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挑戰、自信自強
——談近期中美貿易摩擦

◎文/楊英杰

當下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乃至將來可能更為激烈的貿易沖突，躲是躲不開的，世界史早已告訴我們，領先大國與崛起大國經濟領域的紛爭沖突是必然的，早晚而已。怎么辦？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隨著中美經貿合作快速增長，兩國難免會出現一些摩擦。雙方要本著平等互利、互諒互讓精神，通過對話協商妥善處理?！?/p>

目前社會上關于中美貿易摩擦“速勝論”“必輸論”之類的觀點，情緒化因素居多，理性與嚴謹的學理分析不足。透視中美貿易摩擦，我們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直面挑戰，亦需自信自強。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歷史關頭，妥善處理好中美貿易摩擦，對中美雙方乃至全球經濟穩定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中美貿易摩擦的國際背景：全球產業分工體系的變動

概而言之，此次中美貿易摩擦，其本質是全球產業分工體系正朝著有利于中國發展的方向變化，美國沒有做好相應的準備，出現了不適應，是反應過度的表現。

事實上看，無論是人均產值、制造業總體能力、科技發展水平等，中國與美國相比都有相當的差距。中國之所以被美國列為“戰略競爭對手”，根本原因在于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科技、國防以及外交實力的蒸蒸日上，似乎有撼動“老大”地位的趨勢；加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所內蘊的“文明互鑒”理念，為全球生態和諧、國際和平事業、穩定全球治理體系、構建全球公平正義的新秩序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贏得了全世界熱愛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普遍尊重，中國站在了全球治理的道德制高點，美國感到其價值觀受到了挑戰，有點惱羞成怒了。即便此處所謂的“價值觀”，也僅是國家利益的遮羞布而已。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WTO之后，中國在全球產業體系分工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呈現出“三步走”的態勢。第一步，改革開放之初，我們主要以“三來一補”，低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為主；第二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隨著新一輪產業革命的發生，高科技類外資企業逐漸加大投資，成為中國出口的主力軍，中國企業則在“干中學”中成長；目前在向第三步轉換，即中國的高科技企業正逐漸崛起，中國的制造業加速升級換代，極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替代外資成為出口的主力，而美國所擔心的正是我們發力的第三步。無需用多么高深的數學公式即可理解，兩大經濟體在全新領域中所進行的高度同質化的產品較量，極大的可能是零和博弈，必然會產生摩擦和矛盾。

回到美國所大談特談的貿易逆差。一個國家之所以有貿易逆差，是因為此國有“順差”的內容。對美國來講，既想得到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收益，還想要有競爭力下降的行業之勞動力的充分就業，這就有點貪心不足了。美元之所以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實得益于國內低端產業的外流，美國可以將更多資源優先配置于比較優勢產業，從而保持其在全球的領先地位。如果美國真想通過所謂“貿易戰”的方式消除逆差，為什么不將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產業即勞動密集型產業作為首選進行精準打擊呢？重點打擊的反而是高端產業領域呢？美國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其真實目的不在于所謂降低貿易逆差，而是要阻止中國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升級。這一點，有學者看得很清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近日撰文即指出：“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特朗普的目的在于阻止中國實施其‘中國制造2025’政策——這個2015年提出的計劃是中國40年大目標的第一個十年行動綱領，旨在縮小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特朗普肯定會失敗。相反，特朗普的行動只會使中國領導人看清美國濃烈的敵意，進而拋棄任何依賴他人的想法，更加堅定決心、花大力氣推動創新并提振技術地位?！闭\哉斯言！

二、中美貿易摩擦的美國國內因素：資本勞動收入差距擴大的外溢效應

美國知名調查機構皮尤研究中心今年7月一份報告顯示，過去40多年來，美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增大。2016年美國家庭的年收入差距比1970年的收入差距增長了27%。1970年，年收入最高的美國家庭是最低收入者的6.9倍，而這一數字在2016年增長到8.7倍。統計顯示，美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由1980年的0.4不斷攀升至近年的0.48左右，也佐證了美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事實。學術界通常把基尼系數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大于這一數值容易出現社會動蕩。特朗普入主白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低收入階層的支持。上臺之后，為兌現選舉時的承諾，特朗普必然要舉起高關稅的大旗，保護并無優勢的相關制造業領域失業工人的就業。

其實，特朗普這一做法短期內很難有明顯的成效，反而會人為扭曲美國產業結構，降低美國經濟比較優勢。美國產業結構成型至今亦非一日之功。眾所周知，美國的工業化是在南北戰爭（1861-1865年）之后的30年完成的。到1884年，美國的工業生產就超過了農業，占國民收入的52%，標志著工業化正式完成。又過了10年，美國的工業生產進一步超越了英法，成為世界第一。進入20世紀，美國第三次產業開始穩步發展。1947年，美國三次產業的產值占比約為10∶30∶60，第三產業1985年超過70%，2009年進一步超過80%，2015年三次產業比重則約為1∶20∶79。

美國制造業比重盡管有所下降，但在高端制造方面，仍處于世界前列，特別是制造業信息化速度不斷加快，在促進高性能計算機、信息技術不斷發展的同時，制造業也在向高端智能化方向發展，一般制造業的衰落則成為必然。最近通用電氣被剔除出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則更直觀地說明了這一點。通用電氣代表了美國制造業的輝煌，然而，隨著美國經濟結構的變化，通用結束了其在道指中長達111年的成份股歷史。道瓊斯指數最初的12只股票均為農業股、重工業股和制造業龍頭股，而現在的30只成份股中，科技企業和高端制造業占據了更多的席位，第一和第二產業的主導地位早已被第三產業所取代，而美國從事第三產業的勞動力人口也接近總人口的90%。

可以說，美國的產業結構表現出明顯的去工業化特征，美國的經濟增長已經完全依靠第三產業的發展來支撐。但如果把美國第三產業細分為高附加值第三產業（金融保險、房地產、租賃業、專業服務業等）和低附加值第三產業（批發零售、運輸倉儲、信息、教育、衛生、藝術娛樂等）兩部分，研究則發現，從產值的角度來看，美國目前是單純依靠高附加值第三產業產值的提升來帶動第三產業整體產值的提升，進而帶動GDP的增長。

一般而言，第三產業特別是高附加值第三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資本的收入要遠遠高于勞動的收入。2008年金融危機后，西方經濟學家開始反思1%的少數群體與99%的多數群體的“兩個世界”現象——少數人掌握了大量社會財富，認為這種分配狀況是不合理的。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在其名著《21世紀資本論》中，從國民收入要素分配的角度分析了勞動所有者只獲得很少的財富、而資本所有者卻獲得大量財富的現象。書中數據顯示，2010年，美國前1%人群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為17%，前1%人群的財富占總財富的比重為30%以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爆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特朗普被中低收入者抬入白宮，都說明了分配差距拉大造成的社會矛盾亟需解決。令人遺憾的是，特朗普政府開錯了藥方，自己生了病讓別人吃藥。特朗普一直拿美中貿易逆差問題作為雙方談判的核心問題之一。對此，斯蒂格利茨直截了當地指出，“問題不在于中國，而在于美國國內儲蓄率太低了?！奔认刖S持高消費低儲蓄，不通過降低收入分配差距、提升儲蓄率等舉措來解決國內矛盾進而縮減貿易逆差，而是想依靠剪羊毛的方式讓別國買單，天下哪有免費的午餐呢？

三、中美貿易摩擦的中國對策：扎扎實實干自己的事

鄧小平曾說過：“中國人有自信心，自卑沒有出路。過去自卑了一個多世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站起來了。龐然大物嚇唬人，中國人不怕?？谷諔馉幋蛄税四?，抗美援朝打了三年，我們有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傳統……我相信，在外國的侵略和威嚇面前，我們的人民不會怕，我們的子孫也不會怕?！泵鎸χ忻蕾Q易摩擦，我們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标P鍵是要立足于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少說多做，埋頭苦干，發展是硬道理。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而深化?！眴栴}意味著發展的新空間、改革的新目標。中國廣袤的地域，地區發展的不均衡所形成的自然“壓差”，為我們的改革提供了寬闊的回旋余地，中國經濟的韌性亦由此而來。形勢愈嚴峻，我們的思想愈要更加解放，改革愈要更加深化，開放愈要更加擴大，制度創新愈要加快推進。工作千頭萬緒，如下圍棋，緊要處只是一兩手便決定了全盤的勝負。著眼當前和長遠，需緊緊抓住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牛鼻子”，牢牢抓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性工程不放松，對內持續全面深化改革，對外更大幅度推進開放。

第一，繼續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耙粠б宦贰背h源于中國，但機會和成果屬于世界?！耙粠б宦贰睘槿蛱峁┬碌墓伯a品，釋放各國發展潛力，本質是實現經濟大融合，為推動世界發展注入強大動力。我們秉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原則，順應人類社會和平發展的大勢，本著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新動力，為世界更加普惠平衡地發展、貧富差距鴻溝的彌合提供新的廣闊機遇，繼續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p>

第二，繼續推進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在消費和出口低迷不振的狀況之下，如果沒有新的經濟增長引擎出現，將會導致經濟增長停滯。因此，在堅持結構性改革的同時，通過加快推進國內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重點彌補中西部基礎設施歷史欠賬，對于穩就業、促增長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以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為抓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全面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和“兩個毫不動搖”，重視解決政府為企業信用背書問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真正實現政企分開，這是解決政府債務社會化、區域債務全域化的關鍵，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的關鍵。

第四，進一步促進民間投資和民營經濟發展。一是下更大力氣降低民間資本進入重點領域的門檻，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二是進一步落實好減稅降費措施，尤其是營改增等減稅措施要抓緊到位，多措并舉降低企業成本；三是暢通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傳導機制，特別是在審慎監管基礎上鼓勵社會資本成立金融機構，深化金融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從根本上緩解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第五，優先發展教育事業，不斷提升人力資本。最近，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的雅各布·麥德森和OECD的法布里斯·穆爾廷采用橫跨1270年至2010年的英國經濟數據，對英國經濟率先突破馬爾薩斯式增長陷阱進入現代經濟增長的成因進行了研究。他們的研究發現，教育是推動英國經濟長期增長的首要因素。過去740年英國的年人均GDP增長率是0.5%，教育貢獻了其中的59%。作者認為，即使是制度因素也可能是通過影響教育或創新，進而間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人力資本累積是推動人類社會跨越經濟增長各歷史階段的關鍵因素，可以說得到了學界的一致認同。

近幾年無論是學界還是社會上，有一種觀點把中國人口紅利下降歸因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中國人口紅利下降固然有適齡勞動力相對不足的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人口素質不能適應我國現代化發展階段的要求，無法跟上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無法適應經濟轉型的需要，勞動力出現結構性匱乏。我國的工業化已經處于中后期階段，而人力資本仍處于工業化前期的水平，有學者研究我國基礎設施建設的大規模投入導致沿海企業勞動力的大規模分流，甚至出現用工荒，就是有力的佐證。因此，全方位加大教育投入，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創新教育模式，實現教育服務均等化，是中國經濟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性基礎性工作，亦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性基礎性工程。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中美貿易摩擦非短期能夠徹底解決，這一摩擦甚至沖突將會一直伴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而持續存在，或大或小、或激烈或緩和。如果把此次中美貿易摩擦放在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去看，實在是微不足道的歷史沖擊。對此，我們應保持戰略定力，堅定“四個自信”，立足于做好自己的事情，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此時此刻，重溫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的一段話極有必要：“亡國論者看敵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勝論者看敵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這些都是錯誤的。我們的意見相反：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