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棉農植棉決策影響因素調查分析

張立杰

摘要： 新疆是全國最大的棉花產區，新疆棉農的植棉決策影響國內棉花產量，調查分析新疆棉農植棉決策影響因素，對新疆乃至全國棉花生產具有重要意義。采用隨機抽樣，對145戶棉農植棉意愿作了問卷調查，將影響棉農植棉意愿的因素分為個人因素、政策因素、市場因素及其他因素等4類，采用多分類Logistic回歸分析新疆棉農植棉決策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個人因素、市場因素、其他因素對新疆棉農植棉決策影響具有統計顯著性，而政策因素對新疆棉農植棉決策影響不具有統計顯著性。新疆棉農植棉決策具有慣性，植棉歷史越長的棉農選擇繼續植棉的概率越大。要穩定棉花生產，必須穩定5年以上植棉歷史植棉戶的積極性。

關鍵詞： 新疆棉農；植棉決策；影響因素；多分類Logistic回歸

中圖分類號： F323.5；F326.12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17）22-0345-04

1 文獻回顧

由于各種因素的作用，加入WTO后，我國傳統三大產棉區植棉面積呈現極端分化的現象。長江流域棉區植棉面積緩慢 下降，棉花產量基本穩定，近幾年，年產量在90萬～150萬t； 黃河流域棉區植棉面積快速下滑，產量持續萎縮，近幾年，棉花減產100萬t左右；新疆棉區全面發展，植棉面積持續擴大，成為國內棉花主產區，近幾年，年均棉花產量均穩定在250萬t以上，約占國內棉花總產量的40%以上 。

從圖1可以看出，2008—2010年，受植棉收益降低等因素影響，三大棉區棉花產量略有下降，2010年后，與其他2個棉區不同，新疆棉區棉花產量持續增加，2014年，達到367.7萬t，占全國棉花產量50%以上。新疆已成為穩定國內棉花供給、保證國內棉花產業安全的主要?。▍^），新疆地區棉花生產的穩定對國家棉花生產及棉花安全具有較大影響。由于全球棉花供需出現較大波動，生產成本居高不下，國內棉花直接補貼政策尚未成熟等原因，新疆棉區棉花生產也面臨較大壓力，部分棉農可能因為各種原因選擇種植其他農作物。雖然前期有學者通過糧棉比價格彈性計算，發現新疆棉區棉花產量對價格彈性反應最弱[3]，但該計算是宏觀意義上棉花生產對價格的反應。從微觀角度來說，棉農是棉花生產的主體，棉農在決定是否繼續植棉時可能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分析新疆棉農在植棉決策中的影響因素，提出相關政策建議，對穩定新疆棉花生產，保障國家棉花產業安全具有現實意義。

關于棉花種植決策問題，相關學者從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做了較多工作，肖雙喜等在對新疆、河南、江蘇、山東4省調查數據的基礎上，構建了棉花種植面積影響因素回歸模型并[CM（25]進行了分析計算，認為上年種植面積、外出打工收入、玉米

單位面積收入、棉花單位面積收入等因素對國內棉花種植面積有較大影響[4]。鐘甫寧等從棉農角度分析了中國棉花供給的影響因素，發現棉農的棉花播種面積決策受對未來相對收益預測以及以往決策的影響，相對收益的預測由棉花與替代作物的相對價格、相對單產的預期來決定[5]。譚硯文等以中美棉農棉花生產的成本收益為基礎，運用適應性預期模型和協整檢驗方法對中美兩國棉花生產者供給反應函數進行了度量，認為中國棉花生產者的決策行為主要受上一年價格和成本的影響[6]。張海森在生產者行為理論和價格預期理論的基礎上，結合Nerlove供給反應模型和中國棉農生產行為的特點，建立了具有面積局部調整機制和價格幼稚性預期的中國棉農供給反應模型，用上一期的價格估算棉花的供給彈性，認為棉農對價格有積極的反應，但是各地區棉農對價格的反應程度不同[7]。趙緒福等認為，農戶的生產預期是由現期市場需求或銷售價格高低的誘致做出的，現期生產決策所依據的市場需求或價格是由前一期的生產規模所決定的[8]。棉花作為農產品生產周期較長，從而使供給調整的時滯不可避免，但僅滯后1年。朱啟榮等分析了湖北、山東、新疆3個棉花主產?。▍^）棉花種植布局變化的原因，認為盡管上述三?。▍^）農戶在種植決策時對經濟效益考慮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比較利益變化是造成中國棉花主產?。▍^）種植布局變化的深層次原因[9]。王兆陽以價格“幼稚性”預期為基礎建立了棉花供給反應模型，僅以糧棉比價為主要的解釋變量，估計了全國及三大棉區的棉花供給價格彈性，發現新疆棉區對糧棉價格的反應最弱[3]。

前人研究認為，棉農進行植棉決策時決定因素是植棉的經濟收益或收益預期，但植棉的經濟收益預期有一定盲目性，植棉收益受到植棉成本、棉花產量、棉花價格等因素影響，植棉成本存在地區差異，棉花產量受氣候、病蟲害等外部因素影響，棉花價格受到市場供求、資金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作為生產決策者的棉農，不可能準確地預知棉花收益。對棉農來說，采用當期植棉收益或預期植棉收益作為植棉決策的主要因素可能有一定片面性，以新疆棉農為例，2008年，新疆棉農平均植棉純收入為1 200元/hm2，大大低于種植其他農作物收入，2009年新疆棉花產量仍舊達到了252.4萬t，雖低于2008年的棉花產量，但產量下降比例低于黃河流域棉區。2012年，由于棉花臨時收儲政策的執行，棉花收益預期基本可測，新疆棉花產量從2011年的289.8萬t提高到3539萬t，但同期黃河流域棉區主產省區植棉面積仍然下降，棉花產量從182萬t降至151.9萬t，說明經濟收益預期可能不是棉農植棉決策時考慮的唯一因素，而且不同棉區棉農植棉決策時的影響因素存在差異。前期研究主要側重于將國內棉農作為整體進行研究，雖然有學者注意到了新疆棉區棉花產量對價格彈性反映較弱，但并未將新疆棉農作為單獨對象進行研究。近幾年，新疆棉區植棉面積不斷擴大，與國內其他2個棉區在植棉面積及棉花產量上存在較大差異，說明新疆棉農植棉決策的影響因素與其他棉區存在差異，分析影響新疆棉農植棉決策的主要因素是本研究的主要內容，前人在研究棉農植棉意愿時，多采用宏觀經濟數據進行分析，少有通過田野調查方法進行數據收集并分析。本研究以新疆棉農個體為對象，希望通過對個體樣本抽樣問卷的數據分析，得到統計意義上影響新疆棉農植棉決策時的因素，進而分析新疆棉花生產的主要影響因素，為穩定國內棉花生產提出可行的建議。

2 數據與模型

2.1 數據來源

本研究主要采用對典型植棉戶訪談與問卷調查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所有問卷均采用入戶調查方式獲得，由在校學生對農戶進行訪談及問卷，學生在調查之前都經過教師的培訓，保證問卷的有效性。調查對象是家庭中植棉的主要決策者或參與者，以保證數據的準確性。

樣本調查范圍覆蓋新疆主要植棉地區阿克蘇、喀什、巴州、昌吉、石河子、塔城，及部分非主要植棉區和田、哈密等。為保證樣本的有效性，樣本采用分層抽樣方式進行，分層原則為各主要產棉區的棉花產量，根據棉花產量按比例選取樣本數量，共調查全疆160戶植棉戶，回收問卷150份，剔除部分不合格問卷，有效問卷145份。調查時間為2013年3月至2015年3月。

前人對棉農植棉決策影響直接因素方面的研究較少，對于變量的選取缺乏直接的借鑒資料，參考其他農產品種植意愿影響因素和新疆地區棉花生產特點等因素，根據前期文獻及深度訪談，認為棉農植棉主要受到棉花價格、植棉習慣、家中勞動力數量、植棉收益等各因素影響，進一步分析，可以將各因素分為個人因素、政策因素、市場因素、其他因素等4類：（1）個人因素。包括決策者受教育程度、年齡、家中勞動力數量、植棉歷史等指標。（2）政策因素。主要針對棉農對國家棉花補貼政策等宏觀政策是否了解，通過設置一些與政策相關的簡單問題讓棉農回答，以此判斷棉農對政策的認知程度。由于兵團管理模式與新疆地方管理模式的差異，將土地類型也納入政策因素中。（3）市場因素。主要包含棉花市場認知，植棉收入占家庭年收入比例以及去年植棉收入變動等3個指標，其中為避免棉農主觀性，針對棉花市場認知設置了一些涉及棉花價格、植棉成本、植棉收益簡單的問題由棉農選擇，根據棉農選擇結果判斷決策者是否了解棉花市場，從而判斷市場認知對棉農植棉決策是否有直接影響。（4）其他因素。包括土地面積、植棉面積等2個指標。

2.2方法

2.2.1 多分類Logistic模型

因變量取值為離散變量的模型稱為離散選擇模型，根據因變量取值數量不同可以分為二元選擇模型和多元選擇模型，其中因變量取值超過2個的模型稱為多元選擇模型，也可以稱為多分類模型。多分類logistic回歸為概率型非線性回歸模型，是研究分類觀察結果（Y）與一些影響因素（X）之間關系的一種多變量分析方法。該法研究當Y取某值（如Y=1）發生的概率（P）與某因素（X）的關系。即

式中：P的范圍為0～1之間。

多分類logistic回歸模型方程的線性表達式為

式中：βm反映了在其他變量固定后，X=1與X=0相比發生Y事件的對數優勢比。

1.2.2 模型的檢驗

Logistic回歸參數的估計通常采用最大似然法。最大似然法的基本思想是先建立似然函數與對數似然函數，再通過使對數似然函數最大求解相應的參數值，所得到的估計值稱為參數的最大似然估計值。

3 結果與分析

3.1 樣本數據的基本特征

3.1.1 受訪棉農的年齡分布

樣本中20～30歲1人，>30～40歲0人，>40～50歲114人，>50～60歲29人，60歲以上1人，可見大部分受訪農戶處于40～50歲區間。

3.1.2 棉農受教育程度分布

樣本中大學及以上學歷3人，高中學歷33人，初中學歷84人，小學學歷25人。樣本顯示超過82.8%的決策者受教育程度在初中文化及以上，但高中及以上學歷棉農數量不到樣本總數的25%，超過50%的決策者受教育程度為初中。

3.1.3 棉農家中勞動力數量分布

家中勞動力數量1人的有9戶，占樣本的6%，103戶家中勞動力數量2人，占樣本71%，23戶家中勞動力3人，約占樣本的16%，7戶家中勞動力數量4人，2戶家中勞動力數量5人，1戶家中勞動力數量6人。從勞動力數量來看，絕大部分家庭勞動力數量少于3人，說明新疆棉農主要以家庭模式進行棉花種植，而家中從事棉花種植的勞動力較少。

3.1.4 棉農類型分布

根據前期調研，棉農可以分為自有土地農戶、租住土地農戶、新疆兵團職工、兵團租住土地農戶4種類型。其中，自有土地農戶71人，占樣本的49%，租種土地農戶17人，占樣本的12%，兵團職工34人，占樣本的23%，兵團租種土地農戶23人，占樣本的16%，基本符合棉花生產棉農分布。

3.1.5 棉農植棉面積及土地植棉比例分布

受訪棉農中，植棉面積最多的農戶植棉33.3 hm2，最少的植棉0.33 hm2，其中植棉面積在0.67 hm2以下的棉農14戶，0.67～3.33 hm2棉農49戶，>3.33～6.67 hm2的棉農59戶，>6.67 hm2的棉農23戶。在植棉土地占農民擁有土地比例指標中，小于50%的有8戶，大于90%的有112戶，占調查棉農的77%左右。

3.1.6 棉農植棉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

在受訪棉農中，棉花收入占家庭年收入30%以下的農戶有6戶，占家庭年收入30%～70%的農戶有25戶，占家庭年收入70%以上的有114戶，其中有69戶家庭植棉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的100%，表明棉花對新疆棉農收入及新疆農業經濟的影響較大。

3.1.7 棉農植棉歷史分布

在受訪農戶中，植棉歷史5年及以下棉農44戶，6～10年棉農33戶，68戶受訪棉農植棉歷史超過10年，超過70%的植棉戶植棉歷史超過5年。

3.1.8 棉農植棉決定時間分布

在受訪農戶中，39戶棉農表示，決定種植棉花的時間是前1年秋天，占樣本比例的27%，30戶棉農決定種植棉花的時間是冬天農閑時農民互相串門、互通信息后，占樣本比例的21%，有76戶農民表示每年到了春天才決定種植品種，占樣本的52%。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與春季是國家農業政策發布的密集期有關，也可能與農民決策習慣有關。

3.1.9 受訪棉農植棉決策的主觀意愿

在受訪農戶中，22戶棉農表示決定種植棉花的原因是政府強制要求或租種土地時簽署了租種協議等政策性原因，4戶棉農表示決定種植棉花的原因是棉花能賺錢或聽說能賺錢，其他119戶棉農表示種植棉花的原因純粹是因為多年種植棉花的習慣，而且收入還可以。從棉農的主觀意愿來看，植棉習慣、收入尚可、土地類型是棉農決定植棉的主要因素。

對于未來3年是否還繼續植棉的問題，受訪棉農中有8戶表示不打算繼續種植棉花了，有56戶棉農表示會看情況再決定是否繼續種植棉花，占受訪棉農的39%左右，有81戶棉農表示會繼續種植棉花，占受訪農戶的56%左右。從調查數據可知，大部分棉農選擇繼續種植棉花，這對于穩定國內棉花供給是有利的，但也有部分棉農因為各種原因可能選擇種植其他農作物而放棄植棉。

3.2 影響植棉因素變量分析

3.2.1 植棉決策影響因素變量的選取及說明

棉農植棉決策的主觀判斷因素是植棉習慣、收入尚可及土地類型因素，為了進一步分析新疆棉農植棉決策的影響因素，以是否繼續植棉為因變量（Y），以決策者受教育程度（X1）、年齡（X2）、家中勞動力數量（X3）、土地類型（X4）、家中土地面積（X5）、植棉面積（X6）、已植棉歷史（X7）、植棉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X8）、上年度植棉收入變動（X9）、棉花政策認知（X10）、棉花市場認知（X11）等11個變量作為植棉決策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其中受教育程度以大學、高中、初中、小學學歷描述；年齡采用分段計數，將實際年齡除以10后取整；土地類型根據前期調研分為自有土地、租種土地、兵團職工、兵團租種土地4種；棉花政策認知通過受訪對象對一些內容覆蓋近2年出臺的國家棉花政策的選擇題答題結果得到，具有一定客觀性，所有問題均答對的，認為該農戶對棉花政策熟悉，答對部分問題的，認為該農戶對棉花政策了解，所有問題答案都錯誤的，認為該農戶對國家棉花政策不了解；棉花市場認知也通過受訪對象對內容涉及棉花市場價格、國內外棉花是否存在價差等市場相關選擇題的回答結果得到，也具有一定客觀性，根據受訪者答題情況，將受訪者分為不了解、了解、熟悉3種類型。對數據進行初步處理后，新疆棉農植棉決策影響因素的相關變量選擇及描述見表1。

3.2.2 變量的選取

由于本例中因變量為離散變量，因此采用多分類Logistic模型，設因變量Y=1代表農民確定明年不種棉，Y=2代表農民還未決定明年是否繼續種棉，Y=3代表農民確定明年繼續種棉，以問卷中的植棉決策影響因素[受教育程度（X1）、年齡（X2）、家中勞動力數量（X3）、土地類型（X4）、家中土地面積（X5）、植棉面積（X6）、已植棉歷史（X7）、植棉收入占家庭年收入比例（X8）、上年度植棉收入變動（X9）、國家棉花政策認知（X10）、國內外棉花市場認知（X11）]為自變量對Y做Logistic回歸。

以來年繼續植棉（Y=3）為基準類別，則明年不繼續植棉（Y=1）對應的Logistic模型為

以來年繼續植棉（Y=3）為基準類別，則明年還未決定是否繼續植棉（Y=2）對應的Logistic模型為

數據處理采用SPSS完成。

3.2.3 回歸結果及分析

采用Logistic模型對數據進行處理后，得到方程似然比檢驗卡方值為102.345，顯著性概率為 0.00，表明該模型具有顯著性意義，即回歸方程成立。擬合優度達到0.506，表明方程擬合結果尚可，各變量似然比檢驗結果見表2。從表2可以看出，除了變量X10（即棉花國家政策市場認知）之外，其他變量對方程都具有統計顯著性。

進一步對回歸結果做參數估計，以Y=3為基準，用回歸方程Y=2與其比較。對于Y=3，即決定繼續種棉進行參數估計的概率檢驗，有已植棉歷史（X7=1，X7=2，X7=3）的顯著性檢驗概率小于0.05，具有統計顯著性，得到棉農未決定是否繼續植棉與決定繼續植棉決策概率的Logstic回歸方程為

公式（5）式說明，植棉歷史在2年以下的棉農中未決定是否繼續植棉的概率是決定繼續植棉概率的21.704倍，植棉歷史在3～5年的棉農中未決定是否繼續植棉的概率是決定繼續植棉概率的5.783倍，植棉歷史在6～10年的棉農中未決定是否繼續植棉的概率是決定繼續植棉概率的2.693倍。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植棉歷史越長的棉農繼續植棉的概率越大，植棉歷史越短的棉農在進行植棉決策時越容易猶豫。

4 結論

從Logistic回歸分析可知，在個人因素、政策因素、市場因素、其他因素等4類因素中，除了政策因素中的政策認知，其他幾方面因素對新疆棉農植棉決策都有顯著性影響。從回歸參數估計可知，植棉歷史越長的棉農繼續植棉的概率越大，植棉歷史越短的棉農在進行植棉決策時比植棉歷史長的棉農更容易猶豫。說明在植棉決策中存在一定的“慣性”，越是植棉時間短的棉農在其他因素的影響下越有可能不再繼續植棉，要穩定新疆棉花生產，必須穩定植棉歷史5年以上的老植棉戶，這些棉農是新疆棉花生產的穩定器，爭取植棉歷史在3～5年的植棉戶，這樣才能保證新疆棉花產量，實現國家棉花產業安全。

近年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保證棉農利益、穩定棉花生產的政策，這些政策對穩定國內棉花生產，對保證棉花產業安全具有積極作用，但調研中發現還有相當多的棉農對棉花國家政策認知及棉花市場認知不夠清楚，從結果也可知對國家棉花政策認知這一因素對棉農植棉決策不具有顯著性影響，而事實上，由于國際棉價的大幅波動，國家采取了從臨時收儲政策到目標價格改革等一系列穩定棉花生產的相關政策，積極引導和宣傳各項政策，使棉農真正了解國家棉花政策對穩定新疆棉花生產會產生一定積極作用。由于農業決策相對復雜，決策過程具有一定偶然性，除了本研究中所列個人因素、政策因素、市場因素等因素外，可能還存在其他相關因素，無法全部考慮，因此本研究所列因素可能不夠全面，還需今后進一步完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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