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曾國藩“掰手腕”的咸豐畢竟不是崇禎

吳敏文

一

明朝的后繼者清朝，經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傳到咸豐一代，已是內憂外患風雨飄搖。曾國藩是咸豐朝平定太平天國的第一功臣，在事關軍政大局的問題上，對咸豐的瞎指揮從不盲目聽從；無論在朝還是在外帶兵，與咸豐之間的爭執所在多有，比較突出的與咸豐“掰手腕”就有三次。

1850年3月，道光歿，咸豐登基。為體現新朝新氣象，3月20日，咸豐登基的第11天，便由內閣明發上諭求言：

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責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務，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俾庶務不致失理，而民隱得以上聞。

7天后的3月27日，咸豐接著由內閣明詔求賢，令各省督撫保舉“才德兼優、誠信任事”之人。曾國藩飽讀圣賢之書，以天下為己任，為新皇帝的求言求賢令所鼓舞，連上數道奏章，卻久等不見回音。既無皇上召見，亦無下旨施行。曾國藩于是在咸豐二年四月，向咸豐上了一道《敬陳圣德三端預防流弊疏》，奏疏核心的寓意，是希望皇帝不要“自矜”，把臣下的意見不當回事，“誠恐一念自矜，則直言日覺其可憎，佞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底止”。雖措辭委婉，但明白無誤地指責了咸豐的行為。這還了得！故“咸豐帝覽奏大怒，捽諸地，立召見軍機大臣，欲罪之，祁寯藻叩頭稱‘主圣臣直者再，季芝昌亦請恕其愚直，帝意乃解，且深嘉國藩之敢言，命署刑部侍郎”。

這可以算是曾國藩與咸豐的第一次“掰手腕”。曾國藩能夠在惹怒咸豐之后不僅全身而退，而且加官，祁寯藻的“主圣臣直”起了關鍵作用。祁寯藻的四字看起來是“順毛捋”，實則綿里藏針?！俺贾薄倍?，表明祁寯藻是認同曾國藩見解的，只不過直言說出的是曾國藩而已。而“主圣臣直”四字，可以解釋為“有圣主，才有直臣”，也可以解釋為“容得下直臣，才是圣主”；咸豐“深嘉國藩之敢言”未必為真，但祁寯藻確實抓住了咸豐想做圣君、明君的心理，如果連臣下的直言都容不下，咸豐不就有昏君之嫌了嗎？

二

此后不久，曾國藩就因母親去世而回湖南湘鄉老家丁憂守孝了。而咸豐的麻煩，卻才開頭。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楊秀清等在廣西金田村宣布起義，組成一支兩萬之眾的太平軍。1853年3月28日，太平天王洪秀全在萬軍簇擁下進入南京，定南京為太平天國首都，改名天京，與清朝成南北對峙之勢。

按照傳統禮制，曾國藩為父守孝須期滿三年。但咸豐深知前線軍事離不開曾國藩，只給曾國藩賞假三月。三月期滿，咸豐命曾國藩趕快赴任。此時的曾國藩，為了蕩平太平軍的大志得以伸展，為了取得地方官的財政權力以便于湘軍籌餉，打定主意要向咸豐爭一個名位了。

于是，曾國藩于1857年6月16日上奏，以盡孝道之名請求在家守孝期滿，奏折中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江西軍務“添臣一人，未必有益，少臣一人，不見其損”。這話當然不是實情，真正含義是要咸豐掂量掂量他曾國藩的分量。而愚鈍的咸豐竟然真的以為曾國藩一心為了盡孝，將曾國藩的兵部侍郎由實缺改為署理，以順應其孝子之心，然后一再催促他盡快出山。

咸豐一再催促，曾國藩以為火候已到，7月26日上奏亮出底牌，“以臣細察今日局勢，非位任巡撫，有察吏之權者，決不能以治軍?？v能治軍，決不能兼及籌餉。臣處客寄虛懸之位，又無圓通濟變之才，恐終不免貽誤大局?！?/p>

這話意思再明白不過了，咸豐你要我出山，就得給我巡撫實缺，否則拒不從命。我已經受氣受夠了，不再奉陪了。

這下咸豐明白了，曾國藩鬧來鬧去，原來是爭巡撫之位。專制統治者對威脅自己的人和事是最為敏感的，絕不手下留情。你曾國藩不是要做孝子嗎？那好，就按照守制的規矩，連曾國藩的兵部侍郎也開去。曾國藩雖身在原籍，心思無一日不牽掛前線軍情，咸豐假戲真做，讓曾國藩有苦難言。但到咸豐八年（ 1858），江西、浙江、福建的局勢大變，太平軍經天京內訌所造成的低迷之后，由于起用陳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年輕將領，再次攻城略地聲威大振。咸豐只得再請曾國藩出山，但在職權上毫不讓步，讓曾以“前任兵部侍郎”的空銜領兵征戰，1860年，清軍用于鎮壓太平軍的唯一主力部隊江南大營被太平軍殲滅，咸豐手中再無可用的國家軍隊，權衡輕重，滅太平軍重過防湘軍，于是給曾國藩加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不久即改實授，并任命其為欽差大臣，節制大江南北水陸各軍。

這是曾國藩與咸豐的第二次“掰手腕”，歷時三年有余，曾國藩先輸后贏?？偟膩碚f，咸豐還算識時務，最終選擇了信任曾國藩。作為一代帝王，咸豐做到這一點并非易事。曾國藩雖非為私，但伸手要權是明白無誤的，咸豐的讓步，是需要一定心胸的。

三

正當曾國藩率領湘軍在皖南萬山叢中與太平軍苦戰之時，咸豐因為在與英法列強的交涉上舉措失當，導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居心叵測的勝保于咸豐十年（1860）八月十一日上奏進言，“若能假奴才川、楚勇數千，奴才督之，刀砍矛刺，直進橫沖，即不能殺盡逆夷，亦必大加懲創”。咸豐是病急亂投醫，當即諭令曾國藩“各選川、楚勇二三千名，即令鮑超、張德勝管帶，兼程前進，剋日赴京，交勝保調遣”。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凡是老道的統兵將帥，都深知其理。曾國藩以自己或胡林翼帶兵勤王為名，婉拒了將鮑超交勝保統帶的欽命。

這是曾國藩與咸豐的第三次“掰手腕”。作為以忠君保國為己任的封建士大夫，曾國藩深知，在國難關頭，作為大臣有扶危定傾之責，必要時只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在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所向無敵一路掃蕩直至定鼎南京，并派出勁旅由林鳳翔、李開芳統帶北伐直抵京津一帶時，咸豐備極憂惶，頗有末日將臨之感，曾對朝中近臣感嘆說：“天啟當亡國而弗亡，崇禎不當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殘破，賊已渡河，明代事行見矣。設有不幸，朕亦如崇禎不當亡而亡耳?！?/p>

但從曾國藩與咸豐三次“掰手腕”的過程和結果來看，咸豐不是崇禎：與崇禎的剛愎自用相比，咸豐還算能聽進人言；與崇禎無論是在與清朝議和、給李自成封王，還是遷都南京上都不敢擔當相比，咸豐雖愚至與英法列強構釁，但還不至于委過于人，并在兵臨城下之前果斷避走熱河；與崇禎用人多疑以致戕害良將自毀長城相比，咸豐最后還是信任了屢屢與他較勁的曾國藩……歷史是公平的，咸豐強過崇禎，清朝就沒有亡于咸豐。

（摘自《博覽群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