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韻》編撰的起訖年代考辨

張渭毅

（北京大學 中文系/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一、歧見略述

北宋仁宗詔修的韻書《集韻》刊印于仁宗慶歷三年（1043）八月十七日，這個說法已成定讞。然而《集韻》究竟始撰于何時，何時成書？這個問題看似簡單明確，卻早在《集韻》刊印前的北宋仁宗朝，就已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說《集韻》始撰于景祐四年（1037），成書于寶元二年（1039）；另一說為《集韻》始撰于景祐元年（1034），成書于寶元二年（1039）。兩說都有切實可依的文獻根據?！都崱房泻?，從北宋末、南宋初起，在舊的歧見通行并沿用的同時，又滋生出新的異說，如孫覿、《切韻指掌圖序》的作者等提出《集韻》成書于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的臆說，竟然為南宋、元、清乃至現代的一些學者所遵從，以致《集韻》編撰的起訖年代問題，長期以來學界莫衷一是，成為中國音韻學史的懸案。而對此問題的不同看法，又直接牽涉到《集韻》的定性研究能否深入，難以回避，故不可不辨。今在爬梳解析前賢眾說的基礎上，考辨正誤，略抒己見，希望有助于澄清問題，以達成合理、正確的認識。

二、《集韻》成書年代辨正

關于《集韻》的成書年代，《集韻》卷末的跋文和《類篇》卷末的附記提供了最可靠的本證。

傳世的宋刻本《集韻》有三種版本：（1）南宋初年明州地區（今浙江寧波）刊刻、南宋中期修補印行的刻本，是現存最早的《集韻》版本，稱作明州本；（2）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由田世卿重刻于陜西安康金州軍的刻本，稱作田刻本或金州軍本；（3）南宋孝宗年間潭州（今湖南長沙）地區重刻的刊本，稱作潭州本或長沙本。明州本、潭州本卷末跋文不全，只有田刻本跋文完整。

田刻本《集韻》跋文云：“至寶元二年九月書成，上之。寶元二年九月十一日，延和殿進呈奉 圣旨鏤版施行?！瓚c歷三年八月十七日雕印成，延和殿進呈奉 圣旨送國子監施行?！?/p>

《類篇》卷末附記云：“寶元二年十一月，翰林學士丁度等奏：‘今修《集韻》，添字既多，與顧野王《玉篇》不相參協，欲乞委修韻官將新韻添入，別為《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p>

可見，《集韻》成書于宋仁宗寶元二年（1039）九月，書成兩個月后，即寶元二年（1039）十一月，丁度啟奏仁宗，建言編修《類篇》。此說在北宋末、南宋初學者孫覿和《切韻指掌圖序》的南宋作者之前，非常明確，沒有異議。直到南宋孫覿首先提出了異說，才成其為問題。

孫覿，字仲益，號鴻慶居士，著有《鴻慶居士集》、《內簡尺牘》傳世?！端问贰窡o傳。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說：“覿生于元豐辛酉，卒于乾道己丑，年八十九，可謂耆宿矣?！笨芍獙O覿生于北宋神宗元豐四年（1081），卒于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他經歷了北宋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和南宋高宗、孝宗六朝，南宋孝宗時曾參與編修了《欽宗實錄》。

孫覿所著《內簡尺牘》有《〈切韻類例〉序》云：“昔仁宗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慎而降，凡數十家，總為《類篇》、《集韻》，而以賈魏公、王公洙為之屬。治平四年，司馬溫公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p>

孫覿的《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亦收《〈切韻類例〉序》，跟以上所引文字僅有兩字之別，除了“仁宗朝”作“仁廟”外，其他內容完全一致，如下：

“昔仁廟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慎而降，凡數十家，總為《類篇》、《集韻》，而以賈魏公、王公洙為之屬。治平四年，司馬溫公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睂O說似是而非，有四個錯誤，澄清真相如下：

1.《集韻》的六位作者中，只有王洙參與了《類篇》的編纂工作，丁度、李淑、賈昌朝沒有編修《類篇》。并且，《類篇》的主編之一司馬光根本沒有編纂過《集韻》。

2.《類篇》先后有四位主編，司馬光是最后一位。孫覿所云“司馬溫公繼纂其職”，應該是司馬光“繼纂”前三位（王洙、胡宿、范鎮）主編《類篇》之職，而不是“繼纂”丁度、李淑、賈昌朝、王洙修撰《集韻》之職。

3.先有《集韻》，后有《類篇》?！都崱烦蓵谒稳首趯氃辏?039），《類篇》成書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兩部書的成書年代截然不同，孫覿誤認為同時成書。

《類篇》卷末附記說得很清楚：

“寶元二年十一月，翰林學士丁度等奏：‘今修《集韻》，……別為《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瘯r修韻官獨有史館檢討王洙在職，詔洙修纂。久之，洙卒。嘉祐二年九月，以翰林學士胡宿代之。三年四月，宿奏乞光祿卿直祕閣掌禹錫、大理寺丞張次立同加校正。六年九月，宿遷樞密副使，又以翰林學士范鎮代之。治平三年二月，范鎮出知陳州，又以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代之。時已成書，繕寫未畢，至四年十二月上之?！?/p>

據此可知，寶元二年（1039）十一月，在《集韻》成書兩個月后，丁度即向仁宗首議編纂《類篇》，但他并未行領導編書之事，《類篇》實際由王洙、胡宿、掌禹錫、張次立、范鎮等人相繼修纂，英宗治平三年（1066）完成初稿，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才由司馬光繼纂并定稿。

總之，《類篇》的編纂，先由王洙、胡宿、范鎮領纂26年，最終成書于司馬光之手，前后歷經近28年之久。今據《類篇》中多處有“臣光曰”的按語，可知司馬光在繼纂《類篇》的兩年中，不僅有監繕之力，更有統合、整理之功。

4.《集韻》是韻書，《類篇》不是韻書而是字書，兩部書性質不同，內容上既有共性，又有差異，孫覿誤把兩部書混為一談。

具體說來，《類篇》沿襲《集韻》而作，跟《集韻》有血緣關系，是一部以字形為綱而編排《集韻》韻字的形、音、義的字書，兩部書具有很大的共同點。

就收字總數論，《集韻·韻例》注明《集韻》收字總數53525個，以字頭為單位，錢氏述古堂影宋本《集韻》（簡稱錢本《集韻》）實際收字總數為32281個。

《類篇》卷首蘇轍序說《類篇》總字數為31319個，但據孔仲溫先生的人工統計，《類篇》總字數實際有30828個?！都崱穼嶋H字頭總數比《類篇》實際總字數多出1453字。

從異讀字字數來說，依照拙文《集韻異讀研究》（1999）的人工統計，錢本《集韻》異讀字字頭有11910個，32281減去11910，得20371，這就是錢本《集韻》非異讀字的字數。如果我們認定深圳大學文學院應用語言學研究所《集韻》電子檢索系統的統計結果是準確無誤的，那么，以單字為單位，錢本《集韻》單字總數實際為53869個。已知非異讀字有20371個，53869減去20371得33498，這就是錢本《集韻》異讀字單字的總數，也就是明州本《集韻》異讀字單字的總數。據此，錢本《集韻》的異讀數，應該是異讀字單字總數減去異讀字字頭數，即33498個減去11910個，得出《集韻》有21588個異讀?！额惼钒旬愖x字叫做“重音字”，把異讀叫做“重音”，根據蘇轍《類篇序》的統計，《類篇》有重音21846個，據此《集韻》異讀比《類篇》少了258個。

由上可見，《集韻》的絕大多數收字及其異讀，《類篇》都收錄了。

就異讀字而論，《類篇》對《集韻》的少數異讀字（即又音字，《類篇》稱為“重音字”）的讀音進行了刪、改、并，在異讀字的釋義、音義結合關系及其異體字形的處理上跟《集韻》多有差異，體現了《類篇》編者的主觀編纂意圖。然而，畢竟兩書的共同點遠遠大于不同點，共性構成了《集韻》與《類篇》關系的主流。宋朝有兩代“篇韻”。所謂“篇韻”，指內容配套、來源一致的字書和韻書，真宗朝成書的《大宋重修廣韻》、景德《韻略》和《大廣益會玉篇》是第一代“篇韻”，成書于仁宗朝的《集韻》、《禮部韻略》和《類篇》則為第二代“篇韻”。魯國堯先生把《集韻》、《禮部韻略》和《類篇》定位為宋朝第二代“三位一體”的“篇韻”，有理有據。所謂“三位一體”，指這三部書在來源和內容上具有同一性?？傊?，《類篇》是以韻書《集韻》為藍本的、與《集韻》相副施行的、但在內容上又有相對獨立性的一部字書。

孫覿對《集韻》成書年代、《類篇》的作者及其與《集韻》關系的錯誤認識，在南宋當時及南宋以后有很深遠的影響?！肚许嵵刚茍D》卷首有司馬光自序云：

“仁宗皇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増崇韻學，自許叔重而降，凡數十家，總為《集韻》。而以賈公昌朝、王公洙為之屬。治平四年，予得旨，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嘗因討究之暇，科別清濁，為二十圖，以三十六字母列其上，推四聲相生之法?？v橫上下，旁通曲暢，律度精密，最為捷徑，名之曰《切韻指掌圖》?！乘抉R光書?！?/p>

此序本是偽托司馬光所作，然而南宋人董南一的序據此認定《切韻指掌圖》為“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所述”。自明朝起，已有不少學者，如明桑紹良，清周赟、莫友芝、鄒特夫、陳澧等，均質疑或否定了《切韻指掌圖》的作者為司馬光。清代學者鄒特夫首先發現，《切韻指掌圖》卷首司馬光自序跟孫覿《〈切韻類例〉序》雷同，其《〈切韻指掌圖〉跋》云：“此序（即司馬光自序）當在南渡之初，而今所傳《切韻指掌圖》題司馬溫公撰，有嘉定癸亥番易董南一序，在其后五六十年，有溫公自序，其語俱與孫序雷同?！睋藬喽ā肚许嵵刚茍D》“乃冒溫公名以求售”，其作者不是司馬光，而是楊中修。此說得到陳澧贊同，他的《切韻考外編》贊揚鄒說“確鑿可據”。此后，圍繞著《切韻指掌圖》的作者、撰述和成書時間、所據韻書、音系內容及其性質諸多問題，近現代國內外音韻學家展開了熱烈而深入的探討，大矢透、趙蔭棠董同龢、張世祿、謝云飛、姚榮松、王力、李新魁、何九盈、平田昌司、魯國堯、黃典誠、許紹早、李思敬、黃耀堃、太田齋、周世箴、馮蒸、李紅等多位學者各抒己見。如《切韻指掌圖》的作者問題，鄒特夫首先認定為楊中修，此說遭到了趙蔭棠先生《〈切韻指掌圖〉撰述年代考》（1932）的徹底否定，王力先生《中國音韻學》（1936）也明確指出：“（鄒特夫）但據《內簡尺牘》，未足為楊中修實著《切韻指掌圖》之確證?！彪S后，其他學者陸續提出了《切韻指掌圖》作者為楊倓（董同龢說）、董南一（黃典誠說）、南宋江西和尚（周世箴說）、南宋術數家（平田昌司說）以及先集體創作后再改定于某個江西人之手（李紅說）等幾種不同的見解，迄今未有定論?？偟膩碚f，大家都認可《切韻指掌圖》是孫覿以后、孫奕《示兒編》之前由偽托司馬光的南宋人所作，跟《集韻》等不止一部韻書有密切關系。

董同龢先生的《〈切韻指掌圖〉中幾個問題》（1948）明確指出，這篇署名司馬光的自序系抄襲孫覿《〈切韻類例〉序》而來，可以斷定《切韻指掌圖》的年代必定在孫覿作序之后，治平四年（1067），司馬光奉旨續修的書是《類篇》而不是《集韻》，因為司馬溫公絕不會把自己編修《類篇》的事實記錯并寫在自序里，由此董先生反證《切韻指掌圖》的作者絕非司馬光。

本文所關注的是，托名司馬光的序文抄錯了孫覿序。孫序中，《集韻》和《類篇》并提，只不過把《類篇》的成書年混作了《集韻》的成書年。到了《切韻指掌圖》的序中，則被改成司馬光本人的口氣，竟然漏抄或刪除了《類篇》，直接把《集韻》的成書年記作治平四年（1067），可謂錯上加錯。

《集韻》成書于治平四年（1067）的提法，孫覿是始作俑者，原本是謬說，到了偽托司馬光的序則變成了臆說，并進一步擴大了其負面影響，使原本明確而簡單的《集韻》成書年代的話題復雜化了，當時和后代的一些學者亦步亦趨，真相莫辨，推波助瀾，把孫說由謬說、臆說演變成了異說，并逐漸盛行學界。

南宋晁公武（1105—1180）的《郡齋讀書志》“《類篇》四十九篇”條下云：“右皇朝景祐中，丁度受詔修《類篇》。至熙寧中，司馬光始奏書?！辈粌H搞錯了《類篇》的始撰時間，還誤把《集韻》主編丁度當作《類篇》的編者。

南宋王應麟（1223—1296）的《玉?！肪硭氖濉凹崱睏l下，一方面說：“景祐四年，翰林學士丁度等承詔撰，寶元二年九月，書成，上之。十一日，進呈頒行?！绷硪环矫?，又自注云：“或曰：‘治平四年，司馬光繼纂其職?！睂τ凇都崱烦蓵?，王應麟不辨是非，只好兩說并存。

元熊忠《古今韻會舉要》（1297年）卷一第一條按語云：

“案：《七音韻鏡》云：‘舊韻上平聲東字為頭、山字為末者，謂日出東方甲乙木西山之沒也；下平聲先字為頭、凡字為末者，謂先輩傳與后輩之精也?！裨敗镀咭繇崱菲铰暠緹o上、下之分，舊韻但以平聲字繁，故厘為二卷。宋景祐間，丁翰林奉詔與司馬文正公諸儒作《集韻》，始以平聲上、平聲下為卷目。今因之?！?/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韻”條在抄引了《集韻韻例》、《切韻指掌圖》司馬光序后，竟然斷言：“則此書奏于英宗時，成于司馬光之手，非盡出丁度等也?！鼻迥阎ィ?811——1871）的《韻學源流》也贊同此說。陳振寰先生的《韻學源流注評》批評了莫友芝沿用孫覿謬說，一方面正確地指出：“所謂‘治平四年司馬光繼纂其職’是一種誤會。司馬光參與編撰的是《類篇》而不是《集韻》?！都崱烦捎趯氃?，司馬光從未參與其事?！绷硪环矫?，又相信孫說的一部分，錯誤地認為“《類篇》始編者為《集韻》原班人馬，兩書相副而行，故孫氏可并列而論?！?/p>

中華書局1981年初版、1992年重印的、劉葉秋先生的《中國字典史略》第210頁在介紹《集韻》時說：“《集韻》十卷，舊本題宋丁度等撰，實際最后是由司馬光完成的，并非盡出丁度之手。宋仁宗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宋祁等認為陳彭年等重修《廣韻》，多用舊文，未能徹底革新，取材亦欠勻稱，建議重修，于是仁宗命宋祁、丁度等重撰，到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才由司馬光續編成書?！眲⑾壬鷱氐籽匾u了孫說。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由趙國璋、潘樹廣主編的《文獻學辭典》正文第815頁“集韻”條下說：“韻書。10卷。宋丁度等奉詔修定?！菚谒尉暗v四年（1037）至寶元二年（1039）修成?！璠參]路萌怡《收字最多，規模宏大的韻書〈集韻〉》（《文史知識》1984：11）”但是，在該辭典卷末《中國文獻學大事記》（公元前——公元1987年）第1030頁卻錯誤地表述為：“1037年（宋仁宗景祐四年），詔命丁度等重修《廣韻》。治平四年（1067），司馬光奉詔續編成書，賜名《集韻》?！?/p>

今按：路萌怡即魯國堯先生的筆名，《文史知識》1984年第11期發表的路萌怡的論文《收字最多，規模宏大的韻書〈集韻〉》明確主張，《集韻》始撰于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成書于宋仁宗寶元二年（1039）。該辭典正文詞條已經把路文列為撰寫“集韻”詞條的參考依據，卻不遵從路文提出的《集韻》始撰于景祐元年（1034）的說法，不妥。又卷末《中國文獻學大事記》所記《集韻》編修事件沿襲孫說，但未能參考魯先生的正確意見，導致了辭典體例前后不一，內容有誤。

孫說在國外漢學界也頗有影響。韓國學者李炳官、金鉉哲、李圭甲、金愛英合著的《中國語言學史》（2014年巴蜀書社漢譯本）第229頁說：“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宋祁等幾位學者認為《廣韻》是根據以前的體系編纂而成的，與當時的讀音不符，應該修正。因此，宋仁宗命令丁度、宋祁等人重新修正《廣韻》，到英宗治平四年（1067），終于經司馬光之手完成了《集韻》?！?/p>

趙振鐸先生是研究《集韻》的大家和名家，也是我最敬仰欽佩的老師之一。他從事《集韻》研究六十一年，創獲卓卓。但對于《集韻》成書年的認識，卻一波三折，集中體現在他三部重要的著作里。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趙著《中國語言學史》第241頁說：“宋仁宗景德四年，宋祁等人上表認為，《廣韻》多襲用舊文，沒有能夠徹底革新，取材也不勻稱。建議重新再編一部新的韻書。于是宋仁宗命宋祁、丁度等人承擔這項編書任務。經過了三十年（渭毅按：仁宗景祐四年即1037年，經過30年便是英宗治平四年即1067年），到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才由司馬光領銜編成?！?/p>

今謹按，這段話有三個錯誤：（1）誤把宋仁宗年號“景祐”錯成“景德”，景德是宋真宗的年號，宋祁上表的時間是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而不是真宗景德四年（1007）；（2）司馬光沒有參與編修《集韻》，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司馬光領銜編成的是《類篇》而不是《集韻》；（3）丁度、宋祁等編修《集韻》，并沒有經過三十年那么漫長的時間。

語文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趙著《集韻研究》第1頁、第2頁，作者四次提到《集韻》成書于宋仁宗寶元二年（1039），至于《集韻》的始撰年，趙先生采信了古文獻中提到的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和景祐元年（1034）兩種說法。

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趙先生的巨著《集韻校本》自序第1頁說：“根據文獻記載，……書成于宋仁宗寶元二年（1039）九月，慶歷三年（1043）八月十七日雕成?！睘榻鉀Q《集韻》的成書年問題劃上了圓滿的句號。

在《集韻》成書年的問題上，趙先生先是遵從孫說，十多年來至少經過兩次大的修正，達成了正確的結論，他這種追求真理的精神令人敬佩。這個研究實例富有啟發性，充分說明，孫說對后世學者造成的負面影響確實不可低估。但是，只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學術原則，就能夠認清和還原語言史實的真相。

三、《集韻》始撰年代考論

《集韻》始撰于何時？早在《集韻》成書之時，就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說景祐四年（1037），另一說為景祐元年（1034），都有切實可依的直接證據，《集韻》卷首《韻例》和卷末跋文就有兩種不同的記載?！都崱ろ嵗氛f：

“先帝時，令陳彭年、丘雍因法言韻就為刊益。景祐四年，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太常丞、直史館鄭戩建言：彭年、雍所定，多用舊文，繁略失當。因詔祁、戩與國子監直講賈昌朝、王洙同加修定，刑部郎中、知制誥丁度、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李淑為之典領。今所撰集，務從該廣，經、史、諸子及小學書更相參定?！?/p>

《集韻》明州本、潭州本卷末跋文不全，田刻本跋文完整，謹錄于下：

“景祐元年三月，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三司戶部判官、太常丞、直史館鄭戩等奏：昨奉差考校御試進士，竊見舉人詩賦多誤使音韻，如敘序、坐坐、氐氐之字，或借文用意，或因釋轉音，重迭不分，去留難定。有司論難，互執異同。上煩 圣聰親賜裁定。蓋見行《廣韻》、《韻略》所載疏漏，子注乖殊，宜棄乃留，當收復闕，一字兩出，數文同見，不詳本意，迷惑后生。欲乞朝廷差官重撰定《廣韻》，使所適從。詔祁、戩與國子監直講王洙同刊修，刑部郎中、知制誥丁度、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李淑詳定，又以都官員外郎、崇政殿說書賈昌朝嘗纂《群經音辨》，奏同刊修。至寶元二年九月書成，上之。寶元二年九月十一日，延和殿進呈奉 圣旨鏤版施行?！瓚c歷三年八月十七日雕印成，延和殿進呈奉 圣旨送國子監施行?！?/p>

根據底本的不同和卷末牒文是否殘缺，這三種宋刻本的卷末分為兩個版本系統，明州本和潭州本依據的祖本同出于北宋慶歷原刊本，卷末牒文不全，只存“景祐 元年三月”至“上煩”一段內容，是一個版本系統，田刻本的祖本是南宋初年流傳的蜀刻本，卷末牒文、《集韻》作者銜名、刊成日期俱全，是另一個版本系統。

宋王應麟《玉?！肪硭氖逶疲骸熬暗v《集韻》，十卷。（自注：《崇文目》有之）。景祐四年，翰林學士丁度等承詔撰，寶元二年九月，書成，上之。十一日進呈頒行。（自注：慶歷三年八月十七日雕印成）?！本o接著，轉引《集韻》卷首《韻例》，其中的一段引文說：“真宗時，令陳彭年、丘雍因法言韻就為刊益。景祐四年（自注：一云元年三月），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鄭戩建言：彭年、雍所定，多用舊文，繁略失當。因詔祁、戩與直講賈昌朝、王洙同修定，知制誥丁度、李淑典領，令所撰集務從該廣?！?/p>

宋李燾《說文解字五音韻譜》也說，景祐初年宋祁、鄭戩建言仁宗刊修《集韻》。

請注意：景祐四年（1037）是“修定”《集韻》，而景祐元年（1034）則是“刊修”《集韻》。

宋祁、鄭戩等景祐元年（1034）“刊修”的是什么呢？景祐四年（1037）又“修定”的是什么呢？修撰《集韻》，為什么要先“刊修”然后再“修定”呢？從八個方面闡述如下：

其一，《集韻》卷末跋文載，宋祁、鄭戩景祐元年（1034）三月，奏請仁宗頒詔“刊修”《集韻》?！都崱ろ嵗穮s說宋祁、鄭戩是景祐四年（1037）“建言”仁宗“修定”《集韻》。王應麟《玉?！芳日J為《集韻》始撰于景祐四年（1037），又自加小注同意《集韻》始撰于景祐元年（1034）。其實，關于《集韻》始修年代的這兩種說法并不矛盾?！翱蕖焙汀靶薅ā薄都崱酚胁煌暮x。景祐元年（1034）是“刊修”《集韻》，景祐四年（1037）是“修定”《集韻》?！翱蕖薄都崱肥加诰暗v元年（1034），“修定”《集韻》則始于景祐四年（1037），“修定”是一個連謂詞組，意即“刊修而編定”或“刊修并編定”，先“修”然后“定”。先“刊修”的是什么呢？是在“刊修《廣韻》所”刊修《廣韻》而得《集韻》未定稿，即《集韻》的初稿?！翱蕖边@個《集韻》未定稿，自景祐元年（1034）至景祐四年（1037），花了丁度等近四年的時間；景祐四年（1037）起，又繼續在“刊修”《集韻》未定稿的基礎上進行編定《集韻》的工作，這項定稿工作持續了兩年，至寶元二年（1039）才告完成。

其二，景祐四年（1037）編出《集韻》初稿的目的是什么？是為了拿出科舉考試規范韻書《禮部韻略》。史載《禮部韻略》成書于景祐四年（1037）六月，王應麟《玉?！氛f：“景祐四年六月丙申，以丁度所修《禮部韻略》五卷頒行?！庇辛恕都崱烦醺宓幕A，一年內拿出《禮部韻略》是不難辦到的。

其三，何謂“韻略”？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其曰‘略’者，舉子詩賦所常用，蓋字書、聲韻之略也?！蓖踔稘h濱集》卷五《看詳楊樸〈禮部韻括遺〉狀》說：“《禮部韻》止為場屋程文而設，非如《廣韻》、《集韻》普收奇字，務為該洽，故謂之‘韻略’?！笨勺鳌抖Y部韻略》命名原由的注腳。既然“韻略”是韻書之略本，那么，必有詳本韻書在先，略本韻書在后，即先有《集韻》，后有《禮部韻略》。此處所云先有之《集韻》，非寶元二年（1039）定稿之《集韻》，乃是景祐四年（1037）未定稿之《集韻》。

其四，《集韻》和《禮部韻略》的關系，是音韻學史上的一樁公案。向有五說，我們總括如下：

（1）《禮部韻略》由《景德韻略》改名而來，《集韻》與《禮部韻略》是詳、略兩部書，戴震、李新魁等持此說。1988年《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506頁認為《禮部韻略》是宋真宗景德《韻略》的修訂本。

（2）《禮部韻略》是《集韻》刊修《廣韻》的先導，是先后修成的兩部書，張世祿、楊蓉蓉等持此說。

（3）《禮部韻略》和《集韻》是先后修成的同一部書而分為詳略兩種，王力持此說，不少音韻學通論著作持此說。

（4）《禮部韻略》是與《集韻》同時修撰的《集韻》摘要本，或《禮部韻略》是《集韻》未定稿的簡縮，陳振寰持前說，寧忌浮持后說，實質相同。

（5）日本學者水谷誠在第一說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禮部韻略》和《集韻》是在同一個編纂機構“刊修《廣韻》所”平行展開修訂工作的兩部韻書，《禮部韻略》由刊修《景德韻略》而來，《集韻》由《廣韻》刊修而來。他著重比較了真福寺本《禮部韻略》、《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和《集韻》三部書注釋的異同后，認為《禮部韻略》來自“《禮部韻略長編》”，跟《集韻》有密切的關系。

以上五說的分歧可以歸結為兩點：第一，《禮部韻略》與《集韻》是一部書還是兩部書？第二，先有《集韻》，還是先有《禮部韻略》？主張《禮部韻略》與《集韻》是同一部書分詳、略兩種的學者側重于兩書的共同點，認為《禮部韻略》與《集韻》是兩部書的學者則強調兩書的差異。由于對于兩書的關系認識不同，在先有《集韻》還是先有《禮部韻略》的問題上就會有分歧。為此，拙文《再論〈集韻〉與〈禮部韻略〉之關系》（2010）提出了新的第六說。

一方面，我們贊同先有《集韻》，后有《禮部韻略》，《禮部韻略》是《集韻》未定稿的簡縮，今傳本《集韻》和《禮部韻略》的差異即是《集韻》定稿修改加工的記錄。另一方面，我們主張，《集韻》的編纂經歷了兩個階段：景祐元年（1034）到景祐四年（1037），是“刊修”《集韻》的未定稿階段；景祐四年（1037）到寶元二年（1039），是“修定”《集韻》的階段，即繼續“刊修”并編定《集韻》的定稿階段，丁度等人在《集韻》的未定稿的基礎上進行修改加工，在兩年的時間里，編成了跟未定稿有差異的定稿?！抖Y部韻略》反映了《集韻》未定稿的常用字的注音、釋義、歸韻等的大部分面貌。今傳本《集韻》跟《禮部韻略》的差異，多數情況可以解釋為《集韻》的定稿對未定稿修改加工的記錄。

其五，要指出的是，雖然《禮部韻略》來自《集韻》未定稿，但是又有其獨立性，《禮部韻略》和《集韻》是兩部韻書。具體說來，就收字、字序、小韻韻序、大多數反切和大多數釋義來看，《禮部韻略》是《集韻》未定稿的簡縮；就少數反切和少量釋義而言，《禮部韻略》又有所改訂。即《禮部韻略》的主體內容從《集韻》未定稿簡縮而來，但在成書時又有小的改作。

其六，《集韻》和《禮部韻略》的血緣關系，猶如當今商務印書館面向中小學生讀者出版的《現代漢語小詞典》跟《現代漢語詞典》的關系，前者由后者簡縮而來，但是前者修改了后者的一些義項和音項，我們不能因為前者改訂了后者的某些義項和音項，就否認前者來自后者。

其七，宋人筆記和宋代目錄學著作說到或著錄《集韻》及其簡縮本《禮部韻略》，有時在書名前冠以年號?！都崱泛汀抖Y部韻略》內容上詳、略配套，書名上也是對稱的：《集韻》又名《景祐集韻》，《禮部韻略》又名《景祐禮部韻略》，簡稱《景祐韻》。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稱《集韻》為《景祐集韻》?！吨信d館閣書目》把《禮部韻略》稱為《景祐禮部韻略》；鄭樵《通志·藝文略》既有《禮部韻略》五卷，又著錄了《景祐韻》五卷。

我們發現，在宋人筆記和目錄書中未見稱說“《寶元集韻》”的，如果《集韻》書名前冠以年號，總是稱說“《景祐集韻》”?！都崱纷詈蟪蓵趯氃?，應該稱說“《寶元集韻》”才是。宋人筆記和書目中為什么沒有“《寶元集韻》”的說法呢？

合理的解釋是，《集韻》始撰于景祐元年（1034），經過近四年的刊修，至景祐四年（1037），已具成書的基礎和規模了，丁度等據“《景祐集韻》”簡縮轉化而來的直接成果，就是景祐四年（1037）六月國子監頒行的《景祐禮部韻略》五卷。

其八，承蒙魯國堯先生指示，《宋會要輯稿》有一則述及景祐元年修《集韻》的公文。

查清徐松所輯《宋會要輯稿》中《選舉四之三九》云：“[乾道五年（1169）正月]三十日，禮部貢院言：‘契勘隋字，元系隋國名，隋文帝初封隋公，后去其辵（按：即辶）以為代號。其隋、隨兩字，如系國名，即音義并同。景祐元年所修《集韻》已曾收入，具注分明?！抖Y部韻略》合于隨字下注：亦作隋。舊失收載。緣未有許行壓用之文，今所試舉人多以隋字壓韻，未敢去取。欲望詳酌，許令壓用?！瘡闹??！?/p>

早在1996年，魯國堯先生就已發現上述史料中的“景祐元年所修《集韻》”之語，以此作為《集韻》始修年的“力證”，在他的力作《從宋代學術史考察〈廣韻〉〈集韻〉時距之近問題》提出：“關于《集韻》纂修的時間，王應麟兩說并載。鄙見當以景祐元年說為是?！斒蔷暗v元年三月宋祁等奏言《廣韻》之失，四月詔修《集韻》?！?002年，他再次明確指出：“《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之三九有‘景祐元年所修《集韻》’語，是就其始修年而言，此與淳熙田氏刊本《集韻》跋記合并觀之，《集韻》并非如通常所言，景祐四年所修?！?/p>

《宋會要》是宋朝當朝史官收集、分類編寫本朝詔書奏章原文的官方文獻，所述景祐元年修《集韻》的史實具有權威性，這是《集韻》始撰年的又一條重要證據，跟田刻本《集韻》跋文所記景祐元年三月始撰《集韻》的說法互相印證，可視作鐵證。魯先生主張《集韻》始修于景祐元年，所論極是，應該成為定論。

依我們看，景祐元年（1034）開始“刊修”《集韻》，景祐四年（1037）開始“修定”（即刊修并編定）《集韻》，這兩種說法并不沖突?！都崱肥嵌《鹊燃w參與編撰的一項大工程，耗時五年之久，有兩個起點，完成了兩項任務，經歷了兩個階段：景祐元年三月是第一個起點，自景祐元年至景祐四年近四年里，先“刊修”出《集韻》的未定稿，于景祐四年六月從中簡縮并編成了《禮部韻略》五卷，是第一個階段；景祐四年是第二個起點，從景祐四年起，丁度等又開始“修定”工作，即在“刊修”《集韻》未定稿的基礎上進行《集韻》的定稿工作，至寶元二年（1039）九月才編定成書，是第二個階段。

四、結論

綜上所述，《集韻》于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成書于司馬光之手的說法，雖然流傳、影響至今，已近九百年之久，卻是錯誤的?！都崱肥甲谒稳首诰暗v元年（1034），成書于寶元二年（1039），應該成為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