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遣隋使來華動機考析

段洋洋

【摘要】中日兩國作為一衣帶水的鄰邦，兩國之間的交流有著悠久的歷史。在公元7世紀初的隋朝時期，日本政府派出了多批遣隋使赴隋朝貢和學習，本文將圍繞遣隋使來華的動機進行考析和探究。

【關鍵詞】遣隋使；隋煬帝；來華動機

一、前言

中國和日本同為東亞國家，兩國之間的交流可以追溯到中國的原始社會（河姆渡時期）。首次出現文字記載的交往則是在中國的漢魏時期，《漢書》《三國志》《后漢書》都有記載。公元238年日本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向中國的曹魏政權進貢，被魏文帝曹丕封為“親魏倭王”，并被賜予金印。在邪馬臺國之后的“倭五王”時代，日本也有向當時中國的北齊和南陳進貢。在早期中日交流中，以女王卑彌呼和“倭五王”為代表的官方交流并不多，只有寥寥數次。相反，民間交流比官方多。

公元6世紀末隋朝建立之后，中日兩國之間的交流進入到新階段，其特點是官方交流大幅增多，達到幾年一次，甚至一年數次。始于7世紀初圣德太子派出遣隋使赴隋，止于894年菅原道真最后一次派出遣唐使，在這近三個世紀期間日本不斷派出名為“遣隋使”和“遣唐使”的官方使團赴中國學習先進的文化。在當時已是日本的既定國策，日本歷史上稱為“祖先之貽謀”，也稱為“祖法”。[1]

“遣隋唐使”作為中日交流的官方代表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而作為遣唐使前身的遣隋使，由于缺乏可信的史料記載和有價值的考古發現，導致人們在關注遣隋唐使時，往往忽略了遣隋使的地位和作用。遣隋使上接“倭五王”時期，下接中日交流頂峰的“遣唐使”時期，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在中日交流中有重要的地位。在十幾年內，日本朝廷多次派出遣隋使，較以往大幅增加，為之后的遣唐使來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遣隋使來華動機

日本政府派遣遣隋使的動機是什么？筆者認為日本統治階層派遣遣隋使來華有三點原因，一是學習中華優秀文化，二是學習佛教文化和開展“佛教外交”，三是出于對外擴張的需要。

1.學習中華優秀文化。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日本早期的民族性格擁有封閉、壓抑、孤寂感以及對外部強烈的好奇心和敏感性。一種渴望打破封閉和孤寂的意向，成為推動日本吸取外國文化的內在條件。[2]作為日本鄰國的中國具有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這為日本打破封閉、對外學習提供了外部條件。

南北朝時期使中國文化和經濟受到了嚴重損害，公元581年隋立，統一中國，隋文帝僅僅用了十幾年時間便使國力得到恢復和發展，史稱“開皇之治”。當時日本經濟文化、政治制度方面都十分落后，遠遜于隋朝。日本尚處于從落后的奴隸制度向相對先進的封建制度轉化時期，隋朝自然而然地成為日本學習的對象。日本希望能夠借鑒隋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先進之處，以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律令制度”。

2.引入佛教和推行“佛教外交”。當時日本天皇大權旁落，大臣蘇我馬子把持朝政，推古天皇為了重奪大權，讓圣德太子攝政。圣德太子攝政后，致力于建立統一的國家意識形態，希望將天皇的大權從蘇我氏手中奪回，以實現天皇主政的中央集權一元化統治。由于當時的神道教已經無法起到統一國人思想的作用，因此急需一個新宗教來代替原有的神道教，圣德太子將目光移向了外來的佛教。雖然佛教傳入日本的時間并不長，但在日本已經有了相當的民眾基礎?；谝陨蟽牲c原因，圣德太子用佛教代替原來的神道教，成為新的國家宗教。在《憲法十七條》中記載到：“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則四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何世何人，非貴是法。人鮮尤惡，能教從之，其不歸三寶，何以直枉？”[3]可見，圣德太子大力推崇佛法，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強化天皇主政的中央集權一元化統治。

除此之外，圣德太子還希望通過引入佛教，加強與東亞近鄰之間的關系。當然僅僅是將佛教作為一種外交手段，其實質仍然是為了謀取戰略利益。在隋朝時期，這種依靠佛教作為手段的外交，被稱為“佛教外交”。[4]

3.對外擴張的需要。日本作為孤懸海外的島國，地狹人稠，自古以來就想通過對外擴張來獲得生存的土壤，這樣離日本最近的朝鮮半島成為最理想的目標。公元4世紀時，日本占領了朝鮮半島南部的任那地區，作為在朝鮮半島擴張勢力的橋頭堡，但是公元562年新羅派兵攻占任那。571年欽明天皇在彌留之際，對繼任的敏達天皇說：“朕疾甚，以后事屬汝，汝需打新羅，封建任那，更造夫婦，惟如舊日，死無恨也”。[5]

敏達天皇繼位后，多次出兵攻打任那，但都無功而返。593年圣德太子攝政后，加快了恢復任那統治的步伐。598年，隋文帝征高句麗。600年任那地區爆發內亂，圣德太子決定出兵收復任那。同年日軍大舉進攻新羅，新羅王被迫求和，退出任那地區。日本退兵后，新羅王背約，再度占領任那地區。此后由于種種原因，日本再沒有恢復對任那地區的統治。

日本為了和隋朝爭奪朝鮮半島的控制權，試圖以武力干涉朝鮮半島，當被挫敗后，圣德太子改變策略，開始對隋朝開展大量的外交活動。而遣隋使來華也被賦予了對隋開展外交活動的使命。

【參考文獻】

[1]余又蓀.隋唐五代中日關系史[M].臺灣：臺灣商務出版社，1964

[2]陳振昌，[日]佐藤孝.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輸出和逆輸出[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37～39

[3]日本書紀·推古天皇紀[M].日本：巖波書店，1983.卷二十二

[4]關于東亞的“佛教外交”，請參見韓昇.南北朝隋唐時代東亞的“佛教外交”.載《思想家》第一輯《杰出人物與中國思想史》，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

[5]日本書紀·欽明天皇紀[M].日本：巖波書店，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