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綸案”看明憲宗的權謀

摘 要：在即位之初，年少的明憲宗便通過“王綸案”，重塑了自己的形象，安撫了以李賢為首的外朝官員，和司禮太監牛玉為代表的內廷勢力達成妥協，還借機控制了錦衣衛，將自己純熟老道的權謀展現得淋漓盡致，大大穩固了自己的地位。

關鍵詞：王綸案；明憲宗；權謀

作者簡介：王超偉，廣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2015級中國古代史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明清史。

[中圖分類號]：K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21--03

一、“王綸案”始末

天順八年（1464）正月二十二日，皇太子朱見深即位，是為明憲宗。此時，王綸官居東宮典璽局局丞。依明朝內廷官制，東宮有六局，“曰典璽、曰典藥、曰典膳、曰典服、曰典兵、曰典乘”[1]32。六局中，典璽局不僅排在首位，且“惟典璽局增設紀事、奉御”[2]1825，可知其為東宮內廷機構中最緊要之部門。東宮六局“各設局郎一人，正五品，局丞二人，從五品”[2]1825，亦可知王綸在東宮內侍中的重要地位。

正是由于意識到了自己在皇帝“潛邸”中的顯赫地位，在憲宗即位之后，在東宮時便“頗見幸”[3]243的王綸更是滿心以為自己“以次當柄用”[4]169，本就以“專擅”著稱的他，行事愈發驕肆無忌，“一時群小希進用者多與交通”[5]29。

另一方面，正統年間“嘗奉命教內書館”[5]29的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不肯滿足于現狀，尤其是當發現自己以前的學生王綸“以次當柄用”之后，“浮躁嗜進”[6]806的他更是“有入閣覬”[7]1755，便想盡辦法與王綸取得聯系。當時，“尚寶司丞朱奎以幼童陪讀館中，相親昵”，與錢溥和王綸的關系都很好。錢溥便通過朱奎“通綸于禁中”，與王綸取得了聯系。面對錢溥的投懷送抱，王綸也是欣然接受，“因偕奎造溥家，執弟子禮坐，溥上坐，飲至晡而去?！盵5]29

與錢溥比鄰而居的是內閣大學士陳文，兩人關系很好。錢溥曾在內書館“教內侍書”，其學生“后多顯者”。這些宦官學生在顯達之后，時常到錢溥宅上謝師，“內侍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6]806。但在英宗病重后，王綸來錢宅拜謁之時，錢溥卻一反常態，并未邀請陳文。陳文心中起疑，“乃使人微诇之”。王綸來時扈從眾多，“诇者雜其中，倫（應為“綸”之誤——筆者注）以為溥使，溥又以為倫使，兩不疑也?！盵8]106陳文由此探聽到了王綸、錢溥此次“密談”的內容：綸言：“帝不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謂：“當奉遺詔行事?！盵2]4521

英宗駕崩之后，依照慣例，遺詔當由內閣首輔李賢草擬。但當李賢準備據筆草詔之時，一旁的陳文卻突然“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标愇碾S即將明顯已被他改編過的“錢、王密談”的內容告知李賢：“溥、綸定計，欲以溥代賢，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昂?！盵9]1049而在此之前，朱奎曾“持晉州知州鄒和所饋綸書以入，或曰此溥密草遺詔也?！盵7]1755兩相重合之下，李賢對陳文之言信以為真，勃然大怒的他立即向憲宗“發其事”[9]1049。

由于深信自己會被新皇帝重用，王綸為人行事愈加放肆。在英宗大殮之時，王綸甚至敢破壞禮制，在衰服之外“襲貂裘”，這令憲宗極為不滿，“見而惡之”。英宗晏駕，對于許多內侍而言，不啻于一場噩耗。因為這意味著內廷機構中勢必會有一場權力的重新洗牌。英宗朝的司禮監太監牛玉便是擔憂者之一。英宗去世之后，牛玉深恐王綸上臺之后會“軋己”，所以在獲悉憲宗對王綸有惡感之后，牛玉“因數其過惡，勸上執下獄”[7]1755。與此同時，牛玉的侄子春坊贊善牛綸及與之相善的中允劉珝由于“俱忤溥”[10]152，也擔心王綸、錢溥在被新皇帝重用之后會于己不利，乃“構之”[7]1755，牛玉則暗中“嗾人發其交通事”[5]29。

在外朝、內廷皆有反對者，自己又對王綸深感厭惡的情況下，正月二十九日，憲宗遂下詔逮捕王綸，“并逮溥等”?！胺ㄋ疽缆蓴M斬，以赦例，特從輕典。綸降內使，南京閑??；溥降順德知縣，奎鹽運副提舉，和云南瀾滄衛經歷?！背酥?，“凡平日與綸交通者，因綸詞供及，皆降調外任。于是兵部右侍郎韓雍降浙江左參政，順天府尹王福降兩浙鹽運使，治中丘晟調福州府同知，通政司左參議趙昂瑞州府同知，南寧伯毛榮、都督馬良謫廣西，都督馮宗、劉聚謫廣東，各聽本處總兵官調遣殺賊。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同知門達，指揮同知郭英、陳綱，指揮僉事呂貴，俱調貴州邊衛：達都勻，英安南，綱赤水，貴平越，皆帶俸差操云?！盵5]29-30后來，因門達心懷“怨望”，“復下獄論死，籍其貲萬計”[10]152。門達“后貸死，戍廣西南丹衛”[9]1050，此事才算告一段落，是為“王綸案”。

二、憲宗制造“王綸案”的目的

“王綸案”爆發之時，距離憲宗即位還不到十天，帝位根基并不算穩固，正處于“中外危疑”[8]106之時。但憲宗偏偏敢于在此時興起大獄，黜落一大批文武官員，一方面說明憲宗此時已獲得了以李賢、牛玉為代表的外朝與內廷高層的支持，有恃無恐，另一方面也說明此案背后大有深意，值得憲宗涉險為之。結合史料分析，憲宗制造“王綸案”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1.重塑自己的形象

對于憲宗，朝野不可謂不熟知。畢竟作為一個擁有“再錫名，三膺冊，一為親王，再正青宮”[7]283這樣傳奇經歷的皇帝，不知名是不可能的?？杀M管名聲在外，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繼位之初，朝野上下對于憲宗的能力其實是有所懷疑的。關于這點，史書上有個很有名的事件可以說明：

“先是上（明英宗）臥疾文華殿，有間東宮于上者，上頗惑之，密告大學士李賢，賢頓首伏地曰：“此大事，愿陛下三思！”上曰：“然則必然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皇太子至。賢扶太子令謝。太子謝，抱上足泣，上亦泣。讒竟不行?！盵9]1048

連親生父親都對憲宗疑慮重重，懷疑其能力，稍有人“間之”便意圖易儲，則滿朝文武對這位少年天子抱持何種態度，也就不難想象了。在此情形之下，盡快樹立自己的權威，便成了憲宗的當務之急。而恰在此時，“王綸案”爆發，給了憲宗一個重塑自己形象的絕佳機會。

在當時的諸多宦官中，王綸雖非資歷最老、職位最高者，卻由于久事東宮，又處在典璽局局丞這樣的關鍵位置，所以朝野內外對于王綸即將被重用是深信不疑的。對此情況，相信憲宗也是心知肚明。但憲宗依舊敢于拿王綸開刀，打破成例，意在向世人展示其鐵腕冷峻的一面。在“中外危疑”、人心未定的大背景下，最高統治者展現其冷峻鐵腕的一面，是有利于穩定人心的。

2.安撫李賢等外朝官員

在英宗去世、新皇登基的背景之下，對于能否獲得憲宗的信任與重用，即便是在易儲風波中力保其位的李賢，其實也并沒有太多把握。在天順元年（1457）明英宗復辟之后，李賢備受信任，史稱“自三楊以來，得君無如賢者”[2]4677。但在天順末年，掌錦衣衛事的門達卻備極寵信，“至與大學士李賢等”[11]975?！爱斒菚r，達害大學士李賢寵，又數規己，嘗譖于帝，言賢受陸瑜金，酬以尚書。帝疑之，不下詔者半載?！盵2]7880-7881由此，李賢遭遇信任危機。在英宗對李賢將信將疑之際，門達又借整治“恃帝舊恩”[2]7880不肯屈從自己的錦衣衛都指揮袁彬之機，指使人誣告李賢。英宗果然生疑，“為達集群臣公鞫，呼李賢至”[11]975，若非誣告者翻供，李賢亦恐難免牢獄之災。

曾經對自己無比信任的英宗都起過疑心，那與自己打交道更少的憲宗將自己拋棄也并非意外之事。正是基于對李賢心理的細致揣測，陳文才敢擅自篡改所謂的“錢、王密謀”，而對自己前途驚疑不定的李賢也果如陳文所料，絲毫不加詳查便將此事報告給了憲宗，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穩重與審慎。

對于李賢的這些情況，“篤于任人”[2]181的憲宗無疑是清楚的。在自己甫登大位、根基不穩的情況下，對于極有威望的李賢，憲宗是必須要倚重的。另一方面，當父親英宗意圖易儲之時，若非李賢一力堅持，憲宗之位極有可能不保。因而無論于公于私，憲宗都需要向李賢表明自己的態度，展現自己的信任，將對李賢有威脅的錢溥貶官，便是絕佳的示好機會。

除此之外，“王綸案”余燼未熄，憲宗便下詔“晉閣臣李賢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9]1050安撫之意顯而易見。而當門達余孽投匿名書威脅李賢、李賢乞罷之時，憲宗又立刻溫旨“慰留”之[2]4677。當年三月又聽從李賢等人的建議，毀掉了極具象征意味、由門達增設的“錦衣衛新獄”[9]1052，以接連不斷的誠意與措施，對以李賢為代表的外朝官員最大程度上予以安撫。

3.向牛玉等內廷勢力妥協

天順年間，牛玉權勢顯赫，不僅為“司禮監太監”[3]243，又能在英宗臨終之前，有資格“執筆”記錄遺詔，其在內廷的地位非同小可。不過在英宗逝世之后，與李賢一樣，牛玉也日夜擔心其位不保，因而對即將上位的王綸極為敵視，可謂視若仇讎。

除了在內廷極有勢力，在外朝，牛玉也有著令人不可小覷的影響力。據載，平定“曹欽之亂”的大功臣懷遠侯孫鏜為“牛玉姻家”，太常寺少卿兼侍讀牛綸為其侄，吏部員外郎楊琮為其甥[5]189。更為關鍵的是，牛玉在錦衣衛中還極有影響：錦衣衛“指揮同知牛循，為太監玉猶子”，且牛循還有資格代替袁彬署理衛事[11]976，可知牛循在錦衣衛中之地位。在牛玉具有如此背景下，憲宗通過打擊王綸來對牛玉進行安撫便是應有之義了。

但與對待李賢不同，筆者以為，憲宗在聽從牛玉之言打擊王綸時，更多是向其作出妥協，而不僅僅只是安撫。正如前言所述，無論是外朝還是內廷，乃至在錦衣衛中，牛玉都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申P鍵在于，牛玉只是一名太監，是皇帝的家奴，他擁有這么大的勢力無疑是對皇帝的一種潛在威脅。天順五年（1461）曹吉祥、曹欽父子起兵作亂殷鑒不遠，憲宗不可能不對勢力廣大的牛玉有所忌憚。

另外，牛玉在憲宗面前歷數王綸過惡的做法也很犯忌諱。從常情來看，即便是憲宗有意拋棄舊日心腹，這話也不該由一個身具家奴與“前朝舊臣”雙重身份的人來說。所以，當具有雄厚實力的牛玉來向憲宗告王綸的狀，請求皇帝將其下獄時，憲宗必有受威脅之感，而他也很自然地會將牛玉的所作所為視作“逼宮”而非“規勸”。在這樣的情況下，憲宗忍一時之氣，向其作出妥協也在意料之中。不過對于牛玉，憲宗始終心懷疑懼，如鯁在喉，所以才有了后來憲宗借廢后之機革黜牛玉及其黨羽之事[5]187-189。

4.借機控制錦衣衛

在憲宗欽定的貶員名單中，掌錦衣衛事的都指揮同知門達的名字赫然在列，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

門達，豐潤人，“性機警沉鷙”，“襲父職為錦衣衛百戶”。正統末年，門達進千戶，“理鎮撫司刑”。門達早期仕途不順，景泰年間才進位指揮僉事，還曾“坐累解職”過一次，直到景泰七年（1456）才恢復舊職。英宗復辟之后，門達因為“與奪門功”，仕途開始順遂起來。歷任指揮同知、指揮使，并“專任理刑”。最初，門達口碑頗佳，在主理刑事之時“用法仁恕”，“重獄多平反，有罪者以下禁獄為幸，朝士翕然稱達賢?！钡捎凇坝⒆趹]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校為耳目”，令本為門達下屬，但為人“強鷙”的逯杲迅速崛起并超越門達，這對門達刺激很大，逐漸改變其為官策略[2]7877-7879。

逯杲死后，門達“勢遂張”。門達“欲踵杲所為，益布旗校于四方。告訐者日盛，中外重足立?！遍T達曾揭發、誣告外戚都指揮孫紹宗等文武官員數十人，令這些人或被責或遭謫或入獄，福建僉事包瑛甚至因不堪其辱，憤而自縊。由于懼怕武將的武力報復，門達不敢多犯武臣，因而此時“文吏禍尤酷”，這讓文官們對其極為不滿。在此期間，門達甚至還陷害自己的頂頭上司袁彬及內閣首輔李賢，致使袁彬遠調南京閑住，李賢則由于誣告者當場翻供才幸免于難[2]7880-7881。

前言有述，在英宗病重之時，曾“有間東宮于上者”，平白惹出一場易儲風波。這其中，驕恣弄權的門達是最大的嫌疑對象。再者，在袁彬去后，門達已經完全控制了明朝最悠久的特務機構，其權其勢令人側目。有鑒于此，憲宗也覺得錦衣衛在門達手中是一個極度危險的情況，便借著門達曾“預為結納”[9]1050王綸之機，將其下獄、遠謫。

包括王綸在內，憲宗借著“王綸案”一共處置了十六名官員。這其中，出自錦衣衛系統的官員便有四人，占四分之一之多。而在將以門達為首的幾位錦衣衛高層遠謫之后，憲宗很快便召回了在南京閑住的袁彬，命其“復掌錦衣衛事”[9]1050。袁彬“行事安靜”[2]4510又“畏滿好避”[11]975，于憲宗而言，這是一位容易掌控的人選。同年三月，在李賢等人的建議之下，憲宗還下詔毀掉了門達增設的錦衣衛獄。在此之后，鑒于門達是通過“專任理刑”逐漸發跡的，憲宗又很有針對性的“專設鎮撫二員，不復兼管軍匠”，且增設北鎮撫司，將錦衣衛的理刑之權一分為二，力圖避免類似門達的情況再度出現[11]976。這一系列舉措表明，憲宗有借“王綸案”掌控錦衣衛之企圖。

總而言之，通過“王綸案”，年少即位的憲宗樹立了自己鐵腕強硬的新形象，既很好地安撫了以李賢為代表的外朝文官，又向咄咄其勢的司禮太監牛玉做出了妥協與讓步，同時還徹底打垮了以門達為首的、自己難以控制的錦衣衛勢力，將其完全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可謂一石四鳥，將其嫻熟老道的權謀于不動聲色間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足以引起我們對憲宗傳統形象的再審視。

參考文獻：

[1]鄭曉.今言[M].北京：中華書局，1997.

[2]張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3]余繼登.典故紀聞[M].北京：中華書局，1981.

[4]沈德符.萬歷野獲編[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

[5]劉吉等.明憲宗實錄[M].臺北：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2.

[6]陳建.皇明通紀[M].北京：中華書局，2011.

[7]王世貞.弇山堂別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6.

[8]王鏊等.震澤先生別集[M].北京：中華書局，2014.

[9]夏燮.明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2010.

[10]談遷.國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1]査繼佐.罪惟錄（明書）[M].濟南：齊魯書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