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制度改革研究

張思遠

（301900 天津市薊州區市場和質量監督管理局 天津）

一、“認罪認罰”制度的內涵及意義

認罪認罰制度，全稱“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具體而言，是司法者鼓勵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一種司法回報，是對自首、坦白、當庭認罪、退贓退賠等犯罪行為的交待與承認的整合與統一，其功能是更好地提高司法效率。此項制度對公、檢、法機關職權的調整，以及對中國刑事司法制度的運行有著極其重要意義。

認罪認罰制度，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伏法、接受改造有著鼓勵作用。這種作法，使得原本冷漠、無情的刑罰制度變得更加人性化。同時，對預防再次犯罪、促使成犯罪人痛改前非，早日回歸社會有著積極推進作用。我國刑法設置了“自首從寬、坦白從寬”等制度，在以往的“量刑規范化”改革工作中，就已經采用?！拜p刑快審”的內涵包括著此類內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有自首、坦白等法定情節的，則可以減輕處罰。但所有這些只是體現在審判階段，相對于公、檢機關，基于偵查、起訴方面，無論犯罪嫌疑人是否認罪，都應采取相應的訴訟措施，并依法提起公訴，把認罪認罰制度交由法院來執行。

二、“認罪認罰”制度在適用方面存在的問題

認罪認罰制度、刑事案件速裁程序，都是以審判為中心的改革的內容，二者的目的，都是為了推進案件繁簡分流，優化配置司法資源。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來源于“輕刑快審”，早在2014年6月就已開始試行，也取得了好的成果。認罪認罰制度才剛剛起步，運用起來比速裁程序還要廣泛、復雜。因此，有必要對這一制度進行評估，對可能存在的缺陷、風險與爭議，都要一一地篩選，以防范為未然。

三、我國“認罪認罰”制度的設想和完善

認罪認罰制度是我國刑事審判的一項人性化的制度。這項制度的實施，體現了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程序正當化發展趨勢。一方面解決解決庭審虛化問題，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解決案多人少的司法資源的合理配置。

（一）正確解決“寬嚴相濟”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認識上的誤差

對于“從寬”問題，可以說，是源于以往的“寬嚴相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刑事政策，但它又與其有所不同，而是對“坦白從寬”的一種發展觀念。因為“認罪認罰”除了包括“坦白”之外，還應包括：自首、當庭認罪、退贓退賠、賠償被害人損失、刑事和解等。那么，認罪認罰從寬，是不是不認罪認罰就從嚴呢？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反對“被迫自證其罪”，同時保留了被告人“如實陳述”的義務。如果被告人不坦白，能不能作為“抗拒行為”從嚴處罰，占在國際角度來看這一問題，認為被告人享有沉默權。

（二）正確確立“認罪認罰”具體制度的體系

“認罪認罰”實際上是被告人在犯罪后的一種表現，而“從寬”則是在定罪、量刑、行刑上的一種寬緩處置。盡管現行刑法、司法解釋對認罪認罰相關問題，已經作了不少規定，但還未形成一個體系。只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作為我國刑事法治中的重要指南，在構建和諧社會理念中的體現，并廣泛獲得社會各界的認同。因此，需要加以整合，形成體系化，具體包括如下內容：

（1）認罪認罰從寬，要在刑法總則中加以體現。在刑法總則中規定的自首和坦白，均是認罪從寬制度。而認罰從寬的則體現在《刑法》383條和第386條，包括：犯貪污、受賄罪，明確了在提起公訴前，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真誠悔罪、積極退贓，避免、減少損害結果的發生，有第1項規定情形的，既使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的，也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有第2項、第3項規定情形的，既使有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也可以從輕處罰。而對于“積極退贓”只作為從寬處理。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導意見》把“退賠”、賠償被害人損失，也作為從寬處理的依據。因此，有待于在今后刑法修改中，將認罪認罰從寬的規定在總則中具體化。

（2）認罪認罰從寬要在“司法不同階段”予以統籌。自首，要求“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罪行”。而坦白指的是“犯罪嫌疑人”，在檢察院提起公訴前的如實陳述?！读啃讨笇б庖姟访鞔_了“當庭自愿認罪”可以從寬。也就是在司法的不同階段的認罪，都可以得到從寬處理，刑法不能將“如實陳述”拒之門外。要根據不同階段的認罪，從寬的幅度要有所不同。比如：自首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如果在特定情況下，就可以免除處罰。而對于坦白，更應如此。特別是對當庭的認罪，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

（三）正確確立“認罪認罰”案件上訴范圍

按照我國相關法律規定，認罪認罰的案件。被告人對一審不服是可以上訴的。但如果，一味允許被告人上訴，則設置認罪認罰制度就沒有了意義。因此，要通過修改法律，解決這個問題。也許有要問，規定認罪認罰案件的上訴范圍，是不是對被告人上訴權進行了侵犯？其實。并非如此。合理限制上訴的范圍，對認罪認罰案件處理有著極其重要意義。

（1）如果被告人提出上訴的理由，不是針對認罪認罰有意見，而是，對司法機關刑訊逼供、暴力威脅等有異議，則應當允許上訴。這樣，被告人自愿認罪供述的合法性就有可能產生動搖，對此所謂“認罪”的非法證據，則必須予以排除。

（2）如果被告人提出上訴的理由，只對“量刑”有異議，就不應得到允許。因為，此時被告人由于認罪認罰，其已獲得了“優惠”，得到了相應的從寬，如果繼續上訴，則違背了自己的承諾，是對人民法院“認罪認罰”制度的否認。從而無法達到息訴服判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客觀上，再次浪費司法資源。法院為此，也不能達到審判的節止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