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明代中期的學校藏書樓

【摘 要】 明代中期，學校藏書樓建設極為活躍，成為地方官員追捧的基建對象。為了深入了解這一現象，文章擬從五個方面進行探討：一是學校藏書樓儲藏的書籍種類；二是藏書樓的建造地點；三是藏書樓的形制；四是藏書樓的建造者；五是藏書樓的作用。

【關 鍵 詞】藏書樓；官刻圖書；官方修建；尊經

【作者單位】萬雷，安順學院人文學院。

【中圖分類號】G253 【文獻標識碼】A

法國學者杜赫德在《中華帝國全志》中提到，他的基督教傳教士朋友寄一份報告回國，其中一則關于藏書樓的信息引起了杜赫德的注意，即“中國有大量的藏書樓，建筑宏偉，裝飾精美，藏書豐富”。其中提及的藏書樓并不是中國早期儲存書籍的固定場所，而是15世紀前后中國社會常見的大型藏書樓。中國歷朝歷代均有固定的儲藏圖書的處所，如春秋時期李耳（即老子）就擔任過“守藏室之官”，但只有到了明代才能在各地看到容納萬卷之上的藏書樓[1]，如著名的寧波范氏天一閣、上海郁氏萬卷樓等。

根據卜正民的研究，明代學校藏書樓建設和修復最活躍的時期是在15世紀60年代到16世紀40年代[2]，即明代中期。這一時期的顯著現象就是學校藏書樓數量迅速增多，藏書樓成為明代中期基礎設施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引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受明代中期官員追捧的藏書樓到底是怎樣的建筑？對于這個問題，文章擬從以下五個方面進行討論：一是學校藏書樓儲藏的書籍種類；二是藏書樓的建造地點；三是藏書樓的形制；四是藏書樓的建造者；五是藏書樓的作用。

一、儲藏的圖書種類

明代中期學校藏書樓收藏兩類書籍：一是官刻書籍，二是商業書籍。官刻書籍是為了穩固皇權統治而輸出的文化性和物質性相結合的產品，其主要功能和目的就是對被統治者進行知識控制與思想束縛。這些書籍通常又會是傳承已久的、令人敬仰的古代圣賢智慧的載體，只是這些載體還披著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特定傳遞物的神秘面紗?？偟膩碚f，這些書籍表面上包含許多政治、文化和經濟理論等重要的知識信息，但對于統治者而言，收藏它們也只是為了輔助和穩固自身的統治。

朱元璋希望官員們只閱讀禮儀和法律條例，生員們只接受程朱學派的儒家思想，佛道僧徒只需理解佛道的基本典籍，普通人只學習有利于農業生產的技術類知識。為了讓這四類人可以讀到這些書籍，朱元璋組織了大批的學術顧問為其編纂和出版相應書籍。例如，他為自己的子女編纂了《公子書》，為臣僚編纂了《大明令》，為全國的官辦學?？逃〔㈩C賜了四書五經，為普通民眾編纂了《務農技藝商賈書》《大誥》《教民榜文》等。與其父一樣，朱棣也曾將儒家經典和正統理學家的著作匯編成《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并印行天下；還曾為民眾編纂了幾種講述道德教條的書籍，如《勸善書》《為善陰騭》《孝順事實》等。

商業書籍出現在學校藏書樓之中，是因為部分官員認為官刻書籍無法滿足生員的文化需求，所以有必要另外購置民間商人刻印的書籍，《湖廣圖經志書》中就有提到過“僅有圣朝頒降經籍，而子史俱闕”，故而“遣人購求于南雍，經史子集若干種”。這些書籍需要與官刻書籍進行區別，官刻書籍標注“頒降”，商業書籍標注“置”。

二、藏書樓興建地點

官刻書籍一般由朝廷免費頒賜給地方學校，如府學、縣學等，同時這也促進了官刻書籍的快速流通。這一說法在明朝中期各地縣志中隨處可見。比如，1574年，《慈利縣志》就提到，1414年朝廷頒賜《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等書；1419年頒賜《為善陰騭》一書；1420年頒賜《孝順事實》一書；1447年頒賜《五倫書》一書。這就說明大量官刻書籍的主要流向是地方政府管轄的學校。為了妥善保存這些書籍，地方政府只能選擇在學校里興建專門用于儲藏書籍的建筑。這些書籍被地方官員視為皇帝賜的禮物，所以他們不計成本地興建昂貴的藏書樓來安置書籍。據《杭州府志》記載，15世紀10年代，一名杭州官員就指出府學因為得到朝廷頒賜的三部大全而興建了一座“尊經閣”。

當然，建造學校藏書樓的動機并不是單一的。管理學校圖書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編纂書目，有的管理者甚至將這些書目刻在石碑上，以便“傳之于無窮”。雖然書目有助于詳細了解和掌握學校的藏書，但對于書籍的保存毫無作用。明代中期，圖書的儲藏方式是將書籍存放在書櫥，但書櫥的材質容易導致書籍受潮。因此，學校的管理者提出，為了更長久地保存書籍，學校應該提供一個專門用于儲存書籍的場所。據《彰德府志》《交城縣志》記載，人們嘗試了建造藏經庫，在現有建筑上加蓋小樓，最后都因不方便利用圖書而遭棄用。另外，由于學校收集的圖書日益增多，管理者不得不選擇較為昂貴的解決方案，即建造專門的藏書樓。

三、藏書樓的形制

關于藏書樓的形制，查閱明代中期的史籍可以發現，明代的藏書樓并沒有固定的形制。通常而言，學校的藏書樓建在“明倫堂”之后，如同佛寺中的藏經閣建于大殿之后。有些學校的藏書樓較小，有些則較大，甚至與學校的“明倫堂”等主要建筑一樣宏偉。但是宏偉的藏書樓并一定意味著其藏書豐富，也可能是因為人們覺得作為貯藏圣賢之言的場所就應該高大，還有可能是因為樓中藏有頒賜圖書，所以有必要讓其氣勢恢宏。因此，藏書樓的規模與藏書數量并沒有形成正比。另外，學校的藏書樓通常還是某一地區重要的景觀建筑，比如，重建于1440年且更名為“尊經閣”的松江府學藏書樓，就是一座依山傍水的方形高塔。這意味著“尊經閣”的功用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它不僅可以供人查閱圖書，還可以供人登高望遠，欣賞美景。

既然藏書樓由府學、縣學等公共事業單位建設，屬于公共建筑，那么藏書樓的建設成本是如何預算的呢？就所能檢索到的明代中期的史料來看，很難得知一座藏書樓確切的建設成本，但可以從佛寺興建藏經閣的成本來推算學校建造藏書樓的成本。據《南昌府志》記載，有一名為道安的僧人在1573年用募集的一千兩白銀建造了一座藏經閣。以當時的物價計算，一千兩白銀對于修建大型的兩層結構的建筑來說的確不多，甚至遠遠不夠。因為樓體建設和裝飾只是藏書樓建設工程的一部分，而更為重要的部分就是購書和管理。據《松江府志》記載，1440年重建之后的“尊經閣”就面臨過急需購置書籍來充實藏書樓的窘迫局面。這件事甚至還驚動了知府，并最終促使知府捐購書籍，以補書樓之缺，令其合乎書樓規制。

四、藏書樓的建設者

從史料來看，明代中期的藏書樓幾乎都是由地方官員創建或修復的。地方官員通常會動員當地富人捐助一部分錢財，這樣也能鞏固鄉紳的地方勢力和提高他們在當地的聲譽。比如，1440年，松江知府就曾發動當地士紳捐贈，重修“尊經閣”。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牽頭行動通常只能由當地官員來做，很少由某位地方士紳單獨挑頭來發動修建或重修藏書樓的工程。按理說，修建藏書樓對提升當地文教水平和知識水平都有著重要的作用，這就顯得當地鄉紳極少牽頭修建藏書樓的行為較為古怪。但我們還需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審視這一現象，那就是府學或縣學皆屬國家的文教系統，直接由地方政府管理與控制，并且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視，極有可能不需要過多的民間資金。為了更加了解地方鄉紳缺乏修建學校藏書樓興趣的原因，我們不妨引入一個反例。

1469年，著名學者丘濬（1420—1495）回海南丁憂守節，發現瓊州府管轄十縣，卻僅有一縣擁有藏書樓。故此，1472年，他決定在瓊州府學為海南生員建造一座藏書樓，由于當地天氣潮濕，藏書樓多由石塊所筑，所以也稱“石室”。建成后，丘濬極度興奮，號稱“人處石室之內，便有周乎萬里之勢”，石室之書便是“一處之狹而可以通四海之廣”的工具。需要注意的是，此時的丘濬并非當地現任官員，而是一名本土的士紳。對于明代藏書樓建設的慣例而言，由身為士紳的丘濬來組建藏書樓卻屬例外。在史料記載中，由鄉紳修建藏書樓的事例確實少見。這種現象卻與鄉紳頻現于其他的地方建設工程形成強烈的對比。比如，16世紀50年代以來，地方鄉紳經常向諸如寺院之類的公共機構捐贈，這被視為一種集體的責任擔當，并由此相互聯系，從而使自身的地方社會精英身份得到確認。藏書樓的建造者通常是地方官員或者隸屬于國家權力機關的外圍人員，而不是地方勢力。這就意味著對藏書樓的捐建被視為處于國家的權力范圍之內，而不是在地方的權力范圍之內。由此可見，像丘濬那般領頭捐建藏書樓的行為僅是鄉紳個人在官僚體制內的努力，并不能被視為一個地方精英的行為。這也可以說明，丘濬捐建藏書樓的動機僅僅是基于同情海南生員，而不是要借此表示他與其他地方鄉紳存在共同的利益關系。

雖然存在由個人主導捐建藏書樓的少數案例，但是大量的史料顯示，明代學校藏書樓的主要建設者依然是（當地）官府。為什么地方官員愿意興建藏書樓呢？首先，地方官員對頒賜之書負有監護之責，因為這些書籍被視為一種國家財產。其次，地方官員要負責當地教育，所以希望利用建設藏書樓來提升當地生員通過科舉考試的概率。再次，地方官員感受到了其他機構帶來的競爭壓力，如寺院的藏經閣、書院的藏書樓等。

五、藏書樓的作用

對于為什么要建造藏書樓，至今也沒有統一的說法。但是從捐建者所撰寫的藏書樓記文中可以察覺到，藏書樓的出現與明代中期復古主義思潮之間存在關聯。據《松江府志》記載，1484年，一名記文作者就通過強化藏書的神圣性來確認藏書樓的價值。他認為，這些書籍多屬儒家經典，地位特殊，應當尊崇，修建藏書樓是一件正確的且值得敬重的事，并且由此來培育生員“尊敬”的情感?！度莞尽分杏刑岬?，倘若生員不“尊敬”儒家經典，也就無法真正理解經典。對于在這些記文中透露的復古主義傾向，明代著名學者羅洪先卻有不同的思考。他認為經籍只是用于傳授古代知識的工具，而不是關于古代全部知識的文獻，因此可以“尊經”，但不需要“復古”?！白鸾洝敝饕菫榱吮Ｗo經籍，而不是因為這些經籍象征著通往“道”的既定的、唯一的途徑?！都哺尽诽岬?，保護經籍的原因在于人們不得不依賴經籍來理解古代教義。因此，羅洪先認為，藏書樓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保護蘊含古代知識和教義的經籍，而非其他。

對于許多儒者而言，“道”是神圣的，“達道”才是關鍵，而書籍僅是“道”的載體之一，“尊經”也只是“達道”的途徑之一，雖然“尊經”很重要，但通達大道的方式卻很開放?！断宄强h志》有載，在儒者的語言中，這種開放的“達道”過程被稱為“教化”，即一種知識擴充和交流的開放性進程?？婆e在明代中期社會的地位日趨重要，使得“尊經”式的經院主義大行其道，直接沖擊儒家教化民眾的經世理想。由此也就暴露出“尊經”與“教化”之間的矛盾，并使得一些地方志的編纂者感到為難。他們需要思考學校藏書目錄是列入地方志的“書籍目錄”欄，還是列入學校的“財產目錄”欄。如果是前者，那么藏書樓的書籍就成了“教化”范圍之內的知識；若為后者，藏書樓的書籍就落入“尊敬”范圍之內的經典，而非知識。

|參考文獻|

[1]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M].北京：中華書局，1981.

[2][加]卜正民.明代的社會與國家[M].陳時龍，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