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區主義受挫折射中東新秩序（焦點話題）

丁隆

2017年是阿拉伯世界的地區主義嚴重受挫的一年。年中，沙特、阿聯酋和巴林等國與卡塔爾斷交。年末，海灣合作委員會年度峰會在科威特舉行，這三個國家的元首均未出席，阿聯酋還在峰會當日拋出了將與沙特結盟的消息。這次被外界視為海灣和解機遇的會議，卻好似敲響了海合會的喪鐘，危及海灣30多年的區域整合進程。耶路撒冷風波之后，土耳其牽頭召開伊斯蘭合作組織峰會，沙特、阿聯酋和巴林僅派內閣成員出席，說明沙特作為泛伊斯蘭主義的主要倡導者，不再全力支持巴勒斯坦問題這個泛伊斯蘭事業的首要議題。

不僅如此，最近沙特、阿聯酋等國與以色列的關系迅速升溫。它們對以色列態度的轉變，源于對自身面臨安全威脅的重新排序，以及“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聯盟邏輯。近年來，伊朗強勢崛起，并通過黎巴嫩真主黨等什葉派代理人發揮影響，“什葉新月地帶”大有由預言成為現實之勢，這對沙特等國的利益構成直接威脅。伊朗取代以色列，成為部分阿拉伯國家的頭號敵人。

其實，對于大多數阿拉伯國家而言，巴勒斯坦問題早已不是官方表述中的“首要和中心議題”。一些國家將其工具化，作為拓展地區影響，增加軟實力的抓手。如今，它們重新定義國家利益，試圖放棄阿拉伯民族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語境下的“政治正確”，回歸正常民族國家。用基于國家認同的民族主義，取代逐漸沒落的阿拉伯和伊斯蘭共同事業。

可以看到，土耳其和伊朗仍熱心泛伊斯蘭事業。然而，與沙特的官方泛伊斯蘭主義不同，它們支持的是泛伊斯蘭主義的另一個版本—政治伊斯蘭，這也是它們與沙特和阿聯酋的主要分歧之一。土耳其和伊朗取代阿拉伯國家成為巴勒斯坦事業的主要贊助者，除了對政治伊斯蘭的認同，根本動因還是國內政治和提升在伊斯蘭世界的軟實力的考量。因此，它們的行為帶有功利色彩，屬于宗教民粹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沙特和阿聯酋正在經歷世俗化的轉向，這也是對泛伊斯蘭主義的打擊。這在沙特體現為以婦女賦權為代表的“去瓦哈比化”社會改革，沙特的政教關系正在被重新定義。阿聯酋則在本國甚至全球“圍剿”政治伊斯蘭，這更助推了泛伊斯蘭主義的衰落。政治伊斯蘭自身發展前景也不樂觀，作為阿拉伯民族主義衰落后出現的意識形態替代品，世俗民族主義政權的失敗賦予其負面合法性。然而，由于政治伊斯蘭不能提供建設性的解決方案，在阿拉伯劇變之后整體處于頹勢。

區域整合在海灣、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三個層面受挫，導致地區格局進一步碎片化，不利于巴勒斯坦等問題的解決。但是，這些問題的解決畢竟不能依靠某種“主義”。事實上，阿拉伯民族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并未給巴勒斯坦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從另一個角度看，沙特等阿拉伯國家的變化具有積極意義，意味著它們開始試圖擺脫泛阿拉伯和泛伊斯蘭主義的束縛，在新起點上開啟民族構建。

長期以來，阿拉伯世界是一個準民族國家體系，泛阿拉伯和泛伊斯蘭認同矮化了民族國家，給阿拉伯國家賦予了“利他”的義務，將不切實際的“阿拉伯統一”視為最高目標。對阿拉伯團結的追求不僅有悖國際政治的現實，也忽略了每個阿拉伯國家的核心利益和關切。對于作為個體的阿拉伯國家而言，過去持續的“阿拉伯統一”的語境，無疑阻礙了國家認同的強化和民族構建進程。

2017年阿拉伯世界地區主義的潰敗，未嘗不是阿拉伯國家撥亂反正，關注自身民族構建的機遇。同時也說明，決定中東政治的是以民族國家為主體，以利益博弈為主線的現實主義邏輯，而不是民族和宗教等觀念性因素決定的所謂“文明沖突”?！?/p>

（作者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海灣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