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視域下農業供給側改革：歷史鏡鑒、生成邏輯與困境破解

宋振全+宋揚+于云榮+王洪秀

摘要：當前我國農業發展的突出問題是糧食生產的成本高、效益低、價格缺乏國際競爭力，農產品供需結構性失衡，農業資源環境約束日益趨緊，糧食安全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都離不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歷史鏡鑒：農村計劃經濟時期的供求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國家利益放在首位沒有問題，但是也不能漠視農民意愿這個最大的實際；生成邏輯：農村供給側改革是市場經濟下總需求理論出現缺陷而作出的新調整，農村供給側改革是對中國農村實際的應然回應；困境破解：推進農村供給側改革，體現各色市場不同的要求：產品供給——綠色；地區供給——特色；制度供給——共有。

關鍵詞：市場經濟；農業供給側改革；歷史鏡鑒；生成邏輯；困境破解

中圖分類號： F320.2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17）19-0014-04

收稿日期：2017-06-12

基金項目：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編號：HB17MK024）。

作者簡介：宋振全（1965—），男，河北廊坊人，副教授，主要從事法學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E-mail：1097857860@qq.com。 經過多年努力發展，我國農村農業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農業的主要矛盾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突出表現為階段性供過于求和供給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1]。2015年12月底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首次強調要著力加強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6年初的中央一號文件更是開篇就明確提出要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前我國農業發展的突出問題是我國農業尤其是糧食生產的成本高、效益低、價格缺乏國際競爭力，農產品供需結構性失衡，農業資源環境約束日益趨緊，糧食安全問題，我們要引起足夠的重視，要確保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解決這些問題，都離不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使農產品契合消費者需要，真正形成有效供給，對于實現農業現代化和提升農民的生活質量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農村計劃經濟供求之殤

1.1 農村計劃經濟時期供給和需求

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全國勝利之后，中國進入了全面的制度和體制創新時期。1949—1952年，中國政府在積極創建新民主主義經濟體系的努力中，奠定了計劃經濟的雛形，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國民經濟殘破混亂的局面，按照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努力構建新民主主義經濟秩序，確立了國營經濟（沒收官僚資本和根據地的公營經濟組成的）的領導地位。在農村中，這段時間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徹底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滿足了億萬農民對自己擁有土地的要求，與此相對應，在經濟管理方面實現了“大計劃小市場”的混合管理模式，也可以稱為“半計劃半市場的經濟體制”，充分發揮了新中國在政治環境、勞動力資源、國內市場等方面的比較優勢，這種以市場調節為基礎的加強政府計劃管理的經濟運行機制，供給和需求基本平衡，因此，當時促進了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2]。在前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和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影響下，我國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為了快速改變中國落后貧窮的面貌，1952年，在國民經濟恢復后，中國領導人選擇了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發展戰略[3]，為了推行此發展戰略，國家采取了以計劃配置資源的方式，至此形成了以全面扭曲產品和要素價格為內容的宏觀政策。中共中央決定從1953年12月正式對糧食、植物油等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這一制度的執行，不可避免地造成國家與1億多個個體農戶的摩擦和沖突，國家因此要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4]，而要降低成本，途徑就是農業集體化，從1953年到1956年底，全國96.3%的農戶加入了生產合作社，農業合作化任務提前完成，在供給與需求關系上，要求國家對農業社糧食的統購統銷數量，以社為單位，分社核定，統一計算，對社員糧食的分配，必須保證完成國家核定的糧食征購任務。對主要工農產品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隨著時間的推進，國家對生產資料統一分配的種類和范圍迅速增加，包括植物油、棉花和糧食在內的部分消費品實行計劃分配，1955年8月，在糧食供應方面，規定了居民每月口糧的定量標準，并發送糧票來保證嚴格執行。

1.2 農村計劃經濟供求優劣帶給我們的啟示

農村這種供給方式，與我國建國初期落后的生產力有關系，但是最根本的還是我國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結果。新中國成立前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現代化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即大力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在完成基本積累后再轉入重工業，并達成了共識。但是朝鮮戰爭的爆發讓中共領導人的看法開始發生變化，深層的原因則是中國近代屈辱史激起共產黨人“求強預御侮”的思想，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機意識非常強烈，再加上當時的國際嚴峻形勢，對中國形成了包圍圈，于此放棄了最初曾經首先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想法，不得不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方針，這一戰略的確立，內涵著“安全第一”的價值取向，反映了人們自遭遇重大損失和犧牲之后愿意承擔高成本的改進措施，也反映了毛澤東的“大仁政”，即民眾的長遠利益和國家的整體利益要高于民眾當前的消費需要，所以消費品短缺，供給總量不足就是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自然結果了。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的工業化建設更多的是從軍事、政治戰略上，而不是主要從經濟發展的需要上來考慮和謀劃，這一點無疑是正確的，是無可辯駁的。但是，這種供給方式（農產品低價政策）壓抑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也降低了他們向國家出售產品的積極性，為了保障發展重工業的原料供應，就必須對農產品進行統制，為了進行統制就必須做出一種強制性的制度安排，而這種制度安排又產生了嚴重的供求缺口，導致農產品的嚴重短缺，國家糧食計劃在許多地方不能按期完成，形成購銷嚴重不平衡。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加速發展重工業，與此相適應，為了獲取更多的原料，在農村實行了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爆發了一場大危機，供給和需求關系崩潰，非正常死亡者數以萬計，農村生產力遭到了嚴重破壞。如果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從國家安全視角考慮的話是沒有問題的，但實際上趕超型發展戰略的推行，造成了中國產業結構的極大扭曲[5]，這種未能充分發揮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并有效規避資金缺乏的比較劣勢的資源配置造成了2個后果，一是制造業比例太高，二是服務業比例偏低，這種結構背離了中國資源的優勢，違背了經濟發展規律，嚴重影響了消費品總供給的增長，農產品總供給不足，日用品和消費品嚴重短缺，給中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帶來了嚴重障礙和惡劣影響。計劃經濟的實效來源于社會成員對信息的完全掌控和勞動者對勞動不計報酬仍然有極高的熱情，而這2點都是不符合邏輯和事實的，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勞動者的思想道德水平還沒有達到進行幾乎義務勞動又心情愉悅、干勁十足的程度，所以必然產生由于缺乏競爭和激勵不足而導致的效率極其低下。農村計劃經濟時期的供給失衡給我們的啟示是：任何時候，經濟發展都要受國家大戰略（安全）的統領，國家利益高于短期經濟利益，在極其嚴重的形勢下甚至可以犧牲人民的當前利益；在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經濟發展要遵循經濟規律，所有制或者說所有制的實現形式要與當時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我國沒有經歷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階段，其中中性的東西，諸如發展商品經濟、市場調配資源的方式是中國進入美好社會主義所不能逾越的必經階段。除此之外，還有比以上啟示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國家和政府的任何行為，在堅持國家利益的基本原則下，不忽視人民利益（農村中不忽視農民利益）也是應該堅持的重要原則之一，或者在某種程度上說，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可以并行，因為國家利益是手段，而人民的利益才是最終的落腳點和歸宿。endprint

2 農業供給側改革的生成邏輯

2.1 農業供給側改革是市場經濟下總需求理論出現缺陷而作出的新調整

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是統購統銷，違反了總供給和總需求的經濟規律，計劃經濟體制作為中國一種特色資本原始積累方式，其實質是依靠行政力量強行壓低消費，實現內部高積累。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主要比例關系嚴重失調，經濟災難接踵而至，農業大幅減產，人民生活極端困難。后來進行了調整，但是也是為了固化原有計劃體制，“文化大革命”更是使中國發展誤入歧途，由于長期忽視消費品生產，對于絕大多數的老百姓來說，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甚至停滯，轉換經濟管理方式成為必然，經過計劃和市場理論和實踐長期糾葛，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終于在我國確立。在農村廢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把生產經營自主權還給了農民，作為一種制度供給，家庭承包制更多屬于需求誘導型，即主要來自農民群眾的自發要求。只有把農村微觀經濟組織從政府的直接控制下解脫出來，由市場代替政府直接引導其生產經營活動，農民的生產經營自主權才有可能得到落實。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為一種制度供給，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究其根源仍然是它適應了市場的要求，因為微觀經濟主體——農戶或者勞動者個人是獨立的投資主體，其投資利益與風險責任向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方向轉變，當前形勢下，經營方式的改變不足以成為農村發展的內生動力，其實更為深入和實質的問題是農村所有制改革，不是改變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而是把農戶塑造成一個相對獨立的財產主體，使農民重建家庭的私有財產，從而激發農民的勞動熱情和擴大積累的積極性[6]。從世界范圍來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總需求管理政策的缺陷開始暴露，重視發揮市場的作用，實現總供求關系的自動調整，已經成為宏觀經濟管理分析的重點，其缺陷在于它只是一種需求替代政策，因此短期有效，從長遠來看，總需求管理的效率則不容易確定。特別是以財政政策為主導的總需求政策所面臨的問題更大，不斷增加的政府投資量等于其他方面支出的凈減少量，長久下去，財政擴張一定會引起財政赤字，財政赤字的長期化就會造成貨幣供給不穩定，這點是極其麻煩的。需求側理論的另一個支點是對國外的依賴，一個是外部供給沖擊，即本國經濟所必需的外部世界生產要素價格受某種因素影響突然大幅度上升，造成本國經濟的不穩定，另一個是需求沖擊，它是指外部世界對本國出口產品的需求突然非正常減少。全球經濟危機后，對我國出口增長造成了很大沖擊，出口市場萎縮時，如果國內政策不調整，供需不均衡，那么經濟增長率將繼續下降，失業率上升和通貨緊縮也將會出現，這樣就給供給側理論提供了空間和平臺，相對于需求拉動論來說，供給學派的核心，在于重視市場的主體作用，強調政府為市場主體提供必要的外部條件，政策供給、制度供給、公共產品供給也在供給之列。

2.2 農業供給側改革對中國農村實際的應然回應

供給側要素的核心是土地、勞動力、資本，隨著經濟的深入發展，結構變動、技術創新和制度也成為供給側的重要組成要素[7]。如土地問題，提高勞動生產率需要適宜的土地制度與之相適應?，F階段，農村中土地問題和矛盾突出，如土地被征用過程中，高比例的土地用于商業性用途，而農民獲得的補償在土地出讓價值中僅占很小比例[8]。用不同方式侵犯農民的土地合法權益，已經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純粹的土地公有制國家的歷史經驗（如中國）表明，農業生產率不會由于土地公有制的建立而提高。在農業中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僅僅靠土地公有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把農民付出的努力和其勞動成果緊密地結合，而在我國實行的農村集體所有制下，按勞分配本來是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但是由于農業的特殊性，其計算量達不到精準，因此也就消解了這種機制的實效性。同時，農戶財產關系不是很清晰，對農民財產保護的制度和意識也不強烈，都影響農民發展生產的熱情和積極性。土地包干到戶的小家庭式生產，形成了土地使用的局限性，阻礙了現代農業機械的使用和規?；l展。再如農村勞動力問題，目前，一方面，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大約1億～1.3億，大量勞動力滯留在土地上，影響了農業規?；图夹g現代化的使用，使得我國農業生產率總處于低水平上。另一方面，近年來，農村的基礎教育和素質教育滯后，使得農村勞動力的素質大大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這樣的教育狀況和素質現狀難以適應農業現代化的需要。再如農產品結構問題，玉米在臨儲制度下價格扭曲，供給、庫存嚴重過剩，而大豆產量偏低，嚴重依賴進口，供求缺口逐年擴大，2015年，我國大豆進口超過 8 000萬t，而國內年產大豆不到1 200萬t，不到進口量的六分之一[9]。農產品供求總體趨向偏緊，部分農產品供求明顯失衡，我國農產品低端供給較為充足，而放心安全的農產品供給又明顯不足[10]，國際農產品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沖擊，糧食安全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說是政治問題或者國家的重大戰略問題，雖然糧食總產連年增長，但是糧食供求平衡的壓力仍然巨大。除了上述幾個重點論列的問題之外，農業資源環境的浪費和污染問題、農業基礎設施薄弱問題、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管理滯后問題等，都迫切需要加快農村供給側改革，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改善農村面貌，提升農民生活水平，最終實現農業現代化。

3 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體現各色市場不同的要求

3.1 產品供給：綠色

自然資源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它具有稀缺性和區域性，環境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產生和不斷加劇，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出了挑戰。因此節約和減少環境污染成為了發展經濟，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必須要考慮的問題?？偟膩碚f，綠色供給主要是指綠色生產、綠色消費，生產過程中要注意環境的保護。國家非常重視綠色發展問題，2017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進行了第四十一次集體學習，強調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必然要求，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讓中華大地天更美、山更綠、水更清、環境更優美。長期以來，我國的農業經濟走的是一條傳統的粗放型增長道路，資源和環境的壓力越來越大[11]，為了追求高回報率，在農業上采取工業化生產，打農藥、噴工業或者化學藥劑以增加產量，進入20世紀70年代，全球用于對付害蟲的農藥達12 000多種，我國每年生產大農藥品種200多種，原藥生產40萬t，位居世界第二位?；屎娃r藥相當普遍，它已成為我國水環境和大氣環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12]。我國農業生產中過量使用化肥和農藥使得蔬菜、糧食、水果和一些農副產品中有毒成分增多，極大地影響了食品安全，危害著人體的健康。但是農業生產過程是一個生物學過程，工業的方法運用到農業生產中，雖然效益和產量提高了，但是食物的安全性受到了嚴重破壞，這種破壞性結果短期內不會呈現，但是終究會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回饋”給人類自身。因此，發展農業循環經濟，推進綠色生產勢在必行，這種經濟的特點是統籌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在農業內部實現資源利用最大化、環境污染最小化的模式，從之前的強調數量優先到質量優先的轉變，它著眼提高人類的生活質量，實現人與自然之間最理想的循環經濟系統。為了確保農產品的安全和人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我們要增加有機肥施用量，還可以增加秸稈的用量，適當發展畜牧業，擴大綠肥和牧草種植也是增加有機肥的重要措施；研制新型肥料（如控釋肥料）；較少施用農藥，特別是高毒、高殘留農藥和過量使用農藥對人體的危害極大，一定要嚴格控制，在這方面可以使用生物防治技術研發綠色農藥。節約也是產品綠色供給的內涵之一，我國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僅為0.11 hm2，且仍然在減少，顯然耕地緊缺已經成為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中的一個制約因素，大力發展節約土地的農業生產模式刻不容緩。從水資源來看，我國是水資源總量大國，但是人均占有量很低，是世界13個貧水國之一，水污染也非常嚴重。利用技術節約土地和水的利用，同時，政府在對土地資源和水資源實施方面嚴格監管，比如水資源方面：政府根據用水量和水質來確定水價和供水量，并收取污水處理費，超過額度的重罰，政府制定嚴格的制度就是鼓勵農民節約用水，最終達到節約資源的目的。endprint

西方發達國家為應對環境問題和資源縮緊提出了綠色發展戰略，實施綠色新政，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相關經驗進行總結并合理借鑒，對于生態困境中的中國來說，意義非同尋常。如美國，它是世界上最早開展綠色保護的國家之一，打破了企業只顧生產，不顧環境保護與資源的陳舊方式，保護環境的同時不斷創新生態文明建設方式與技術，并將其用于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美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包括綠色金融、綠色保險、綠色能源等方面，其基本理念是“誰污染誰治理”，銀行等金融機構放貸時必須高度關注和評估放貸企業的環境破壞風險，并予以防范，以此金融放貸的形式約束企業生產中的污染行為，已達到環境保護的目的。綠色保險方面，美國在1982年成立污染責任保險聯合會，共攤保費，為其成員公司提供污染責任保險，政府每年向重大環境風險企業征收5億美元的稅款，?？顚Ｓ?，用于清理嚴重的環境污染，幫助保險人分散巨大的環境污染風險。綠色能源方面，美國加強對能源和環境領域的科研投入，利用科學技術的優勢，擴大替代能源的使用，注重投資大學、實驗室等研究機構，為綠色技術創新提供知識和技術支持。歐盟生態文明建設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歐洲是推行綠色經濟的先導者，其環境保護經濟幾十年的發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綠色經濟發展模式是歐盟實施范圍最廣的經濟模式，它將環境污染治理、環保產業發展、新能源的開發利用和節能減排都納入到生態文明建設的框架中。歐洲的綠色消費也蔚然成風，消費者更喜歡購買有綠色標志的綠色產品，綠色消費需求也成為拉動綠色產業發展的動力。德國也是國際綠色信貸政府的主要發起國之一，其有效性表現為政府以及各種政策性銀行能夠為環保和節能項目提供低管理成本的貼息貸款等來規范綠色信貸行為，保證各類貸款項目都能通過公開透明的招標方式開展。日本生態文明建設的特色是重視減排，主導建設低碳社會。20世紀90年代，日本就開始了保護環境、減少污染、節約能源的循環經濟政策實踐，并于2000年正式確立了發展循環經濟、構建循環社會的目標。日本也重視綠色技術創新，并把成果和技術運用到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日本的綠色監督也很有亮點，它實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四級管理模式，上到首相、下到各縣的經濟產業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監督管理鏈條。

3.2 地區供給：特色

我國地域寬廣，氣候地形各不相同，如何根據地方優勢發展特色經濟、增強新農村建設的產業支撐，是各地深入推進新農村建設面臨的頭等問題。特色農業發展道路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是促進農業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抓手。如同不同國家采取不同的農業發展模式一樣，各類國家不同的農業發展方式是由各國自身的特點決定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等國家由于地廣人稀，人均土地資源豐富，采取了以機械技術的推廣應用為起步的農業現代化模式。日本土地資源不足，因此采取了以生物技術為農業技術創新的重點，提高單產，以增加農產品供給。西歐的資源狀況介于日本和美國之間，因此實行“物力投資”和“智力投資”并舉，也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國家情況不同，采取的發展模式不同，在我國各個地區也是同樣的道理。比如北京延慶區，位于北京市西北方向，距離北京市 74 km，山中因中生代燕山造山運動形成了地質遺跡，又經過近代侵蝕，形成溝谷交錯的景觀，除此之外，延慶區還有豐富的動植物資源，歷史文化悠久，在南北民族文化的碰撞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文化，根據自己獨特優勢，延慶區的生態農業和生態旅游業為該區發展貢獻最大，生態旅游已經成為這個地區最主要的產業特色[13]。鄉村旅游帶動了區域發展、經濟發展的同時，鄉村環境也得到了改善，實現了經濟發展和自然和諧的共融共生。再如，位于湖北土家苗族自治州的洞族村高拱橋村，全境屬山地，其氣候、陽光、雨水、土壤等各個方面的獨特自然條件，非常適宜亞熱帶作物特別是茶葉的生長。這個村從原來的以種植水稻為主要經濟來源的小村莊，發展到今天走上茶葉富民興村，其關鍵的原因就是當地政府審時度勢，因地制宜，充分認識到當地的獨特優勢。農村供給側改革，要從各地實際出發，找到各地的特色和優勢，努力發展自己，才是農業發展的可行途徑。

3.3 政策供給（制度供給）：本色（體現社會主義共有或公有）

我國現階段農村的土地所有權主體當然是集體，但是到底誰代表集體行使土地所有權，卻不清晰。多元化發包主體的存在，也使農村土地產權關系混亂，影響農戶對土地的長期投資。農村地稅制度隨意性相當大，實際上是對農民利益的損害。不少地方政府低價征收土地，使農民部分喪失土地所有者地位，也喪失土地資本化過程中所應取得的價值效益，鑒于上述問題，要對農村土地產權制度進行改革，以激發農民的內在動力。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土地的性質屬于集體，農民有經營權和流轉權，還可以從把農戶塑造成為相對獨立的財產主體[14]。這個角度來思考，即重建農民或農戶的私有財產，享有地產和其他生產資料的占有、使用、收益和部分流轉權，農戶積累的自由財產，自愿組合成的新的多種形式財產關系的財產權利，更深層次地調動農戶的積極性，從而為實現共有奠定基礎。經營制度改革，家庭聯產承包制下，由于農戶經營規模過于狹小且分散，生產效率不高，難以抵擋自然和市場的風險，更不能夠支撐國家快速發展對農業的要求，規模經營成為一種推動農業發展必要途徑之一，而規模經營的前提就是土地能夠正常流轉，目前來看，我國農地流轉比例不高，主要有農地轉包、農地租賃、代耕代種、農地入股等方式，前3種只是農民不愿意把土地徹底或者長期流轉的暫時方式，反映出了農民對土地流轉的擔憂和不確定，農地入股是可以施行的長期流轉途徑，農地流轉需要制度支撐，而三權分置是農村土地經營方式的重大創新，是把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和土地經營權分置進行，有利于促進土地經營權在更大范圍內的優化配置[15]，讓流出土地經營權的承包戶增加財產收入，同時讓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實現規模經營，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由于我國農村地域廣闊，情況復雜特殊，因此在我國實行規?；洜I應針對不同地區，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自然條件采取不同的具體方式，同時在這個過程中，也可以采取土地入股的方式，農民與公司實現勞動合作和以土地為股金的股份合作，真正實現農民增收，農業資本所有者的逐利本性不可能變化，因此還要警惕資本裹挾農民利益、損害農民利益的行為出現和發生。制度供給下農民收入增加了，農村發展了，農業現代化的步伐就越來越近了，全體人民的共有（當前包括占多數比例的農民的共有）才真正體現中國發展的本色——社會主義目標的實現。endprint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EB/OL]. （2017-02-05）[2017-04-10].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2/05/c. 1120413568.htm.

[2]程連升. 篳路藍縷——計劃經濟在中國[M]. 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38-44.

[3]劉恩云. 糧食危機、統購統銷與農業合作化步伐加快[J]. 經濟研究導刊，2011（11）：49.

[4]辛 逸，高 潔. “以農補工”到“以工補農”——新中國城鄉二元體制述論[J]. 中共黨史研究，2009（9）：18.

[5]孫中親. 從計劃到市場 中國經濟轉型探析[M]. 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9：52.

[6]許經勇. 論中國農業改革與發展的“兩個飛躍”[J]. 天府新論，1995（2）：15.

[7]賈 晉，申 云. 農業供給側改革——基于微觀視角的經濟學分析[M]. 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6.

[8]王朝華. 城市化過程中失地農民利益受侵害的制度根源分析[J]. 農業經濟，2012（8）：4.

[9]姜 超. 談農業供給側改革[EB/OL]. （2016-12-30）[2017-03-11]. http：//www.zgxcfx.com/zhubiantuijian/94609.html.

[10]陳荷西. 聚焦“去庫存”首提農業供給側改革[J]. 中國商報，2015-12-30.

[11]劉 芳. 關于我國發展農業循環經濟的思考[J]. 經濟研究導刊，2010（35）：68.

[12]葉堂林. 農業循環經濟：模式與途徑[M]. 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5.

[13]李玉新. 農村生態文明建設與鄉村旅游發展的協同研究[M]. 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2016：128-129.

[14]周琳瑯. 我國農業家庭承包制理論和政策的演進軌跡[J]. 學術論壇，2004（4）：62.

[15]李軍國. 農地“三權分置”助推我省農業現代化[J]. 新長征，2017（1）：47. 劉 松，韓 爍. 基于替代性食物網絡的欠發達地區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J]. 江蘇農業科學，2017，45（19）：18-2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