化黨內政治生態。在這次講話中，他把時代性注入了黨內政治生活概念的內涵之中，使黨內政治生活更具有全面性特征。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以黨內規定的形式確立了黨內政治生活的新內涵。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是新一代黨的領導集體對全面從嚴治黨理論的進一步豐富和拓展，標志著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黨的建設理論，特別是在黨內生活理論上形成了科學化、系統化的創新思想和構架。

二、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內涵及特征

注重開展黨內政治生活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特色，在開展黨內政治生活中形成的獨特優勢是黨保持先進性、純潔性的根本保障。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過程中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是中國共產黨對政黨建設理論與實踐的有益探索，是對民主革命規律和執政規律的正確認識。在新形勢下，認識和把握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成為實踐黨內政治生活的前提和基礎。因此，對于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而言，首先就要從了解和認識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內涵開始，這是目前黨內學習的一項重要任務。

1. 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闡明了以堅持政治領導為核心的黨內生活的根本特性和基本運行機制

黨內政治生活是黨的基本理論與原則指導下黨內關系的集中表現。從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黨內政治生活狀況對于黨的建設水平具有標尺性作用，但這種作用的發揮并不是與黨的誕生同步而成的，對于黨內政治生活重要價值的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從中國共產黨建立到大革命結束的這段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大都集中在組織基層工農革命運動上。不用說黨的生活，就是黨的組織機構建設也并不健全。在黨的組織建制這一點上，還沒有健全起來，黨的各級組織建設總體上看是處于一個初始的狀態。陳獨秀在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明確指出了這一點，他說“黨中央不很健全。我們黨目前還不是一個有完善組織的黨”，“我們必須指派更多的同志到中央工作，否則，我們就會面臨危險”。{1} 這段時期，黨內并不是沒有人關注黨的內部生活問題。蔡和森在1926年上半年作的一個報告中，就曾闡述過“黨的政治生活”“黨的內部生活”的概念，對黨的生活進行了初步思考研究。但是，這種思考在當時僅限于蔡和森對黨的組織的發展的觀察和思考，并沒有成為黨內的一種共識，從而上升到政策層面。大革命之后的一個時期，黨的組織雖得以發展，但組織性、政治性不強的問題十分突出。時任中共中央巡視員的賀昌在1928年7月巡視湖南各地的報告中指出，在湖南“黨的組織是比較脆弱，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點”{2}。1928年10月，賀昌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匯報了巡視廣東的情況，他發現“省委組織異常散漫，不能集中地討論工作與分配工作”{3}。黨的組織機構建設的這種不健全、不完善，特別是政治要求不高的狀況，使得黨無法形成團結統一、有凝聚力的內部建設，這種狀態為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產生和存在提供了便利條件。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列寧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政治組織。列寧明確指出了黨是有組織的部隊，黨員必須服從黨的紀律，只有這樣黨才能成為有戰斗力的、集中統一的、有組織有紀律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強調組織上的集中統一，就必須要加強和完善黨的政治領導，這體現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屬性，同樣這也體現了無產階級政黨的自身特點和組織優勢。但是，在中國共產黨建立后較長的一段時期內，組織建設并沒有能夠很好地體現出這一點，以至于在毛澤東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之前，黨的組織建設十分薄弱。組織建設的脆弱，必然導致思想上的松散，毛澤東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對當時紅軍組織問題作了如下評價：“紅軍黨的組織問題現在到了非常之嚴重的時期，特別是黨員的質量之差和組織之松懈，影響到紅軍的領導與政策之執行非常大?！眥4}對于這樣的狀況，他在給林彪的信中就已經談到了，已經考慮并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在這封信中，毛澤東歸納了紅四軍黨組織內部存在的十四個問題，其中居于核心的是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提出了建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基本方針。中央“九月來信”之后，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形成的決議案中，毛澤東提出了“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的觀點，并系統闡述了加強黨的政治領導的策略措施，如“少數服從多數”“一成決議，就要堅決執行”“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黨內批評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強黨的戰斗力的武器”等成為加強黨的領導的具體體現。除此之外，決議案還規定了紅軍中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強調在紅軍內部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毛澤東在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的內涵解讀中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基礎性的、價值很高的分析起點，這對于我們理解認識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內涵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endprint

就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而言，在對黨的歷史進行解析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看出它是一個政黨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政治運行機制，是一種政黨政治思想下的實踐模式，其內涵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強調加強黨的政治領導，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黨的政治領導是黨內政治生活政治性的第一要義和根本要求，可以說是黨內政治生活的靈魂。黨的政治領導要體現在黨內領導核心基礎上形成的黨的集體領導制度上。這個制度的正確運用，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正確道路方向上不斷發展完善的保證。中國共產黨真正能夠從幼年走向成熟的關鍵，在于黨內政治生活逐漸走向成熟，特別是黨的領導制度上的成熟，這樣才促使中國共產黨走向獨立自主，也正是在日益成熟的黨內政治生活中才逐步形成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二是強調黨員隊伍的政治素養。開展黨內政治生活，主體在于黨員，黨員隊伍的政治素養強，黨內政治生活的質量就高；反之則低。黨員政治素養的集中體現就是守紀律、講規矩。黨章、黨紀、國法、黨的傳統都是黨的紀律和規矩，守紀律、講規矩就要堅守政治理想和信念，堅定政治立場，嚴守政治紀律，自覺樹立“四個意識”，始終保持與黨中央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三是政治文化。風行于上，俗化于下。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真正落實和形成還是要扎根在基層，在于整個政治環境中。黨內政治文化就是黨的政治特色下形成的傳統和氛圍，這種氛圍一旦形成文化形態，就會具有常態化表現，才能真正融入政治主體的思想意識和具體行動中去。

2. 黨內政治生活的時代性闡明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歷史使命與實踐規律的有機統一

黨內政治生活作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無產階級政黨內的具體實踐形式，同樣也面臨馬克思主義實踐發展中的繼承與創新的問題。如同馬克思主義在發展中具有鮮明的時代性一樣，黨內政治生活的發展同樣具有時代性特點和要求。當然，這種實踐要求是與黨的歷史使命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時代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是馬克思主義者觀察世界、改造世界的一個根本性視角。列寧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形成的時代觀，對俄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產生了重大影響。列寧把掌握時代特征作為革命實踐的重要前提條件來看待。他曾說：“首先考慮到各個‘時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個別國家的個別歷史事件），我們才能夠正確地制定自己的策略?！眥5} 李大釗也曾指出，在中國傳播社會主義，“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 所以現代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式使合于現在需要的企圖”。{6} 劉少奇在闡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與方法解決現代中國各種問題時提到，“依據歷史進程每個特殊時期和中國具體的經濟、政治環境及條件，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獨立的光輝的補充”{7}成為中國無產階級“戰斗的武器”。

不同歷史時代需要解決和回答不同時代的歷史命題，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持續不斷發展的必然要求。與時俱進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品格，時代進步是理論發展的導引因素。正如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提出，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黨的建設歷史進程充分體現了時代性這一重要特點，黨內政治生活的時代性更需要在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中得以詮釋。黨內政治生活的時代性是對其政治性的歷史延伸，也是對其政治性的邏輯推進。黨內政治生活的時代性所蘊含的根本的內在的要求是在社會發展總規律之下，階段性實踐規律與歷史使命的統一，這是建立在對歷史潮流、歷史任務、歷史方位、歷史經驗正確認識、科學把握的基礎上形成的統一，這個統一既具有客觀規律性，也是歷史必然性的體現。

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夕，就提出了擔負起中國的兩大使命問題，即“一是經濟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8}。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自覺擔負起了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兩大歷史使命：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創了改革開放新局面，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帶領中國人民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的發展階段。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的歷史階段。這個新的歷史階段所表現出的新特點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黨和人民群眾的思想基礎更加堅實。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實現了歷史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成為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指針。國家的繁榮富強使全黨、全國人民的共同理想更加堅定，也不斷鞏固了全黨、全國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礎。二是黨執政下的政治基礎更加堅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中國共產黨在強調加強黨的領導的同時，也在不斷改善黨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構成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基本框架。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基本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所具有的獨特優勢，大大加強了黨執政下的政治基礎。三是國家的經濟基礎更加堅實。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物質財富的積累迅速增加，國內生產總值居世界第二位。四是黨領導下的社會基礎更加堅實。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增強社會基礎的一項重要任務。建立有效的社會管理體制是增強社會基礎的有力措施，對人民群眾關心的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等問題的解決是社會管理體系的一部分，也是面對群眾、解決群眾關心的實際問題的基本要求。黨對非公企業、社會組織的全覆蓋，大大增強了黨組織對社會的影響力，成為夯實社會基礎的一個重要成效。

新的歷史時期，中國面臨著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推動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事業進一步發展的新的歷史使命，沒有一個思想統一、組織堅固、行動一致的無產階級政黨來領導是不可能實現的。1939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把黨的建設視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法寶，就是因為加強黨的建設可以建設一個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黨這項工作被毛澤東定義為“偉大的工程”。建設“偉大的工程”是我們黨實現基本路線、不斷開拓創新的根本保障。在新的歷史使命面前，黨內仍然存在著一系列急需解決的重大課題，面臨一系列重大挑戰，加強黨的凝聚力、戰斗力顯得日益迫切，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就是對黨面臨的時代要求作出的回應。endprint

3.黨內政治生活的原則性闡明了黨內政治生活基本范疇下的理念、方向與關系

黨內政治生活是特定政治組織內政治文化的表現形式，其特有的組織文化特性決定了對于它的認識必須在明確其基本范疇的情況下才能夠繼續展開。因此，黨內政治生活基本范疇構成了黨內政治生活的原則性的一般性條件。黨的建設歷史發展體現出了這樣的特點，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初步形成并逐步固定下了黨內生活基本范疇，即以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堅持民主集中制等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準則。1980年，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頒布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在進一步明確突出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堅持民主集中制等基本范疇的基礎上，完善了黨的基本路線、黨的集中統一與紀律、黨性、黨內民主、黨內外監督等范疇在內的12條基本準則。2016年，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頒布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又在闡述1980年準則基礎上擴大了黨內政治生活基本范疇，強調了堅定理想信念、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堅持正確選人用人導向、嚴格黨的組織生活制度、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保持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兩部準則一道構建出了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范疇。

在基本范疇下，黨內政治生活的原則性首先體現出了綱領性特點。黨內政治生活具有鮮明的政治性這個特點決定了鮮明的綱領性是首要的原則。綱領是黨內政治生活不斷前進的引導力量，是理論指導實踐的航標。也就是說，綱領所代表的原則性以簡練的理論形態表現出來，成為實踐中的旗幟。從一定意義上說，綱領的內容是具有認識論、價值論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的。因此，在這樣的情境下，黨內政治生活的原則性必須體現出具有鮮明的政治態度這樣一個基本要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的文章中指出，“制定一個原則性綱領，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樹立起可供人們用來衡量黨的運動水平的里程碑”{9}。后來列寧在談及原則問題時也曾指出，“馬克思在信里嚴厲地斥責了人們在說明原則時的折中主義態度”{10}。黨內政治生活的原則性體現了黨的章程要求的基本規范，是無產階級政黨基本路線和行動實踐的指南。正像對綱領的表達是通過理論簡述的方式那樣，黨內政治生活準則不是以具體的條文、規定表現的，而是以理論性、旗幟性的政策形態表現出來的。

黨內政治生活的原則性還體現了方向性的特點。黨內政治生活的原則性代表了黨內政治生活以及黨內政治文化的方向。黨內政治生活的方向是要始終堅持的，當然也要在堅持中得以腳踏實地地落實。周恩來在總結毛澤東對把握原則的經驗時指出，“毛主席堅持原則之中有兩點值得我們學習：一、堅持方向；二、實現方向”{11}。周恩來這里提到的堅持方向、實現方向，就是講的原則所具有的方向性特點。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就是黨的建設的行動方向，但是這個方向并不一定是以具體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而多以理性認識表現出來。在認識真理、堅持真理的過程中是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的，因此在堅持原則的方向性的同時，還要做到實現方向，也就是通過制定正確的方針、策略來實現原則，符合方向。這種方向性特點對于黨內政治生活原則的重要意義，周恩來也提到了，他說“內戰時期，毛主席提倡軍隊的政治工作。你們去研究毛主席在紅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上提出的決議案，今天人民解放軍中所實施的政治工作就是從那時一直發展下來的。但是毛主席的主張經過多年才逐步實現，中間遇到許許多多的挫折。當時大家雖然在形式上接受了，但是要經過很長的時間，真正到實際中具體化了，大家才能懂得它的威力”{12}。這里所提及的方向性特點體現了黨內政治生活的原則性的內涵，也是對原則實現途徑和方式作出的合乎道理的解釋。

黨內政治生活的原則性還體現在了基本范疇與要素范疇之間的關系上。黨內政治生活的原則要求涉及的層面是不一樣的，因此在基本范疇和要素范疇之間也體現出了層次性特點。黨的理想信念、基本路線、黨中央權威、黨的政治紀律、黨與群眾關系、根本組織原則、黨內民主、批評與自我批評等是理論內涵和政策應用相統一的黨內政治生活的原則性的基本范疇，而其他要素范疇則是具體政策執行過程中黨內政治生活的原則性的體現。對于政策理論性較強的基本范疇與政策執行性要素范疇的整體結構和相互關系的認識和把握也是黨內政治生活的原則性內涵的應有之義。

4. 黨內政治生活的戰斗性闡明了黨內政治生活的實踐方針和實踐特色

體現出黨內政治生活是否具有“辣”味的是其戰斗性特點。所謂戰斗性，是指在克服黨內各種矛盾，并在此基礎上不斷鞏固發展黨的力量的過程中體現出的狀態、方式和特征。這個過程即是在黨內基本原則指導下，通過在組織認定的、正常范圍內的黨內斗爭，特別是在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為主要形式的黨內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敢于直面問題、敢于直接交鋒、敢于批評對方和自身缺點的實踐方式和作風。

黨內政治生活的戰斗性是由糾正黨內出現的各種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錯誤所決定的。毛澤東曾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在斗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13}。劉少奇也指出，“黨內斗爭是保持黨的純潔與獨立，保證黨的行動在代表無產階級最高利益的路線上進行，保持黨的無產階級性質所完全不可缺少的”{14}。黨內政治生活的戰斗性在很大程度上集中表現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用上。對于這一點，毛澤東從解決黨內政治生活中的各種矛盾出發，認為有無認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15}。他還將批評和自我批評同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一起，確立為黨的三大作風。張聞天也強調，“自我批評是改善工作的最有效的武器。它可以提高同志們的政治警覺性，可以在錯誤中教育干部，可以使黨內生氣勃發，而不是暮氣沉沉”{16}。

對于批評和自我批評而言，要做到批評者敢于直面問題，敢于直接批評；被批評者也要勇于面對錯誤，積極省察是否有錯誤，并正確認識和對待錯誤。敢于堅持真理與勇于糾正錯誤是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必要的政治素養和政治胸懷，是需要在黨內政治生活中淬煉的共產黨人的品格。endprint

黨內政治生活的戰斗性體現了原則性與斗爭性的統一。無論是批評與自我批評，還是其他解決黨內矛盾的方式，始終要堅持原則性與斗爭性的統一。黨內政治生活的戰斗性體現的是對于思想上、原則上的問題進行富有戰斗精神的交流與交鋒，包括批評與自我批評。在這種情況下，以維護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為原則的理性說服，是黨內政治生活的原則性與斗爭性相統一的體現方式。這樣的方式是在一定的范圍和限度內進行的，也就是要在黨的紀律、黨的規矩之內進行，是講求原則性的斗爭。這樣做既強調辨明思想、明確原則，又強調體現戰斗性是“紅紅臉、出出汗”，是提醒、把關、糾正錯誤，體現了原則精神與斗爭精神的統一。

黨內政治生活的戰斗性也體現了斗爭與團結的統一。澄清思想、嚴明紀律，積極開展以“團結——批評——團結”為模式的黨內政治生活，是確保黨的肌體健康有力的重要方法。黨內政治生活的戰斗性既要求每一位黨員在堅持原則、捍衛原則要求下表現出敢于斗爭的精神與品格，同時也要求黨員具有善于斗爭的素養和能力。黨內政治生活的戰斗性表現的不是無原則的斗爭，而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毛澤東講過，“正確的意見如果是溫室里培養出來的，如果沒有見過風雨，沒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錯誤意見就不能打勝仗”{17}。在這個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用討論、批評、說理的方法發展正確的意見。劉少奇也指出，“同志的錯誤思想，一定要實事求是地進行批評，并且具體地分析錯誤的根源。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幫助他們，繼續團結他們在一起工作”{18}。毛澤東、劉少奇這個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體現了黨倡導的“團結——批評——團結”的黨內政治生活的模式，這就是斗爭與團結的統一。

黨內政治生活的這種原則性與斗爭性、團結與斗爭統一于發揮其“熔爐”作用之中?！叭蹱t”是培養、鍛造共產主義者的園地，是堅定理想信念、養成共產黨員品格的園地。張聞天在瓦窯堡會議的報告中就曾指出，“應該使黨變為一個共產主義的熔爐，把許多愿意為共產黨主張而奮斗的新黨員，鍛練[煉]成為有最高階級覺悟的布爾什維克的戰士”{19}。黨所強調的熔爐作用，是正確運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嚴格黨的組織生活和黨的紀律，充分發揮黨內政治生活作用的表現。

三、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需要深化認識的幾個問題

1.維護黨中央的權威是增強黨內政治生活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的根本保障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善于總結歷史經驗的政黨。從黨的發展歷史上看，維護黨中央權威是黨經過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不同歷史階段檢驗后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維護黨中央權威是堅持黨的領導的重要體現，是全體黨員和人民群眾的共同意愿。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做好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根本保證。增強黨內政治生活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深化全面從嚴治黨，關鍵在于維護黨中央權威。

維護黨中央權威是中國共產黨建設的一個基本規律和基本要求。這個規律既是歷史的、邏輯的，又是具體的、客觀的。中國共產黨是按照列寧建黨原則建立的無產階級政黨，這個政黨之所以在發展中能夠不斷壯大、不斷成熟、不斷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關鍵在于我們黨在實踐中形成了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形成了能夠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這是中國共產黨戰勝一切困難的根本保障。沒有黨中央的權威，就沒有中國革命、建設以及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

維護黨中央的權威是黨員干部政治自覺性與堅定性有機統一的衡量標準。作為黨的建設中的一項重大原則，維護黨中央的權威是衡量所有黨員干部是否合格的一項重要標準，也是黨內政治生活的一項基本準則。堅定地維護黨中央的權威是每一位黨員的基本職責。在這個職責面前，要求黨員干部首先要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用“四個意識”審視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中的具體表現。同時要堅持做到“四個服從”，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約束力與執行力?！八膫€服從”是黨內政治生活中長期以來形成的一項基本規則，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體現，是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的基本保障?！八膫€服從”不僅是黨的組織原則，更是黨員干部的行動原則，是體現落實中央精神、維護中央權威的執行力的主要表現。

2.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需要創新體現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緊密結合的實踐載體

開展黨內政治生活既是無產階級政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政治要求的體現，也是具有獨特優勢的政黨治理模式。這個模式之所以能夠發揮獨特優勢，原因就在于它是黨的政治屬性與黨內生活的文化屬性的統一體。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緊密結合，這是對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認識的新認識、新提高，是對黨的優良傳統的繼承和創新。但是，現在的課題是怎樣以這樣一個重大的理論創新推動實踐創新?？梢钥隙ǖ卣f，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為實踐創新提供了基礎和可能。從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總目標來看，這是非常明確的，這就是全面從嚴治黨；具體目標也是明確的，即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從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手段和內容上看也是豐富多樣的，有黨中央集體領導和基本路線作為根本方向上的保障，有信念的引領、紀律的約束、權力的監督、黨員意識的強化，有批評和自我批評、密切聯系群眾和被稱為“黨內的群眾路線”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有黨內民主制度、黨的組織制度和組織生活制度等?，F在在目標和手段均已清晰化之后，需要重點解決的就應該放在實現目標的功能化上來了。黨內政治生活目標、手段的功能化，是將理論政策轉換為實踐成果的關鍵，這是一個前瞻性課題，也是一個系統性很強的實踐過程。這是進一步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具有重大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的問題。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創新黨內政治生活的實踐載體，使實踐載體能夠體現和承載黨中央提出的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緊密結合這樣一個科學理念。endprint

3.在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的實踐中凈化黨內政治生態

全面從嚴治黨，凈化黨內政治生態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任務。一個好的黨內政治生態包括諸多要素，其中包括思想意識、制度、規矩、紀律等，而最終起決定作用的是黨的政治文化。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無一不受到黨的政治文化因素的作用和影響。因此，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而全面從嚴治黨的成效要從黨的政治文化建設方面進行檢驗。黨內政治生活對于凈化黨內政治生態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凈化政治生態必須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中體現了治標和治本的關系。紀律、制度、規范是治理的第一個層級，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初級階段的治理方略；第二個層級，是對于黨員干部主觀意識方面改造的全面推進階段，也就是要做到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的主動形成和自覺實踐，這個階段是形成全面從嚴、根本治理的關鍵；第三個層級，是黨員干部在思想認識、價值追求、品格操守、實踐運用、作風再造等方面形成成熟健康的黨的政治文化階段，激活黨員干部自身的積極性、創造性，實現全面凈化黨的政治生態的根本目標。

注釋：

{1}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C].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46.

{2}{3}賀昌文集[C].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167，171.

{4}毛澤東文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4.

{5}列寧全集： 第2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43.

{6}李大釗全集：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51.

{7}{14}劉少奇選集：上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1：336，180.

{8}五四運動文選[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524 .

{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426.

{10}列寧專題文集：論無產階級政黨[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70.（馬克思的信指《給威廉·白拉克的信》）

{11}{12}周恩來選集： 上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0：335，335.

{13}{17}毛澤東文集：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6：230，232.

{15}毛澤東選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1096.

{16}{19}張聞天文集：第2卷[M]. 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197，41.

{18}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9.

責任編輯：李瑞山

（本文發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雜志2017年第1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