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對“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的詮釋及其現代價值

○ 樂愛國

(廈門大學 哲學系， 福建 廈門 361005)

《論語·公冶長》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睂τ凇胺蜃又孕耘c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漢唐諸儒認為，孔子不言性與天道；朱熹則解讀為：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之”?，F代楊伯峻《論語譯注》的解讀是：孔子關于天性和天道的言論，我們聽不到；而且認為，在《論語》中，孔子講人性，“只說過‘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一句話”，“孔子不講天道，對自然和人類社會的關系取存而不論的態度”?！?〕錢穆《論語新解》說：“孔子言性，《論語》惟一見。天道猶云天行，孔子有時稱之曰命，孔子屢言知天知命，然不深言天與命之相系相合。子貢之嘆，乃嘆其精義之不可得聞?！薄?〕李澤厚《論語今讀》對楊伯峻和錢穆的解讀有所綜合，認為孔子“慎言大題目，少用大字眼”，“強調從近處、從實際、從具體言行入手”，對于性與天道，“不是不講，而是不直接講”〔3〕。顯然，這些解讀之間存在著差異。因此，對“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的歷代解讀作一梳理，無疑有助于理解“性與天道”在儒學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一、漢唐諸儒的解讀

據《漢書·張禹傳》載，張禹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余，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異深遠難見，故圣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4〕據《后漢書·桓譚傳》載，桓譚說：“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圣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后世淺儒，能通之乎！”〔5〕對此，唐李賢注：“《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嵭⒃疲骸?，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兇。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薄?〕(另據唐寫本《論語鄭氏注》，鄭玄注“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曰：“性，謂仁(人)受血氣以生，賢愚古(吉)兇。天道，謂七政變動之占?！薄?〕)顯然，在漢儒看來，性與天道各有所指，而且正如孔子“罕言命，不語怪神”，不記述“奇怪虛誕之事”，“天道性命，圣人所難言也”。這里把“性與天道”與孔子所罕言的“命”以及所不語的“怪神”“奇怪虛誕之事”相對應，因此，所謂“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天道性命，圣人所難言也”，實際上是指孔子不言性與天道。

三國時期，對于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的解讀，開始發生轉變。據《三國志·荀彧傳》注引何劭《荀粲傳》曰：“粲諸兄并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俁難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盡意，系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薄?〕在荀粲看來，孔子之道在于性與天道，但“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而無法用言語表達。這就把孔子之道與孔子之所言區別開來；換言之，孔子不言性與天道，但孔子之道在于性與天道。

魏何晏《論語集解》注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蹦媳背寿墩撜Z集解義疏》疏曰：“夫子之言，即謂文章之所言也。性，孔子所稟以生者也；天道，謂元亨日新之道也。言孔子六籍，乃是人之所見，而六籍所言之旨，不可得而聞也。所以爾者，夫子之性與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德致，此處深遠，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聞也?！薄?〕邢昺《論語注疏》疏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者，天之所命，人所受以生，是性也；自然化育，元亨日新，是天道也。與，及也。子貢言，若夫子言天命之性及元亨日新之道，其理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匀朔A自然之性及天之自然之道，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是其理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薄?0〕與漢儒一樣，魏晉之后的儒者也認為性與天道各有所指，但不同的是，他們認為孔子“六經”所言之旨在性與天道，由于其理深微，非凡人所知，故不可得而聞也。

由此可見，對于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的解讀，漢唐時期主要有兩種觀點：

其一，為漢儒所提出，認為正如“子不語怪、力、亂、神”，不僅孔子不言性與天道，而且孔子的學說也不言性與天道，因此不可得而聞也。后來唐代顏師古對此作了進一步說明，他說：“性命玄遠，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薄?1〕又說：“《論語》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孔子未嘗言性命之事及天道?！薄?2〕所謂“未嘗言性命之事及天道”，就是指孔子及其學說都不曾言性與天道。

其二，為魏晉南北朝的儒者所提出，認為孔子的學說之旨在性與天道，由于其理深微，不可得而聞也。這種觀點除了為北宋邢昺所接受，還有司馬光“子罕言命，子貢稱‘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則天道精微，非圣人莫能知。今學者未能通人理之萬一，而遽從事于天，是猶未嘗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幾矣?！薄?3〕也就是說，孔子之言性與天道，之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是由于“天道精微，非圣人莫能知”。

需要指出的是，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中“夫子之言”，既可以指孔子教人時所言，也可指孔子的學說之所言。漢儒把二者混為一談，把孔子教人時所言等同于孔子的學說之所言，完全否定孔子之言性與天道。魏晉南北朝的儒者則把孔子教人時所言與孔子的學說之旨區別開來，肯定孔子的學說之旨在于性與天道，又認為其理深微而不可得而聞也。

唐韓愈、李翱《論語筆解》肯定孔子的學說言性與天道，但是反對以往儒者將性與天道分割開來。韓愈說：“吾謂性與天道一義也。若解二義，則人受以生，何者不可得聞乎哉？”李翱曰：“‘天命之謂性’，是天人相與一也。天亦有性，春仁、夏禮、秋義、冬智，是也。人之率性，五常之道是也。蓋門人只知仲尼文章，而少克知仲尼之性與天道合也。非子貢之深藴，其知天人之性乎？”〔14〕認為在孔子那里，“性與天道合一義”，“性與天道合”。后來，北宋陳祥道《論語全解》說：“夫子之道，出而致廣大則為文章；入而極高明則為性與天道。子貢得其言，故于文章可得而聞；未得其所以言，故于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性在我者也，未嘗不在天；天道在天者也，未嘗不在我?！抖Y》曰‘天命之謂性’，是在我者未嘗不在天也。孟子曰‘圣人之于天道’，是在天者未嘗不在我也?！薄?5〕實際上繼承了唐韓愈、李翱關于孔子講“性與天道合”的思想，而且明確認為孔子之道在于性與天道。

二、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之”

二程強調“心、性、天，只是一理”，指出：“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薄?6〕對于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的解讀，則認為是子貢聞孔子言性與天道而發出的贊嘆。程顥說：“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迂暽w于是始有所得而嘆之。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嘆‘不可得而聞’，亦可謂之鈍矣?！薄?7〕在程顥看來，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子貢聞孔子言性與天道而發出贊嘆。同時，程顥又說：“‘《詩》《書》、執禮皆雅言?！潘厮砸?，至于性與天道，則子貢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薄?8〕“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薄?9〕也就是說，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并不等于孔子不言。程頤也認為，子貢所言是“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嘆美之言也”〔20〕；還說：“性與天道，此子貢初時未達，此后能達之，故發此嘆辭，非謂孔子不言。其意義淵奧如此，人豈易到？”〔21〕又說：“唯子貢親達其理，故能為是嘆美之辭，言眾人不得聞也?！薄?2〕明確認為孔子并非不言性與天道。

朱熹《論語集注》繼承二程的解讀，注曰：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于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圣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嘆其美也?！?3〕

顯然，朱熹對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的解讀，強調性與天道“其實一理”。他還說：“‘性與天道’，性，是就人物上說；天道，是陰陽五行?！薄白浴耘c天道’言之，則天道者，以天運而言。自‘圣人之于天道’言之，則天道又卻以性分而言?！薄?4〕又說：“譬如一條長連底物事，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者為性。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薄?5〕

在朱熹看來，對于性與天道，孔子不是不言，而是“罕言之”；子貢“始得聞之”，而贊嘆其美。至于孔子為什么罕言性與天道，朱熹明確認為“圣人未嘗不言性命，但其旨淵奧，學者非自得之，則雖聞而不喻也”，又說：“然考之《論語》之書，則圣人之言性命者蓋鮮焉，故門人又記之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恐子貢之本意，亦不過于如此也?！薄?6〕也就是說，性與天道“其旨淵奧”，學者要識得性與天道，應當“自得”。所謂“自得”，朱熹注《孟子》“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曰：“言君子務于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于己也?！薄?7〕也就是說，要識得性與天道，必須“默識心通”。為此，朱熹還說：“觀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自是有說時節，但亦罕言之?！魧嵞堋R之’，則于‘《詩》《書》、執禮’上，自見得性與天道。若不實能默識得，雖圣人便說出，也曉不得?！薄?8〕

與此同時，朱熹又批評所謂孔子未嘗言性與天道的觀點。針對范祖禹以為“圣人教人，各因其材，性與天道，實未嘗以語子貢”，朱熹認為，這是“不察乎罕言之旨”，是錯誤的。他還說：“抑如子貢者，夫子嘗告以‘一以貫之’矣，又告以‘天何言哉’矣，又告之以‘知我其天’矣，則固不可謂未嘗以告之?！薄?9〕對于楊時、謝良佐以為“性命之微，圣人未嘗言，而每著見于文章之中，要在學者默識而自得之”，朱熹認為，這也是錯誤的。他還說：“使圣人果絕口而未嘗言也，則學者何以知夫性與天道之目，而求所以自得之？若其曉然號于眾曰：‘吾有所謂性與天道者，在乎不言之中，而欲學者之自得?！瘎t其言之已甚，而又骎骎乎佛、老之意矣，安得謂之未嘗言而不可聞哉！”〔30〕

因此，朱熹強調孔子言性與天道。據《朱子語類》載：

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后來聞孔子說邪？曰：“是后來聞孔子說?！痹唬骸拔恼乱嘈?、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后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然孔子這般也罕說。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系《易》方說此，豈不是言性與天道。又如‘鼓萬物而不與圣人同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豈不言性與天道?！薄?1〕

朱熹認為，子貢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后來聞得孔子說性與天道，并非孔子不言性與天道，但是，孔子言性與天道，只是“罕說”，更多的是體現在《易傳》中。又據《朱子語類》載：

器之問：“性與天道，子貢始得聞而嘆美之。舊時說，性與天道，便在這文章里，文章處即是天道?！痹唬骸按藢W禪者之說。若如此，孟子也不用說性善?！兑住分幸膊豁氄f‘陰陽不測之謂神’。這道理也著知。子貢當初未知得，到這里方始得聞耳?！薄?2〕

在朱熹看來，孔子言性與天道，雖然體現在文章里，但不能由此認為“文章處即是天道”，孔子不言性與天道；子貢當初并未從理會文章中知得性與天道，而是在理會文章后才聞得孔子言性與天道。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講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之”，強調孔子言“性與天道”，批評所謂孔子未嘗言性與天道的觀點，因而完全不同于漢唐諸儒所謂孔子不言“性與天道”的說法；同時，朱熹又認為性與天道“其旨淵奧”，因而“夫子罕言之”，又包含了魏晉南北朝之后的儒者認為“性與天道”為孔子“六經”之要旨，其深微而不可得而聞的說法。而且，朱熹還贊同門人所謂：“性與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蓋性者是人所受于天，有許多道理，為心之體者也。天道者，謂自然之本體所以流行而付與萬物，人物得之以為性者也。圣人不以驟語學者，故學者不得而聞?！薄?3〕認為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之”，不僅是由于性與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而且還在于“圣人不以驟語學者”。

三、“圣門教不躐等”

朱熹認為，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之”，以致于子貢聞得孔子言性與天道時，而贊嘆“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原因在于性與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圣人不以驟語學者”，這就是《論語集注》所謂“圣門教不躐等”。朱熹還說：“子貢性與天道之嘆，見得圣門之教不躐等。又見其言及此，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薄?4〕

“躐等”一詞，《禮記》已經言及?！抖Y記·學記》講“教之大倫”時說：“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睂τ谄渲小坝渍呗牰?，學不躐等也”，唐孔穎達說：“教學之法，若有疑滯未曉，必須問師，則幼者但聽長者解說，不得輒問，推長者諮問。幼者但聽之耳?！畬W不躐等也’者，學，教也；躐，踰越也。言教此學者，令其謙退不敢踰越等差。若其幼者輒問，不推長者，則與長者抗行，常有驕矜。今唯使聽而不問，故云學不躐等也?！薄?5〕可見，“躐等”意在“踰越等差”，《禮記》強調“學不躐等”，講的是教學不可“踰越等差”，應當因人而異、因材施教，循序漸進。

二程強調“學不躐等”，說：“圣人之教，常俯而就之，……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等而進也?！薄?6〕程頤強調《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必須循序漸進，而不可躐等，說：“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37〕與二程同時的范祖禹也講“學不躐等”。他說：“先王之教，學不躐等，幼者有為幼之事，長者有為長之道。童子而欲為成人，是學未至而謂之至，行未成而謂之成，……豈不夭其天性哉！”〔38〕晁說之撰《儒言》，其中有《躐等》一節，說：“學不躐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視，九年乃大成。今童子嬉戲未除，而為易高談天人之際，老不知周世宗之功、王樸之謀，乃謂三代可立致，而平視堯舜，其躐等多矣。以故民風日澆，而盜賊興，未易圖其救之之術也?！薄?9〕

二程門人也多講“學不躐等”。呂大臨《論語解》說：“吾無隱乎爾，與人為善也。學不躐等。非隱也，未可也。竭兩端于鄙夫，非躐等也，言近而指遠也。以微罪去，非隱情也，眾人自有所不識。性與天道，非不言也，弟子亦自有所不聞?！薄?0〕對于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楊時說：“孔子之學《易》，宜不待五十，言此者，欲學者當其可而不躐等也?！薄?1〕對于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尹焞說：“孔子生而知之者，而言十五至于七十，成德之序如此，其亦勉進學者不躐等之意?！薄?2〕

朱熹《論語集注》不僅認為孔子罕言性與天道，是出于“教不躐等”，而且還針對《論語》孔子所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說：

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圣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于身之弊，亦終于下而已矣?！薄?3〕

這也是講“教不躐等”。針對《論語》孔子告子路所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朱熹說：“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于此亦可見矣?！薄?4〕《論語集注》則說：“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薄?5〕這里講的是“學不躐等”。

按照朱熹的說法，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并非孔子不言性與天道，而是由于“夫子罕言之”；孔子之所以罕言之，是由于性與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圣門教不躐等”。至于為什么要“教不躐等”，據《朱子語類》載：

寓問：“《集注》說，性以人之所受而言，天道以理之自然而言。不知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所固有者，何故不可得聞？莫只是圣人怕人躐等否？”曰：“這般道理，自是未消得理會。且就它威儀、文辭處學去。這處熟，性天道自可曉?！庇謫枺骸白迂暭鹊寐勚?，嘆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亦用功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知得他高深作甚么！教圣人只管說這般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圣人于《易》，方略說到這處?！雍毖岳?，與命，與仁’。只看這處，便見得圣人罕曾說及此?！薄?6〕

在朱熹看來，“圣門教不躐等”就是要學者“且就它威儀、文辭處學去”，“這處熟，性天道自可曉”，否則，“若未行得淺近者，便知得他高深作甚么”，而且，就算是聞得孔子教人識性與天道，也未必能明白其意思，所以孔子只是在《易傳》中才說到性與天道。

顯然，朱熹對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的解讀，不是僅僅停留于孔子是否說過“性與天道”、“性與天道”是否為孔子“六經”之要旨這樣的問題上，而是通過強調孔子言“性與天道”，進一步討論如何識得性與天道，孔子如何教人。尤其是，朱熹不僅認為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之”，而且講“圣人于《易》，方略說到這處”，把孔子言“性與天道”與《易傳》結合起來，對于后世影響很大。

四、清儒的解讀

清儒肯定孔子之言“性與天道”，并且與《易傳》聯系在一起。戴震說：“讀《易》，乃知言性與天道在是?！薄?7〕也就是說，孔子所言“性與天道”包含在《易傳》之中。

錢大昕對孔子之言“性與天道”的解讀，著重于性與天道的關系。他說：“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兇禍福言?！嵖党勺ⅰ墩撜Z》云‘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圣人之于天道也’，亦謂吉兇陰陽之道，圣人有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逗鬂h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豆茌`別傳》：‘茍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于史籍?！?《唐書》孫伏伽、長孫無忌傳，俱有性與天道之語)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何平叔俱不取?！薄?8〕在錢大昕看來，漢儒既有講性與天道有別，也講性與天道合，后者為何晏《論語集解》所不取。

宋翔鳳《論語說義》對孔子之言“性與天道”多有研究。他說：“《詩》《書》《禮》《樂》者，夫子之文章也；《易》者，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兑住访魈斓酪酝ㄈ耸?，故本隱以之顯，《春秋》紀人事以成天道，故推見至隱，天人之際，通之以性。故曰‘性與天道’，所謂‘與’者，天人相與也。人皆有天命之性，不能率性則離道，圣人能率性則合道。道者，天道。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性與天道之學也?！薄?9〕宋翔鳳認為，孔子在《易傳》中言“性與天道”，而且孔子所言“性與天道”是就性與天道合而言。他還說：“圣人言性合乎天道，‘與’猶言‘合’也。后言‘利與命與仁’，亦是合義?！薄?0〕

對此，劉寶楠《論語正義》案：“以‘與’為‘合’，此漢儒誤解，不可援以為訓?！薄?1〕還說：“性與天道，其理精微，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故不可得聞。其后子思作《中庸》，以性為天命，以天道為至誠。孟子私淑諸人，謂人性皆善，謂盡心則能知性，知性則能知天，皆夫子性與天道之言，得聞所未聞者也?！薄?2〕

顯然，清儒大都認為孔子言性與天道，其分歧在于孔子所言“性與天道”是否就性與天道合而言。至于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如劉寶楠所說，是由于“性與天道，其理精微，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劉寶楠還說：“夫子四教，首在于文，顏子亦言‘夫子博我以文’，此群弟子所以得聞也?！妒兰摇酚衷疲骸鬃油矶病兑住?，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w《易》藏太史氏，學者不可得見，故韓宣子適魯，觀書太史氏，始見《周易》?？鬃游迨畬W《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傳是學。然則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易》是也?！薄?3〕認為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由于他未聞孔子《易》學。

除此之外，清儒又強調孔子在《易傳》中言“性與天道”，而在平時教學時則有所不言。程廷祚《論語說》說：“性與天道，事物之大原，夫子于大《易》《中庸》言之蓋亦詳矣，而設教之日，則有所不言者，以性與天道即事物以為體，驟而語之，必有遺其當務者矣?！组T高弟，莫如顏淵，而夫子之答問仁，則曰‘克己復禮’。顏子于博文約禮之后既竭吾才，而亦未聞夫子語之以性與天道也。然則圣人未嘗以是為教，亦明甚矣?！薄?4〕章學誠則說：“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w夫子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未嘗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曰‘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不明著此性與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薄?5〕后來的戴望說：“性者，人所分于陰陽五行，有仁義禮知之等；天道，天所行盈虛消息之道?！c’猶‘合’也。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于《易》《春秋》。然不以設教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故‘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薄?6〕認為孔子在《易傳》中言“性與天道”，但在平日教學中則不言，所以“不可得而聞也”。但無論如何，他們都肯定孔子言“性與天道”。

五、余 論

應當說，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指的是子貢未聞孔子言性與天道。但是，子貢未聞孔子言性與天道，不等于孔子不言性與天道；而且，孔子是否言性與天道，是一回事；孔子的學說是否在于性與天道，又是一回事。

漢儒以子貢未聞孔子言性與天道，而認為孔子不言性與天道；魏晉南北朝的儒者則把孔子所言與孔子學說之旨區別開來，認為孔子學說之旨在于性與天道，由于其理深微，不可得而聞也。清儒認為，孔子言性與天道在《易傳》，又在平日教學中而不言，所以不可得而聞也，無疑是將漢唐諸儒的解讀推進了一步。

與此不同，朱熹強調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之”，并不是不言，并以此解釋“學者有不得聞”，同時又進一步認為，孔子之所以罕言性與天道，不僅是由于性與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而且還在于“圣門教不躐等”，因而涉及如何識得性與天道、如何教人的問題。

現代對于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的解讀，依然停留于孔子是否言性與天道的問題上。楊伯峻《論語譯注》認為“孔子不講天道，對自然和人類社會的關系取存而不論的態度”，如同漢儒，以子貢未聞孔子言性與天道，而認為孔子不言性與天道。錢穆《論語新解》認為“孔子屢言知天知命，然不深言天與命之相系相合”，承認孔子言性與天道。李澤厚《論語今讀》認為孔子對于性與天道，“不是不講，而是不直接講”。這樣的解讀，無論相較于朱熹解讀所包含的豐富內容，還是相較于清儒解讀所做的清晰分疏，都尚有進一步深入的空間。

與此不同，對于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的解讀，牟宗三說：“‘不可得而聞’，向來有相異的兩種解說，第一種是說孔子認為性與天道過分玄妙深奧，索性根本不談它們。另一種說法認為孔子不是不講性與天道，只因性與天道不易為青年學生所領悟，所以很少提及。我們可以推想，子貢說‘不可得而聞’那話時，年齡一定不小了，最低限度他可略懂性與天道的道理。如此，他所說的‘不可得而聞’，其實是對孔子的贊嘆，這贊嘆又表示子貢對性與天道有若干程度的解悟。也許，孔子的確很少談論性與天道，從《論語》看來是如此；然而，孔子五十而讀《易》，至‘韋編三絕’，而且又曾贊《易》，顯然他對《易經》下了一番功夫?！兑捉洝返闹行木褪切耘c天道，因此孔子對性與天道，確曾下了一番研究的心血。說孔子對于性與天道根本不談，或根本無領悟，那是不對的。不過他不愿客觀地空談，而卻開辟了仁、智、圣的領域。只要踐仁成圣，即可契悟天道?！薄?7〕顯然，牟宗三的解讀不是停留于孔子是否言性與天道的問題上，而是進一步討論如何識得性與天道、如何教人的問題，這與朱熹的解讀完全一致，凸顯朱熹的解讀具有現代學術價值。

注釋：

〔1〕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46-47頁。

〔2〕錢穆：《論語新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122頁。

〔3〕李澤厚：《論語今讀》，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94-95頁。

〔4〕〔11〕〔12〕〔漢〕班固：《漢書》(10)，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351、3195、3351頁。

〔5〕〔6〕〔南朝宋〕范曄：《后漢書》(4)，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959-960、960頁。

〔7〕王素：《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43頁。

〔8〕〔晉〕陳壽：《三國志》(2)，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19頁。

〔9〕〔魏〕何晏、〔梁〕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60頁。

〔10〕〔魏〕何晏、〔宋〕邢昺：《論語注疏》，〔清〕阮元?？蹋骸妒涀⑹琛?，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474頁。

〔13〕〔宋〕司馬光：《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六十七《原命》，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833頁。

〔14〕〔唐〕韓愈、李翱：《論語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7頁。

〔15〕〔宋〕陳祥道：《論語全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6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66頁。

〔16〕〔17〕〔18〕〔37〕〔宋〕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96-297、136、132、187頁。

〔19〕〔21〕〔22〕〔宋〕程顥、程頤：《河南程氏外書》卷二，《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361、353、381頁。

〔20〕〔宋〕程顥、程頤：《河南程氏經說》卷六，《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139頁。

〔23〕〔27〕〔43〕〔45〕〔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79、297、89、126頁。

〔24〕〔25〕〔31〕〔32〕〔33〕〔34〕〔46〕〔宋〕黎靖德：《朱子語類》(二)，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725、725、726、726、726、724、725頁。

〔26〕〔29〕〔30〕〔宋〕朱熹：《四書或問》，朱杰人等編：《朱子全書》(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05、705、705-706頁。

〔28〕〔宋〕黎靖德：《朱子語類》(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887頁。

〔35〕〔漢〕鄭玄、〔唐〕孔穎達：《禮記正義》，〔清〕阮元?？蹋骸妒涀⑹琛?，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522頁。

〔36〕〔宋〕程顥、程頤：《河南程氏粹言》，《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229頁。

〔38〕〔41〕〔42〕〔宋〕朱熹：《論孟精義》，朱杰人等編：《朱子全書》(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14、263、72頁。

〔39〕〔宋〕晁說之：《晁氏儒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2頁。

〔40〕〔宋〕呂大臨：《論語解》，《藍田呂氏遺著輯?！?，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435頁。

〔44〕〔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一)，朱杰人等編：《朱子全書》(2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079頁。

〔47〕〔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序》，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頁。

〔48〕〔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九《答問六·論語》，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109-110頁。

〔49〕〔清〕宋翔鳳：《論語說義》，《續修四庫全書》第15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94頁。

〔50〕〔51〕〔52〕〔53〕〔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86、186、187、184頁。

〔54〕〔清〕程廷祚：《論語說》，《續修四庫全書》第15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66頁。

〔55〕〔清〕章學誠：《文史通義》，上海：上海書店，1988年，第40頁。

〔56〕〔清〕戴望：《戴氏注論語》卷五，《續修四庫全書》第15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0頁。

〔57〕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