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時代，不可心存僥幸

李錦林+++程雨

移動互聯網時代就象莽莽林海雪原，你走過的所有地方都會留下抹不掉的足跡。

大數據：警方的“破案利器”

2014年9月15日，導演王全安涉嫖娼被拘留，對王全安來說嫖娼是他個人的絕對隱私。而第一時間披露這一消息這也標志著北京警方官微“平安北京”的優勢在于擁有大數據。

據悉，事發當天王全安工作室所在的小區并無異樣，也沒有看到警車，工作室所在的樓層保安也十分嚴格，警方是如何在第一時間來到案發現場比110還神速抓到王全安的？

因為警方掌握了大數據這一利器。

大數據就是海量數據，就是說數據的規模大到已經無法使用常規的技術和工具來處理，是電腦和互聯網結合的產物。數據如同人體的血液，大數據則是整個人體系統與血液有關的部分。大數據已經涵蓋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凡是可以聯網的事物都能成為大數據的一部分，任何人、任何事物都能成為數據的來源，而智能手機在大數據時代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據北京警方通報的消息來看，王全安是通過手機獲得招嫖信息，從而聯系到失足女子呂某某的；警方進一步細致的工作還查明，王全安曾連續三次嫖娼，警方對王全安的行蹤了如指掌。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一切皆媒體，媒體皆聯網，你所使用的設備都將記錄你的一言一行。

蘋果手機在關機的情況下依然可以竊聽到你的信息，收集數據并上傳到網上。

智能手機已經成為了大數據時代的絕佳利器，不僅可以感知光線、聲音、動作、位置，以及附近的網絡、電腦、其他手機等，甚至于你的指紋、血壓和心跳等數據都可以自動收集并聯網保存。

美國警方對大數據的利用更是棋高一著。只要你一使用信用卡，警方馬上就能查到你的行蹤。

大數據時代，只要是可以聯網的東西都可以數據化，而任何數據通過收集、整理，都可以成為分析一個公民日常行為的依據。紅燈區附近的自動取款機甚至是警方查案的重要依據。美國警方通過對這些取款機收集的數據進行分析，就可以得出持卡人是否有嫖娼行為：如果一個人在凌晨一兩點的時候頻繁地在紅燈區附近的取款機取錢，那么這個人就很有可能有招妓的陋習，因為性交易和毒品都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大數據時代，任何公民都是“裸體”的；只不過法制社會能夠抑制公權力的窺私癖；而在一個警察權沒有限制的國家，普通公民就只好自求多福了。

大數據是人們獲得新的認知，創造新的價值的源泉，正在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改變著社會的方方面面。大數據在帶給我們便利的同時，也在預示著個體已經沒有任何隱私了。你在網上任何信息都被存儲在巨大的后臺數據庫里，被24小時監控著，世界上任何一個聯網的地方都不能逃脫大數據的監視。美國為了保護公民隱私，刻意沒有頒發全國統一的公民“身份證”；在出入境、稅務、車輛管理、房務管理等各種私人信息也沒有互聯互通。

你的征信，其實是一筆“財富”

半年多來的奔波辛苦，在得知貸款沒有批下來的一瞬間，變得一文不值。在此之前，何添（化名）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會是那些信用記錄有污點的人中的一員，學歷不錯，工作穩定，收入自足，履歷光鮮邏輯上對應的詞匯似乎應該是“信譽良好”。

然而，恰恰一切都毀在信譽上?？蛻艚浝砀嬖V他，銀行在進入征信系統查詢時發現他有4次信用卡逾期記錄，銀行最終決定不批準他的貸款申請。

這個消息來得如此突然，何添有點懵了。在北京挑了半年，幾乎每個周末都在東奔西走，他終于選定了一套四環邊上的房子，并與房東簽了購房合同。

哪曾想會在貸款環節出問題，這完全在何添的預想之外，東拼西湊的首付款只有那么多，剩下的靠貸款，此前他和中介算了又算，收入、公積金繳存、房屋年限，算準了這個貸款額度毫無問題。

何添后來在央行征信中心的官方網站上查到了自己的信用報告，想起來確實有過那么幾次，在信用卡賬單到期日忘記還款了，通常都是在隨后的一兩天他會馬上去把錢存上，賬單的數額一般也都很小，幾百一千多元。他從來沒把這當一回事。

何添想起以前看在歐美影視劇里留意到的細節，為什么在完全無監控的場合里，人們還是非常自覺地投幣，因為信用記錄本就是無形的“枷鎖”：一次逃票可能并不難，問題在于得不償失，一旦被納入信用記錄，污點就影響一生。

實際上，像何添這樣的情況現在并不少見。

“在國內大家可能還沒有完全習慣（非常注意維護個人信用記錄）?！眹鴥茹y行的一位業內人士對記者說，因為輕微逾期而導致被報送至央行個人征信數據庫的情況非常常見，并會最終體現在個人信用報告中。不過，基于正處于轉型時期，各家銀行都會有一定的容忍度，一般比較輕微的逾期不會有實質性的影響。

銀行確實會考慮到像何添這類人的情況，因此由發卡行開具非惡意逾期證明的也比較多見。

如果將中國信用體系建設的轉變進程定格播放，一個頗有意味的案件可能會引起關注——人們會發現信用系統正在試圖網羅一切，就連它的締造者也不能例外。

作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征信系統，國內專門負責企業和個人征信系統建設、運行和維護的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竟也上了失信被執行人名單。

在“信用中國”的官方網站，這一失信記錄赫然在列。這源起于2011年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的一起案件，央行征信中心在這起案件中被判決撤銷一位名為王謙的人在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中信用交易信息第2項個人商用房貸款2006年9月20日以后的貸款記錄。

很顯然央行征信中心當時并沒有執行法院的這一判決，隨后由長沙市芙蓉區人民法院負責此案的強制執行，上述網站將其失信行為描述為“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義務”。根據網站顯示，該失信記錄發布的時間是2015年1月20日。

這或許并沒有什么好尷尬的，如果在上述網站失信主體搜索框里輸入的關鍵詞是“政府”，顯示的結果數量也不在少數，既包括最基層的鄉鎮政府，也包括地市級政府——失信的理由都出奇的一致：“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義務”。

確實，正在建設的信息系統慢慢向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滲透的一個有力證據正是，因為個人征信記錄報告出問題而向法院起訴銀行的案件，在過去兩三年里明顯增多，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以此為案由搜索，出現的判決有一百多份。

當事人在發現個人信用報告有不良記錄后（通常也受到了實質的影響），通常會將銀行起訴至法院，一般起訴的對象是發卡行，因為它向央行征信中心報送數據。當然也有同時起訴央行征信中心的，要求撤銷不良信用記錄。

法院會作出怎樣的判決一般則是針對具體案情，例如原告在已歸還貸款的情況下卻被列入不良信用記錄黑名單，使其不能再獲得貸款，山西一家基層法院認定銀行在管理上存在漏洞，侵犯了原告的名譽權，要向原告賠償精神損失費；在另一則案例中，原告訴稱其并未貸款，銀行稱其逾期還貸導致不良信用記錄，法院在對申請貸款簽名筆跡鑒定之后，認為銀行對貸款審核未盡合理審查義務，構成侵權……

摘編自《法治周末》、微信公眾號“政治學觀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