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物原型到作品形象

楊利平

摘 要：《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形象是以生活原型為基礎，通過藝術的錘煉創造出來的。但在對理想人物進行刻畫時，吳敬梓對原型特征的攝取表現出不重才學重品德的傾向。這種現象的產生，與吳敬梓所受的儒家文化教育及當時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帶來的“內圣外王”理想失落的社會背景有關。

關鍵詞：《儒林外史》；吳敬梓；人物形象；原型

《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創作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以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為原型，加以藝術的錘煉，使之成為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在此時，吳敬梓筆下的人物形象已經不等同于生活中的人物原型，而是成為了一個藝術形象。正如李漢秋所說：“生活原型只是進行藝術創造的基礎和藝術構思的依據，吳敬梓總是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上，觀察、分析，從大量的人物中進行廣泛的藝術概括、集中和典型化，對原型進行改造制作，才創造出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來?！?/p>

《儒林外史》人物形象的創作主要運用了紀實、剪輯、集中、綜合、變形、理想化等方法，并呈現出整體性的特點。 吳敬梓以生活中的人物原型為基礎，運用這六種創作方法，創作出了高士王冕、名士杜少卿、真儒虞育德等富有光彩的藝術形象。然而在吳敬梓將生活中的人物采擷到作品中，將生活原型創作為藝術形象的過程中，產生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即是對真儒虞育德、莊紹光等理想人物的塑造上，表現出不重才學重品德的傾向。

金和《儒林外史跋》稱，吳敬梓“生平所至敬服者，惟江寧府學教授吳蒙泉先生一人，故書中表為上上人物”。以“至敬服者”吳蒙泉為原型，創作成了“書中第一人”的虞育德。吳蒙泉的童年遭遇與仕途經歷，吳敬梓在塑造虞育德形象時基本上是攝取了的。在面對仕途不振時的態度方面，吳敬梓沒有把吳蒙泉的嘆老嗟卑寫入虞育德形象之中，而是進一步突出了他的樂天知命。在才學方面，吳蒙泉工詩，其詩詞在當時頗負盛名，并曾為無錫詩壇的盟主。在這方面，《儒林外史》也曾提到虞育德十七八歲時向同邑云晴川學詩文，寫到他愛詩賦而厭時文，還寫到他很欣賞少卿的詩，這些都與吳蒙泉的興趣相契合，但小說始終沒有突出虞育德的詩賦文才與噪耳詩名。

金和《儒林外史跋》：“書中之莊征君者程綿莊?！背掏㈧袷谰幽暇?、少有文才，這些吳敬梓在塑造莊紹光形象時也是攝取了的。此外，程廷祚講究出處之道，拒絕權貴招致，辭征辟返江寧。吳敬梓在對原型的這些特點進行攝取時，抓住講究“出處之道”這一特點，把莊紹光塑造成恪守出處之道、講究“文行出處”的典型。小說中莊紹光不得已應薦，還未啟程便揚言會歸來。作者處處突出了莊紹光難進易退、淡泊自守的品性。在才情方面，程廷祚學識淵博，精通百家為時人稱頌。在小說中，吳敬梓也寫到莊紹光“名滿一時”。但對他“閉門著書，不肯妄交一人”的行為，只是把重心放在其“不肯妄交一人”的特點上，至于其所著何書，則是通過書中人物之口說出，可見作者無意突出原型人物多方面的學識。

無論是吳蒙泉還是程廷祚，作者以這二人為原型塑造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時，都采取了理想化的原則對原型人物的特點進行取舍，表現出不重才學重品德的傾向。這不禁讓人深思：個人才學的表現會對人物形象的塑造產生負面影響嗎？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離不開儒家思想文化對吳敬梓的影響及當時的社會背景。

儒家思想和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和精髓，講的是一整套治國安民的道理。從主體意識方面說，人倫道德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從社會效應方面說，經世致用是儒家思想的主線。綜合起來也就是內修圣德，外行王道，即“內圣外王”。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而言，儒家文化不僅關系著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而且更是能夠在他們人生道路的選擇上產生重要的影響。吳敬梓歷代業儒的家庭傳統、長輩對他的儒家正統的教育使他的思想受到了很深的儒家文化的影響。作為一位受傳統文化浸潤極深的知識分子，吳敬梓寫作《儒林外史》的目的，不僅在于揭示社會的丑惡，他還試圖為這個社會尋求一條出路。

隋唐以詩賦策論取士的科舉制度到明清發展為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規定以“四書”、“五經”的語句命題，依朱熹的《四書集注》立論，士子們不能發揮自己的見解與聯系社會現實，科舉制度完全淪為統治者統馭知識分子的手段?！度辶滞馐贰分?，在理學和八股取士制度的統馭下，士人們不僅道德淪喪，在“內圣”上失去根基，更是在“外王”的政治理想上境遇悲涼，儒家文化傳統的失落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即道德的失落和經世的失敗。

1.道德的失落——“仁義禮智信”“五?！钡娜笔?/p>

儒家學說提倡士人們的道德建構，這是對士人們“內圣”的要求。代表儒家基本道德標準的“仁義禮智信”這“五?！北还湃丝醋魅松哂械姆A賦，然而在《儒林外史》中，這“五?！钡娜笔瞧毡楝F象。在“仁”的缺失方面，“孝悌”作為“仁之本”理應是受儒家思想浸潤的士人們應該遵循的道德準則，然而我們卻在《儒林外史》里看到范進表里不一的“孝”、為謀奪其弟財產將儒家“友于兄弟”道德標準拋諸腦后的嚴貢生；在“義”的方面，有與“義”背道而馳的典型——匡超人；在“禮”的方面，既有王仁王德兄弟對“禮”的褻瀆，又有五河縣節孝入祠對“禮”的嚴重違背；在“智”的缺失方面，沒有基本辨別是非能力的婁氏兄弟和毫無明辨真假能力的馬二先生，都是缺乏“智”的典型；此外，在“信”的缺失方面，牛浦郎冒充牛布衣招搖撞騙的行為可視為“信”的淪喪的典型。

2.經世的失敗——“禮樂兵農”理想的破滅

儒士作為崇信儒家學說的士人必須同時講求人倫道德和經世，即內圣和外王不可偏廢。 《儒林外史》中真正力行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理想的事件，一是泰伯祠大祭，二是青楓城的治理。泰伯祠大祭是整部作品的第一大事，是吳敬梓挽救衰頹世風的努力。然而當莊重的祭祀典禮結束之后，隨著賢人們的風流云散，泰伯祠即塵封朽敗被人遺忘。盡管泰伯祠大祭沒能起到預想中以禮樂化俗的作用，但作者對儒家文化的探索與反思并沒有止步，第三十九回的青楓城的治理即是作者“禮樂兵農”構想的全面展現。雖然蕭云仙全面踐行了“禮樂兵農”的理想，但他最后卻被朝廷加以“任意浮開”的罪名。和“泰伯祠大祭”的“禮樂”理想一樣，青楓城“禮樂兵農”的實踐也沒能得到最終的成功。

道德的失落和經世的失敗表明“外王”的理想和“內圣”的理想一樣不可能成功，它們只能墮入無底的深淵。作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意識的知識分子，吳敬梓陷入了由這種理想的失落所帶來的困境。而他的思想和創作正是對走向末路的儒家文化進行的療救，禮樂治國是他為這個日益沒落腐朽的社會開出的一劑藥方，真儒則是他為醫治這個社會而指定的一群良醫。他們“出則可以為王佐，處則不失為真儒”，恪守儒家傳統的仁義禮智美德。雖遠離官場俗務，但他們以道自任，企圖通過一己之力來挽救頹敗的世風。真儒虞育德、莊紹光等作為吳敬梓指定的良醫，在士人“外王”的政治理想境遇悲涼之時，他們的作用便是挽救士子失落的靈魂，達到儒家“內圣”的道德標準。所以在塑造這些真儒形象，完成他們由生活中的人物原型到作品形象的轉變時，吳敬梓有意弱化他們所具有的其它方面的特征，而是采用理想化的原則，著重筆墨突出表現其高尚的道德品質。

綜上所述，作為一名深受儒家思想文化浸潤的知識分子，吳敬梓以“內圣外王”的標準去探索知識分子的出路。他以生活中的人物原型為依托，在把人物原型向作品形象轉變時，突出人物高貴的道德品質，表現出不重才學重品德的傾向，集中筆墨去塑造挽救世道人心的作品形象。雖然他的理想未能實現，但他探索的勇氣令人肅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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