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中國

賈冬婷

去年這個時候，我在莫干山住了幾天。莫干山地勢西南高、東北低，從杭州灣來的南風可以暢通無阻地通過杭嘉湖平原進入其間，來自太湖方向的風也可沿山的斜坡飄然直上，使得那里時時皆有風，處處有涼意，19世紀末起傳教士們就紛紛在此購地筑屋，莫干山逐漸成為四大避暑勝地之一。我去時已是深秋，游客不多，反而呈現出一幅日常生活的理想圖景：早晨一推門，院子里鋪上了厚厚一層紅楓和金桂，在清冷的薄霧里，更襯出這幢民國別墅的蕭素和厚重。從房子望出去是連綿起伏的群山，沿著山坡往上走，可以深入自然，或者探尋其他老房子和一段段民國生活史。往下走則有更多人氣和喧囂，是這幾年蓬勃生長的民宿，夾雜在村莊、稻田、茶園和市集之間。

烏鎮西柵夜景

生活在那里，自然而然會建立起人與人、人與大地的緊密聯系。我住的房子里，負責打掃房間、燒飯做菜的阿姨已經住了十幾年，見人就熱情地撲上來的大狗“小白”也儼然是主人了。房東告訴我，女兒小學時的各種假期，基本上都是在山上度過的。她喜歡小動物，養過狗，養過翠鳥，養過小雞，還養過刺猬，在城市里是不可能的，在莫干山就可以。

莫干山其實是背靠景區的一個小鎮。因為山上作為避暑勝地的歷史悠久，也帶動了山下鎮子在解放前就形成了蠶種場、奶牛場、農場、林場等產業基礎，將周圍村民聚攏在一起。但如今這些傳統產業都已衰敗，村民們從種田改種毛竹，又改種茶，面臨的技術壓力和環境壓力越來越大。這一輪的民宿熱，則是莫干山傳統中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以及它距離杭州45公里、上海190公里的地理優勢，與都市人日益擴大的回歸鄉村的需求的互相應和。鎮中心廢棄的蠶種廠舊址也被利用起來，成為城鄉互動的空間節點、物資集散的商業節點以及鄰里關系的社區節點，有了傳統中“集”的影子。

莫干山是一個特例嗎？全國2萬多個小鎮，能否成為彌合目前中國城市與鄉村之間巨大落差的緩沖地帶？對這個問題的探索，也是國家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推行“新型城鎮化”“特色小鎮”等一系列政策的初衷。

從美索不達米亞最古老的城市開始，城市化一直意味著一種能量聚集，將政治功能、經濟功能、文化功能、社會功能以及消費功能高密度地凝聚在地域中心。在聚集過程中，一個突出的現象是人口從農村向城市轉移。但正如19世紀末提出“田園城市”的英國社會活動家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和他的后世追隨者所意識到的，這種城市化可以被整個區域范圍內蔓延的城市化所補充或替代，而且有可能開創一個集合農村和城市優點的人居環境。事實上，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一些發達國家已經開始了從中心向邊緣發展的趨勢，即“逆城市化”現象。

盡管城市就像一個機器那樣運轉，長期以來政府的目標就是追求增長——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多的房地產開發，但是增長并非一條直線向上，而是隨時間呈現增速緩慢—加速—再緩慢的“S”形曲線，而且不同階段資源聚集的方向也不一致。以發達國家為觀察樣本，19世紀，隨著工業化的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工廠，整個西方世界依次開始了快速城鎮化的進程。20世紀，隨著現代交通工具的使用，再加上第三產業比重的增加，導致空間大幅度擴張、人口高密度聚集和異質性的生活方式，城市逐漸開始了郊區化，并在不同國家表現出多樣性。歐洲的后工業化特征是以中心城市為核，形成眾多的衛星城;美國則表現為分散的、無中心和網絡化的城市群。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出現了明顯的“逆城市化”趨勢，城市帶和城市群范圍越來越大，但大城市并沒有明顯增加和擴大，人口和資源開始流向中小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周圍的小城鎮。從數量上來看，美國10萬人以下的小城鎮占城市總數的98.3%，而且一直在增加。

描繪第一座田園城市萊奇沃斯的插圖。19世紀末，英國社會活動家埃比尼澤·霍華德提出“田園城市”理念

“逆城市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經濟理性所致。如美國城市研究者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指出，大城市由于過度聚集已經變成了“恐龍城市”，可能會導致癱瘓，而小城鎮由于廉價的勞動力、開放的土地等因素，具有產業優勢。

另一方面，后工業社會中人們對人性化和自然化日益擴大的需求也不容忽視，介于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小城鎮顯然更符合這種生活理想。德國社會學家西美爾（Georg Simmel）曾探討了兩種社會狀態——大城市與小城鎮——對人不同的心理影響。他認為，大城市是一種法理社會，個人在集體社會中承擔專門的角色，不斷受到外部的刺激，需要做出不斷有意識的反饋;而小城鎮則是一種禮俗社會，其中的個人完全沉浸在直接接觸的小社會圈中，具有穩定的生活節奏。在對小鎮的一種理想中，類似重新找回了兒童時期的認知地圖：對孩子來說，隨著離家距離的增加，信息密度迅速減少，認知向外擴散;而離家越近，則有越熟悉和舒適的體驗。

理想小鎮的原型，可以回到20世紀初霍華德的“田園城市”設想：一是小規模、小尺度;二是自給自足的城市功能和慢節奏生活;三是可持續的生態環境、田園式組團布局、便捷的交通網絡、公平的社會服務、城鄉一體化發展。以至于后世的芒福德盛贊這一理論，“20世紀我們見到了人類社會的兩大成就：一是人類得以離開地面展翅翱翔于天空;一是當人們返回地面以后得以居住在最為美好的地方”。

在現實中，小鎮生活方式已經成為很多國家日常生活的主體。尤其是一些類型化的特色小鎮，代表著特定的居住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消費方式，也發揮著產業集聚、高新技術集聚或高端人才集聚的功能。美國travel&leisure網站曾邀請讀者在55類744個小鎮中投票，評選最喜愛的美國小鎮。這些候選小鎮的類別包括農貿市場、博物館、冒險旅行和家庭旅館等，最終桂冠被科羅拉多州阿斯彭小鎮摘得，理由是其“誘人的鄉村風情、啤酒和維多利亞時代的街道”。僅一項投票就可以把小鎮分解到55個類別，可見小鎮的特色對生活和生產的創造性意義。

中國的城鎮化在國際上并沒有對應的參照系。中國的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8%到2016年的57.35%，僅用了30多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近百年的城鎮化歷程。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具有典型的突變性和特殊性。中國城鎮化促進會副主席陳炎冰認為，從歷史上來看，我們其實是選擇了一條優先發展大城市的城市化道路。尤其是2000年以來，表現為外部資本和經濟介入的大面積城鎮化，內部結構則表現為大城市急劇擴張、小城鎮經濟提升緩慢;大城市繁榮，小城鎮衰落;大城市人口擁擠，小城鎮人口稀疏;大城市增長強勁，小城鎮發展乏力。最終，從小城鎮底端到大城市高端，人口、資金、技術、產業等全部呈現出與城鎮體系結構相反的倒金字塔形，這也是導致我國“土地城市化”遠遠快于“人口城市化”的原因。力圖扭轉這一局面的“新型城市化”戰略，讓中國的城鎮化道路又處在了一個“大城市主導”還是“小城鎮優先”的十字路口。

小城鎮戰略并不是第一次提出。早在上世紀80年代，社會學家費孝通就提出了“小城鎮、大問題”，主張“內生型”的城鎮化路徑——從農村到小城鎮，再到大城市的層層遞進。但我們后來實際上選擇了一條“外生型”戰略，資源都在向大城市集聚?，F在回頭發展小城鎮，要與巨大的慣性相抗衡。更重要的是，與國外的各級城鎮建制的平等不同，我國行政體制是層層管轄的，小鎮是空間規模最小和行政級別最低的非農業聚集區，處在利益結構的末端。在重重障礙下，創新驅動的特色小鎮期待成為一個撬動變革的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