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佩特拉草紙文獻整理在拜占庭學研究中的意義

李 強

(東北師范大學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吉林 長春 130024)

史料的發掘、整理、解讀和運用，一直是史學研究的核心。西有蘭克的實證史學，東有梁啟超“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梁啟超史學論著四種》，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第145頁。的說法，亦有傅斯年“史學即史料學”*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史料論略》，《傅斯年選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2、193頁。一說。史料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因此，新史料的發掘、整理往往成為史家關注的重點。盛行于地中海世界數千年的草紙文獻，蘊含著古代社會的豐富信息與話語，*史蒂文·羅杰·費希爾著：《閱讀的歷史》，李瑞林、賀鶯、楊曉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39—41頁。是研究以地中海為中心的古代和早期中世紀史的核心史料。草紙文獻的史料價值，首先是基于對其內容的釋讀。但是，由于草紙文獻本身的固有缺陷，以及在保存過程中的磨損問題，無形中增加了研究者們對其修繕、整理和解讀的難度。草紙文獻研究工作也因此一直進展得非常緩慢。世紀交替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學界加快了草紙研究的步伐，佩特拉草紙文獻的整理和釋讀即是顯著的一例。

佩特拉草紙是一批20世紀末發現于近東地區的拜占庭時期的重要文獻。由于它的罕見性和豐富的信息量，對于解讀早期拜占庭歷史，特別是近東地區歷史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經過學者們的整理和釋讀，佩特拉草紙文獻自2002年到2013年先后有4卷已出版。如若將佩特拉草紙文獻整理、出版的歷程放置在國際拜占庭學草紙文獻研究的發展脈絡下來分析，其重要地位更是清晰可見。而對于中國拜占庭學界而言，其重要意義尤為明晰。

一、國內外拜占庭草紙文獻研究梳論

在國際學界，草紙文獻受到關注始于數百年前，而對之進行研究則僅有百余年歷史。草紙或者稱紙莎草(papyrus，復數papyri)*“papyrus”在中文文獻中除“草紙”、“紙莎草”等譯名以外，還有，“紙草”、“蒲草”、“葦草”、“蘆草”、“蘆荻”、“莎草”、“蒲莎草”、“紙莎草”、“莎草紙”、“草皮紙”、“葦紙”、“蘆紙”、“蘆葉卷子”等譯法，本文認為“草紙”更貼近其實際意義。關于譯名詳情參見宋立宏：《說紙草：〈閱讀紙草，書寫古史〉譯后》，《博覽群書》 2006年第12期。，是一種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出現在埃及，*Pierre Tallet, “Ayn Sukhna and Wadi el-Jarf: Two Newly Discovered Pharaonic Harbours on the Suez Gulf,” British Museum Studies in Ancient Egypt and Sudan, Vol.18，2012， pp.147-168.并隨后流行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重要書寫材料。它的使用一直延續到公元12世紀左右。*在拜占庭時期，最后一份使用草紙頒布的黃金諭令出現于1083年，此外，12世紀末的拜占庭學者尤斯塔修斯(Eustathios)曾記載草紙使用在拜占庭帝國的絕跡，參見Nicolas Oikonomides, “Writing Materials, Documents, and Books，” in Angeliki E. Laiou， e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From the S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02, p.589.自1752年世界上第一份被發掘的草紙文獻出現在意大利的赫庫蘭紐姆(Herculaneum)以來，不斷有草紙文獻被發掘，18世紀末尤其是19世紀中期以來，考古挖掘的大量草紙文獻進入公眾的視野。時至今日，已有希臘文、拉丁文、阿拉米文、敘利亞文，以及其他近東各種語言的草紙文獻先后被發現。*Rogers S. Bagnall, Reading Papyri, Writing Ancient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8.由于這些草紙文獻記載了豐富且有價值的信息，涉及古代經濟、政治、宗教和社會等諸多方面，因此引起了眾多領域，特別是歷史學界學者的廣泛關注。

回溯起來，起初，草紙文獻的主要發現地位于埃及，而且這些早期的草紙文獻主要記載了古代埃及的歷史。因此，埃及學家成為第一批研究和利用草紙文獻的專業人士。而研究希臘、羅馬史的學者們則認為埃及僅僅處于地中海一隅，被發掘于此地的草紙文獻不具有普遍性的意義，因此未對其予以高度重視。*宋立宏：《說紙草：〈閱讀紙草，書寫古史〉譯后》，《博覽群書》 2006年第12期。然而，隨著來自埃及以外的大量草紙文獻的發掘，以及埃及草紙文獻研究的深入，草紙文獻對于主流歷史的重要價值業已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Elizabeth Jeffreys, John Haldon and Robin Cormack,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Byzantine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16.

在早期拜占庭帝國時期，位于地中海南岸的埃及是帝國主要的產品供給基地。草紙于是由其產地埃及被運輸到帝國各地，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雖然由于阿拉伯人的阻礙，草紙的地位在7—8世紀逐漸被皮紙所代替，但是直到10世紀，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還在進口來自埃及的草紙，并且這種材料依然被認為是書寫的首選。*Nicolas Oikonomides, “Writing Materials, Documents, and Books，” p.589.根據公開發表的數據可以發現，截至目前所發掘出的草紙文獻，大多集中于公元前4世紀到公元6世紀，這一時間段恰好處于拜占庭帝國的早期歷史。拜占庭草紙文獻學家貝爾(H. I. Bell)曾說過，“拜占庭草紙文獻所涵蓋的時間段正是人類發展史上最關鍵的時期之一：由古代過渡到中世紀，由異教社會過渡到基督教社會，由殘留古代自由、自治城邦印跡的管理體制到絕對的君權神授的政體……”，*H. I. Bell, “Papyrology and Byzantine Studies,” Papyri und Altertumswissenschaft, Vol.19，1934，p.326.此外，出土的大量草紙文獻是文書性質的資料，因此，它們對于揭示早期拜占庭世界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Elizabeth Jeffreys, John Haldon and Robin Cormack,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Byzantine Studies, p.120.

對于國際拜占庭草紙文獻研究而言，雖然自19世紀末已有少量該時期草紙文獻被釋讀和整理出版，但是直到20世紀伊始初具規模的拜占庭草紙文獻資料的問世，才使得利用草紙文獻研究早期拜占庭歷史成為可能。*J.G.Keenan, “Papyrology and Byzantine Historiography,” Th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Papyrologists, Vol.30，1993，p.138.這一時期，拜占庭草紙文獻研究的先行者讓·馬斯白羅(Jean Maspero)和哈羅德·貝爾先后出版了兩部重要的拜占庭時期草紙文獻目錄。*Jean Maspero, Papyrus grecs d’epoque byzantine, Catalogue general des antiquites du Musee du Caire, 3 vols., Cairo: Imperimerie de l’Institut Francais, 1911, 1913, 1916; Harold Bell, Greek Papyri in the British Museum V,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17.此后，自20世紀20年代起，學者已經開始關注拜占庭時代的草紙文獻，*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324-1453, Vol.1,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2, p.42.這一時期，包括拜占庭時期草紙文獻在內的奧克西林庫斯草紙第16卷得以出版，*B. P. Grenfell, A. S. Hunt, and H. I. Bell， eds., The Oxyrhynchus Papyri XVI, London: The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1924.此外，收藏在慕尼黑、佛羅倫薩、柏林、維也納等地的拜占庭時期草紙文獻也相繼被發表。*J. G. Keenan, “Papyrology and Byzantine Historiography,” p.138.然而，雖然此后不斷有整理的拜占庭草紙文獻著作問世，*如Victor A. Tcherikover, Alexander Fuks and Menahem Stern， eds., The Corpus Papyrorum Judaicarum, Vol.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但是，由于草紙文獻修復和釋讀技術的限制，以及草紙文獻研究對于學者全面素養的苛刻要求，拜占庭草紙文獻研究進度也非常緩慢。

近年來，隨著拜占庭學研究的逐步深入，越來越多的拜占庭學者認識到，草紙文獻對于拜占庭學主流研究的重要價值，*Elizabeth Jeffreys, John Haldon and Robin Cormack,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Byzantine Studies, p.115.而草紙文獻釋讀技術的發展則使得拜占庭草紙文獻的大量應用成為可能。近30年來，科學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使得草紙修復和釋讀技術得到大幅度提高，因此國際草紙文獻研究學會以及世界主要的草紙文獻科研機構加快了草紙文獻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在此情況下，成批量的拜占庭草紙文獻得以被整理和發表出來，如來自埃及的拜占庭時期的草紙，文獻來自近東地區乃薩納*乃薩納(Nessana)位于以色列南部的內蓋夫沙漠地區，靠近埃及邊境，這里于1935—1937年出土了一批公元6至7世紀的草紙文獻，該文獻為這一時期拜占庭在當地的統治情況提供了翔實的史料。和佩特拉的草紙文獻等。除了出版紙質版本外，研究者還將其錄入在線數據庫，使之成為可檢索、免費的資源，比較著名的此類在線檢索有“魯汶草紙文獻數據庫”、“杜克大學草紙數據銀行”、“海德堡埃及希臘文草紙文獻總目”等。*Elizabeth Jeffreys, John Haldon and Robin Cormack,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Byzantine Studies, p.124.其中由上述數據庫集合而成的“草紙文獻在線檢索”(Papyri、info)可以查閱到有關佩特拉草紙文獻的全部信息(參看下文表格信息)。文獻的電子化，使得閱讀和應用拜占庭草紙文獻變得越加便捷。因此，草紙文獻的重要價值，加之拜占庭學者的重視以及草紙文獻應用的便利，使得草紙文獻研究逐漸成為國際拜占庭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

與國際學界相較，中國研究者對草紙文獻的關注時間較晚，發表相關著作稀少，而且研究不夠深入。通過檢索中國知網數據庫可以發現，最早以草紙為主題的中文文獻是1959年《歷史研究》雜志上的介紹性文章《塔烏班什拉格教授和波蘭的紙草學研究》。*克凡：《塔烏班什拉格教授和波蘭的紙草學研究》，《歷史研究》 1959年第2期。以紙草和紙莎草為搜索詞，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中檢索到的文獻數量為：2000年以前8篇文章，2000—2017年17篇文章。*該數據是利用紙草和紙莎草兩個檢索詞在中國知網數據庫檢索所得：“紙草”，http://kns.cnki.net/kns/brief/default_result.aspx；“紙莎草”，http://kns.cnki.net/kns/brief/default_result.aspx, accessed to 26-10-2017。在這22篇文章中，有16篇為研究草紙的文章，以介紹性文章為主；其他6篇為介紹草紙畫的文章。這一組數據雖然不能全面反映中國目前對草紙文獻的總體現狀，但是可以從一個側面展現中國草紙文獻研究的大體輪廓。此外，目前中國在學術研究上對草紙文獻的研究和使用，多集中于埃及學研究之中。*這方面的代表作包括，楊熹：《〈維爾伯紙草〉研究》，東北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16年；楊熹、郭丹彤：《〈都靈稅收紙草〉譯注》，《古代文明》 2016年第1期；孫寶國、郭丹彤：《論紙莎草紙的興衰及其歷史影響》，《史學集刊》 2005年第3期等。顯然，這一狀況與國際埃及學研究對草紙文獻的最早關注是一致的。雖然近10年學界對草紙文獻的關注度不斷上升，研究的層面也逐漸深入，但是，也有學者明確提出，中國學界在草紙文獻研究中存在諸如引入的草紙文獻史料非常少等問題，而且大部分中國學者基本上不具備解讀草紙文獻的能力。*郭子林：《中國埃及學研究三十年綜述》，《西亞北非》 2009年第6期。

中國的拜占庭學研究起步較晚，*雖然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業已有學者在關注拜占庭研究，但是中國真正專業、系統的拜占庭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參見陳志強：《拜占廷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36頁。而且由于受到語言和史料的限制，研究的廣度和深度與國際學界仍有一定差距?？墒?，近30年來，經過中國拜占庭學人的努力，中國拜占庭學研究也已經呈現出一定的格局，其研究角度趨向多樣化，研究成果漸成規模。作為學術研究核心的原始文獻研究也已經進入學者們研究的視野，甚至錢幣學、印章學和草紙文獻學等國際上熱門的研究也逐漸被引入到中國拜占庭研究之中。如田明的《羅馬拜占庭時代的埃及基督教史研究》*田明：《羅馬拜占庭時代的埃及基督教史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一書中就利用了亨特(Hunt)和伊德伽(Edgar)編輯的《草紙選輯》*A.S.Hunt and Edgar eds., Select Papyr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1995.和蓋洛(Gallo)的《希臘拉丁草紙》*Italo Gallo： Greek and Latin Papyrology, trans. by Maria Rosaria Falivene and Jennifer R. March,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6.等作品中的草紙文獻史料。雖然，已經有中國拜占庭學者在使用草紙文獻的史料進行研究，但是，與國際拜占庭草紙文獻學研究的繁榮景象相比，中國拜占庭草紙文獻研究還處于起步的階段。為此，關注國際拜占庭草紙文獻研究的發展就成為必然。目前受到國際拜占庭學者廣為關注的草紙文獻——佩特拉草紙文獻(Petra Papyri)——的發現、整理和釋讀是國際拜占庭草紙文獻研究的重大進展之一，關注其研究，利用其史料，將有利于中國拜占庭學者同國際拜占庭學界在拜占庭早期經濟、社會等方面歷史研究上的平等對話。

二、佩特拉草紙文獻的發掘、整理和出版

1993年美國東方研究中心考古隊在南約旦(原拜占庭帝國的PalaestinaTertia行省)佩特拉古城的一個教堂遺址中，發現了一批已經碳化了的草紙文獻。由于發掘于埃及之外的草紙文獻，尤其是拜占庭時期的草紙文獻非常稀少，因此這批文獻自其被發現伊始，就受到國際拜占庭學界的強烈關注。

佩特拉古城，是近東地區重要的考古遺址。在羅馬-拜占庭時期，這里也曾因為處于東方交通的要道而繁榮，羅馬帝國時期著名的新圖拉真大道(Via Traiana Nova)就經過這里。公元4世紀時，這里是拜占庭帝國時期PalaestinaTertia行省的首府。4世紀以后，由于海路貿易的繁榮，加之地震等自然災害的侵襲，佩特拉古城逐漸衰落，直到663年該地被阿拉伯人占領，拜占庭在這里的統治被終結。

1993年12月4日，以考古學家費?，?Zbigniew T. Fiema)為首的美國東方研究中心考古隊，在位于佩特拉古城的一座教堂遺址的東北角的一個雜物間中，發現了一批業已碳化的草紙文獻。鑒于文獻的重要性，這批草紙旋即被送到位于約旦首都安曼的美國東方研究中心，并邀請國際上知名的草紙文獻專家對之進行修繕保護和釋讀。繼而，密歇根大學研究團隊和赫爾辛基大學研究團隊對文獻展開了全面的修繕維護、整理和釋讀的工作。赫爾辛基大學團隊于1994年9月最先承擔起了草紙卷宗的初步整理和修繕工作。*Glen L. Peterman, “Conservation of the Petra Papyri,”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Vol.57,No.4，1994，p.242.

出土佩特拉草紙文獻的教堂曾在6世紀末的一場火災中被焚毀。因此，有學者認為，可能就是在這場大火中，這批草紙文獻被燒毀、碳化。*L. Koenen, “The Carbonized Archive from Petra,”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Vol.9，1996，p.177.被發現時文獻的狀態即是：深黑色、干而脆，幾份草紙嵌在一起，一些散落的草紙粘在一起呈餅狀。雖然草紙已經碳化，但是陰暗的黑色墨汁還是在草紙上留下了印記。*L. Koenen, “Phoenix from the Ashes: The Burnt Archive from Petra,”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Vol.35，1996，p.514.由于出土的草紙文獻保存狀態很差，因此草紙文獻的整理和釋讀工作一直是一個考古與學術研究的難題，對于這批業已碳化的草紙文獻開展的整理工作更是如此。除了復雜的保存和修復工作，對文獻的釋讀是一個擺在專家面前極為艱巨的難題。由于文獻已經碳化，所以需要特殊的燈光才能令文字顯現出來，而且修復需要逐字逐句的復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解讀需要對時代風貌的整體把握，遺憾的是，與這一時期相關的文獻保留下來的非常少，這就使得修復工作很難找到合理的參照體系。*N. Gonis, “Papyri from Petra,” The Classical Review, Vol.52,No.2，2005，pp.655-657, DOI: 10.1093/clrevj/bni357, Published online: 09-05- 2006.

通過密歇根大學和赫爾辛基大學兩個團隊的合作整理初步判斷，佩特拉草紙文獻的總數量為152份，其中，僅有42份可以辨認并加以釋讀。*L. Koenen, “The Carbonized Archive from Petra,” p.177.文獻上的書寫語言為希臘語，信息涵蓋的時間為公元537年到593年。這批文獻的主要內容圍繞著佩特拉一位名為塞奧多魯斯(Theodoros，生于512—514年之間)的教士為中心而展開。文獻里涉及的人物包括他的家族親屬、朋友、鄰里，文獻的內容涵蓋從稅收轉讓請求、財產繼承文件，到糾紛處理文件等生活方方面面的文書。自2002年起，美國東方研究中心陸續出版了以上兩個團隊整理和釋讀后的佩特拉文獻。

目前已經有四卷佩特拉草紙文獻出版：第1卷(2002年)*J. Frosen, Antti Arjava, and M. Lehtinen， eds., The Petra Papyri I, Amman: American Center of Oriental Research, 2002.、第3卷(2007年)*Antti Arjava, Matias Buchholz, and Traianos Gagos， eds., The Petra Papyri III, Amman: American Center of Oriental Research, 2007.、第4卷(2011年)*A. Arjava, M. Buchholz, T. Gagos, M. Kaimio， eds., The Petra Papyri IV, Amman: American Center of Oriental Research, 2011.和第2卷(2013年)*Ludwig Koenen, Jorma Kaimio, Maarit Kaimio, Robert W. Daniel， eds., The Petra Papyri II, Amman: American Center of Oriental Research, 2013.。這四卷共包括文獻49份。四卷的內容編排次序基本一致，主要包括卷首的前言、對文獻的物理狀態介紹、參考文獻和釋讀文獻中一些重要詞匯的分析；卷中為釋讀的希臘文原文、譯文和評注；卷末包括索引和草紙文獻的圖片。

2002年，第一卷佩特拉草紙文獻出版。*參見書評T. M. Hickey, “The Petra Papyri I,”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Vol.334，2004，pp.92-94.這一卷包括清理出的16份文件(P.Petra nos. 1-16)。1號文件是佩特拉草紙文獻當中有日期記載最早的一份，時間是537年5月23日。這是一份涉及到婚姻財產的協議。協議中塞奧多魯斯的舅父(同時也是他的岳父)帕特洛菲魯斯(Patrophilus)將其母親的嫁妝交給他，其他具體的信息，由于文獻損毀，無法釋讀。2號文件是一份于538年5月10日起草于加沙(Gaza)地區的文件。根據釋讀專家的意見，這是一份有關財產繼承的協議。塞奧多魯斯是協議中的一方，他此時已經離開監護人，居住在加沙，其他信息尚屬猜測，無法確認。3—5號文件中，前兩份(3、4號)寫于538年8月，5號文件的日期也是538年。這三份文件是課稅責任轉移文書，文書中的主人公信息已經釋讀出，但是有一些涉及到課稅的法律術語，尚需比對解釋。6號—11號文件被發現時，是在一起，包括1(6號)份偷盜指控和被控告人的誓言，4份(7—10號)與此相關的課稅單據，以及1份(11號)包裹著其他文件的草紙文獻，內容不清。12—15號文件主要是殘篇，信息不全。前者是一份得到公證員確認的協議，涉及到可能包括塞奧多魯斯在內的教堂神職人員。第二份是有關財產分配的協議。除了釋讀的文件外，本卷還包括其他豐富的補充信息：卷首包括一篇羅馬-拜占庭時期佩特拉歷史概述、一篇有關該草紙文獻考古挖掘介紹、一篇有關主人公塞奧多魯斯家族信息描述、一篇有關草紙修繕、保護技術的討論和一篇草紙文獻中使用的紀年法。

第三卷出版于2007年，該卷包括19份文件(P.Petra nos. 18-36)。*參見書評Hagith Sivan, “The Petra Papyri III,” Journal of Late Antiquity, Vol.01，2008，pp.197-199; Michael Decker, “The Petra Papyri III,”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Vol.351，2008，pp.97-99.在卷首，整理專家安提·阿賈瓦(Antti Arjava)對本卷中草紙文獻的物理狀態進行了介紹、其次草紙文獻中的公證慣例(notarial conventions)、使用的歷法等問題也以專文形式得到分析，一份塞奧多魯斯家譜樹被安排在其后。卷中18號文件記錄了對1號文件的修訂。該文件發生在塞奧多魯斯和他的岳父兼舅父帕特洛菲魯斯之間，是關于其妻子斯黛法諾嫁妝的協議。其中涉及到6磅半的黃金，據整理專家稱，可能屬于斯黛法諾。這一數據與乃薩納的財物數據一起為我們揭開6世紀當地經濟和社會關系狀況提供了有力的依據。19號文件是一份關于塞奧多魯斯的課稅責任轉移文書，20號則是與此相關的一份收據。這兩份文件證明塞奧多魯斯已經獲得獨立課稅權利和他已經繳納稅金的證明。22號文件是一份查士丁尼統治時期的課稅文件。該文件記載了三位兄弟有關債款的收據。該文件的釋讀學者布赫豪茲(Buchholz)認為，這是一份避免以后發生爭議的確認文件。23號文件是一份來自一位名為杜薩利烏斯(Dusarius)向塞奧多魯斯要求課稅責任轉移的請求。25、26和27為一組文件。25號文件為課稅責任轉移請求，發生在塞奧多魯斯和一位弗拉維烏斯·瓦倫斯(Flavius Valens)之間，26和27號文件則是與之相關的殘卷。該文件的重要性在于，它們解釋了皇家諭令在對涉及到地方利益的事件的干涉和平衡中的作用。28號文件是關于財產分配的協議。該文件的重要性在于，它記載了佩特拉文獻中很少出現的女性參與事務性活動。29號文件來自于莫里斯皇帝時期(582—602)，涉及到資金的借貸和抵押。30號是一份殘破非常嚴重的文件，提及到佩特拉一份房產的分配。31號是一份關于塞奧多魯斯的捐贈的文件。32—34號文件是關于莫里斯皇帝時期一位希耶里奧斯(Hierios)的課稅支付收據。通過這幾份文件可以發現，6世紀時期地方庫里亞大會議員(Curiales)*Curiales，晚期羅馬帝國地方庫里亞大會或議會議員。君士坦丁一世對庫里亞大會進行改革，并賦予其成員特權和義務，征收地方財稅即是他們的職責之一，參見A.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Vol.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564.仍在發揮傳統收稅的角色。35號文件記載了兩塊土地的課稅支付情況。36號文件則是一份關于財產分配的草稿。

第四卷出版于2011年，包括13份文件(P.Petra nos. 37-49)。*參見書評Rodney Ast, “The Petra Papyri IV,” The Classical Review, Vol.64，No.2，2014，pp.1-2, DOI: 10.1017/S0009840X14000742, Published online: 08 05-2014。這些文件中，包括課稅收據、交易證明、婚姻契約以及一份爭端調解書。39號文件即是這一份爭端調解書。其內容涉及到塞奧多魯斯和一份斯戴法諾斯之間有關相鄰地產界線的爭端。文件中包含涉及到房租、建筑空間等等豐富的、難以理解的術語。另外的12份文件都是一些殘篇，但是其中也包含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37和38號文件被發現時在一起，但是38文獻過于殘破無法釋讀，37號文件是一份前任納稅人為繼任納稅人支付的課稅收據。40號文件是與39號文件相關的一份抗辯書，在里面出售者辯護自己具有的所有權，以此來保證他可以出售的權利。41號文件也是一份殘卷，涉及到一份房產出售以及支持其所有權的相關信息的文件。42號和43號文件涉及到一位名為吉拉(Kyra)和另一位名為托馬斯(Thomas)的婚姻問題。前者雖然保存不全，但是可以知道是一份婚姻契約；后一份保存尚好，涉及到新婚者的財產問題，這份文件是佩特拉草紙文獻中時間上最晚的一批之一，時間大概是592或593年。45—47號文件是塞奧多魯斯課稅的收據，48—49號殘卷同樣提及塞奧多魯斯，但僅涉及到文獻所在的教堂的問題。

第二卷佩特拉草紙文獻出版于2013年，本卷僅包括一份文件 (P.Petra no.17)。*參見書評Lajos Berkes, “The Petra Papyri II,” 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 08-05-2014, http://bmcr.brynmawr.edu/2014/2014-05-04.html，檢索時間2017年12月13日。這份文件是一份有關三兄弟財產分配的協議。協議的發生地是在佩特拉地區塞里拉村(Serila)一個被稱為奧格巴納(Ogbana)的地方，分配的財產中包括房屋、果園、谷地以及奴隸。據整理專家分析，該份協議可能是一份提前準備好的文件，通過抽簽的方式來決定每份的歸屬。文件中涉及到一份記載于505或506年的租賃信息，使得整理專家產生推測，也許這份文件制定的時間在505—537年之間，更為大膽的猜測是在505—520年之間，如果這樣的猜想成立，那么這份文件將會成為所有佩特拉文獻中最早的一份。第五卷還在整理之中，但是據第二卷編者所言，該卷中會出現一份對佩特拉草紙文獻中出現的阿拉伯詞匯的語言學分析。

三、佩特拉草紙文獻的價值及其對拜占庭學研究的意義和啟示

對于拜占庭學研究而言，佩特拉草紙文獻具有其特殊的價值：

首先，從史料意義上來看，佩特拉草紙文獻彌補其他拜占庭史料的不足。佩特拉草紙文獻的特點之一就是它的時間跨度——全部屬于6世紀。公元6世紀不僅是地中海世界由古典向中世紀過渡的重要時期，[28]3更是拜占庭歷史上的第一個黃金時代，因此是國際拜占庭學界長期關注的重點。以往關于該時期的研究多依靠該時期的史家文獻的記載。但是此類史料的特點在于多以戰爭等重大事件為主，對于下層民眾的普通生活關注較少。而佩特拉草紙文獻的出現為了解6世紀拜占庭普通百姓的日常經濟生活提供了考古和其他文獻所不能提提供的豐富史料。

其次，佩特拉草紙文獻是研究早期拜占經濟社會史的重要依據。佩特拉曾經是拜占庭帝國PalaestinaTertia行省的首府，同時也是連接東方和地中海世界的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在早期拜占庭與東方世界的交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該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是整個拜占庭帝國東部經濟社會的縮影。而佩特拉草紙文獻包括遺囑、婚姻契約、財產分配協議、課稅收據、爭端調解書等類型的文書，為研究拜占庭時期佩特拉地區的社會關系、財產分配、稅收和農業等各個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證據。上述文件類型統計如下表：

序號文獻類型佩特拉草紙文獻標號1財產分配協議1,2,17,18,28,30,36,432課稅收據7,8,9,10,20,22,32,33,34,35,37,38,45,46,473課稅轉移責任書3,4,5,19,23,24,254捐贈315婚姻契約426爭端條件書39,427其他類型或內容不清者6,11,12,13,14,15,16,21,26,27,29,41,44,48,49

注：以上統計數據來自“草紙文獻在線數據庫”，http://papyri.info/ddbdp/p.petra,檢索時間2016年3月23日，本文通過表格方式做了整理。

綜合來看，這些草紙文書包含了財產分配和繼承、土地買賣、嫁妝、遺產繼承和分配、稅收政策、農業狀況、法律條文等等涉及到佩特拉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這不僅使得佩特拉地區的歷史豐富起來，更加彌補了以往拜占庭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的不足，為我們更好地解讀早期拜占庭的歷史提供了鑰匙。比如，關于拜占庭時代的經濟觀念問題，國際拜占庭學界一直缺乏豐富的史料來支撐，較為系統的《拜占庭經濟史》也是近年才得以編輯出版。而從上表可以發現，拜占庭時代的稅收意識非常濃厚，佩特拉草紙文獻保留下來的課稅收據和課稅轉移責任書就說明了這一情況。

從拜占庭學研究的國際層面和國內層面來看，佩特拉草紙文獻具有極重要的意義和啟示：

對于國際拜占庭學界而言，佩特拉草紙文獻是國際拜占庭草紙文獻學研究的最新進展。乃薩納和佩特拉草紙文獻的發掘和釋讀，大大推動了國際拜占庭草紙文獻的研究。這些文獻經過釋讀后，不但以紙質版的形式出版，而且還以數據庫的形式出現在網絡上，這大大方便了世界各地拜占庭學者利用這些文獻從事研究，進而有助于推動拜占庭學研究的整體發展。目前，佩特拉草紙文獻已經出版四卷，還有最后一卷正在緊張整理之中。五卷的佩特拉草紙文獻的全部釋讀完成，對于拜占庭草紙文獻學和拜占庭學的研究都具有重大意義。

對于中國拜占庭學界而言，佩特拉草紙文獻的整理出版具有重要的啟示。 如上文所述，中國的草紙文獻研究尚處于初級階段，國內的拜占庭學者剛剛開始嘗試運用草紙文獻來從事研究，因此，佩特拉草紙文獻整理和出版對國內拜占庭學者的核心啟示就在于：

一、要加大對原始文獻的關注。 對于中國拜占庭學界而言，從發表的著述和正在從事的研究項目來看，雖然目前綜合研究能力和水平較上個世紀，已經有了飛速提高，文獻資料收集日漸豐富，研究梯隊得到完善，與國外的交流日趨頻繁，但是，與國際拜占庭學研究的差距仍然存在。史料的整理和翻譯一直是國際拜占庭學界研究的主流，雖然中國拜占庭學者已經注意到史料的重要性，*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陳志強教授的團隊已于10多年前購置自荷馬至拜占庭15世紀原始文獻數據庫(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簡寫為TLG)；在東北師范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徐家玲教授主持的教育部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古時期拜占庭立法文獻研究與評注”中，一批核心的中世紀拜占庭法律文獻資料得到整理和出版(《農業法》、《士兵法》、《羅得海商法》、《法律選編》、《市政官法》以及馬其頓王朝土地立法等)，與此同時東北師范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圖書室已經購置了目前拜占庭學界通行的大部分紙質原始文獻史料集。顯然，由于某些限制，目前的研究還很滯后。因此中國拜占庭學研究者需要緊緊追隨國際拜占庭學的腳步，首先從史料，包括歷史文獻、草紙文獻、錢幣學和印章學等收集、整理和翻譯入手，為進一步研究提供扎實的史實基礎，進而實現與國際學界的平等對話。

二、拓展學科視野，加大引入新型科技成果研究歷史文獻的力度。國際拜占庭學界一直在不遺余力地將新興科技應用到拜占庭的研究中，以此來推動國際拜占庭研究的不斷發展，如在整理佩特拉草紙文獻的項目中，學者們采用了最新的拍照技術和特殊光線分離技術等；在整理西奈半島凱瑟琳修道院的手稿過程中，學者們采用了大型分色掃描儀器，以獲得表面文字下面被抹掉的信息等；此外TLG等在線拜占庭資料數據庫的建立，都是新技術在拜占庭研究中的應用。因此，對于國內拜占庭學者而言，不僅要利用國際學界通過新技術取得的研究成果，更需要參與其中，才能夠全面與國際拜占庭研究接軌，推動我國拜占庭研究的快速發展。

三、建立“四跨型”研究機制，開展集體攻關。所謂“四跨型”研究機制是指跨國、跨學科、跨高校、跨部門。上述關于佩特拉草紙文獻發掘整理的過程表明，參與機構包括了來自美國、芬蘭等國的高校，涉及到了考古學、歷史學、圖像識別學等不同學科，采用了包括電子技術在內的不同技術手段。因此，佩特拉草紙發掘整理的過程事實上是對不同研究力量的整合。佩特拉草紙文獻發掘整理的過程，也是學術團隊的密切合作過程。對于尚處于發展中的中國拜占庭學界而言，如何建立“四跨型”研究機制，是我們亟需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