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對邪惡的第一次反擊

池沙洲

為什么盟友變成了敵人？

上世紀20年代，中國處于四分五裂的軍閥混戰狀態。老百姓在戰火、災害、重稅的折磨下生活痛苦，都寄希望于南方廣州的一股力量，能夠結束這混亂的局面，讓大家都過上安定的生活。

1924年，已成立3年的中國共產黨，幫助國民黨改組，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國民黨相當于重新建了一次黨，把以前帶有幫會性質、江湖習氣的組織，轉變成一個現代化的政黨，為建立一個新的現代國家做準備。

國共兩黨達成了一致的左派（支持下層民眾取得公平）目標，還在廣州的黃埔島共同組建、訓練了一支新式陸軍——國民革命軍。

1926年7月9日，被全國民眾寄予厚望的這股力量，包括一些有革命傾向的軍閥——粵系、桂系、滇系、湘系等，擰成了一股繩，從廣州出發北伐。

北伐軍很快打垮了吳佩孚和孫傳芳兩大軍閥，打到了長江邊上，劇情卻出現了180度大反轉。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在上海接受了英美洋行提供的500萬銀圓，把自己變成了全中國最大的買辦（中國近代史上，幫助西方與中國進行雙邊貿易的中國商人）；一同接受的還有頂層利益集團提出的“清黨”條件，就是要把左派從國民政府中清理出去。所謂清理，基本上就等于統統殺掉。

于是，從1927年4月12日開始，上海、南京、長沙、武漢……吳頭楚尾（長江的上下游）的壞人都撕下了左派的偽裝，大開殺戒。不僅左派被殺，連長得像左派的都被殺，標準是“寧可錯殺千人，不可放過一個”，殺錯了無辜的人也沒關系，僅湖南一省就殺了2萬多人。

轟轟烈烈的北伐，換來一個血雨腥風、愁云慘霧的結局。這是為什么呢？這里有一個“金錢—軍隊—權力”的邏輯關系。

打仗打的是后勤補給，我們用今天的人民幣來算一筆賬。比方說養一名士兵，一天三頓的伙食費10元，士兵們也就只能吃一點饅頭、稀飯、咸菜、腐乳。就算這樣的低標準，一年也要3650元。如果要養一支10萬人的大軍，那就是365000000元——超過3億元，這還僅僅是伙食費，不包括武器、彈藥、軍餉、公務等其他的巨額開支。

有了錢才有兵，有了兵才有權。沒有大把的銀圓，就靠打打土豪、分分田地，春耕夏種，到秋天才能收點糧食，所謂的國民政府一天都維持不下去。再加上右派（維護大地主、大買辦的既得利益）分子們不想解決勞苦大眾吃飽肚子的問題，一個個想的是升官發財，過奢侈腐朽的生活，因此爭相投入列強（西方強國）懷抱。

前敵委員會總部豪華登場

一看到形勢漸漸惡化，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昔日的盟友一個個站隊到反動陣營去了。有時，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為了利益也會發生慘烈的內訌，但他們殘害忠良的目標是一致的——反共。

壞人們不再遮掩自己是壞人，都已經調轉了槍口。如果不趕緊為勞苦大眾建立一個自己的堡壘，大革命的勝利果實就會化為烏有。共產黨人立刻把目標鎖定在了一個還沒有出現陣營分化的城市——南昌。

南昌自古以來是江西省的首府，我們這個故事的主要場景——江西大旅社就坐落在這個城市。1924年，3位南昌最有錢的商人集資40萬銀圓，建成了這座江西全省最豪華的酒店，與古代的滕王閣一樣，是南昌城首屈一指的地標性建筑物。這是一幢4層樓高的洋房，一共有96個房間，中間是一個巨大的天井。在那個年代，它真是不折不扣的五星級酒店。有的同學要覺得我在亂說了：“4層樓算什么呀？還沒有我們學校的教學樓高呢！”

不信，你可以去實地親眼看看，今天那一帶周圍也沒有多少特別高的建筑。90年前的南昌城，放眼望去，更是一片低矮的民房，江西大旅社巍然聳立，真可謂是鶴立雞群了。那時候，因為旅社配有單獨的發電機，晚上就算全城停電，這里也是燈紅酒綠，鶯歌燕舞。

7月底的一天，江西大旅社走進來一批軍人，領頭的是一個留八字須的圓臉大漢，說是要包下整座大旅社，賬房先生驚得下巴都快掉下來了。前面我們說過，江西大旅社是“五星級酒店”，一晚上房費不便宜啊，三等房就要3塊銀圓，一等房要花6塊銀圓，外加給服務生的小費1塊銀圓。96間房全包下來，一天少說也得四五百塊銀圓??！江西大旅社開業都3年了，賬房先生還沒做過這樣的一筆生意。

這位長官名叫賀龍，任第二方面軍第二十軍軍長，下轄3個師，擁有2萬名士兵。賀龍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但正因為他的加入，使起義軍在兵力上占了優勢。賀龍叫人在旅社門口掛上了第二十軍第一師師部的牌子，前門后門都架起了機槍，閑雜人等不許進，把江西大旅社秒變成了起義的前敵委員會總部。

沒多久，一批客商模樣的人進場了，他們前幾天租住在南昌城的其他地方，在系馬樁的一所小學里開過會?，F在他們不再需要躲躲藏藏了，這里不僅有一流的客房服務，更重要的是可以放心暢快地商議大事。

起義！按約定的信號

7月28日，江西大旅社二樓轉角處的25號房間，住進了一位神秘的年輕人——29歲的周恩來，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位國務院總理，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之前他住在花園角4號朱德的家中，現在他下榻江西大旅社的一等客房，可見地位之重要。

周恩來是中共中央任命的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書記，他直接任命第二十軍軍長賀龍為起義總指揮。有一幅很著名的油畫，描繪了周恩來等人站在燈火通明的江西大旅社門口的臺階上，向起義官兵做戰前動員演講。

這幾天，江西大旅社里忙碌非凡，平時經常有人上下樓梯，震得地板咚咚直響，前敵委員會的同志們每天在一樓喜慶廳召開軍事會議，爭論到深夜。到31日下午，每一個士兵都接到了“擦洗武器，補充彈藥，整理行裝，待命行動”的命令。

葉、賀二人把營以上干部召集到總部，作最后的動員和任務布置；朱德則設宴款待滇軍二十三團、二十四團的兩位團長，以穩住敵人，調虎離山；賀龍臨時撤換了幾個不可靠的連長，新上任的連長都是共產黨員。

下午5時，前敵委員會宣布晚上9時全城戒嚴，并下發了當晚的口令“河山統一”，行動信號為三聲槍響，識別標志為：頸系紅領帶，臂扎白毛巾。endprint

南昌城夏季高溫，素有“火爐”之稱，起義行動時間定為第二天凌晨4時，此時全城人都應該在睡夢中。然而百密一疏，任何謀劃都難免有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有人告密。

這個人是第二十軍一師一團三營副營長趙福生，他是云南人，得知全部計劃后，就跑進了藩臺衙門，也就是他的同鄉滇軍的總部。那時雖然沒有監控攝像頭，但賀龍的部隊僅一墻之隔，夜投敵營做得太明顯，不可能不被人察覺。

前敵委員會立即決定，把起義時間提前2小時，也就是8月1日凌晨2時。然而情況又有了變化。

起因是南昌本地的部隊，省政府衛隊的一個連，得知共產黨今夜要暴動，不想螳臂擋車，也不想束手就擒，更沒有棄暗投明的想法，就準備把隊伍偷偷拉出城，逃之夭夭。深夜12時，他們剛出省政府后門，就被賀龍第一師的哨兵發現了。一問口令，答不上來，于是妄圖退回衙門固守，哨兵鳴槍示警，正好一共開了三槍。

當時部隊之間聯系不像今天有微信群，聽到三聲槍響來自總指揮部的方位，大家一致認定這就是起義的總攻信號，各部就向預定的目標發起攻擊。貢院、順化門、天主堂、新營房各處都打起來了。于是南昌城的整個夜空，噼里啪啦的槍聲像炒豆子一般，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終于爆發了，它比最后確定的時間又提前了一個多小時。

由于叛徒趙福生通風報信，藩臺衙門的敵軍事先有了準備，第一師的圍攻遭到滇軍精銳部隊的頑強抵抗。最后，賀龍和劉伯承親自上陣指揮，才將衙門攻下，抓住趙福生就地槍決。其他各部的攻勢相對順利，擊潰敵人4個團，殲滅3000余人，其余作鳥獸散。另外2個團的團長被朱德宴請，群龍無首，只得向起義軍繳械投降。到上午6時，南昌全城都被起義軍占領。

起義烽火遍神州

兩天之后，起義軍離開南昌，向南進發。他們沒有困守四面受敵的南昌城，而是計劃南征廣東，打敗那里的國民黨軍，然后組織第二次北伐，重啟一年前的大革命。

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漢口一幢不起眼的西式銀灰色小樓里，中共中央召開了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

會議只開了一天，卻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會議正確做出了實行土地革命和發動工農群眾、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決定調派最積極的、堅強的、革命性穩定的、有斗爭經驗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區發動和領導農民起義。

1927年秋到1928年上半年，共產黨在湘鄂粵贛等14個省的200多個市縣，領導了250多次武裝起義。這些席卷各地、風起云涌的武裝斗爭，動搖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擴大了共產黨在民眾中的影響，積累了革命武裝斗爭的經驗，托起了中國革命的新希望。

雖然接下來的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失敗了，但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新軍閥的第一槍，勞苦的工農大眾終于有了自己的武裝力量。江西大旅社被稱為“軍旗升起的地方”，起義的日子8月1日被定為建軍節，“八一”二字鑲嵌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和軍徽上。

中國人民解放軍稱謂沿革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初創時期，各地起義武裝有“農軍”“土地革命軍”“工農革命軍”等多種稱謂。1927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決定將各地起義武裝統一定名為“工農革命軍”，1928年5月，工農革命軍改稱“紅軍”，后統稱為“中國工農紅軍”?？谷諔馉帟r期，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八路軍，不久改稱第十八集團軍，仍習慣稱“八路軍”；南方8省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1946年6月，解放戰爭全面展開后，各解放區部隊陸續改稱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名稱沿用至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