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和被參與：孫中山與黃埔軍校早期政治教育1924—1925

【摘 要】黃埔軍校早期政治教育的開展并不限于政治課堂，政治教育的實施者也并非盡屬政治部。孫中山作為國民黨的領袖、黃埔軍校的開辦者，他既是黃埔軍校早期政治教育的參與者，也是軍校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他不僅親自對黃埔官生進行政治教育，也經常被其近隨官長用作政治教育的素材。一般黃埔官生對孫中山的認識經過“他覺”后，也開始宣傳對孫中山的認識和崇敬，成為“覺他”的主體參與進黃埔軍校的政治教育中來。通過對孫中山與黃埔軍校政治教育的研究，不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孫中山與黃埔軍校的關系，也可以為黃埔軍校早期的政治教育實操情況提供新的認識視角。

【關鍵詞】孫中山；黃埔軍校；政治教育；參與；革命軍

【中圖分類號】D231；K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2-3570-（2018）01-0094-07

黃埔軍?！耙远頌閹煛币M的黨代表制與軍事、政治并重的教育模式，開創了中國軍事教育以及軍隊建設的新紀元。就狹義而言，政治教育特指對于政治知識、政治學說等學科專業性的教育。但在黃埔軍校的語境下使用政治教育一詞時，其內涵要豐富得多，如增進官生的革命精神，使之自覺遵守革命紀律，堅定其對國民黨主義之信仰，強化其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等都屬于政治教育的內容。①正如曾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包惠僧所說：“當時的政治教育方針并不是灌輸他們有關政治學科的系統知識，而是用歷史的事實與革命的需要促進與提高他們對于現實政治的認識而已?！雹?/p>

黃埔軍校開辦初期，諸事千端萬緒，孫中山指派的政治教官如汪精衛、胡漢民、邵元沖，多身兼黨政要職，不能常川駐校，政治教育也無成規可循。在當時的黃埔學生看來，政治課就是每周的演講，因為戴季陶離職后，“中間有好幾個月政治部沒有主任”，但“每星期有人來演講，也還是一樣”。③加之，從1924年8月中旬“扣械案”發生到1925年底第二次東征結束，廣東將近兩年的政局，“幾乎大半是在戰爭狀態中，黃埔學生沒有一期能夠在校平安受課的?！雹芤虼?，筆者認為官長的演講、訓話與黃埔官生開辦的各種刊物在該校早期政治教育的實操中顯得更為主流。

當前，學界對黃埔軍校政治教育的研究，大多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及主要由共產黨人主持的政治部為中心，而對孫中山以及政治部以外的也同樣參與軍校政治教育的黃埔官長則關注不多。黃埔軍校的創建既有國際和國內的雙重背景，也有歷史和現實的共同影響，這二維向度的中心是孫中山。而學界對孫中山與黃埔軍校的研究多以孫中山為主體，較少從黃埔軍校的角度來探究孫中山的影響。其實，在黃埔軍校早期的政治教育中，孫中山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既是黃埔軍校早期政治教育的直接參與者，又是該校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不管是主動參與還是被動參與，孫中山對黃埔官生思想言行的影響不能忽視。

一、“做革命軍”與“不怕死”：孫中山對黃埔官生的政治教育

孫中山生前一共到過黃埔軍校五次，①其中對黃埔官生的正式演說有兩次——開學典禮和北上告別。1924年6月16日，他在軍校開學典禮中的演說，對黃埔官生的影響很大。孫中山開篇便自陳“中國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敗”，借之以反襯俄國革命的偉大，找出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中國“只有革命黨的奮斗，沒有革命軍的奮斗”，進而提出對黃埔學生的要求和期望——“要用這個學校里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學生，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干”。他甚至不避諱在場的楊希閔、劉震寰等滇、桂軍閥，而直言“現在廣東同我們革命黨奮斗的軍隊，本來不少，我都不敢說他們是革命軍”。孫中山這種“棄卒保車”式的推心置腹，雖不夠理智，卻充分地表露出其處境的無奈，更增加了黃埔軍校官生的使命感。王逸常對此印象深刻：“我們當進校新兵教育期滿之后，總理到黃埔校閱時第一次訓話，很坦然的說當時在廣東的滇桂軍靠不住，很慈祥的期望我們成為真正的革命軍?！雹诮酉聛?，他具體談到如何做革命軍的問題，提出要學習革命先烈“不要身家性命”的唯一長處。講述革命先烈從前參加革命時人數既少又缺槍，卻能以一敵百，甚至以一敵五百的革命勇氣，從而克服黃埔官生因人數少、裝備差而可能出現的畏難心理，進而憑借自己的革命經驗和眼光，向黃埔官生加油打氣，輸送信心，“現在這個學校有了五百人，以諸君很好的根本，如果真是有革命之氣，只用這五百人，和五百只槍，便可以做一件很大的革命事業”。他進一步解釋此“革命之氣”，是以先烈為標準做一個不怕死的革命軍人。為了向黃埔學生灌輸不怕死的精神，孫中山直接以自己的“后死的革命黨”形象為例，“要諸君不怕死”，“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軍”，開展救國救民的革命事業，他強調“我一生革命，便是擔負這種責任”，要求黃埔官生“從今天起，共同擔負這種責任”。③孫中山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的演說中，將自己化身于對黃埔官生政治教育的素材當中，將自己置身其中的革命渲染，有著很好的教育效果。他在此并沒有重點宣講三民主義，個中緣由可能是他已將黃埔官生當作三民主義的當然奉行者；也可能是他認為對于黃埔軍校官生而言，“做革命軍”和“不怕死”更為實用。當時的聽眾一期生蔣超雄，事后很久對孫中山勉勵他們做一個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軍人的講話，還有著“極為深刻的印象”。④從黃埔官生后來的思想言行來看，做“真正的革命軍”成為官生的一種信仰，是黃埔精神的重要內容之一。

1924年11月3日，孫中山來黃埔軍校發表北上的告別演說，新組建的廣東大學的學生也一并前來聽訓。面對這“文學生”和“武學生”，孫中山主要介紹了其北上的原因，分析了全國的局勢，向聽訓學生說明雖然其北上可能不會有很大成就，可能還有危險，但為宣傳革命起見還是毅然前去。這里他雖未再言及“不怕死”，卻改用了實際行動來詮釋，如王逸常所言：“總理很毅然的以為此去對于大局上即無好大效果，亦可借此去宣傳，設立黨部，總理堅決果敢之氣，在我們腦海中，永久盤旋著深刻的印象?！雹?h3>二、不在場的孫中山與軍校政治教育：黃埔官長口中的孫中山

孫中山與黃埔官生直接打交道的次數并不多，但是曾經長時間追隨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與孫中山有過近距離接觸，并對孫中山有過直觀的觀察與了解的廖仲愷、蔣介石、汪精衛等黃埔官長，在對黃埔官生進行的政治教育中時常以孫中山作為素材，利用他們與孫中山的接觸經歷來塑造孫中山的形象，這樣的孫中山形象可知可感，更加鮮活，其感染力自不同于一般人敷衍場合的空洞陳詞和口號式標語?；磉M軍校政治教育素材中的孫中山，雖不在場卻勝似在場。

廖仲愷作為軍校的第一任黨代表，他在對黃埔官生的演說中經常通過塑造孫中山的形象來對黃埔官生進行政治教育。1924年5月15日，廖仲愷第三次到黃埔軍校，對黃埔官生演講“作事必須有恒心”，以孫中山為例，要求學生“要以吾黨總理為效法”來養成決心與恒心。他具體提到在同盟會時期，黨員不明白開會的程序和方法，于是孫中山囑托自己將他所寫的英文版《民權初步》譯成中文，“給我們同志，和中國國民研究”，但廖仲愷以為這種書“干燥無味，太沒意趣”，所以沒有上心。孫中山從美國回來后，“每見面，必常常詢問”。廖仲愷以“總理對區區一本書，始終不忘”的故事，來塑造孫中山“恒心之堅韌”的形象，也同時從他自己與孫中山對《民權初步》重要性認識程度上的差距來襯托孫中山的偉大，“兄弟追隨總理約二十余年，他的性格思想，知之最詳”“總理很少閑談，且很不輕易下一斷語”“而他的斷語通?？赐甘暌院笏枰龅氖虑椤?。①廖仲愷所舉孫中山的事例，想通過塑造孫中山的偉大形象來教育黃埔官生的努力顯而易見。6月24日，廖仲愷陪同鮑羅廷和高和洛夫將軍來軍校，繼兩位俄國人之后，廖對黃埔官生發表“革命黨應有的精神”②的演講，他借俄國人選擇與孫中山合作一事，來強調當時中國只有孫中山是“有熱心、有魄力的革命領袖”，繼而希望黃埔官生“要跟著本黨總理，一心準備革命”。③

黃埔軍校開辦初期，蔣介石作為校長，“巨細躬親，殫精擘畫”，④可謂盡心盡力。從某種程度而言，軍校開辦初期蔣介石對黃埔官生的訓話，扮演了軍校政治教育的主要角色。而在這些訓話中，蔣介石也常常以孫中山作為素材。1924年6月29日，蔣介石對一期生演說俄國黨員活動的方式及成效，他首先介紹了俄國共產黨人感化他人的強大能量，“他們無論到一個什么社團，都能使那個社團的人受他們的感化”，他們黨員“最有團結力”，都有統一的意志和行動，而普通社會的人，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感化，“皆變為他們的同志”，接著他說道：“我們的總理孫先生，學問、道德、思想，都是和列寧一樣，本來早該成功，無奈我們一般做黨員的人，不能象俄國黨員的奮斗精神，來贊助總理革命，所以至今還不能成功”，繼而要求校內五六百國民黨員提起精神努力于革命工作。⑤

蔣介石對三民主義的宣講，不是從學理入手，而是從孫中山偉大形象的建構入手。1924年7月24日，蔣介石對一期生講明軍校與黨的關系，在宣講三民主義時，他說“我們總理這十幾年來所講的話，都是極平實，句句可以應用的，他是以心理、統計、社會倫理、哲學邏輯、政治、經濟、軍事等各種學問為根據，再拿中國的風俗習慣、歷史法度以及各種的情形為中心，而參考各種的科學，斟酌損益”，才發明的三民主義。①他從闡述三民主義的發明者以及發明過程的可靠性，來說明三民主義的可靠性，可謂另辟蹊徑。黃埔開校初期，國共兩黨尚未發生爭端，校內的主要思想斗爭是針對無政府主義。1924年的7、8月間，軍校有一名學生熊敦向蔣介石請求退學，理由是他的思想已轉變，信奉了無政府主義，②蔣介石針對這一現象召集學生訓話，他有意避免學理的抽象性，從孫中山的偉大天才形象著手，“我們的聰明實在是及不上總理，總理的思想實在是比我們高出一等”“若叫我們自己去想主義，六十年也不一定能夠想的像總理所想的那末完全，或許一二百年也想不出來”，他甚至自我貶低，“像我這樣的人”，獨自想不出救國的方法，“或者因為發了神經病早已死掉，亦未可知”，在批判要求退黨的學生之后，他要求學員對三民主義，“絕對要服從，不準有一毫懷疑”，否則就是叛黨，就是敵人。③

孫中山北上得病的消息傳來時，黃埔官軍正準備第一次東征。1925年2月9日，東征部隊到達常平，此時黃埔軍雖未與敵軍交戰，但沿途紀律尚好，蔣介石借機訓勉官兵，他將孫中山得重病的原因歸結于“革命革了幾十年，沒有一個軍隊能按照他的主義去做，所以抑郁成病”，進而勉勵將士，“我們是真正革命軍”“我們一定要去救大元帥的病”，因此要求官兵繼續嚴守紀律，奉行孫中山的主義，他將官兵嚴守紀律的行為與孫中山的病情連在一起，說孫中山得知官兵嚴守紀律后，“不但嘉獎我們，而且病也好了大半”，繼而對官兵提出期望，“要大元帥的病好，全仗你們努力”。④

孫中山去世的消息傳回廣州時，黃埔官兵正在前線作戰，為不影響前軍士氣，胡漢民沒有立即傳訊前線。直到3月21日打下興寧城后，胡漢民才將訃聞傳達行營。蔣介石于27日集合兩教導團訓話，不僅重申了孫中山的病因是主義不能徹底實行外，也將矛頭指向了東征的對象——陳炯明，“陳炯明叛黨以來，已有三年之久，而黨員不能除掉這個區區叛徒，所以憂憤成疾，以致于死”，進而要求官兵要繼續努力，殺了陳炯明。⑤3月30 日上午，東征軍在興寧縣北門外召開追悼孫中山及陣亡將士大會，蔣介石再次說明總理生病的第一原因是“陳炯明造反叛黨”，提醒官兵第一要緊的任務，就是“要殺陳炯明”。⑥4月5日，蔣介石趕回軍校本部參加孫中山追悼會，晚上向第三期入伍生追憶了孫中山北上前與他的談話，孫中山說“如果前二三年，我就死不得，現在有這些學生，一定可以繼承我未竟之志”，進而讓黃埔學生“明瞭我們的責任何等重大”，要如何努力才對得起總理。⑦

孫中山去世時，汪精衛一直伴隨左右，對孫中山逝世前后的情形最有發言權。他5月8日從北京來到汕頭，11日在粵軍總司令部行營參加孫大元帥第三次紀念周，首次發表了“孫大元帥北上之經過”的講演，主要介紹了孫中山帶病入京，仍抱病工作，聞知段祺瑞以尊重不平等條約換取外交團承認其臨時執政地位時，“極為震怒”，并認為這是加重其病促其死亡的重要原因。他尤其提到孫中山去世前夜“一息奄奄，翻來覆去”之時，還念著“平和”“奮斗”“救中國”三句話。⑧他把孫中山與華盛頓、列寧做了比較，認為從革命結果而言，中國國民革命尚未成功，孫中山比之華、列尚有遺憾，但從革命的環境和勇氣而言，孫中山卻是史無前例的偉人。⑨5月17日，汪精衛在廣州參加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第一次全體職員聯席會，再次講演孫中山北上情形。孫中山聽聞段祺瑞喪權賣國時震怒不已以致加重了病情固是汪精衛親自觀察的事實，但他將黃埔官生的仇恨引向北方軍閥，意在提醒黃埔官生國民革命的最終目是打倒北洋軍閥，統一全國，這也是孫中山一生所未了的志愿。

三、黃埔刊物中的孫中山與軍校政治教育：黃埔官生對孫中山的認知與宣傳

黃埔軍校的學生，限于年齡和閱歷，入校前大多數對孫中山了解不多，多是處于“朦朦朧朧想革命，知道孫中山是偉大人物”①的狀態。除了上述孫中山的近隨而外，黃埔一般官長對孫中山的了解也十分有限，開始他們大都屬于黃埔官長建構孫中山形象的接收方，即“他覺”的對象，而當他們對孫中山有所認知獲得“自覺”以后，又開始主動參與建構孫中山形象以教育他人，此時他們又成為“覺他”的主體。黃埔軍校開辦的各種刊物為早期政治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與周恩來的開創性貢獻大有關聯。②值得注意的是，黃埔官生對孫中山的認知與宣傳并非完全是對官長的簡單響應，有時也有其主觀能動性的一面。

孫中山生前已被比作中國之華盛頓，被稱為“國父”。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更是大力塑造其“國父”的尊榮和地位。但是，這種政治化的包裝沒有在黃埔軍校官生中得到回應，黃埔學生更多地以“母親”的意象稱孫中山。

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刊《中國軍人》于1925年2月20日創刊，在《創刊號》的扉頁印有一孫中山像，兩邊書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警聯，底端寫著“中華民國的母親，農工兵學的指導者，東方國民革命的領袖”。③1925年3月30日，參加興寧城外孫中山追悼會的黃埔官生寫了一篇祭文，內中雖提到孫中山是民國之父，但這主要是從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的功績而言，而當把軍校官生帶入語境時，孫中山則被稱為“慈母”，官生則自視為“孩提”。④《青年軍人》第4期扉頁也貼了一張孫中山遺像，遺像下方的介紹文字稱他為“中華民國的慈母”，⑤同期還登有陳自能編詞并譜曲的《追悼中山先生歌》，內中第二段唱詞是：“為了社會而死，為了群眾犧牲，三十余年的奔走革命！同胞們呀！喪失了崇高的導師，偉哉革（命）的首領，哀哉中華民國的慈母，人類的救星！”⑥

為什么黃埔官生一直用“慈母”作為孫中山的意象呢？當時的入伍生隊第四連鄭峻生認為，孫中山的去世對于他們黃埔官生——革命軍人的意義與一般被壓迫民眾是不同的，“因為其他的被壓迫者對于孫中山的關系是間接的”，而他們革命軍人是直接的；對一般被壓迫者而言，他們“不過損失了一個救主和指導者”，然而青年軍人們卻是“死了我們的母親”，因為在他看來，“我們青年軍人是他產生的胎兒”。⑦黃埔官生對孫中山的“慈母”意象，反映出黃埔官生心態的不成熟，但卻是他們“去政治化”的真情流露?！按饶浮睕]有“國父”的威嚴和政治的冷峻，卻多了一份“母”“子”間的柔情和赤誠，這說明早期黃埔校生對孫中山的尊崇是不摻雜政治成分的，他們也并非僅把孫中山當作一個表象的象征符號。這從側面說明，黃埔軍校政治教育中的孫中山內容是有影響力的。

孫中山的去世，在一些黃埔官生中間引起了悲觀和動搖，“就是國民黨中有一部分的黨員也是如此，他們以為：失了領袖，國民黨就要解體；革命政府，不但不能發展，反恐不能維持下去”。①因此，很多黃埔官生在紀念孫中山時常會將他與列寧并提，不光從二人地位上類比，更因為“列寧同志的死，在無產階級革命進程中，并不發生若何的影響”，②他們借列寧去世后俄國共產黨不受影響繼續革命的寓意相互砥礪，號召大家更加努力，“完成我們首領未成的工作”，③而且，“紀念他不獨是因主觀的情感表示敬愛他一人，還更要替他繼續著用客觀的理性實行解放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四百兆國民”。④

更有人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看待孫中山的逝世?！毒﹫蟆?月5日載有張作霖對孫中山去世的評價，他認為“中山一旦逝世，國民黨必將分裂而消滅”，認為孫中山的事業“不能離開他而繼續進展”。針對張作霖此番言論，一位署名俠公的黃埔官生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予以批判，認為張作霖這種無聊想法是“天縱之圣”的“奴性的唯心史觀”。接著指出孫中山發動的國民革命和他的三民主義是以現實的經濟條件做基礎生發的，是歷史進程的必然結果，不會因為孫中山的去世而消滅，進而將孫中山比作“一位久經航海的老舟師”，他雖已離去，但是留下了“很明晰的航海圖”——三民主義，“制有很正確的指南針”——中國國民黨?！拔覀冎灰^腦冷靜知道這兩件寶物之重要，愛護珍惜，慎重運用，亦必能跟著老舟師所定的必由之道以渡登彼岸”。文章還用列寧去世后日本一些貴族軍閥“彈冠相慶”，認為蘇維埃的基礎將會動搖的事例類比，指出列寧去世已經一年多了，不惟蘇俄無恙，列寧的主義“且彌漫全世界而日以發皇”。鼓勵大家按總理的革命方略，努力去做，“那么我們自身便是無量數的孫中山”。⑤用唯物史觀的理性和科學來看待孫中山的去世，這比一般情感性的呼吁更有說服力。

黃埔官生對孫中山的集中了解和宣傳，由孫中山的逝世而觸發。孫中山家事遺囑中有“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一句，在黃埔官生看來，他犧牲的精神，淡泊的節操，“真可以驚動鬼神”。楊潤身對比了一些“整日價被黃金，嬌妾，赫赫烈烈的官銜鬧得不得清場”所謂的革命家，感慨“怎么樣望他們能犧牲能奮斗呢？”他號召黃埔官生做真正的革命軍人——淡泊權力，不戀家室。⑥入伍生隊第五連學生熊受暄有感于孫中山不畏艱難，百折不撓的精神，呼吁青年軍人“做一件事，必定要使這件事成功”，現在國事蜩螗，孫中山已為革命犧牲，青年軍人們“應當犧牲個人一切權利與快樂，去努力于革命運動”。⑦

孫中山彌留之際仍大呼“和平”“奮斗”“救中國”的情狀，首先經汪精衛講述并宣傳開來，按梁啟超的話說這對于宣傳孫中山“足抵一部著作，足貽全國人民以極深之印象”。⑧孫中山去世前的這幾句呼喊，是對其一生投身革命事業的最好詮釋，也成為宣傳的絕佳材料。胡漢民在1925年4月14日的《廣州民國日報》刊文勉勵海內外同志時，也以孫中山在彌留之際呼“和平”“奮斗”“救中國”，“若斷若續，達四十余次”，進而呼吁同志“膺斯艱巨”“團結淬厲”，使孫中山“和平奮斗救中國之遺命，終有實現之一日”。⑨周恩來在1925年《黨刊》總理紀念號寫有一篇《孫文主義》的文章，也特別用孫中山垂死猶大呼“‘和平‘奮斗‘救中國不已”的場景，來表達孫的熱烈雄壯崇高偉大。①北較場黃埔分校的吳明在發文批判軍隊部落思想時，提到孫中山“一息尚存，猶然號呼（先生臨終時尚呼救國和平）不已”，來刻畫孫中山“日日謀全國之利益而奮斗，日日求中國之和平”的形象，進而對“軍人政客乃以地方主義相號召”表示憤怒，認為孫中山不能目睹國民革命的成功就是因為部落思想——地方主義造成的，繼而號召青年軍人廓清部落思想。②

擔任軍校政治教官和英文秘書的甘乃光撰寫了《孫總理事略》，對孫中山的一生做了簡要的梳理，集中體現了孫中山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和為革命事業憂勞而死的偉大形象。③之后，甘又委托劉燧元、梁式、湯澄波三同志選取孫中山生命中若干重要節點編成劇本交付青年工作團排演。于是三人選取了孫中山倫敦蒙難、成立同盟會、永豐艦蒙難、彌留之際四個場景編成四幕劇本，并將該劇本刊載于潮州分?？傉尾?925年出版的《韓江潮》。劇本中對孫中山的歷史經歷做了藝術化的演繹，尤其第三、第四兩幕政治教育和宣傳的用意較為明顯。在第三幕孫中山蒙難永豐艦中，編劇者以代表帝國主義的夏稅務司和意欲調停的魏邦平為反襯，塑造出孫中山和蔣介石臨危不懼，斗爭到底的革命精神，著重刻畫了陳炯明及其軍隊的罪惡和歹毒。第四幕著力刻畫了孫中山彌留之際的虛弱無力、奄奄一息，尤其孫最后“眼一開一閉”似夢囈一樣斷斷續續呼出“和平……奮斗……救中國……”④的場景再現，催人淚下，渲染效果極佳。

四、結語

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黃埔軍校政治教育的開展與實施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是黃埔軍校早期政治教育的開展并不限于政治課堂，政治教育的實施者也并非盡屬政治部。從形式上而言，其他黃埔官長的演說、訓話，黃埔官生排演的話劇、出版的刊物、譜寫的歌曲等都能起到政治教育的作用，都是其政治教育的組成部分；從內容上來說，對國民黨領袖孫中山的宣傳和推崇也是其政治教育的題中之義。因此，并不是只有那些被命名為“政治教育”的活動才起到政治教育的作用，從結果導向性來看，有時那些不被稱為“政治教育”的活動往往政治教育的效果更佳。

孫中山作為國民黨的領袖，黃埔軍校的創辦者，他對于黃埔軍校早期的政治教育有很大的影響。他不僅是黃埔軍校早期政治教育的直接參與者，也同樣作為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被參與進來。黃埔官長中的孫中山近隨們，經常將他們接觸和觀察到的孫中山作為素材，向黃埔官生開展政治教育；一般黃埔官生也常常以黃埔所辦刊物為平臺來宣傳他們對孫中山的認知和崇敬，這些言論也同樣能起到對其他官生進行政治教育的作用。孫中山對黃埔軍校不僅有宏觀上的影響，也有具體而微的作用。不管是其主動參與還是被動參與，他在黃埔軍校早期政治教育中的地位都是值得重新認識的。

（沈志剛，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