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正清《中國的思想與制度》述評

王文瑤

摘 要：費正清先生是美國研究中國的“第一人”，其為推動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吨袊乃枷肱c制度》一書集合了數位杰出的學者研究中國文化的精髓，同時也為我國歷史研究留下了一面“反光鏡”。

關鍵詞：《中國的思想與制度》；費正清；儒家思想；制度

1951年美國成立中國思想委員會，當時大家普遍認為西方的學者長久忽視了一些中國的傳統觀點及其在社會及歷史上所起的作用，也很少注意到這些傳統的觀點與中國政治制度及文化習俗之間的相互作用，或者說很少有人去研究與這些觀點有針對性的歷史事件、歷史進程和其間政策的影響，隨著戰后美國對中國和日本研究的升溫，美國學者開始尋求多途徑對中國的了解，結合多學界嘗試提出新的觀點。

著名美國學者費正清與一眾學者對此提出很多新的觀點，集合成為《中國的思想與制度》一書，這本書以時間軸作為一個大概的順序，選取時間節點上各朝代具有代表性的特點或事件，論述思想在中國政治體制的演變過程中的作用，剖析了其發生的原因和趨勢。其中包括了研究諸子百家的思想淵源，界定關鍵術語，描述、評價一些思想觀念的發展歷程，討論價值觀念的改革，記述學術取向的變遷，分析外來觀點在中國的發展和傳統美學的演變等。

《中國的思想與制度》全書大概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國家權力運用中思想的作用，是一系列不同凡響的歷史專論，闡述了國家權力運用和思想流派之間的聯系。埃伯哈德先生探究了天文學在漢朝中起到的政治作用及預兆思想的系統化和體制化應用，他揭示了朝廷記錄的日食、月食、干旱、火災及其他自然災害實際上預示著天道背后隱藏的政治意義，而非科學意義，一旦有自然災難發生，就習慣地看作是“上天的預警”，這是因為中國的歷史學家希望通過記錄這種征兆為未來的政治領導提供一面鏡子或向導，也妨礙了自身作為一種真正學科的發展。芮沃壽評述了建立新王朝的強大統治者所使用的思想控制，通過對公元581年，隋朝開國皇帝對道家、儒家和佛教思想的利用，以及頒布的政令、思想主張等因素的分析，他最終得出儒、道、佛三家是如何為意識形態服務的。而劉子健則認為北宋范仲淹領導的改革是維護等級制度的理想官僚主義者和企圖操縱皇帝的實用官僚主義者之間權力斗爭的高潮，也暗示了儒家思想世代相傳的頑強生命力。賀凱又分析明末東林黨人的活動及與其密切相關的官僚賢哲人士的政治活動，描繪明朝的政治缺陷和管理腐敗，以此揭示了一種新的道德目的，說明具有哲學意識的官員援引傳統儒家道德來反對濫用皇權及瀆職的行為。狄百瑞通過研究《明夷待訪錄》，從一個施行仁政但仍然專制的皇權在手，提供了一種有力的、批判性的儒家政治思想的總結。第一部分的最后，費正清記錄了在條約體系下傳統理論的瓦解及中國和外國官員如何共同管理中國。通過對滿族入侵和英國入侵的對比分析，揭示傳統中國人和異邦王朝共同管理已經成為一種具有規律性并具有明確特點的儒家制度。蒙古族、滿族等以一種外來勢力參與中國政治，是儒家思想為主流的傳統政治思想接納外族思想文化。列強入侵以不平等條約為契機參與到中國政治體制，通過傳道士、安插的官員等具體執行。

第二部分社會秩序中的思想與官僚，涉及的是中國傳統社會秩序的思想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那些影響官僚階層的思想。瞿同祖描繪了伴隨封建時期社會階層結構的思想體系，社會階層結構：學者、官員等身份尊貴的人“勞心”，農工商“勞力”，勞心者統治勞力者。每個階層實際上包括若干階層，但官僚統治階級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及儒家社會理論中始終處于最具有實權和最具有威望的地位?？骂８駥徱暳丝婆e制度的理想和現實的轉化關系，他認為科舉制度的作用表達了一個理想，同時體現了群眾轉化為官員的過程和程度。楊慶堃在分析儒家思想與中國宗教的相互關系時發現，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合理和不可知的，而是由于它接納吸收了一些超自然的元素。儒家思想在道德領域占據著支配地位，并始終保持自身與宗教分離的觀點，楊聯陞在研究“報”及一些例子中闡述了社會秩序這個基本概念的持續性與凈增性。他追溯了“回應”“歸還”“回報”等概念的形式和用法，揭示這些思想與“天人合一”及人際關系中的應用。剩下的幾篇分別討論了文學與繪畫兩個領域，學者和官員如何倡導美學的表達方式。衛德明認為，“賦”是政治家在哲學上的一筆遺產，大多數與政治有關，很多都是探討君臣關系的。勒文森也認為文人畫的士大夫階層是一群結合了崇高社會地位和文化價值的人，但也是既保守又沒有專長的業余人士，鄙視專業技巧，繼承佛教的反理性主義，一直到西方的沖擊和現代民族主義興起才將這種不夠專業的繪畫風格打破。

這些論文每一篇都在一個獨特的視角中論述“思想”在政治體制中所扮演的角色：掌控著宮廷的管理權限（埃伯哈德），社會行為的分布概況（楊連陞），用于證明新王朝合理性的意識形態尺度（芮沃壽）。激進的改革家們無論在政治生活中的實踐（劉子健賀凱），還是學者們從理論上盡力改善對帝王專制的看法（狄百瑞），揭示出中國歷史上政治思想和制度的演變。論文中呈現的演變例子表明了它們在一個同質文化傳統體系之內的多樣化和變動：在皇權之下，作為周朝封建制度遺存的階級結構仍然存在但已經更改了（瞿同祖）；人們對自然征兆的看法越來越趨于理性化，但其儀式或許還有神秘價值而仍被保留（埃伯哈德）；宗教的發展被儒家長期深刻的同化或抵消了（楊慶堃）；宋代的科舉名額分配因城市化而有所變化（柯睿格）；文人畫在宋代是另辟蹊徑，到了明代卻成了墨守成規（勒文森）；同時士大夫階級不斷地進行政治體制的設計，以約束統治者的專制權力。費正清和諸位學者的觀點中揭示了儒家思想作為主流思想對中國的政治體制具有深刻的影響，是中國思想文化的核心，道家和佛學也在不同的時期對體制有著不同的影響。中央集權的體制演變過程中對思想的變化和發展過程起著推動作用，二者相互影響，相輔相成。

費正清等從儒家思想的影響，考察中國各朝代中具有代表性的突出特點，探究其中所蘊含的相對穩定的思想因素，達到了更深的研究層面，讓我們在今天更清楚地看到中國的文化與政治之間的聯系。外國人看中國歷史會有一些理智有余激情不足，他們善于用數字來分析和表征中國的歷史現象，但也是因為這樣會比我們自己顯得更為客觀。書里對于各個例子的舉證都是考證于現存的史書和記載，有一些也避免不了統治階級的主導趨向，會存在一定程度的片面性。

誠然，費正清先生具有難能可貴的學者精神和熱情，他一生絕大多數的著作都是關于中國的，對于中國文化做出了很多重要的研究，對中美兩國外交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仔細剖開來看不難發現，他的論斷雖然獨到精辟但也有很多偏頗的地方。在《中國的思想與制度》第一部分中，他對儒家思想的認知，有些是籠統概化的，沒有深入地了解。他過多地看到了儒家文化思想的負面消極影響，認為“它是所有保守主義思想體系中最成功的一個”，后來也曾說：“兩千年來中國政治生活中孔孟思想格局所造成的這種根深蒂固的慣性，說明為什么中國近代反對那種思想格局的革命要走那么長的道路?！焙髞?，他對宋明理學沒有作有意義的區分，一概而論批判的做法也曾受到中國學術界的抨擊，晚年的費正清也有所領悟，在著述中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不過，盡管費正清對儒家思想的把握有一些不足，但在西方學者中，他是最早注意從文化角度考察研究中國的佼佼者。因此，他的論著往往能見人之所未見，察人之所未知，有自己的獨到之處，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西方讀者從文化層面加深對中國的了解，同時從他的研究結論出發，也有利于我們看到研究的參照與啟示，清楚地看到我們民族身上傳統文化的弊端和不足，從而學會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但也正因費正清過于正視文化作用，很多時候他會過分夸大了文化所起的作用，走到另一個極端，這很明顯地表現于他對中美關系的預測上。依費正清的判斷，“中國和美國現在是即將到來的世界斗爭的主要中心”，因而，他告誡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視中國。而中國的傳統是“突出的自給自足、連綿不斷、居于中心和唯我獨尊”，有它自己獨特的文化。對于日益重要的中國問題，去哪里尋求思想和新的觀念呢？費正清的答案是：“不能只一般地研究中國，而應從更深層次、更多方面研究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彼貏e著意地抨擊對此掉以輕心的政治家們：“他們甚至沒有認識到文化差異就是禍根?！贝蟾攀钱吷铝τ谖幕芯考由鲜芑浇涛幕绊懙木壒?，使費正清過分重視從文化角度去思考世界矛盾與沖突的根源。我們都知道，文化是一定政治經濟的反映，雖然它對政治經濟有一定影響，在有的情況下，這種影響還很大，但一般都不是決定性的，起決定作用的是政治與經濟。文化作用的這種受制性，在異質文化國家間十分明顯，即使在同一文化國家內部亦如此。眾周所知，儒家思想是中國封建社會一直奉為至尊的最高思想，但歷史上不知有多少激進的知識分子，根據儒家某些民主性思想，針砭時弊，糾框朝政，卻受到流貶以至殘酷迫害。較近的如費正清著述中提到的明代東林書院儒生，他們宣揚儒家王道仁政，抨擊宦官亂權，但卻慘遭殺戮，震驚于世。西方國家也一樣，費正清自身遭遇即是一例，費正清是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學者，他長期主張以政治、經濟、文化的競爭取代武力，主張以遏制取代沖突，這不能不說是帶有基督教和平主義色彩的主張。但在麥卡錫時代，他卻橫遭噩運，長期受到偵訊迫害，他企圖以文化的差異性，以理性的思考影響國策，卻為政治所不容。不難看出，費正清的確過多地偏執于文化的作用。我們從他關于“文化差異”是中美沖突“禍根”，以及對越南戰爭的分析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文明沖突論”者?！拔拿鳑_突論”認為，世界沖突是由諸如西方文明、中國文明、伊期蘭文明、東正教文明等矛盾所致，他們認定“文明沖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誠然，世界矛盾沖突確有一部分是由不同“文明”矛盾所致，但多是局部性的，文化是表達沖突的載體而不是原因，顯然，由于費正清對“文化主義”的偏執，把載體和原因本末倒置了。

綜上所述，費正清從文化視角看中國確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和現實意義，雖然在文化觀上他也有偏頗，但那只是智者之一失，不影響他對中國研究的巨大成就與長遠意義。在他得失的基礎上，人們對文化和文化沖突認識會更加全面，更切合實際，就這意義上說，這位大學者的“失”，對后來者實在是增加了一個“得”，也為我們的學習和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文獻資料和研究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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