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像學視野下的少數民族音樂史
——評王玲《音樂圖像學——與云南民族音樂圖像研究》

李小妹

（鄭州大學音樂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

音樂圖像學最初興起于西方國家，20世紀70～80代引入中國。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音樂圖像學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音樂圖像資源數不勝數。特別是近些年來，中國的音樂圖像學學科發展迅速，研究碩果累累，受到了音樂學屆的更多關注。王玲博士《音樂圖像學——與云南民族音樂圖像研究》一書便是音樂圖像學新研究的最新成果。本文從以下幾點對本書進行解讀。

一、以圖像闡述歷史，少數民族音樂研究新范式

云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多以山居民族為主，大多數的山居民族都有著相似的共性，即他們的語言系統里有著固屬于本族的“方言”語調，但從“方言”發展成獨有的文字形式較為困難。他們音樂生活的資料從文獻史料上幾乎無從考證，只有一些文獻零星散落著只言片語。因此，少數民族會用其他方式記載傳承著他們的音樂生活，就如有關音樂生活的圖像，來記載闡釋他們的音樂歷史，記錄著關于音樂生活中的大事件，就像歌謠一樣，傳載著少數民族藝術智慧的結晶。研究少數民族音樂生活歷史，對音樂圖像的考察、梳理工作就凸顯出來了。既要用音樂圖像學的方法論對音樂圖像本體進行鉤沉爬梳，又要以音樂圖像學的研究成果驗證云南少數民族的音樂歷史發展的問題。在“音樂圖像學”學科的學科研究框架下，用嚴謹、細致的專業視角從新解讀“云南音樂圖像”，不僅對我們了解云南少數民族的音樂、舞蹈文化有著重要意義，而且構成整個云南地域音樂整體發展版圖的一部分。云南地區是少數民族的聚集地，音樂圖像資源種類豐富，歷史上流傳下來眾多圖像資料，有著各自的民族特色。有學者對云南某些民族的音樂圖像進行研究梳理，并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如此全面系統的對云南地區的民族音樂圖像進行研究及學科理論建設，是這本書的亮點所在。因此，王玲博士的《音樂圖像學——與云南民族音樂圖像研究》為地方少數民族音樂圖像學的研究“攻營拔寨”。

眾所周知，音樂的興衰起伏與歷史的浪潮息息相關，每個歷史時期都有著極具特色的脈絡主線，或明暗交替，或跌宕起伏，這也賦予了音樂在不同時期所表現的特殊氣質，強烈且獨特。對于歷史階段的劃分，是研究史學的重要問題。關于云南音樂圖像研究的一個重點，就是時間節點的劃分。這對于研究云南民族音樂圖像是至關重要的。作者對云南歷史上遺留下繁多的云南音樂圖像資料，敏銳的發掘出云南各民族共有的傳承線條，結合文獻記載史料，參考前人對清代以前云南藝術的分期，把云南各族各時期所保存的音樂圖像資料進行了細致的爬梳分類，清晰地劃分出具有代表性的時間節點：最早可追溯到史前時期，并以戰國—西漢、（東）漢晉、南詔（唐）大理（宋）、元明清五個樂舞文化時期為主要研究主體，對其進行詳盡的梳理、研究。此外，作者在論述云南民族圖像歷史發展的梯度時，在五個時間節點中分別加入了云南民族音樂圖像的典型個案。這種典型案例研究的方法，是對云南民族各時期整體音樂圖像研究的相互印證，讓讀者更為清晰、直觀、具體的了解音樂圖像個例的研究成果。這種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見證“圖像學”如奔向川流不息的“歷史”長河。

二、引入西方學理，建樹中國音樂圖像學原理

無根浮萍，何以成蒼蒼巨擘？沒有堅實的理論根基，何來瓊樓玉宇？搞學問研究就是如此。書名為《音樂圖像學——與云南民族音樂圖像研究》，因此音樂圖像學的學科基礎理論的建構也是這本書的亮點。每一門學科的達到“百花齊放”的地步都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學科的發展需要時間的沉淀與積累。自上世紀七十、八十年代，音樂圖像學傳入我國，只有短短的幾十年時間，因此中國的音樂圖像研究還有諸多領域需要探索。進入新世紀以來，關于“音樂圖像學”學科的研討會、年會召開次數之多，影響范圍之廣，使得“音樂圖像學”越來越具有號召力。2013年，來自美國、瑞士、臺灣等國家地區的藝術界的專家學者參加了在杭州舉辦的“第一屆中國音樂圖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5年，在徐州舉辦了“中國音樂圖像學學會第二屆學術年會”；2016年10月，在西安音樂學院召開了“第十四屆國際音樂圖像學會暨第三屆中國音樂圖像學年會”，全世界10余個國家70多位學者參加了此次會議。這些學術會議的成功召開，是對中國音樂圖像學傳播的大大促進?，F階段音樂圖像學蓬勃發展，但是其學科建構還是相對薄弱的，以現有文獻來看的話，關于學理建設的著作聊聊無幾。成體系的音樂學學科，應從學科的基礎理論的建構來闡述。學科基礎理論的構建，是支撐學科樹立的骨架，是進行學科研究的第一步。對于學科理論構建的問題，本書的第一章用五個部分來論述，一步步搭建音樂圖像學學科的輪廓框架。

作者首先對音樂圖像學的概念界定。對“音樂圖像”本體進行解讀，對圖像影射的內容進行研究，指出音樂圖像的研究意義及對出土文物“圖片”描述的差別。其次，對音樂圖像與音樂圖像研究及音樂圖像學學科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嚴謹地論述，劃分三者的殊同界限。對音樂圖像、音樂圖像研究、音樂圖像學三者的研究現狀以及前瞻發展動態的整體把握。這不僅僅是云南音樂圖像研究的范式，更是推動了音樂圖像學學科的整體建設，完善、擴充音樂圖像學這門新興學科的研究方法，使得音樂圖像的研究更為深入。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熟練地將西方理論較全面的引入，借鑒西方音樂圖像學的研究方法。例如是音樂圖像學西方經典的文獻，書中多次引用。這體現英語能力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性與輔助性。作者身為英語語言專業文學碩士，英國諾丁漢大學訪問學者，使她能夠無障礙直接閱讀有關的英文資料，查閱英文典籍。從而能夠時刻關注國際新學界動態，吸收、借鑒最新的理論成果。

三、兼收并蓄，“跨學科”的研究視野

音樂圖像學作為中國音樂學學科的“后起之秀”，近年來發展迅速，學科思想不斷滲入音樂學研究的多科領域，“跨學科”的交流與融合的之勢愈不可擋?！兑魳穲D像學——與云南民族音樂圖像研究》就恰如其分地體現了這一趨勢。因為研究對象較為特殊，是對云南地區少數民族的音樂圖像的研究，因此研究范圍與研究方法涉及音樂學研究的多個領域，與音樂考古學、音樂史學、音樂人類學等學科交流密切，建立起了橫跨諸多學科的互通橋梁。

首先，音樂圖像學與音樂史學交叉構建起十字交錯的研究框架。音樂史學側重研究于已經發生過的、各個時期的音樂事件。音樂圖像學則注重對原生性音樂圖像的研究，橫向的考察當時的音樂事件。本書從縱橫兩個方向構建一個相互跨越的坐標系，以歷史角度，縱向與橫向的結合，沿著歷史的發展的脈絡，探尋云南地區音樂發展的進程。此外，圖像學與音樂史學的學科交叉，為推動云南地區的“區域音樂”發展而助力?！皡^域音樂”是近年來音樂理論界關注的一個關鍵詞，是音樂史學界研究的重點方向。在“音樂圖像學”的語境中，也存在著“區域性”的現實問題。在不同區域間相互依存關聯，又各有不同的音樂歷史中，這種“跨界”的方式為音樂圖像學的“區域”研究探求提供更為廣泛和深入研究的新路。

《音樂圖像學——與云南民族音樂圖像研究》從考察對象上看，一方面既有考古出土的音樂文物的圖像，又有傳承保存下來的的音樂圖像，因此，對于資料的收集，就要與音樂人類學相互結合，充分應用了音樂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實地考察并收集獲得一手資料。其中，“田野工作”是最為主要的研究方法。即在田野工作（實地調研）觀察體驗所研究的音樂文化并收集資料，對所觀察的音樂事件乃至音樂本身進行分析。盡可能的把考察工作做得殷實厚重。對于云南少數民族音樂史研究資料不足的缺憾，考察研究少數民族音樂圖像是行之有效、必不可少的手段。實地考察工作做得越充分，所收集的材料越翔實，這是本書寫作的堅實基礎。這與傳統的民間音樂研究側重的“采風”形式不同，作者的田野考察工作的重點是對原生性音樂圖像的收集，并且對音樂文化及其相關的文化背景給予了充分的關注。本書具有一定深度的原因盡在于此。

四、結語

《音樂圖像學——與云南民族音樂圖像研究》一書規范了用圖像“說話”的研究方法。以現如今的研究成果來看，這本書是近年來最新的研究成果，其理論構建無疑是最為嚴謹與規范的。在王耀華先生所編著的《音樂學概論》一書中，“音樂圖像學”這一部分內容，也是王玲博士參與編著的。也只有把音樂圖像研究整合、納入學科體系下，歸位于音樂學學科的分支學科，有了學科理論體系的支撐，音樂圖像研究才能“理直氣壯”，更有“底氣”。

此外，針對本書的寫作內容，個人提出一些想法與見解。在本書中，作者對大量音樂圖像進行解讀，但是我們在研究音樂圖像的時候，可否站在更為宏觀的視角，放眼全球，對同時期文化層的其他地區音樂圖像進行橫向的對比研究。這種“地域”連“地域”的考察，不僅能全局、整體的把握音樂圖像資料背后隱藏歷史線條，還能夠“查漏補缺”，對某一地區的圖像資料的準確性進行多重驗證，最大限度的縮減音樂圖像解讀的偏差，防止“只靠圖”“說話”的片面性，從而提高音樂圖像研究的準確性。我認為這點是需要在書中體現出了的。

最后，音樂圖像學的研究是一個“身體力行”的行為，王玲博士親力親為，向我們展示一個“新興”的“跨學科”的學科如何進行構建與研究的，以如此翔實的書籍呈現在我們面前，讓我們看到別開生面的音樂圖像景象，不禁為作者學術研究的奉獻精神稱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