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機制*

楊蓮蓮 黃希庭 岳 童 劉培朵

(西南大學心理學部,重慶 400715)

1 引言

日常生活中,人們對時間的感知和估計獨特且無意識(Janssen,2017)。例如,寫手每天忙于寫作而不關注時間,事后猛然發現時間已過去很久,恍然如夢; 再比如,案發現場目擊證人對案件持續時間的精確回憶對案件偵查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種對過去時間長短的評估現象與回溯式時距估計有關。

目前,學者對回溯式時距估計的界定大都來自于回溯式計時(retrospective timing,see Zakay &Block,2004),即被試在實驗前不知道要進行時間長短的估計,刺激呈現或實驗結束后才要求被試對刺激呈現的時距進行估計。有研究指出時距是指兩個相繼事件之間的間隔時間或某一事件的持續時間的長短(Fraisse,1984),且被試在任務中多關注刺激環境的非時間特性,更多的依賴于記憶重新建構的過程(Brown,2010)。實際上,早在1976年之前就有對它的研究,稱為“回憶式時距(remembered duration)”,與“體驗式時距(experienced duration,即前瞻式時距 prospective duration)”相對?；诖?我們界定回溯式時距估計是指以記憶為主要成分,且事后才知要對兩個相繼事件之間的間隔時間或某一事件的持續時間的長短進行估計。

因研究范圍及側重點的不同,回溯式時距估計與回溯式時間記憶有些許不同?；厮菔綍r間記憶側重時間的回憶,包含時點、時距、時序三個方面(黃希庭,鄧麟,張永紅,2004; 張永紅,黃希庭,2005; Pathman,Doydum,& Bauer,2013; Pathman& Ghetti,2014),而回溯式時距估計的研究側重時間,只針對時距。對回溯式時距估計的研究有助于擴充整個時間估計領域(鄒枝玲,黃希庭,2007)。這一內隱或自動的時間整合過程(implicit or automatic temporal synthesis)能提高人們知覺事件的能力,且對改善當前的行為策略有重要意義 (Martin et al.,2014)。

回溯式時距估計可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類,依據回溯到過去的時間距離的長短,主要可將其分為兩類：近時的回溯式時距估計(即立即估計時距)和遠時的回溯式時距估計(即延遲估計時距);依據回溯事件的內容,可將其分為公眾事件和個人事件的回溯式時距估計。因回溯式時距估計的重要成分是記憶,對時間的估計依賴于記憶的編碼、存儲和提取過程(Dzaack,Tr?sterer,Pape,&Urbas,2007)。且由于回溯式時距估計一般采用長時距(Grondin,2010),如實驗室中的研究多采用9 s或15 s的目標時距; 生態學的研究則大多采用10多分鐘甚至達到1小時左右(Bisson,Tobin,&Grondin,2012; Tobin,Bisson,& Grondin,2010)。因此,近時的回溯式時距估計是以短時或長時記憶為主要成分,遠時的回溯式時距估計則以自傳體記憶為主要成分。值得注意的是,記憶與時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以動態的觀點來看,記憶隨時間流逝而變化(Hintzman,2016); 以靜態的觀點來看,時間距離不同,記憶類型不同,事件表征方式不同,則時距估計也不同。

近來,時距估計的計時性理論模型得到發展(如標量計時模型,詳見姚竹曦,張亮,張侃,2015),但大多是基于前瞻式時距估計的證據,回溯式時距估計的研究證據很少(鄒枝玲,黃希庭,2007)。換句話說,回溯式時距估計計時機制并未得到系統研究。比如,回溯式時距估計是如何計時的？內在邏輯是什么？神經生物學基礎又是怎樣的？這都是回溯式時距估計計時機制問題的體現。針對這一問題,本文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系統探討遠近時間距離下回溯式時距估計的可能計時機制,從研究范式和影響因素兩個方面梳理證據,并對未來研究進行展望。

2 近時的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機制

2.1 理論假設

注意閘門模型(attentional gate mode,AGM)將時間信息(起搏器產生的脈沖)、對時間的注意(即閘門打開程度)、時間記錄的開始與結束(開關的打開與閉合狀態)以及脈沖累加(累加器的計數作用)等過程串聯起來共同表述計時階段。它認為在回溯式時距估計中只有少數脈沖通過閘門,且閘門開放較窄(鄒枝玲,黃希庭,2007)。這表明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機制可能與前瞻式時距估計的計時階段相似,即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可能是由閘門或開關控制累加器中脈沖的數量實現的。例如,在回溯式時距估計任務中,與低注意水平任務相比,阿茲海默癥(Alzheimer disease,AD)患者在高注意水平任務下更低估時距,這可能是由于高注意水平任務中對時間的注意減少,累加器中的脈沖數量較少所導致的(El Haj,Omigie,& Moroni,2014)。然而,注意閘門模型主要用于解釋前瞻式時距估計而非回溯式時距估計(Block & Gruber,2014),這可能是由于兩者在對時間的注意上有區別,前者要求注意時間,后者要求注意事件。值得注意的是,還有研究認為注意閘門在回溯式判斷中不允許脈沖通過(陳有國,黃希庭,尹天子,張鋒,2011),這與先前的闡述有矛盾,可見僅用注意閘門理論解釋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機制遠遠不夠。

通常情況下,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并非像前瞻式時距估計的專有模型(dedicated models,指一類具有明確計時階段的以模塊化為核心的理論模型。比如,起搏器?累加器模型(pacemaker-accumulator model)、注意閘門模型、計時的光譜模型(spectral models of timing,例如一組振蕩器階段性的交互作用等)、神經結構方面則聚焦于某一特定腦區(例如小腦、基底神經節、輔助運動區、前額等)的計時假說等,詳見Ivry & Schlerf,2008)那樣具有專門的計時階段,人們更傾向基于記憶的理論解釋,例如存儲容量模型(storage size model)、變化/分割模型(change／segment model)、背景變化模型(context-change model) (Zakay & Block,2004),它們認為回溯式時間長短的估計取決于非時間信息加工任務的復雜度、難度、有意義的分割片段或背景變化的數量(張志杰,黃希庭,2005a),這些理論得到一些實證結果的支持(Matthews,2013)。例如,近來有研究用詞表法定向遺忘范例(list-method directed forgetting paradigm,具體流程是讓被試學習多個詞表,在每個詞表學習完后要求被試記住或忘掉先前學習過的詞表,最后隨機對其中一個詞表進行測試。)和前一個詞表范例(list-before-last paradigm,早期記憶范例,要求被試學習多個詞表,在每個詞表(除第一個詞表外)學習完后要求被試提取前一個而非當前的詞表內容。)確定回溯式時間估計是內部背景變化的標記,支持背景變化模型(Sahakyan & Smith,2014)?；谟洃浀倪@些理論解釋可從研究范式和影響因素中尋找證據。

2.2 來自研究范式的直接證據

近時的回溯式時距估計計時機制的直接證據主要體現在實驗室的測量中,聚焦于秒或分、小時、天范圍內的時距,此時短時記憶(秒)或長時記憶(分、小時、天)參與進來,時距的估計比較準確。此研究范式對任務的時間記憶有很高的要求,決定了近時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機制。具體來看,研究要求被試任務完成后立即估計時距,更多的依賴于短時記憶。例如,專門采用“記憶測驗”任務,在兩個黑色正方形中間呈現字母/數字/漢字,實驗前要求被試對刺激材料進行回憶或加工深度的判斷,實驗結束后才要求被試估計兩黑色正方形之間的時間間隔,此時距大約持續9s或15s (戴冰,杜金,張惠,2013; 張志杰,黃希庭,2005a; 張志杰,2003)。

值得注意的是,此研究范式下通常一個被試只進行一次實驗(Thoenes & Oberfeld,2017),為了提高數據收集的效率,研究者擴充實驗任務,當全部任務結束后才要求被試進行時間的估計,一般涉及長時記憶。例如,有研究采用音樂片段或生活中的聲音(例如,噪音、嬰兒哭聲、腳步聲等)這種聽覺刺激探究回溯式時距估計(Bisson,Tobin,& Grondin,2009); 還有研究采用不同視覺認知任務進行探究。比如,進行一系列命名任務及數字遞減任務(Grondin & Plourde,2007)或從生態學角度探究日常生活中玩電子游戲或讀報紙任務的時距估計能力(Bisson et al.,2012)。有時為減少被試對實驗目的的猜測,將它們與其他心理測試混合,并將不同時距估計任務分批次間隔一段時間測量(El Haj et al.,2017)。這種擴充實驗任務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提高數據收集的效率,但增大了時間任務的回憶負荷,且易造成任務持續時間的混淆,不利于時間記憶的提取。

盡管回溯式時距估計不能進行多次實驗,不可擴充過多的實驗任務,但可采用不同的估計方法。例如,除與前瞻式時距估計相同的方法(如口頭估計法、產生法或復制法等)之外,還可采用線段劃分法(用豎直小線段分割整個線段)或時距范圍估計法(在線段中標出每個任務持續時間的最小值與最大值),它們主要針對多項任務實驗(Bisson et al.,2009; Grondin & Plourde,2007),這在一定程度上可防止任務持續時間的混淆。由于時間的估計方法代表著獨特的信息加工過程,甚至同一估計方法不同的按鍵方式對時距估計也有影響(Mioni,Stablum,McClintock,& Grondin,2014; Thoenes & Oberfeld,2017)。因此,在解釋回溯式時距估計時需要注意估計方法以及按鍵方式的差異。

總之,以上回溯式時距估計的研究范式決定了記憶的不同類型(即短時記憶和長時記憶)參與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過程,充分說明近時的回溯式時距估計是聚焦于時間記憶的實驗室研究。

2.3 來自影響因素的間接證據

近時回溯式時距估計的理論假設為時距估計的計時機制提供了方向,研究范式直接決定了此計時機制與記憶密不可分,物理、生理及心理三方面的影響因素則間接地證明了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機制是基于記憶的,具體闡述如下。

第一,物理影響因素是通過作用于記憶進而影響回溯式時距估計的準確性(Block & Gruber,2014)。比如,有研究表明熟悉刺激比陌生刺激產生更長的回溯式時距(Block,Hancock,& Zakay,2010; but see張宇迪,史慧穎,2010),可能說明刺激的熟悉性有利于信息的編碼和提取,從而增強記憶導致時距增長(Block et al.,2010)。再比如,刺激越復雜,記憶負荷越大,時距高估現象越明顯(Block et al.,2010),這充分說明記憶在時距估計中的作用,支持存儲容量模型。另外,有研究表明頻率恒定刺激比變化刺激更易高估時距(Firmino,Bueno,& Bigand,2009); 但速度的變化似乎不影響回溯式時距估計(Darlow,Dylman,Gheorghiu,&Matthews,2013),這可能是由于較小的速度變化導致的(Kashiwakura,& Motoyoshi,2017; 劉瑞光,2005)。即當回溯時距時,物體的背景變化使得記憶變得復雜,從而產生時距的不準確,這支持了背景變化模型(Block et al.,2010)。

第二,年齡和性別的生理因素影響回溯式時距估計,其內在原因主要聚焦于情景記憶能力。例如,有研究探討了年老組與年輕組在不同估計方法上的回溯式時距估計能力,結果不盡相同。在口頭估計時距中,年老組比年輕組表現出對目標時距的高估(張志杰,2003),在復制法中則表現出低估(張志杰,黃希庭,2005a); 而戴冰(2013)等研究在估計方法(口頭估計和復制法)上沒有顯著的年齡差異,且兩個年齡組都表現出低估現象。這可能是由于老年人情景記憶的損傷或兩個年齡組記憶編碼提取的策略不同。性別上的研究較少,Block,Hancock和Zakay (2000)研究回溯式時距估計的性別效應,結果表明女性往往比男性高估時距,這可能與情景記憶能力的性別差異有關,即相較于男性,女性具有更好的情景記憶能力。這種聚焦于情景記憶的解釋間接說明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機制與記憶緊密相關。

第三,心理因素的研究更多關注情緒對回溯式時距估計的影響,這可能是通過記憶機制起作用(Droit-Volet & Meck,2007; Lake,2016)。例如,有研究認為消極情緒導致回溯式時距判斷的高估(Block & Gruber,2014),長時記憶或工作記憶也易受到情緒的影響(馬諧,陶云,胡文欽,2009),因此可推斷情緒(喚醒或效價)對回溯式時距估計的影響也許是通過記憶實現的,這一機制的解釋不同于預期式時距估計,后者認為情緒的高喚醒導致內部時鐘加速進而產生時距的高估現象(Droit-Volet & Berthon,2017; Yamada & Kawabe,2011)?？傊?近時的回溯式時距估計的影響因素大多落腳到記憶的解釋,可見記憶在回溯式時距估計中的重要作用,為基于記憶的計時機制提供了間接證據。

由此可見,近時的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機制大多來源于記憶的理論模型,比如存儲容量模型、變化/分割模型和背景變化模型。也就是說,近時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機制是以記憶及其背景為基礎的,可見記憶在回溯式時距估計中的重要作用。實驗室的研究范式直接決定了短時記憶和長時記憶參與到近時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機制中,為驗證這些假設的有效性提供基礎,物理、生理與心理因素基于記憶的解釋為計時機制提供了間接證據,這進一步驗證回溯式時距估計計時的理論假設。然而,此研究中的事件或任務一般是經過嚴格的控制篩選且外部效度較低,不利于擴展回溯式時距估計的實踐意義。

3 遠時的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機制

3.1 計時假設

遠時的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機制可能依據過去事件的時間標記(temporal landmarks)。時間標記是指可確定日期的參照事件,一般分為公眾事件或閃光燈記憶,第一次經歷的個人事件以及日歷中的參照點這三種(Birth,2017)。在進行遠時回溯式時距估計時首先要獲取時間標記,獲取時間標記的方法一般是詢問被試事件大體發生在什么時間(比如兩年前),然后再進一步詢問細節以確定事件的持續時間,最終進行定性或定量評價(Jack,Friedman,Reese,& Zajac,2016)。具體來說,要求被試進行自傳體記憶時距估計時,人們會依據過去事件發生的具有特殊意義的時間標記,確定標志性事件后大致估計其發生的時間,并推斷事件持續多久。這些也可從研究范式和影響因素中得到啟發。

3.2 來自研究范式的直接證據

遠時回溯式時距估計的研究范式主要聚焦于問卷和訪談的測量形式,追溯個體久遠過去(數周、數月或數年前)的事件,對事件持續的時間沒有特別要求,這時需要調用自傳體記憶中的知識儲備,時距估計相對不準確。這種測量方式充分體現了自傳體記憶在時間流逝中的作用。

具體來說,這些研究一般要求被試回憶先前發生的新聞事件或自身經歷過的日常生活事件的持續時間,事件來源于過去幾周、幾個月或幾年不等,持續時間也從天到月不等(黃希庭等,2004;張永紅,黃希庭,2005)。這種回溯到時間久遠的時距估計(即自傳體記憶時距估計)往往與自傳體記憶的心理時間旅行(mental time travel)高度相關(El Haj,Moroni,Samson,Fasotti,& Allain,2013),這可能是因為兩者都依賴情景記憶。來自 AD患者的研究闡述了時距估計、心理時間旅行以及情景記憶三者之間的雙向調節,認為時間紊亂可能誘發心理時間旅行能力的降低,從而導致 AD患者情景記憶能力的損傷。反之,AD患者情景記憶損傷可能導致主觀時間投射或時間信息提取能力的喪失(El Haj & Kapogiannis,2016)。除此之外,遠時回溯式時距估計與心理時間旅行在研究范式上有聯系：相同點在于兩者都關注時間長短,遠時回溯式時距估計中,公眾事件的回溯式時距估計要求事件的持續時間超過一天,個人事件的回溯式時距估計則無此要求,而心理時間旅行關于過去時段的研究一般是提供時間距離(過去一個月或過去一年),然后要求被試回憶此時段內發生的事情,必須要有具體的時間、地點和情節,且規定持續時間在幾分鐘到幾個小時之間但不可超過一天,通常不關注事件具體持續多久(Szpunar &Schacter,2013; Weiler,Suchan,& Daum,2010); 差別在于它們關注時距的位置不同：心理時間旅行聚焦于從現在回溯到過去的某個事件之間的時距信息,類似于一種空時距(blank duration,只有起止刺激,以間隔方式呈現的時間; 見畢翠華,黃希庭,2011),而遠時回溯式時距估計更關注過去某個事件發生的時間長度,并不特指以現在作為起點,類似于一種實時距(full duration,刺激延續一段時間,以持續方式呈現的時間; 見畢翠華,黃希庭,2011)。

總之,無論關注哪段時間,遠時回溯式時距估計與心理時間旅行都有對時間長短的估計,需要調動被試的個人經歷(即時間標記),完成回溯式時距估計任務。

3.3 來自影響因素的間接證據

不經意間對久遠事件的時間估計往往涉及自傳體記憶的心理時間。影響遠時回溯式時距估計的因素與時間距離及事件發生的時間點有關(龔先昊,王大華,付艷,2013),通常受到客體和主體特征的影響。具體來說,客體特征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事件的重要性、可獲得性與熟悉性上(張永紅,黃希庭,2005; 堯國靖,張鋒,2013)。因自我與自傳體記憶提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所以主體的影響聚焦于自我的作用(Freton et al.,2014)。比如,自我卷入程度和對事件的關注度、主體自身所具有的推論知識的儲備(一般知識、原型知識)等都影響時距估計的準確性。一般來說,事件本身獲得性越高,豐富程度越高,主體的知識儲備越多,自我卷入程度越高,時距估計就越準確。主客體特征通過作用于時間標記從而影響回溯式時距估計,這一點充分體現遠時的回溯式時距估計是基于記憶的一種時距表征。

由此看來,遠時的回溯式時距估計聚焦久遠的自傳體記憶時距估計,與心理時間旅行中不同的時間距離研究密切相關(Coughlin,Lyons,&Ghetti,2014),啟動重大事件,特別是與個人休戚相關事件的時間標記。其研究范式和影響因素證據表明遠時的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機制主要強調時間標記的作用,即確定事件開始與結束的大致時間點,或者根據個人經驗即個體自身具有的推論知識(例,依據平時打球的時長推斷在球場上發生重大事件的時間長短),進而推斷事件的持續時間。此研究范式有較高的外部效度,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

4 總結與展望

顧名思義,回溯式時距估計指向過去時間。本文嘗試性的以回溯到過去的時間長短為依據系統闡述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機制,這為構建回溯式時距估計的理論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框架。值得說明的是,遠近時間的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機制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兩者都關注記憶的作用,側重點不同。比如,近時的回溯式時距估計側重記憶的內在細節,嚴格實驗室的研究結果有助于促進回溯式時距估計的理論構建; 遠時的回溯式時距估計更關注自身所經歷的重要時間標記,重大事件時距估計的準確性對個人的成長與發展具有促進作用。更進一步,如果將時間距離的遠近看作是動態連續的過程,那么隨著時間的流逝,記憶的衰減強度或許可充當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器(Staddon,2005),這為計時的固有模型(intrinsic models,指一類否定時間感知的專有計時器存在的理論模型,這些模型認為感覺和認知加工過程可充當計時器。比如,時間流逝過程中記憶衰減的強度、特定任務中認知或情緒的努力程度、感覺通道的特定模式加工(即以視覺形式呈現的時距則依賴于視覺區域的神經元的動力,以聽覺形式呈現的同樣時距則依賴于聽覺區域的相似操作)、狀態依存網絡模型(state-dependent network model,即由短期突觸可塑性(short-term synaptic plasticity)產生的感覺加工的神經動力學基礎 see Buonomano & Maass,2009)等都可充當計時器。詳見Ivry & Schlerf,2008)提供有力的證據(Wittmann,2013)。從這個角度出發,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機制將構成一個基于記憶的整體。然而,目前來講,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機制還比較粗糙,這也許與有限的研究范式和影響因素的證據有關,未來可在以下三個方面開展研究。

第一,需以整合的觀點深入探究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機制?；厮菔綍r距估計的計時機制以不同時間距離為分割線,從研究范式和影響因素兩方面尋找證據,認為遠近時間的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計時本質上都是基于記憶的時間估計,并且是從“現在”時間點回溯到過去某個時間點的動態連續的過程。因此,未來需以整合的觀點多角度地探究回溯式時距估計。比如,從加工過程來看,在回溯式時距估計背景環境中,主體注意到事件顯著性(salience,see Matthews & Meck,2016),受當前情緒的影響,主動調動記憶儲存的時距信息,做出時距估計的判斷。從與前瞻式時距估計的對比來看,回溯式時距估計與潛意識、無意注意的關系以及時間的自動與非自動加工本質等都值得探究(Vallesi,Arbula,& Bernardis,2014)。從回溯式時間記憶的角度出發,未來需進行生態性較高的現場實驗(Grondin & Plourde,2007),探究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時間記憶,聚焦時距、時序、時點三者的關系研究將具有更大的現實意義。

第二,需拓展回溯式時距估計行為測量的研究。目前,盡管近時的回溯式時距估計能力的測量可同時采用不同的方法(例如,口頭估計法、復制法或線段劃分等,see Grondin & Plourde,2007;張志杰,黃希庭,2005a),但其收集數據的效率不高,通常一個被試只能進行一次,而不能重復多次(張志杰,黃希庭,2005b)。盡管可擴充任務個數,但多個任務之間很可能會相互干擾,任務的性質也不盡相同,這樣數據的變異性就會增大(Wearden,2016)。因此,未來需拓展研究范式提高數據收集效率,增大樣本量減少數據的變異性。另外,對已有測量的認識也說明未來需增加回溯式時距估計人口統計學(如人格或職業類型、經濟水平、動機水平等,see Gable & Poole,2012)的比較研究,可探討記憶類型(如自傳體記憶或情景記憶)在回溯式時距估計中的作用,也可探討負荷(認知負荷或身體負荷)對回溯式時距估計的影響(Block,Hancock,& Zakay,2016)。采集電生理測量指標(如皮膚電、呼吸、心率等,see Fung,Crone,Bode,& Murawski,2017),可增進回溯式時間記憶領域的發展(黃希庭等,2004)。

第三,需開展對回溯式時距估計神經生物學基礎的探討。已有研究表明記憶在回溯式時距估計中的作用主要聚焦于前額葉、左內側顳葉及海馬區域。例如,早期研究認為前額葉參與情景記憶的編碼和提取過程(張志杰,2002)。近來,MacDonald,Fortin,Sakata和Meck (2014)認為海馬和紋狀體的交互作用支持回溯式時距估計; 同年,MacDonald(2014)認為海馬在編碼回溯式時間記憶中有著重要作用。然而,回溯式時距估計神經機制的直接研究很少(Bisson et al.,2009),這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由于回溯式時距估計的單試次與神經機制探究方法所需的多試次疊加相悖,研究方法的不匹配使回溯式時距估計的神經機制研究受阻; 其二,回溯式時距估計因與記憶密不可分,兩者激活的腦區并不能很好的得以區分,這對探究回溯式時距估計的神經機制具有很大的挑戰。但有研究嘗試性地用經顱磁刺激技術(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抑制右側額下回探究自傳體記憶時間估計,并未達到統計學意義(韓志勇,2012)。這也許與腦區定位不精準有關,正如先前所闡述的,回溯式時距估計與海馬、內側顳葉有很大關系,TMS探測不到,因此效果不明顯?；诖?未來可嘗試性地采用三種途徑探究回溯式時距估計的神經機制。一種是探究顳葉及額葉區域受損患者在回溯式時距估計的表現。例如,Noulhiane,Pouthas,Hasboun,Baulac和Samson (2007)比較顳葉受損病人與正常被試回溯式時距估計能力,認為左內側顳葉損傷的個體表現出回溯式時距估計的缺陷。近來,有研究探討柯薩可夫綜合征患者(Korsakoff’ syndrome,前額受損且表現出順行性遺忘)的回溯式時距估計能力,發現與正常健康組相比,柯薩可夫征患者表現出時距的低估現象(El Haj et al.,2017)。未來可收集具有特定遺忘傾向的患者(比如,逆行性遺忘癥患者)在回溯式時距估計任務的表現,這對了解顳葉、額葉等與記憶相關的腦區在回溯式時距估計中的作用至關重要。第二種可探究健康被試在回溯式時距估計任務中的腦區激活。這就需要在滿足回溯式時距估計界定的基礎上拓展研究試次或尋求用于測量單試次時距估計神經機制的方法,在此基礎上還能擴展回溯式時距估計影響因素的腦機制研究。例如,依據消極情緒喚醒引發的外顯時距高估現象定位在右側額下回(Pfeuty,Dilharreguy,Gerlier,& Allard,2015),且回溯式時距估計可能具有左半球偏側化(Wiener,Turkeltaub,& Coslett,2010),可推測情緒影響回溯式時距估計的具體腦區也許會在左側額下回、海馬或內側顳葉(MacDonald,2014; MacDonald et al.,2014),這還需要進一步驗證。第三種可聚焦于神經元或基因水平的探討,這對探究回溯式時距估計的深層表征起關鍵作用。例如,已有動物研究發現,海馬“時間細胞”的集合可能表征著逐漸變化的時間背景信號,提供刺激間的時距信息(Eichenbaum,2013; Naya & Suzuki,2011),這也許是海馬CA1區的功能(Howard et al.,2014; MacDonald,Lepage,Eden,& Eichenbaum,2011)。還有研究指出兒茶酚-O-甲基轉移酶基因(the 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 gene,COMT)多態性使前額釋放大量多巴胺,記憶變異性減少,長時距估計更準確(Balc?,Wiener,?avdaro?lu,& Coslett,2013; Nicholas,2015; Wiener,Lohoff,& Coslett,2011)。未來需進一步深化或開展特定神經元或基因水平(例如,基因與基因的交互作用以及基因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分析等)的研究,這將在神經生物學水平上為回溯式時距估計理論模型的構建提供可能?？傊?無論采用哪種途徑,回溯式時距估計神經機制的探討將填補認知神經科學領域中回溯式時距估計的空缺,也為時距估計神經振蕩模型的建構(例如紋狀體拍頻模型striatal-beat frequency model (SBF),興奮抑制振蕩模型excitatory-inhibitory oscillation model(EIO),see Gu,van Rijn,& Meck,2015)提供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