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制品后埋藏微痕的實驗研究述評

楊霞 陳虹

（浙江大學文化遺產與博物館學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28）

石制品后埋藏微痕的實驗研究述評

楊霞 陳虹

（浙江大學文化遺產與博物館學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28）

石制品經使用廢棄后會經歷漫長的后埋藏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石制品表面可能會產生和人類使用痕跡相似的微痕。關于石制品表面的后埋藏微痕實驗研究，是通過實驗模擬石制品的埋藏環境與過程，觀察石制品表面因此而產生的后埋藏微痕，將之與使用微痕進行對比，從而更好地區分二者。當前有關石制品埋藏的實驗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壤埋藏及擾動、水流搬運活動和踩踏行為三個方面，較為全面的后埋藏實驗研究對于提高石器微痕分析的準確性有重要意義。

石制品后埋藏實驗 微痕 區分特征 影響因素

石器功能研究是舊石器時代考古研究中的一大課題，它能為我們研究史前人類生存方式、行為模式等內容提供重要的資料［1］。石器功能研究最先關注的是石制品表面的微小痕跡以及破損［2］，其理論依據是石器在使用時，使用部位會因為受到力的作用而產生一定的物理變化［3］。由于使用方法、加工材料和使用強度等方面的差異，石制品的使用部位會產生不同的微痕。微痕分析（use-wear analysis）即應用顯微鏡技術，觀察保留在考古標本上肉眼不易觀察或識別不到的痕跡，并與實驗標本上的使用微痕進行對照，從而判斷石器的功能。

然而，微痕分析方法在實際應用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問題，其中之一就是石制品在后埋藏沉積過程中（post-depositional processes）會發生表面變化［4］，本文稱之為“后埋藏微痕”。石制品的生命史可以分為幾個階段，包括原料獲取、制作、使用、修整和廢棄，之后進入到埋藏環境中，然后又被考古學家發掘并進行研究［5］。特別是史前時代的石制品被發掘出來之前，會經歷漫長的埋藏過程，在此期間，石制品可能會受到水流搬運、土壤侵蝕、動物或人為踩踏、干旱環境中揚沙的作用等化學或機械作用的影響，從而會對石器表面產生一定程度的改變。所以，微痕分析方法面臨的一個挑戰就是：如何將石制品表面因使用而產生的微痕與后埋藏過程中各種作用力造成的痕跡（包括這些作用力對原有使用痕跡的改變）進行區分。

本文將回顧國外石制品后埋藏實驗研究的情況，介紹后埋藏實驗的不同類型及實驗結果，分析相關影響因素，提出該研究在中國考古遺址研究中的重要性，并希望更加準確、客觀地揭示石制品的功能，進而更好地解釋史前古人的生存和生產情況。

一、關于后埋藏微痕的研究

早在微痕分析興起之前，弗朗索瓦·博爾德（F.Bordes）等人便開始關注到人類踩踏對石制品產生的影響，他在1950年［6］通過人類和動物的踩踏模擬實驗了解這些痕跡的具體特征，并在1961年再次提到大型哺乳動物群長時間踩踏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石制品的表面形態。［7］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研究者才開始認真考慮這些作用可能會影響我們對人類活動證據的理解。隨后，一些微痕分析者和埋藏學家針對不同石料的石制品相繼展開后埋藏研究，并且通過模擬實驗的方法來區分后埋藏微痕與人為使用痕跡。

（一）土壤埋藏及擾動實驗

石制品被遺落在土壤表面后，會受到來自土壤中不同物質的侵蝕，并在沉積過程中不斷發生垂直層面的位置變化。因而，探討石制品在單純埋藏環境下（未受到水流和踩踏的機械作用）發生的變化及其位置改變情況受到了研究者的關注。20世紀70年代，邁克爾·布雷恩·希弗（M.B. Schiffer）［8］和菲利普·巴克（P.Barker）［9］分別討論了石器后埋藏運動的相關理論，雷蒙德·伍德（W. R.Wood）和唐納德·李·約翰遜（D.L.Johnson）［10］則詳細地討論了后埋藏現象的主要機制和自然過程，此后阿里·西里艾儂（Ari Siiri?inen）［11］、查爾斯·貝克（C.M.Baker）［12］、約翰·里克（J.W.Rick）［13］、拉爾夫·羅利特（R.M.Rowlett）和邁克爾·羅賓斯（M.C.Robbins）［14］先后展開了對石制品在土壤中的垂直運動和斜坡運動情況，以及運動過程中的粒度分選問題（size-sorting）［15］的研究。愛德華·哈里斯（Edward C.Harris）則提出石制品無論是往上還是往下移動，都不會在土壤中留下明顯的軌跡［16］。這些研究對了解石器生命史有很大幫助，但是他們還沒有注意到石制品表面在此過程中是否會產生相應的痕跡。

2002年，丹妮拉·布羅尼（D.Burroni）等人開展了一項關于燧石的后埋藏環境的模擬實驗。實驗結果顯示：首先，石制品的磨耗率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會隨著模擬環境中沉積物顆粒數量的增加而增加；其次，細粒度的燧石比粗粒度的燧石更難產生痕跡；再次，水分會引發石制品表面發生化學反應，促進燧石表面痕跡和薄膜的形成。在埋藏環境中最常見的自然痕跡包括：裂隙、破裂、擦痕、塑性變形、邊緣和脊部磨圓、表面光澤、斑點和表面顏色變化。這項實驗注意到了后埋藏過程中石制品表面可能產生的物理變化，同時提出石制品表面可能發生化學變化，即使是環境中的一點水分都會引起表面的化學改變。作者因此提出，在進行后埋藏研究時，應當完整地評估遺物所處空間背景的環境［17］。

簡·威爾金斯（J.Wilkins）的研究指出，石制品的破損可能發生在其生命史的任何階段，但是石制品破裂面出現的石銹只能在石制品后埋藏過程中產生［18］，這為我們判斷石制品是否經過比較嚴重的后埋藏侵蝕提供了一個依據。杰弗里·布萊亭翰（P.J.Brantingham）等人則通過建立一系列模型來表示地層之間的后埋藏關系，并提出一些用于判斷后埋藏因素存在的方法：（1）比較石制品埋藏前和埋藏后的差別；（2）查看不同層位中石器、骨頭和陶器的分布規律；（3）應注意用于辨別實驗或者考古標本的后埋藏特征差異的標準在不斷發展［19］。

（二）水流搬運實驗

水流搬運是石制品在埋藏沉積過程中常見的情況。1974年，邁拉·沙克利（M.L.Shackley）研究了歐洲舊石器時代早期燧石制品的水流搬運微痕，結果顯示：片疤出現在石制品狹窄的刃緣；磨痕出現的頻率和燧石的堅硬程度相關，但是和使用微痕的規律分布不同，水流搬運產生的磨痕隨意地聚集在刃緣附近［20］。羅布·霍斯菲爾德（R. Hosfield）等人針對英國舊石器時代早中期的石制品在河流環境中的搬運和運輸模式，開展了真實環境下的河流搬運模擬實驗，其結果不僅有助于了解舊石器時代中期石制品組合在河流搬運下的二次形成過程，而且為辨識石制品在此過程中的破損情況提供了參考。大部分經過搬運的石片標本邊緣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微小剝落，剝落的數量隨著搬運距離的增長而增加，而且這些剝落逐漸類似于有意的加工修整［21］。要注意的是，實驗中在搬運過程中所受到的損傷只會出現在具有特定形狀的標本上，因此，在評估考古標本的保存狀況時，可以重點關注具有特定形狀的石制品。

格羅斯曼（L.Grosman）等人探索了手斧工具在流水沉積埋藏環境下受到的損傷。實驗在一個可以滾動撞擊且可控的模擬環境中進行，并且使用3D光學掃描儀和數學分析的方法將石制品出現的變化圖像化。實驗結果表明實驗品和考古標本的主要區別在于破損程度的差異，實驗品主要的破損類型包括在側刃上出現的較深的、隨意的、像刻痕一樣的痕跡，遠端尖部出現嚴重崩損，近端較厚部分只出現微小破損［22］。這項實驗還對破損的程度、出現的位置和形態特征進行定量研究，使用3D圖像以及二維線圖展示出手斧輪廓發生的改變（圖一），并量化輪廓的損傷程度［23］，由此提供了一種鑒別后埋藏微痕的方法和可參考數據。

圖一//Grosman埋藏實驗中手斧輪廓變化

莉娜·阿斯良（L.Asryan）等進行了玄武巖石片在水流中翻滾的模擬實驗以及石制品模擬使用實驗，并對二者的痕跡進行比較。水流翻滾實驗結果顯示：石制品的表面幾乎都有磨圓，刃部和背脊突起部分出現無方向性的光澤，以及無規則，短小分散的條痕。而使用實驗表明石制品的磨圓、光澤和條痕出現在使用刃上，光澤由腹面向背面延伸，條痕有明顯的方向性［24］?？梢哉f，微痕的位置與分布是區別使用微痕和后埋藏微痕的重要指示。

弗萊維婭·文迪蒂（F.Venditti）等從考古遺址中采集砂質石英巖作為實驗標本，通過一定步驟放入磨光機器中運轉，控制運轉時間以模擬尼羅河搬運速度，實驗結果表明磨蝕程度與實驗的持續時間和強度有著密切關系。盡管完全區分埋藏引起的磨蝕痕跡與使用引起的磨蝕痕跡有較大難度，但是，使用產生的痕跡有一定的規律，擦痕、光澤、片疤、有方向的磨蝕會在相同的位置一起出現。而在后埋藏情況下，磨蝕痕跡無規律地分布在石器的邊緣和表面。而且，在相同的機械和化學作用下，燧石比石英巖更容易產生痕跡。作者認為在進行功能分析時應評估石制品組合的保存情況，同時強調研究后埋藏微痕可以提供非常重要的信息，幫助重建考古標本在埋藏后的生命史，也可以幫助理解遺址的形成過程［25］。

德國的考古學者褚威（W.Chu）等提出在解釋露天遺址時，水流作用是石制品后埋藏過程中的一個主要復雜因素。通過水流搬運的模擬實驗，觀察后埋藏微痕可以幫助了解石器的搬運史，強化對水流環境下石制品組合形成的理解。通過水流搬運模擬實驗和掃描電子顯微鏡可以發現，石制品的后埋藏微痕對磨損時間、沉積物尺寸和石器運輸模型十分敏感，通過表面微觀磨損、脊寬（ridge width）和邊緣破損能夠判斷當時的埋藏環境。此外，邊緣破損可能和運輸時間有較大關聯，而不是受運輸距離的影響。隨著實驗時間加長，微痕數量增加，脊寬變大。緩慢水流環境下的磨損可能和使用微痕相似。作者還指出，由于變量太多，實驗很難完全模擬原始河流環境，但是運用更多的計算機控制方法對于石制品表面磨損和邊緣破損量化來說，可以更加精確地評估影響磨損的因素［26］。

（三）動物或人為踩踏實驗

在埋藏過程中，石制品表面可能會因人類或動物的踩踏而出現微痕。魯思·特林漢姆（R. Tringham）等人在1973年進行模擬人類踩踏的實驗，指出石制品因踩踏而出現的片疤隨意分布于石片周邊，只出現在石制品向上的一面，而且踩踏痕跡比使用痕跡長［27］。但是實驗結果并未被后來的研究完全證實。

而后，弗倫尼肯（J.Flenniken）和哈格蒂（J. Haggerty）將石制品置于黃土粉砂壤土中進行實驗，發現出現在石制品邊緣的片疤的位置、尺寸和方向是隨意的，且片疤不長。石片在踩踏的過程中很容易彈起翻躍，所以痕跡會同時出現在背面和腹面［28］。勞倫斯·基利（L.H.Keeley）將實驗時間大大延長，為了更真實地模擬史前石制品的后埋藏過程，將石片埋藏到一條破舊的小路上約一年后取出，觀察發現刃緣產生了隨意、聚合的改變［29］。約翰·普賴爾（J.H.Pryor）使用沙質土和含有碎石、鵝卵石的壤土作為兩種埋藏土壤基底（substrate）進行實驗，提出踩踏微痕和使用微痕可以區分，因為踩踏微痕大多稀疏分布且沒有固定方向［30］。以上實驗的樣本量較少，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吉福德岡薩雷斯（D.Gifford-Gonzalez）等人在1985年開展了2000件黑曜巖石片的踩踏實驗。實驗分兩組進行，一組置于壤土上，一組置于疏松、精細的沙土上，結果發現片疤方向不是隨意的，長片疤的數量因基底物質不同而有所差異［31］。阿克塞爾·尼爾森（A.Nielsen）進行了相對系統的研究，圍繞骨頭、黑曜巖石片、陶瓷碎片、木碎片、磚等不同材料展開了6組實驗。其中在壤土環境下的實驗結果和普賴爾（J.H.Pryor）的實驗相似，踩踏片疤稀疏地出現在石制品的兩個面上，邊緣刃角陡時可能出現較大的片疤，片疤的形狀和尺寸沒有特殊的辨識性［32］。之后，約翰·謝伊（J.J.Shea）和喬爾·柯蘭克（J.D.Klenck）將標本放在一個裝有潮濕沙土的盒子中進行人為踩踏實驗，結果顯示，踩踏微痕不均衡地出現在石制品邊緣，表現為寬片疤而非長片疤［33］。

1998年，薩莉·麥克布里雅蒂（S.McBrearty）等人開展了一個全面的石制品埋藏實驗，實驗基底包括壤土和沙土兩類，標本涉及燧石和黑曜巖兩種石料，數量共計2800片，結論具有較高的參考意義和啟示。研究者指出后埋藏基底十分重要，實驗品即使在細粒沉積物里也會產生痕跡，且同樣可能很嚴重。石與石之間的撞擊也十分容易導致痕跡出現，石器密度是影響破損的因素之一。原料因素在本實驗中并不突出，雖然黑曜巖石制品比燧石產生更多痕跡，但是基質和石器密度的影響占據更重要的地位。關于踩踏微痕的判斷標準總結如下：（1）堅硬的基底下會產生密集的、交替的痕跡，但是在其他基底上并不明顯；（2）少量片疤沒有明顯的方向性，但是分布大量片疤時發現這些片疤是連續、鄰近的，和使用微痕相似。（3）寬片疤，且片疤方向并不隨意，而是相對整齊地垂直于邊緣［34］。

表一//后埋藏實驗微痕特征與使用微痕特征對比

進入2000年，此類實驗不斷完善，并結合現代科學技術展開更加科學的研究。埃倫（M.I. Eren）等人模擬動物踩踏，以硅質石灰巖為實驗原料，基底分為干土和濕土兩種，主要研究在踩踏過程中石器位置的改變情況。作者認為即使是在柔軟的基底上，短距離踩踏也會在石器邊緣產生值得注意的痕跡［35］。賈斯汀·帕吉特（J.Pargeter）通過實驗區分踩踏微痕和投擲微痕，他發現相較于投擲微痕，埋藏破損痕跡出現的頻率較低，石器工具的破損頻率與石器邊緣的脆性有關［36］。莉娜·阿斯良（L.Asryan）不僅設計了水流埋藏環境的實驗，還在一個遺址公園中設計了熊踩踏石制品實驗，與使用微痕進行對比后總結出二者在片疤尺寸、分布、磨圓情況、光澤、條痕、塑性變形等方面的差異［37］。

隨著科技的發展，GIS技術也被引入到微痕的定位研究中。本杰明·叔維爾（B.J.Schoville）使用GIS分析方法，定位出石器微小破損的位置［38］，并將每一件石片數字化，按照原始尺寸描繪其輪廓，使用ArcGIS軟件記錄石制品背面和腹面輪廓破損的方向［39］。香農·麥克弗倫（S.P.McPherron）等總結前人研究后提出，石制品踩踏微痕難以察覺，可能和修整痕跡相似，但和其他埋藏過程所產生的微痕不同。他使用新開發的類似GIS的圖像處理軟件進行分析，指出先前無法量化的刃角與石制品破損具有較大的相關性，在進行微痕分析時應考慮石制品破損的剝落機制問題［40］。

二、后埋藏微痕的特征及影響因素

圖二//后埋藏過程常見的微痕類型大致分布圖[41]

人類行為導致石制品產生的使用微痕有一定的特征和規律（表一）。在分布位置上，微痕主要集中分布在使用刃，裝柄痕跡可能會在背脊部分出現一定的壓痕。磨蝕通常伴隨著光澤、擦痕、磨圓等一起出現。由于使用方式和加工對象及使用強度不同，片疤會產生一定的差異，但總體上是有規律地沿著刃緣分布，且呈現出一定的終端形態，例如羽狀、階梯狀、折斷狀等。

自然作用產生的微痕則往往是不規則的，隨意分布在石制品表面任何一個受到接觸的位置（圖二），而且會因埋藏基底的差異表現出很大的不同。

考慮到石制品表面的痕跡是因為其和其他物質接觸摩擦或者碰撞而造成的，模擬實驗中有諸多變量會對這些痕跡的特征、分布等產生影響，充分了解實驗中的變量因素與痕跡之間的關系有助于更好地加以辨識。綜合當前研究可知，主要有以下因素在石制品后埋藏過程中發揮作用。

（1）石制品所處環境的基底沉積物。在土壤埋藏和踩踏實驗過程中，后埋藏環境中沉積物的顆粒大小和堅硬程度對痕跡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細顆粒沉積物作為基底時會使石制品表面產生微痕，相反顆粒越大越堅硬，石制品表面產生的微痕越多，在尺寸上也更大更深［42］。

（2）石制品分布的密度。石制品彼此之間的撞擊十分容易產生微痕，所以實驗過程中石制品的密度也是重要因素之一［43］。在相同情況下，石制品之間的間距越小，其表面在后埋藏過程中產生的微痕也會更多且復雜。

（3）石制品的原料。相較于前兩點，石制品原料在后埋藏過程中對產生微痕的影響較?。?4］。目前的研究主要涉及燧石、黑曜巖、石英巖，經過相同的后埋藏過程，石英巖石制品的保存狀況最好［45］，其次是燧石，再為黑曜巖。

（4）水流搬運的時間和強度。在河流搬運過程中，石制品所產生的破損可能與搬運時間以及強度有關，而非搬運的距離。石制品刃脊和邊緣在短距離的搬運環境下便會出現微痕，隨著搬運時間的增加，破損的數量增加，擦痕變長。此外，微痕隨著水流的加快而加深［46］。

因此，在使用微痕分析方法進行石制品的功能研究時，我們需要考慮后埋藏因素對使用微痕的影響，充分考慮考古遺址埋藏環境和后埋藏過程的具體情況，注意多種因素的差異和影響，選擇適合的數據進行分析。

三、小結

隨著微痕分析方法的廣泛應用，學者們日益關注到石制品后埋藏過程對微痕分析的影響。目前的研究結果可以依據片疤的分布位置、分布形態和方向以及磨蝕出現的位置和方向等初步區分后埋藏微痕與使用微痕，因此，在進行微痕分析之前最好進行石制品組合的保存狀況評估，結合埋藏學、遺址形成過程研究等，借鑒已有的實驗數據，適當開展適合當地考古遺址的石制品后埋藏模擬實驗，了解石制品的埋藏過程和埋藏環境。

進入21世紀以來，許多新的科技手段在后埋藏研究中得到運用。應用三維立體顯微鏡、掃描電子顯微鏡、激光掃描共聚焦顯微鏡等都可以更加清晰地觀察到石制品表面的微痕，利用圖像處理技術和統計學方法得到的圖像特征和精確數字信息，可以對石制品表面微痕的出現位置，形態特征和破損程度做簡單的定量研究。GIS技術在微痕定位和考古遺址空間處理上的能力，可以更好地量化破損的程度以及位置，也可以了解石制品的空間分布和考古遺址的環境背景。

石制品的后埋藏微痕研究和模擬實驗分不開，從單一的踩踏環境到垂直運動、踩踏、水流、土壤侵蝕等多種實驗的開展和改進，從單一變量控制到實驗對照組的設置，從原生環境模擬到強化實驗機械的發明和使用，后埋藏研究依然需要改進與完善。在今后的實驗研究中，石制品的后埋藏實驗與使用實驗應該相互結合，而且應模擬多個埋藏環境的情況，以求更準確地模擬復雜的后埋藏過程。

就我國的情況而言，考古埋藏學和遺址形成過程研究對考古環境和考古標本的保存環境進行了一定分析［47］，為了解石制品的埋藏環境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在進行考古標本微痕分析時，可以借鑒國外后埋藏實驗所得到的眾多數據以減少后埋藏信息的干擾，結合殘留物、民族考古學、埋藏學等研究方法，更專業、更科學地研究史前人類的行為和生存狀況。

（致謝：浙江大學文化遺產與博物館學研究所劉吉穎同學在本文的寫作過程中幫助查找相關文獻并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審稿人也對本文進行了審閱并提出重要的建議，作者在此一并表示真摯的感謝。）

［1］陳虹：《華北細石葉工藝的文化適應研究——晉冀地區部分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的考古學分析》，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6頁。

［2］Jo?o Marreiros,et al.Macro and micro evidences from the past：The state of the art of archeological use-wear studies. In：J.Marreiros et al.eds.Use-Wear and Residue Analysis in Archaeology.London：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5:5-26.

［3］高星、沈辰：《石器微痕分析的考古學實驗研究》，科學出版社2008年。

［4］〔美〕喬治·奧德爾著，關瑩、陳虹譯：《破譯史前人類的技術與行為：石制品分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185頁。

［5］［34］［42］［43］［44］Sally McBrearty,et al.Tools underfoot：Human trampling as an agent of lithic artifact edge modification.American Antiquity,1998,63（1）:108-129.

［6］Fran?ois Bordes&M.Bourgon.Le complexe mousterien：Mousterien,LevalloisienetTayacien.L'Anthropologie,1951, 55:1-23.

［7］Fran?ois Bordes.Mousterian Cultures in France.Science, 1961,134（3482）:803-810.

［8］Michael B.Schiffer.Archaeological context and systemic context.American Antiquity,1972,37（2）:156-165.

［9］Philip Barker.Techniques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Archaeological Journal,1977:382-383.

［10］W.Raymond Wood&Donald L.Johnson.A survey of disturbance processes in archaeological site formation.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1978,（1）:315-381.

［11］Ari Siiri?inen.Pieces in vertical movement-a model for rockshelter archaeology.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1977,43:349-353.

［12］Charles M.Baker.The size effect：An explanation of variability in surface artifact assemblage content.American Antiquity,1978,43（2）:288-293.

［13］John W.Rick.Downslope movement and archaeological intrasite spatial analysis.American Antiquity,1976,41（2）:133-144.

［14］Ralph M.Rowlett&Michael C.Robbins.Estimating original assemblage content to adjust for post-depositional vertical artifact movement.World Archaeology,1982,14（1）:73-83.

［15］由于石制品自身大小和重力的差異，石制品在發生垂直高度運動時，最終會停留在不同的土壤層位。

［16］Edward C.Harris.Principles of archaeological Stratigraphy.Academic Press,1989:136.

［17］［41］Daniela Burroni,et al.The surface alteration features of flint artifacts as a record of environmental processe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002,29（11）: 1277-1287.

［18］Jayne Wilkins,et al.Evidence for early hafted hunting technology.Science,2012,338（6109）:942-946.

［19］P.Jeffrey Brantingham,Todd A.Surovell&Nicole M. Waguespack.Modeling post-depositional mixing of archaeological deposits.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2007,26（4）:517-540.

［20］Myra L.Shackley.Stream abrasion of flint implements.Nature,1974,248:501-502.

［21］Rob Hosfield&J.C.Chambers.River gravels and flakes：new experiments in site formation,stone tool transpor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In：Fansa,M.ed.Experimentelle Arch?ologie in Europa,Bilanz 2004,Heft 3.OAI,2005: 57-74.

［22］L.Grosman,et al.Studying post depositional damage on Acheulian bifaces using 3-D scanning.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2011,60（4）:398-406.每一件手斧都有多條輪廓線，代表的是每一階段的翻滾實驗后手斧的輪廓，圖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實驗標本每一階段的輪廓破損情況。

［23］量化損傷程度的方法：在手斧的邊緣輪廓上取點，測量實驗最開始時的邊緣到實驗結束后的邊緣之間的距離，其中一件標本的破損程度總體在0～5毫米之間，但是其尖部破損近30毫米。

［24］［37］Lena Asryan,Andreu Ollé&Norah Moloney.Reality and confusion in the recognition of post-depositional alterations and use-wear：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on basalt tools.Journal of Lithic Studies，2014，1（1）:1091-1098.

［25］［45］Flavia Venditti,Jacopo Tirillò&Elena A.A.Garcea.Ident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post-depositional mechanical traces on quartz assemblages：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Quaternary International,2015,15（1）: 1-7.

［26］［46］Wei Chu,Charlie Thompson&Rob Hosfield.Micro-abrasion of flint artifacts by mobile sediments：a taphonomic approach.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2015,7（1）:3-11.

［27］Ruth Tringham,et al.Experimenta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edge damage：A new approach to lithic analysis.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1974,1（1-2）:171-196.

［28］J.Flenniken&J.Haggerty.Trampling as an Agent in the Formation of Edge Damage：An Experiment in Lithic Technology.Northwest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Notes, 1979,13（2）:208-214.

［29］L.H.Keeley.Experimental determination of stone tool uses：a microwear analysis.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0, 47（3）:32.

［30］John H.Pryor.The effects of human trample damage on lithics：A consideration of crucial variables.Lithic Technology,1988,17（1）:45-50.

［31］Diane P.Gifford-Gonzalez,et al.The third dimension in site structure：An experiment in trampling and vertical dispersal.American Antiquity,1985,50（4）:803-818.

［32］Axel E.Nielsen.Trampling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An experimental study.American Antiquity,1991,56（3）: 483-503.

［33］John J.Shea&Joel D.Klenck.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s of trampling on the results of lithic microwear analysi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993,20（2）:175-194.

［35］Metin I.Eren,et al.Experimental examination of animal trampling effects on artifact movement in dry and water saturated substrates：a test case from South India.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010,37（12）:3010-3021.

［36］Justin Pargeter.Assessing the macrofracture method for identifying Stone Age hunting weaponry.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011,38（11）:2882-2888.

［38］Benjamin J.Schoville&Kyle S.Brown.Comparing lithic assemblage edge damage distributions：Examples from the Late Pleistocene and preliminary experimental results.vis-à-vis：Explorations in Anthropology,2010,10（2）:34-49.

［39］Benjamin J.Schoville.Testing a taphonomic predictive model of edge damage formation with Middle Stone Age points from Pinnacle Point Cave 13B and Die Kelders Cave 1,South Africa.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4,48（1）:84-95.

［40］Shannon P.McPherron,et al.An experimental assessment of the influences on edge damage to lithic artifacts：a consideration of edge angle,substrate grain size,raw material properties,and exposed face.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014,49（1）:70-82.

［47］曲彤麗、陳宥成：《史前埋藏學的歷史回顧與再思考》，《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責任編輯：黃苑；校對：張平鳳）

浙江海寧姚家浜遺址遺跡與出土遺物

2.臺Ⅰ和臺Ⅱ（西—東）

1.遺址遠景照（東北—西南）

3.M1（東—西）

4.M2（東—西）

5.石鑿（T2112G2③‥1）

6.石破土器（T2118臺Ⅰ③‥3）

7.玉錐形器（M2‥2）

浙江海寧姚家浜遺址出土遺物（一）

1.泥質褐陶圈足罐（M1‥10）

2.泥質黑皮陶豆（M1‥8-2）

3.泥質灰陶器蓋（M1‥8-1）

4.泥質黑皮陶豆（M2‥10-2）

5.泥質黑皮陶平底盆（M1‥9）

6.泥質灰褐陶平底盆（M1‥12）

浙江海寧姚家浜遺址出土遺物（二）

A Review on Experimental Wear Analyses of Lithic Artifacts Suffered from Post-Depositional Processes

YANG Xia CHEN Ho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ology,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310028)

Lithic artifacts undergo some post-deposition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ground,which will cause ware similar to that caused by human behaviors.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post-depositional wear is to simulate the environment and process in which the lithic artifact is deposited and to observe the traces that have been left on the artifact surface.Comparisons are made to distinguish the post-depositional wear from use wear.The existing studies on post-depositional wear of lithic artifacts have mainly focused on the three factors:soil compaction and creep,water transport,and trampling.More comprehensive studies are to be conducted to increase the accuracy of microwear analyses.

post-depositional experiments on lithic artifacts;wear;distinction;impact factors

1.泥質灰陶圈足盆（M1‥5）

2.泥質黑皮陶雙鼻壺（M1‥3）

3.泥質黑皮陶雙鼻壺（M1‥13-2）

4.夾砂灰陶器蓋（M1‥14）

5.泥質灰陶器蓋（M1‥1）

6.A型石鉞（M2‥1）

K876.2

A

2016-12-09

楊霞（1995—），女，浙江大學文化遺產與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舊石器時代考古、微痕分析。

陳虹（1980—），女，浙江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舊石器時代考古、微痕分析。

浙江省自然科學基金一般項目（LY16D020001），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學者”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