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懋元職業教育思想研究

羅丹

摘 要 潘懋元先生對于高等職業教育進行了大量指引性研究。他從實踐問題出發，指出高職學生也是大學生，職業教育乃平民學生“命運之所系”，因此，職教政策應基于高職學生的特點和實際來制定；從國際趨勢以及教育內外部關系規律出發，指出升級職業教育重心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高職教育是中國高等教育地方化的主要力量；并率先提出高等職業教育是“類型”而非“層次”，新建本科院校應定位于職業本科，提出建立職業教育獨立體系是中國特色職業教育發展道路的基本選擇。其基本思想和主要觀點，對于今天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轉型高校的發展、高職院校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學生全面發展能力的提升等，有著積極指導意義。

關鍵詞 潘懋元；職業教育思想；高等職業教育；職業本科

中圖分類號 G71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7）16-0013-06

作為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創始人，潘懋元先生在高等教育的多個領域開展了指引性研究，有力地推動了新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發生發展。對于高等職業教育，先生立足實踐問題，自覺運用教育基本規律，進行鞭辟入里的分析，許多觀點已經或正在逐漸為實踐所檢驗和證明。系統梳理潘懋元職業教育思想，對于把握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方向，推動職業教育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服務個體發展：職業教育乃平民學生“命運之所系”

潘懋元先生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從教育基本規律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出發，站在學生、家長和辦學者的角度，對職業教育政策進行了系統研究與思考，展示了鮮明的“平民立場”和深厚的人文關懷。

（一）“高職學生也是大學生”[1]

由于對高職教育的特點、性質、地位等問題認識不清，長期以來，我國高職教育定位不準、導向不明，加上傳統文化“重學輕術”思想根深蒂固，教育政策的制定，存在著對高職教育的嚴重“矮化”，認為高職學生的學習能力差，學習習慣不好，因此，學習內容應比本科少點、容易點，甚至一度將其定位為技能培訓。這種對高職教育的理解，認為高職學生是“高考失利者”，并藉由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形成一種社會文化，嚴重影響了學生的自信心和職業教育的社會認可度。

潘先生很早就認識到，高職教育是一種“類型”，高職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在人才培養上的區別，不是體現在水平的高低，而是“社會適用上的不同”。普通高等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共同承擔著為社會“造就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數以千萬計的專門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創新人才”的重任。要完成這一任務，首先必須轉變觀念，充分尊重高等職業教育，尊重高職學生。為此，潘先生旗幟鮮明地提出“高職院校學生也是大學生，也應當培養成為全面發展的專門人才”[2]。并指出，應改革高考制度，廢除以同一張考卷考察不同類型人才的做法，實行分類考試，為高職院校和普通本科高校分別選拔適合的生源。

（二）職教發展乃學生“命運之所系”[3]

從晚清實業學堂開始到今天的職業院校，我國的職業教育主要以招收“寒素子弟求學”為主[4]。2015年高職教育質量年報顯示，“高職院校91%的畢業生為家庭第一代大學生，52%的畢業生家庭背景為‘農民與農民工”[5]。對于這些學生及其家庭而言，就業前景是其關注的重點。由于我國社會學歷層次與就業前景密切相關，因此，我國高職院校的學生及其家長，將高職院校的層次提升問題與個人及家庭未來發展緊密聯系起來，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到本世紀初，形成了一股“專升本”熱潮。

在分析“專升本”現象并提出解決對策的時候，潘先生獨樹一幟?；趯W生和家長生存發展需求的尊重與關切，潘先生沒有簡單地否定高職“專升本”的合理性，而是通過對不同群體利益訴求的條分縷析，站在學生和家長的角度鮮明地指出，正是由于一系列政策“重本輕?！?，導致“于學生而言，專升本乃命運之所系”[6]的局面，并進一步指出，調整政策，給予高職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同等的社會地位，讓接受高職教育的學生和家庭能獲得實利，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專升本”現象。與當時以嚴格控制高職院校和學生“升本”的以“堵”為主的政策相比，潘先生提出的“宜導不宜堵”[7]的解決思路，充滿了人文關懷和遠見卓識。

（三）職教政策制定應基于高職學生特點和實際[8]

潘先生目睹了新中國成立至今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對于清末的實業學堂和民國的高等?？平逃?，也有過深入研究，他清醒地認識到，從實業學堂到新中國的高職高專，高等職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未得到明確和落實。由于認識上的不足，我國高教政策長期以來不利于高職教育發展。在1990年和2007年前后，潘先生在不同文章中犀利地指出，由于“戰略與戰術矛盾”，致使有利于高職教育的政策效果被另一些不利政策抵消，如招生政策、收費制度、撥款政策、畢業生待遇等，都未能基于高職教育的特點和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制定，而是體現出對高職教育性質的誤解甚至“歧視”。加上院校行政級別的差異等，加快發展高職教育的戰略始終難以落實。為此，潘先生在多個場合的講座和不同文章中，反復強調了政策制定要配合高職教育發展戰略，為高職院校辦學者和師生呼吁。

追溯潘懋元職業教育思想的形成，既有其早年生活經歷的影響，也有著青年時代讀書求學的鮮明印記。潘先生出身貧苦，幼年時期，家庭生活靠父親賣米糕維持，先生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幫家里干活，尤其是磨米。家庭成長環境以及從小自食其力的生活，使他很早就知道了“一技之長”對于普通百姓的重要意義。1935年，年僅15歲的他獲得了一份在小學當教師的工作，這份工作一開始也是作為“謀生的職業”。童年的經歷以及舊中國的貧困給潘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基于個人及同時代人的生活實際，他十分認同楊賢江提出的“教育的本質，是幫助人類營社會生活的一種手段”，“是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以‘使單純的勞動力轉變為特殊的勞動力”等觀點[9]，并將楊賢江視為“我的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的啟蒙教師”[10]。正是早年生活及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的影響，形成了潘先生職教研究乃至教育研究的平民立場。

二、服務經濟社會：升級職教重心推動區域發展是高職教育的重要使命

前瞻性與預見性是潘先生高職教育研究的另一重要特點。他立足于完善教育體系，促進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宏觀立場，基于對職業教育發展歷史意義的深刻把握，從社會發展規律的角度開展高職教育宏觀政策研究，展示出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早在1945年，潘先生就讀廈門大學教育系時，即以《勞工教育的理論與實施》為題撰寫了學位論文，從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論述了發展勞工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新中國成立之后，先生更是自覺運用教育內外部關系規律，反復強調加快發展高等職業教育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在呼吁升級職業教育發展重心的同時，強調高職院校應立足地方，以促進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為基本使命。

（一）“技術與職業教育由中等向高等延伸，是必然的趨勢”

潘先生是我國較早明確提出要升級職業教育發展重心的學者之一。他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高等教育改革，歸結為應對兩個挑戰：科技改革的挑戰和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挑戰，并指出，“自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加快步伐以來，高等教育界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迎接市場經濟的挑戰并采取對策，而對于為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界所關注的科技革命的挑戰，則被前者所湮沒，漸漸為人們所淡忘”[11]。他注意到，二戰之后，美國、日本、韓國、德國等世界許多先進國家紛紛重視職業教育的升級發展，但我國政府一直以來主要停留在發展中職的思路上，深刻影響到社會對高職教育價值的認識。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世紀80年代末，在OECD資助下成立的124所職業大學，雖然這是新中國發展高職教育的開始，但后來，在“重學輕術”思想的影響下，職業大學紛紛改為普通大學，在校名上悄悄拿掉了“職業”兩個字。針對這一現狀，潘先生一邊思考問題產生的根源，一邊尋找破解的對策。1998年之后，高職教育規?？焖贁U張，以楊金土等人為代表的決策者和理論工作者，提出了高職是培養生產、建設、服務、管理一線人才的理念，并且對“雙師型”教師、實踐教學學時比例等提出一系列要求，標志著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發展邁入了一個“職業性”受到尊重和關注的新時期，但是，對于升級職教發展重心、加快發展高等職業教育的重要意義，探討仍然不多。為此，潘先生在不同場合多次論證、分析了我國職業教育發展高移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98年到2005年間，潘先生反復強調，“高等職業技術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一個重要領域，是隨著高新科技產業的產生而形成，隨著高新科技產業的發展而紅火的”；“隨著現代科技的發達，產品與服務中科技含量的提高，以及人民對經濟與文化日益增長的需要，技術與職業教育由中等向高等延伸，就成為必然的趨勢”[12]。他指出，“科教興國，不但需要若干所一流大學，還需要更多培養應用型、操作型的科技以及管理人才的高等職業技術院?！?。在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的本土化改造中，潘先生也多次明確指出：“當前以及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應當以增加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為主，”[13]并一再強調“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戰略任務能否完成，主要看高等職業技術教育能否健康、順利發展”，“高等職業技術教育承擔著培養數以千萬計的專門人才的任務”[14]。為深入了解高職院校發展情況，在《中國高等教育問題》博士課程的考察環節，他多次帶隊，先后考察了寧波、成都、西安、江西、黑龍江等地公辦、民辦高職教育發展，并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產生了較大的影響。2010年，在湖南大學的一次座談會上，潘先生談到中國高等教育規?？焖贁U張的合理性時仍然強調，“過去許多工作只要中學程度的人才就夠了，但是隨著科學的發展，需要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這是生產力提高的需要”，并強調，“這是最基本的原理”，結合其對大眾化發展路徑選擇的思想，其重點仍是強調擴大高職教育規模的合理性。

（二）高職教育是高等教育地方化的主要力量

作為深受傳統文化影響，跨越新舊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經世致用”是潘先生高教研究的重要追求。他十分關注高教研究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十分關注國家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的發展走勢，他認為，職業教育是與經濟社會發展聯系最為直接的一種教育類型，職業教育研究尤其要重視發揮職業教育尤其高職教育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20世紀90年代初，基于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以及對教育外部關系規律的深刻把握和對“?？啤弊鳛橐环N教育“類型”地位的清醒認識，潘先生提出了“高等教育地方化”發展思想，并提出構建終身教育完整體系的想法，成為其高職教育研究“家國情懷”的另一重要體現。他指出，“由于中國經濟的不平衡發展，更由于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之一是發展區域與地方經濟，高等教育地方化就更有其必然性”[15]，而要發展與區域經濟相適應的高等教育系統，必須“大力發展?？平逃痛_立?？平逃牡匚弧?，“明確?？平逃歉叩冉逃胤交闹饕α俊盵16]。結合其對于?？频睦斫?，他所強調的，恰恰是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教育，他指出，“高等學校為本地區服務的形式要多樣化。包括培養應用型人才、增設實用課程……教學、科研與本地區企業和農業生產相結合等等”[17]。并從對國家經濟結構變化、產業轉型升級的前景展望中，敏銳地提出了拓展繼續教育，將其“與正規學歷教育一起，構成終身教育完整體系”的思想，認為這是高等教育經濟功能發揮的重要內容，因為高等教育“通過專門知識與技能的培訓以提高各行各業勞動者特殊勞動能力的功能，主要依托職業技術教育，包括大專、中專和繼續教育”[18]。

盡管1990年之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沒有完全如潘先生所預料的那樣發展，但是，實踐在經歷了曲折之后，依然遵循基本規律，回到了地方化發展的軌道上。今天，各地經濟發展注重挖掘區位優勢，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等思想的提出，表明了市場經濟發展必須重視區域經濟的發展，1999年之后，地方舉辦高職院校以及發展地方本科高校的做法也蔚然成風，再次展示了經濟社會基本規律的重要指導力量。

三、基于人才培育類型定位建立獨立體系是中國特色職教發展道路的基本選擇

新中國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并不順暢，即使1998年之后，高等職業教育的規模取得了快速擴張，但是，由于對高職教育性質、定位、發展模式等重大基本問題認識不清，高職教育發展面臨諸多困難與迷惘。在創立和發展高等教育學學科的過程中，潘先生深刻地認識到“高等教育學是應用性學科，應用性學科的生命在于實踐”，“離開生活和實踐的高等教育學及高等教育研究，就無法成長壯大，就不會產生力量”。潘先生職業教育思想的形成與完善，得益于其在高度理論自覺的基礎上，對職業教育實踐問題的殷切關注與孜孜求解。如果將建國前的“勞工教育”視為其對職業培訓的關注和研究，文革之后，潘先生主要基于教育基本規律，研判高職教育實踐問題，從高職教育的性質、本科高職的定位到職業教育獨立體系的建立，逐步形成了對我國高職教育發展的獨到見解。

（一）高等職業教育是“類型”而非“層次”

20世紀80年代，教育部曾出臺政策，允許本科高校從?？聘咝Ｖ姓惺债厴I生繼續開展教育。潘先生注意到這一政策出臺之后，鼓勵了?？聘咝Ρ究聘咝＾k學的模仿，于是他產生疑問：這種做法是否合適？會有怎樣的后果？從實踐中的問題出發，結合高等教育基本原理，潘先生認為，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礎上的專門教育，“?？婆c本科，同樣與高中銜接，在起點上并無高低之分”[19]，在學制上，“兩者也并無銜接關系”[20]，“兩者不能構成相互銜接的高低層次關系，而是同一個層次的兩個并列的子系統”[21]。他敏銳地意識到，這一政策背后對高等教育結構理解的偏差，將誤導社會，強化偏見，使得?？瞥蔀榈陀诒究频囊粋€“層次”從而極大弱化甚至失去其應有的功能。

潘先生感到問題重大，必須予以澄清。為此，在《高等教育學講座》中，談到高等教育結構時，他專門強調，教育結構中的層次結構關系，是指相對獨立、相互銜接的層次之間的關系，而新中國的“本科教育，強調理論與實踐并重；?？平逃?，側重于應用技術與工藝”，這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教育，“?？齐m然在理論基礎的寬厚上比不過本科，但在應用技術與工藝方面，它的要求并不低于本科，甚至在熟練程度上比本科的要求還更高”。這個問題，“在我國高等教育理論上，一向被人忽視，沒有弄清楚，因而導致教育實踐中一些做法的正確與否，說不清楚，從而產生一些不利于?？平逃l展的影響”[22]。

高職教育的性質與定位問題，在高等職業教育規模有限的時期，似乎并不突出，但到了1990年代末，隨著高職教育規模的快速發展，這一問題對于高職教育政策體系與發展前景的影響日益凸顯。為了改變主管部門和社會對于高職教育的這一偏見，1998年之后 ，潘懋元先生多次強調，“教育類型和教育層次是兩個不同的概念”[23]，“高等職業教育是一種有別于理論型普通高等教育的類型，但并不是一個區別于本科的?？茖哟巍盵24]，“?？婆c本科院校的區別，也主要是在人才培養類型上，而不是培養層次上”、“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本科相比，是一種強調實踐能力的教育，是另一種類型的教育”。正是以潘先生為代表的學者群體的積極呼吁和正本清源，2006年，教育部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明確了“高等職業教育是一種高教類型”，標志著教育主管部門對高等職業教育性質的認識有了進一步深化。

（二）人才培養類型是高校定位的主要依據，新建本科院校應定位于職業本科

以學位高低或科研規模大小劃分高校層次高低，是導致我國高校定位不明的一個重要原因。世紀之交的規?？焖贁U張，量變的同時，將調整高教結構等深層次質變問題提上了重要日程。不同類型的高教機構能否合理定位，決定著高等教育系統功能的發揮，進而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著重要影響。高校究竟該依據什么進行分類定位？早在引入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之時，潘先生就已指出，“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前提是多樣化，沒有多樣化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實現大眾化”?！叭绻珖拇髮W都培養科學家…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我們就會沒有飯吃，因為無人種地，無人做工?！盵25]基于中國的實際情況，潘先生強調，高教機構的定位，主要應該看它培養什么樣的人：“定位的主要依據應當是高等學校培養人才的職能”，“如果只以學位高低或科研規模大小劃分高校層次高低，必將鼓勵所有高等學校以最終成為學術性研究型大學為發展目標?！?/p>

因此，潘先生在研究高校分類定位過程中，強調要認真研究處于精英大學和高職院校之間的本科高校的定位問題。他將這類高校統稱為“應用性本科高?！?，認為這類高校應定位在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主，以培養本科生為主，以教學為主。在這類高校之中，新建本科院校則應“主要定位于職業本科或應用型本科”。理由有二：從外部需求看，因為國家工業化尚未完成，高科技（信息技術）與工業化相結合，要求大力發展?？粕踔帘究埔陨系母呗毥逃?，這是國家發展的需要。從院校內部實際看，“新建本科院校，不論公辦或民辦，都是由水平較高、條件較好、規模較大、業績較佳的?？茖哟卧盒Ｌ嵘?，擁有相對優質的教育資源和文化積淀，可以增強本科教育力量”，同時，“它有大眾化的辦學經驗，面向生產一線，面向地方辦學”[26]?；诖?，潘先生認為，新建本科高校從自身基礎出發，揚長避短，繼續辦高職是比較好的戰略選擇，他指出，“社會地位的高低不在于你是哪一類型的教育，而在于學校的辦學質量與特色” [27]。但是，在提出這一思想的時候，潘先生也進一步指出了“這條路在現行制度上還未建立”[28]。直到2013年，教育部正式啟動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轉型，制度構建方才開始。

（三）建立職業教育獨立體系是中國特色職教發展道路的戰略選擇

在對我國高等教育實踐多年的關注中，有一個現象讓潘先生十分痛心：部分在?？茖哟无k得十分有特色的高職（?？疲┰盒?，升本之后，盲目學習普通本科的辦學模式，最后特色盡失，無聲無息?；趯Ω呗毥逃再|及本科高職發展的思考，考量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以及世界各國職業技術教育發展的基本趨勢，潘先生提出了建立職業教育獨立體系的思想。早在2003年，潘先生就指出，高職“能不能專升本，我個人認為，能。但有兩條，第一，專升本之后還是高職。第二，不能一哄而上，大量升本”。他還指出，高職升本之后，還可以有碩士、博士，但也是少量。因為，職業教育發展的層次“是由現實經濟發展情況決定的”。

盡管不同國家職業教育的發展模式不同，但是，基于對中國具體國情和社會文化的理解，潘先生認為，建立職教獨立體系是我國落實高職教育“類型”地位的基本保障。他看到，我國高職教育的社會評價和認可率偏低，原因在于“高職教育層次結構單一，本科以上層次的職業教育仍未得到充分認同和發展”，“斷頭路”式的發展道路，本身就是社會對高職教育認識不夠的一種體現，再加上“職業培訓制度尚不適應終身教育體系，當前高職教育主要是學歷教育，職業培訓制度很不健全”，現有職教體系已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而傳統的以理論教育為主的本科院校，也難以培養更多的生產、管理、服務第一線的實用型技術人才，因此，潘先生指出，“有必要建立以職業技能教育為主的高等職業技術教育體系”，通過構建完整的從低到高的獨立體系，在培養目標、教學計劃、課程內容、教學方式方法上，區別于傳統的普通高校體系，使之更貼近社會實際，并從終身教育角度審視高職教育定位，將職業培訓融入終身教育體系[29]。

潘先生建立高職教育獨立體系的提法，是基于對我國高等教育實踐中諸多問題的理論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概念的提出，影響、推動并將進一步指導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建設。

四、高等職業教育是一種朝陽事業，應加強理論研究

作為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創始人，潘先生同樣十分關注高等職業教育研究工作的進展。他指出，“高等職業技術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個新的領域，高等教育學的一般規律、原則，對高等職業教育的運作，有理論指導的作用，但不能照搬，必須充分注意它的特殊性”[30]。他認為，一方面，對于職業教育的歷史研究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另一方面，當前高職教育發展中的許多困惑和問題亟待理論指導。諸如如何建立職教獨立體系、如何建立符合應用型人才培養所需的“行知體系課程”、高職教育應如何在強調職業性的同時兼顧學術性、人才培養中如何兼顧技能習得、理論基礎與學習能力的培養等，都亟待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但是，不管當前我國高職教育發展經歷和面臨著怎樣的困難和挑戰，潘先生依然飽含熱情地指出，“中國的技術與職業教育，方興未艾”[31]，“我確信高等職業教育是一種朝陽事業”[32]，這是基于其對高職教育發展規律和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是對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高度理論自信，其對高等職業教育和民辦高等教育的傾心關注與“情有獨鐘”，也必將進一步指導、激勵高等職業教育的未來發展。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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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劉繼源.報告顯示：超九成高職畢業生為家庭第一代大學生[EB/OL].http：//www.jyb.cn/zyjy/zyjyxw/201507/t20150716_6301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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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essor Pan Maoyuan had pointed out that since the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institutes are also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will change the destiny of civilian students， so the policy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bas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reality.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tendency and the needs of developing of society and economy， he also pointed out the importance of raising the focus form middle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e had proposed tha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Style” but not a “Level” and whether the newly-built university could orientate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or not will imp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vocational system of China. His mainly points and ideas have been tested in the practi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have good implications to the main challeng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day..

Key words Pan Maoyuan； vocational education though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achelor vocational-oriented

Author Luo D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hund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Shunde 528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