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及玉尺

蔡飛躍

遏抑不住地釋放好奇的心跳和視線。

崇仁鄉崇明館的“芳垂玉尺”古牌坊，是一代帝王褒獎一位接近人才標準的人的實物。我們心疼時光，在坊前思考須臾，匆匆趕往寨里鎮“大洲談判舊址”。

驅車前行的路上，仰視雨后閩北的天空，藍得像深不可測的大湖，心里有愜意之感。十多公里的路程，綠水映帶青山，有文友愛其仿似美逸勁爽的水墨畫，一再央求停車拍照留影。

山川如此多嬌，思緒在山谷里穿越。光澤縣山巒相銜，千米以上的山峰570余座，烏君山、神山、白云山是當地名山；境內最高的香爐峰海拔1930米，高度居華東地區第二。110多條溪流，300多條泉澗，分屬富屯溪、北溪、西溪、信江、贛江等水系，茂密了綿亙的樹林。疊嶂的青巒與密布的溝壑，成就了“九關十三隘”的英名。

雄性的關隘，名字竟然不加修飾。喊一聲杉關、鐵牛關、山頭關……再喊一聲蛇嶺隘、金家隘、牛田隘、楊公隘、仙人隘……似乎略顯通俗，但卻堅挺著“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氣概。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光澤鬧紅，險要的地理形勝襄助先輩們與政治對手周旋。

陽光播撒得有點斑斕，大洲村坐在山坳里，忙完一季的農田，平靜地處于待耕的狀態。站在諸母崗山麓瞭望，早夏的山野綠韻流溢。

單門獨戶的“大洲談判舊址”，是一座五開間的簡陋的木板房，坐在鄉村公路邊的小坡上。大洲是村名，但真正意義的大洲村遠在對面的山腳下。選擇這樣僻靜的農屋定大事，想必費盡思量。如今，人去屋空了多少年，世事的塵煙熏黑了柱與墻，青草繞著房子瘋長。

四周靜靜的，靜得能聽見自己的腳步聲。名為“縣委縣革委會紀念亭”的構筑物呈六角狀，聳立在“談判舊址”的坡下。當年，紅軍游擊隊占領了全縣百分之九十五的土地后，中共光澤縣委、縣革命委員會（即蘇維埃政府）于1933年2月19日成立，兩塊牌子掛在縣城以北的掃帚尾村（今桃林村）。一個月后，形勢基本穩定，縣黨政機關遷駐縣城天主教堂辦公。陽光下的一切是那樣的鮮活、溫馨，光澤大地活動起來了，火熱起來了，貧苦農民面容舒展，憧憬著未來。這座六角亭，是今人紀念光澤第一個紅色政權的禮物。輕撫亭柱，我感到一股豪氣向我襲來，儼然觸摸到閩贛交界處的紅色政權的演進脈絡。

在歷史的長河里洄游，我欣喜得悉，縣機關遷入縣城后，周邊的形勢發展喜人，也堅定了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領導人的決心，4月26日，人民委員會決議成立閩贛省，管轄建寧、黎川、光澤數縣和閩浙贛的閩北分區、新開辟的信江、撫河一帶，同屬于土地革命時期的中央蘇區。于是，一群團結活潑的人，如同經歷過寒冬的小樹，悄悄在角落里萌芽，當溫暖來臨時，毫不猶豫地張開擁抱世界的臂膀，自信地展現自己的風采。

我的心頭猛地激起一陣熱浪。閩贛省建立后，光澤縣蘇維埃建設更加欣欣向榮。在衛護中央蘇區和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戰斗中，光澤人民無私地支持紅色政權。為了準備這兩次反“圍剿”，周恩來、朱德一次次來到光澤，且將前線指揮所設在華橋鄉牛田村。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中央紅軍主力撤離蘇區北上抗日，史詩般地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留守蘇區的軍民在項英、陳毅等的領導下，孤苦無援地堅持三年游擊戰爭，光澤這片土地浸染著先烈的鮮血，吳先喜、蔡金街等許許多多知名的、不知名的紅軍將士長眠于此。戰士永遠在路上，凄風苦雨消磨不了有信仰的幸存者的信念，沖鋒的號聲激勵著他們踏著先烈的血跡前行。

婆娑的樹，充滿著動感。陽光穿過濃密樹冠的葉縫，一層層灑下，如同時光的沙漏。

從紀念亭到“談判舊址”，要走一段上坡路。路沒有刻意修整，走在原生態的小徑上，泥土的芳香讓我心里好踏實。

匾額高掛在門楣上，“大洲談判舊址”的金色大字署名黃知真。室內的展板上，印上黃知真的青年正面照和老年工作照。他的憨厚的表情，讓我的心與他貼近。在看到青年照的說明詞的那一刻，我震撼了，震撼我的是黃知真的責任。

談判的會場設在廳堂，面積不大，但布置得非常簡潔：一張四方桌、四張長椅、四張木板床，還原了國共雙方代表談判的場景。從1937年10月1日始，黃知真、邱子明與周中誠、高楚衡在這間廳堂吃住一周，爭辯一周，最后在談判桌前簽字、握手。談判舊址的匾額由親歷者黃知真題寫，更富真實性。

管理員親和力強，講解深邃動人。黃知真生于1920年10月，擔任大洲談判代表時剛滿17歲。盡管這項行動是黃知真斗爭經驗豐富的父親深思熟慮后提議，并經省委班子集體決定的，但黃知真深知，他面對的對手秉性反復無常。從山上走到山下，他做好最壞的打算。父親派他去的良苦用心，黃知真能夠理解：一方面是向國民黨地方當局表明誠意，另一方面是不愿意讓其他干部承擔不測的風險。誰叫他是省委書記黃道的兒子呢？明知前方兇吉莫測，但黃知真赴會堅決，不斷提醒自己在會場必須談笑風生，在氣勢上首先不輸對方。

我在舊址里從這間走到那間，查詢英勇少年的英雄父親：黃道是江西省橫峰縣人，1919年9月，19歲的黃道考入南昌二中，他渴望遠方的事物，接受馬克思主義滌蕩靈魂。四年后的秋天，黃道赴北京高等師范（今北京師范大學）深造，眼界更加開闊，理想更加明確，堅毅地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義無反顧地走上革命道路。

革命人都是堅忍而執著的創造者，他們編織夢想，踐行信仰。黃道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后，一直在南方從事革命工作。1939年4月，周恩來視察上饒、吉安，黃道陪同。在樟樹與周恩來分別后，黃道在沿山縣河口鎮時不幸染疾，被國民黨特務買通醫生下毒，犧牲時年僅39歲。人生的價值，不在于壽命的長短，而在于對人類的貢獻。黃道畢生與時代崇高責任緊密聯系，他的生命價值難以評估。

初夏的陽光下，綠色棕櫚葉的光環，一串串在樹梢上跳動。舊址墻上的兩張“序列表”引我駐足，一張是“閩贛省委組織序列表”，省委書記黃道、常委吳先喜等名棲表上；在“閩贛省軍組織序列表”上，我見到了軍區司令員葉飛、政委黃道、副政委吳先喜熠熠生輝的大名。endprint

樂觀的黃道，即使在陷入困境時，總是用堅強的意志支撐著信仰和信念，為黨的事業立下汗馬功勞。因而在他犧牲的第三天，中共中央東南局就發出悼念通知——肯定他的功績，悲痛黨和人民的損失，號召同志完成未竟之功。陳毅聞訊后，揮淚寫下《紀念黃道同志》，高度評價他在與黨中央三年隔絕的游擊戰爭中，保持陣地、保持革命武裝、保持革命組織的“絕大貢獻”。默誦墻上摘錄的陳毅的悼念文章，我的心上擦起一串火花。

思緒飛得有點遠，還是再次聚精會神關注“大洲談判”——“西安事變”后，人在大山深處的黃道，憑著一些報紙，預測國內形勢將發生急劇的變化，便將省委機關從崇安縣（今武夷山市）武都門遷駐大洲村諸母崗上的密林里。那時的光澤，在1934年8月至1947年7月劃離福建，歸江西省管轄，黃道依例把“聯合抗日、共同對敵”的倡議通過“快郵代電”發給國民黨江西地方當局。

時光的碾子艱澀地向前滾動，到了1937年9月下旬，黃道又通過國民黨光澤縣長高楚衡專函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明確表達合作抗日的主張。這一次，國民黨江西當局同意在大洲談判，指派江西省第七保安副司念周中誠和高楚衡作為談判代表。閩贛省委慎重研究，派出的代表是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兒童局書記黃知真和軍區教導大隊教導員邱子明，談判的時間也得到確定。

傾聽與閱讀，現在，我知曉了小小年紀的黃知真為什么敢于主持和談！瀏覽了黃知真的簡介，我驚訝他父親的崇高，也驚訝于他的許多親人都在黃道影響下走上革命道路。最高的愛，就是引導后輩志存高遠，黃知真7歲隨父參加贛東北起義，13歲加入共青團，15歲轉為中共黨員，長期接受父親的言傳身教，他立場堅定，口才不俗。惡劣環境磨煉人、砥礪人，黃知真這位“小小革命家”與邱子明不負眾望，向黨組織交上一張滿意的答卷。

邁出大門，山風徐徐拂面，心情減少了沉重。黃知真比黃道幸運，活到73歲，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和社會主義建設，擔任過江西省副省長、湖北省省長、湖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這是后話。

一些記憶，讓人感動，感動的是情節的曲折和個中的意義。大洲和談，結束了閩浙贛邊區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奠定了閩北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的基礎。整編為新四軍第三支隊五團的閩北紅軍游擊隊1000多人，在大洲等地集訓后，1938年2月5日告別父老鄉親，奔赴皖南抗日前線。黃道是位有心人，在集訓期間，為200多位全程參加三年游擊戰爭的戰士頒發銀質“閩贛邊區堅持斗爭紀念章”，一枚小小的紀念章，激發獲得者的榮譽感，昂揚了無數人的斗志。

這幢木屋，亮堂著許多人的心，也亮堂著許多人的日子。我總算明白了，為什么我一走進這幢木屋就感覺不同。我是閩南人，這幢風格與家鄉建筑迥異的木屋，委實簡陋，沒有雕梁畫棟，沒有飛檐翹脊，卻因見證了一段重大歷史事件，即便歲月滄桑，抑或世事荏苒，它都透過歲月而閃閃發光。

站在老屋的門前，吸納著清新的空氣，沐浴著小滿時節的柔和日光，我肅穆站立。精神傳衍的力量是巨大的，我敬意滿滿，“芳及玉尺”是我對先輩們的贊語。

責任編輯：青芒果

美術繪畫：孫海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