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煤炭清潔化利用中踐行排放標準的相關問題

趙笑笑

[摘 要]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是我國霧霾產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快制定煤炭利用過程中的排放標準成為我國煤炭清潔利用、緩解霧霾現狀的重要措施之一。通過立法嚴格煤炭清潔化利用中的排放標準，運用法律手段指導國家治理PM2.5，是促進霧霾問題解決的重要舉措。

[關鍵詞]霧霾；煤炭清潔化利用標準；法律規制

[DOI]10.13939/j.cnki.zgsc.2018.02.104

我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提出治理PM2.5的發展中國家。在霧霾問題日益嚴重的今天，遏制霧霾的惡化趨勢，解決霧霾下人民如何健康生產生活的問題已經刻不容緩，因此如何杜絕此類問題的發生成為我國環境治理的重中之重。

1 “霧霾”的概念與成因

1.1 “霧霾”的概念

霧霾是指各種排放源產生的污染物（氣體和顆粒物，如 CO、SO2 、NOx、NH3 、VOCs、PM），在特定的大氣環境條件下，經過一系列物理、化學過程形成的細粒子，并與水汽相互作用導致的大氣消光現象。[1]

1.2 霧霾成因

霧霾污染的成因主要分為兩點，可以歸納為“污染是元兇，天氣是幫兇”。[2]

污染是元兇，指的是當前的霧霾之所以形成，與我國工業生產、居民生活中的大氣污染存在密切的聯系，且屬于主因；天氣是幫兇，指的是當前的霧霾之所以形成，與冬季以及特定年份的氣候條件存在一定的關聯性，但是天氣層面的原因只是形成霧霾污染的輔助原因……

大氣污染本是由人類活動造成，人類的活動又受到主觀意志的支配，因此“污染是元兇”存在探討的必要性，即有必要分析究竟是哪些行為促進了霧霾的形成。為了回答這一問題，必須對霧霾的成分有一定的了解。中科院的最新研究成果顯示，化學燃料燃燒排放，是形成 PM2.5 的主要污染物來源，其他污染物來源則處于次要地位。該項研究的具體數據是，PM2.5 的成分分別是土壤塵、燃煤、生物質燃燒、汽車尾氣與垃圾焚燒、工業污染和二次無機氣溶膠，貢獻分別為 15%、18%、12%、4%、25%和 26%，其中，如果將燃煤、工業污染和二次無機氣溶膠（氣溶膠，是對懸浮在大氣中的固態或液態微粒的統稱）三個來源合并起來，化石燃料燃燒排放成為 PM2.5 污染的主要來源。[3]

2 我國燃煤排放標準及施行現狀

2.1 我國關于燃煤標準的立法內容

在我國現有的國家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體系中，按照綜合性排放標準與行業性排放標準不交叉執行的原則，鍋爐執行 GB 13271—91《鍋爐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工業爐窯執行 GB 9078—1996《工業爐窯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火電廠執行 GB 13223—1996《火電廠大氣污染排放標準》、煉焦爐執行 GB 16171—1996《煉焦爐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大氣污染物綜合排放標準》1.2.1，國家環境保護局/國家技術監督局1996年4月12日發布，1997年1月1日起實施。，并且地方政府通過實際與國家標準相結合，不斷細化標準，也已出臺實施各地方關于燃煤產生大氣污染的排放標準。由此可知，我國關于防治燃煤產生的大氣污染的立法已相當細化、規范，我國政府對改善與保護人民的生態環境與生活環境有長遠計劃及嚴格要求。

2.2 我國關于燃煤產生的大氣污染治理標準的施行現狀

首先，雖然我國從中央到地方已經制定了一套相對完善的大氣污染排放標準，但在實際執行中，標準的實施并沒有達到預期成果，總的來說就是計劃多而達到目標的寥寥無幾。以《大氣污染防治法為例》，立法的目的是保護大氣環境。但就目前而言，我國仍會出現長時間廣范圍的嚴重空氣污染，與立法初衷背道而馳。而在科技社會不斷發展的現在，不斷有新的大氣污染源出現，而對于這些污染源我們的立法實際上并沒有約束管制，例如灰霾污染，在立法中就沒有進行規制。再者來說，在立法對煤炭燃燒排放的大氣污染物進行高標準的限制時，監管部門并沒有與之相配的監管體系，也沒有形成機動有效的監管系統，以至于企業的違法排放行為實行多日才會被發現。而且，在監管中，政府對這些公司進行的違法處罰往往與其對環境污染的后果不成比例，而無法實現法律所應該有的威懾作用，導致立法目的無法實現。

3 我國燃煤標準出現此狀況的原因

3.1 煤炭清潔化利用的技術推廣不足

對比中、美、歐燃煤電廠煙塵、SO2 和NOx 的排放限值發現，中國國標2011年中重點地區大氣污染排放限值已達到國際先進甚至領先程度，中國超低排放標準在3項污染物排放限值上均嚴于美國和歐盟標準，[4]由此看出我國關于煤炭燃燒排放限值的立法標準已經達到甚至遠高于發達國家的標準。而我國的霧霾問題沒有解決的原因之一在于沒有將與標準相匹配的燃煤廢氣廢物的處理設備及技術推廣開。沒有推廣開的原因有幾點：第一，超高標準廢氣處理設備成本昂貴，多數企業不愿承擔額外的成本支出；第二，監管部門沒有嚴格按照國家標準對有大氣污染排放的企業進行監察，依靠企業的社會道德要其主動安裝設備成效甚微；第三，社會對燃煤的巨大需求往往會催生出一批不合格企業違規上崗，這些企業本身經營成本小，且沒有政府及社會資金支持，很難在保證產能的情況下進行設備的升級。

3.2 政府對于大氣污染標準細化不足

雖說國家對于大氣污染防治有了超高標準，但如何實現這一標準還需政府繼續細化規定。但地方政府在將上位法進行本地化的時候，沒能結合本地企業及地方情況進行合理細化，容易使法規流于形式，以文件落實文件，以法規踐行法規的實現。

3.3 政府責任劃分不明

現存的環境污染問題，多是超越行政區劃的多區域問題。在進行污染治理的時候，“以鄰為壑”的現象仍存在，政府的責任分配不清，使環境問題治理反反復復，得不到根治。尤其像大氣污染這樣的問題，不是某一省某一區域就可以解決的問題。endprint

4 嚴格煤炭燃燒排放標準的實施

4.1 在政府層面

我國關于環境的治理多采用懲罰機制。政府應從財政中劃撥部分資金輔助排放企業進行設備更新換代，并對積極響應更換處理污染排放的企業進行獎勵。在面對成因復雜、解決方法復雜，治理時間長的環境問題時，懲罰與獎勵機制相結合會大大增強企業參與環境治理的積極性，更便于政府政策的實施。另外，應在監管體系中增加公民參與的部分。大眾作為社會生活的參與者，往往是環境變化的第一感知者。通過鼓勵公民積極參與環境保護，政府能在第一時間知曉受污染的地區，能在污染出現伊始遏制污染的源頭。

4.2 在法律層面

4.2.1 在立法上

首先，立法者應前瞻性立法，追蹤關于大氣污染防治的科研成果，及時更新法律中滯后或者空缺的部分。其次，在立法上增加企業的違法成本，在企業的社會道德功能失效的情況下，通過立法的強制規范是必須的。再次，立法時應將立法的重點從減少污染量的方面轉移到直接實現立法目的上來，即將減少大氣污染量轉變為空氣質量達到某一標準。最后，在立法時廣開言路，了解社會對于環境保護的需求。同時擴大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范圍，公民讓他們監督企業和政府，既能體現公民的民主權利，也利于國家環境保護。

4.2.2 在執法上

立法嚴格標準、確定細則，使執法者有所依據。在政府層面上，遏制政府“唯GDP”的方法論，使政府在企業引進與管理中，先行排除部分重污染企業。另外，政府應將行政執法的力度轉移到正確的道路上。由上文可知，霧霾的主要污染物為化石燃料燃燒，政府不應一味對機動車進行管制，從重污染企業入手才是合理的方式。[5]

5 結 論

我國是以煤炭資源為主導的能源消費結構，國家制定了高標準、嚴要求的法律規范以保護大氣環境、遏制空氣污染物排放，其中包含眾多煤炭清潔利用的排放標準，但是，我國面臨的大氣污染問題依然嚴峻。在此情勢下，想要解決環境問題，國家不僅要加強立法規范，還要加強對煤炭利用排放標準的踐行力度，在實際上實現環境保護相關法律的立法目的，從而推動霧霾問題的解決。

參考文獻：

[1]王偉光，鄭國光.應對氣候變化報告（2013聚焦低碳城鎮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2]孫鵬舉.我國霧霾污染法律治理研究[D].太原：山西財經大學，2014：5.

[3]王春燕.霧霾天氣引發的法律思考[J].新西部：理論版，2013（10）：87.

[4]解然，楊昆，石峰.推動我國環保標準“走出去”的思考與建議——以火電行業為例[J].環境保護，2017（5）.

[5]孫鵬舉.我國霧霾污染法律治理研究[D].太原：山西財經大學，2014：2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