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初稿”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構建

劉偉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總結和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發展的實踐，并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研究和探索，加強對規律性認識的總結，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推進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建設。為進一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要求，《紫光閣》雜志社和北京大學國家資源經濟研究中心近期聯合舉辦多場題為“紫光閣—北京大學知行論壇——新時代下政治經濟學的創新與發展”的閉門研討會，與會政府部門領導、著名學者及企業界人士，嘗試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做出理論探索，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本刊將從本文開始陸續刊登與會代表的真知灼見，以饗讀者。

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對經濟學理論提出深刻挑戰和歷史性要求。在回答一系列挑戰和要求的探索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獲得了極大進展，對中國的實踐產生重要影響。鄧小平早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指出，十二屆三中全會做出的《決定》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特別強調堅持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以此來總結和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發展的實踐。

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中，關于政治經濟學的論述，從提出“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到明確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再到強調需要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重大原則，構成不斷深入的邏輯體系，展示了基于中國改革發展實踐的、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充分自信，概括了新常態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和突出特征。

新常態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基本原則

一、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原則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和歷史觀的要求，是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根本要求，更是發展和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和原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鄧小平同志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這就點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社會生產關系運動規律的學說，生產關系運動規律只能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揭示，生產關系的運動規律源于生產力發展的歷史要求及其變化。決不能把生產關系與生產力運動割裂開來，或脫離生產力發展孤立研究生產關系，使政治經濟學陷入空泛；或脫離生產關系本質，片面強調生產力，使政治經濟學研究失去根本。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要在分析中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歷史運動中，認識生產關系演變運動特征。否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既無科學方法和正確歷史價值取向，也無存在和發展的必要。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和優越性，從根本上來說只有通過解放和發展我國社會生產力，并逐漸實現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超越，才能得到歷史的證明。否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既無充分的歷史根據，也無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本質在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否則，就會偏離中國的客觀實際，也會偏離社會主義本質要求。

二、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原則是正確認識改革實踐的關鍵，是推動改革的基本動因，更是評價改革的根本標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改革無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重要歷史內容，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重要動力，因此對于改革的實踐經驗總結，無疑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內容。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實踐，既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出了歷史要求，也構成其基本使命。而要正確認識改革，則必須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原則。一是改革作為生產關系的變革，作為制度創新，其根本動因只能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歷史要求。否則，就會使改革偏離社會主義本質和根本。二是根據生產力發展要求把改革理解為生產關系的變革，理解為改革一切束縛和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制度缺陷。否則，就難以正確把握改革的實質和使命。三是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檢驗和評價改革績效的根本標準。否則，就會偏離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會使我們失去對中國經濟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自信。

新常態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題和難點：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根本在于統一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機制。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毫不動搖。這既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根本特征，也是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和改革實踐的根本突破，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深入研究、總結和發展的重要命題，這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一是統一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機制，在理論上面臨兩方面傳統的否定。一方面是正統西方經濟學的傳統，在西方經濟學中，只有資本主義私有制才可能建立市場經濟機制。另一方面是馬克思的理論傳統。在馬克思看來，市場機制只能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統一，不僅不能與任何形式的公有制兼容，而且不能與非資本主義性質的私有制兼容。力圖統一公有制與市場機制的理論與實踐，既是對西方正統經濟學傳統的否定，也是對馬克思傳統理論觀點的突破。二是對計劃經濟國家體制轉軌理論與實踐傳統的突破。自傳統的斯大林集中計劃經濟體制模式在理論與實踐上確立其統治地位之后，針對其缺陷，相關國家自上世紀50年代先后展開了多種改革，都是力圖在不改變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結構和實現形式的基礎上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進而同時獲得公有制下的制度公正和市場競爭的資源配置效率，但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未能獲得成功。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難題也正在于如何統一公有制與市場機制。這就涉及到如何不改變公有制的根本性質而又能滿足市場經濟機制對所有制的基本要求。endprint

二、經濟運行機制改革的主線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從經濟體制上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我們黨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又一重大推進。一是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二是必須認識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對我國幾十年改革開放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

中國的經濟改革和轉型，重要的特點在于，在所有制改革與市場機制培育的統一中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不是把所有制與市場機制割裂，而是從基本制度和運行機制的結合中推進改革，在此基礎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機制逐漸形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們黨推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偉大創舉”。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難點在于真正完善市場經濟秩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過改革實踐，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是市場秩序不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包括市場經濟的內在競爭秩序和外部環境秩序。內在競爭秩序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企業產權制度；另一方面是市場價格制度。前者是市場競爭的主體秩序，回答誰在競爭；后者是市場競爭的交易秩序，回答怎樣競爭。外部環境秩序也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市場競爭的法治秩序；另一方面是市場競爭的道德秩序。

新常態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任務：堅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

實際上，政治經濟學所要處理的基本問題，就是協調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矛盾，就是研究如何有效地以最低成本化解多種發展摩擦，調動多方面積極性，緩解和減輕發展與解放生產力的阻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有利于我們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更好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p>

一、激勵和約束機制的統一。這既是調動積極性方面的基本問題，更是轉軌中的我國面臨的特殊問題。改革說到底是權責利在制度上的變革，其重要原則便是三者的相互統一。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最需防止的是權責利三者的脫節，使得有權力的人可以不負責任，履行責任的人不能獲得相應的利益，因而既無效率又無秩序。權力脫離責任的約束不可能有秩序，責任脫離利益刺激不可能有效率。這里涉及的主要是企業治理結構問題。

二、調動中央和地方兩方面的積極性。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關注的特殊問題之一。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調整和政策演變，重點便在于緩解這一矛盾。這里涉及的主要是政府治理結構問題。

三、努力緩解改革發展的阻力。調動多方面積極性的應有之義便是化解各方面的阻力。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總結也能夠總結的中國經驗，是為豐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的中國智慧。包括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間關系的協調；增量改革與存量調整關系的處理；改革的可行性與必要性之間的均衡；發展的重點與全局的統一；政策的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的銜接；等等，都需要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予以明確。這些既是我國改革發展實踐的重要經驗，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說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實現共同富裕是調動積極性的根本利益原則。允許一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起來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和基本國情的客觀要求，逐漸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原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落實共享發展理念，歸結起來就是兩個層面的事，一是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二是把不斷做大的蛋糕分好。實現這一原則，必須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在堅持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的基礎上，統一協調按貢獻、按要素和全要素效率分配的激勵機制。在政府、企業、勞動者三者初次分配關系上，在地區、城鄉、產業之間的分配結構上，在城鄉居民內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上等方面，從制度、機制、政策上予以協調，切實統一效率與公平，切實在有效推動發展的基礎上更充分地體現“共享”理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共享理念實質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的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

新常態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濟發展思想：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現是經濟發展中的客觀歷史現象。一方面，“中等收入陷阱”對于戰后發展中國家而言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并非“偽命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過是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么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發展。另一方面，“中等收入陷阱”產生的經濟背景是經濟發展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供給和需求兩方面條件發生的根本變化。習總書記指出：我國已處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歷史階段，矛盾和風險比從低收入國家邁向中等收入國家時更多更復雜。

二、“中等收入陷阱”發生的深層原因在于發展理念的偏差，尤其是創新力不足，包括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力的不足、發展方式轉變滯后，發展嚴重失衡，公平與效率難以協調。一是發展方式轉變滯后，首先源于技術創新能力低，產業結構難以升級缺乏競爭力；二是經濟制度創新滯后，政府與市場關系不協調，市場競爭力不足，秩序不完善、不公正，政府干預過多，市場失靈領域政府又嚴重缺失，缺乏公平競爭的動力保障；三是法治制秩序滯后，對市場經濟競爭中的私權缺乏保障，對政府的公權缺乏有效約束和規范；由此便產生普遍的“尋租”，資源配置從根本上脫離市場效率原則，而是根據尋租強度配置資源，既無效率，也無公正。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在于努力轉變發展方式，切實使經濟發展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擴大轉變到效率提升。為此，必須在發展中貫徹新發展理念，即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是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破解發展難題，實現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總對策。

新常態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宏觀經濟哲學觀變革：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經濟新常態下轉變發展方式和克服經濟失衡的關鍵。中國經濟失衡的矛盾，主要方面在于供給側：一是約束條件的變化，供給側產生了嚴重的不適應；二是生產者競爭力嚴重不適應新常態；三是經濟結構缺乏升級的動力和空間。

二、新常態下經濟失衡的深層原因集中于供給側結構性失衡。經濟下行主要原因在于創新力不足和國民收入分配扭曲，導致投資和消費需求疲軟，潛在的通脹壓力主要源于成本推動，因此，解決矛盾的根本也在于供給側。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經濟新常態下宏觀調控方式的深刻變革。一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不同，出發點是以生產者為對象，不是以消費者為對象。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生產端入手。二是落腳點在于推進結構調整，不是強調總量效應。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供給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

四、新常態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同于西方供給革命。一是資本主義私有制難以從根本上克服與社會化大生產的根本沖突，政府與市場調節的矛盾難以協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創造了制度可能。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的是結構效應，而在西方的正統經濟理論和政策看來，政府調控主要是總量，不應包括結構。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針對的是生產者，而西方正統理論和政策反對直接干涉生產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