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作家的底層成長敘事

楊鈺璇

摘? 要：三位湖南“80后”作家畢亮、鄭小驢和李傻傻均出生于農村，有底層生活的體驗，考上大學離開鄉村后又經歷城市“漂泊”的特殊人生。他們在書寫和自己有著相似境遇的同代人時，對于現實之弊與底層青年的生存問題有著最強烈的痛感。他們把底層經驗融入個人敘事中，書寫從農村到城市的“80后”一代“漂泊”的成長狀態，以少年視角下的“創傷書寫”展現了底層農村生活的真實畫卷，用“邊緣人”的感受揭示個體發展難題與精神難題，表現出現實探索的新路向。

關鍵詞：“80后”作家;底層青年;創傷性記憶;“邊緣人”;現代性焦慮

近年來，《文藝報》“聚焦文學新力量”、《創作與評論》“新銳”、《西湖》“‘80后觀察”等欄目開展的青年作家評論，使“80后”這一代際作家群體在文學界的關注與探討上升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和話語空間。對韓寒、郭敬明為代表的“青春文學”現象的論辯似乎已告一段落，而來自底層的畢亮、鄭小驢、李傻傻等，以他們獨特的底層成長敘事和現實經驗書寫正在贏得評論家的看重，也在讀者中產生了較大影響力。

一、從農村到城市：漂泊的“80后”

“80后”底層出身與城市漂泊的“親歷性”體驗，使畢亮、鄭小驢和李傻傻對底層的生存困境與現實之弊有著最直接的痛感，對走出校門在都市尋夢、奮斗、幻滅的同齡人的精神苦悶也有著最深切的理解。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說：“中國都市的發達似乎并沒有促進鄉村的繁榮。相反的，都市的興起和鄉村的衰落在近百年來像是一件事的兩面?！雹俑母镩_放以來，城市建設以驚人的速度發展，但大部分農村地區的發展遠遠滯后于城市，甚至不少地區仍處于愚昧、落后、貧窮的境況。在農村成長起來的“80后”，一方面清楚地了解農村存在的種種問題，如城鄉差距大、農民負擔重，收入持續低迷、資源分配嚴重不均、農村社會秩序混亂等;另一方面，他們普遍受過九年義務教育，眼界和思想都高于父輩，他們不再愿意像父輩那般辛辛苦苦耕田種地，也絕不滿足于一輩子局囿在農村狹窄的天地之中。他們有著改變自身命運的覺悟，急于摘掉“農民”的帽子，渴望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過上令人欽羨的優越生活。此外，在電視、互聯網等媒介對城市現代化生活水平的展示下，城市的繁榮和鄉村的落后形成鮮明的對比，改革開放后出生在農村的“80后”必然對城市美好的憧憬。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在“利”的強大誘惑力下農村青年紛紛離開故鄉來到了城市。這些來到城市打拼的青年，呼吸著城市的空氣，熟悉城市的每一寸肌理，可他們始終與城市有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他們不愿意回到破敝的鄉村，而在城市中苦苦追求夢想又難以實現，這造成了他們“漂泊”的人生狀態。這些出身于農村在城市漂泊的“80后”大致可以分為兩個群體：一是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留在城市謀生的大學畢業生群體;二是沒上大學（或者沒讀幾年書），涌入城市打工或做點小本生意的青年群體。

畢亮、鄭小驢、李傻傻都是屬于第一類。他們出生于農村，有底層生活的體驗，通過考上大學的方式離開鄉村來到了城市，在城市中漂泊多年方才“上岸”。這些已經脫離苦海的作家在書寫和自己有著相似境遇的同代人時，一方面“因了共同承受的歷史事件、社會變革，同時代人會形成此一代人所特有的社會心理、文化品格、精神結構乃至群體意識”;另一方面“他們可能沒有共同的信仰或價值觀，但是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回應著相同的境遇?！雹?/p>

畢亮成長于湖南的安鄉，他以一種“回望”的方式書寫歷史變革中的鄉村，他的“官垱鎮系列小說”著重揭示留守群體的困境、青年勞動力出走城市的遭際、以及鄉村敗落等現實問題。

生長在湘西南的李傻傻，幼年的農村生活記憶是躲在草垛里捉迷藏、和12歲的表妹談戀愛、揚言要剁死姨媽、姨夫、媽媽的父親、“娘賣×”的粗話、在操坪或寬闊的空地上放映電影……③他和沈從文一樣在幼時便接觸到湖湘鄉村中各種詭譎的事情，見識了人性的溫暖和冷酷，在他的作品中融進了幼年的農村生活經歷，釀成了一種“溫暖而又狷狂”的調子。

與李傻傻同是湖南隆回人的鄭小驢，18歲之前所有的生活經歷都屬于鄉村，18歲之后成為城市漂流大軍中的一員。他深受湖湘文化的影響，《西洲曲》《1921年的歌謠》《大罪》《少兒不宜》等作品都運用了“鬼魅敘事”的手法，鬼節、鬼影、亡靈等鬼影幢幢勾勒他所生長的湖湘世界，將鬼魅與現實相映襯來展現他們這代人所親歷的荒誕。

這三位來自于湖南農村的作家后來親歷城市的漂泊生活，對城市底層青年和小人物的生存現狀與精神矛盾有著切身的體驗，在創作中融入了他們的“漂泊”與“邊緣人”的成長經驗。

李傻傻因為上大學才開始進入城市生活，他在西安這所城市中生活兩年后寫下了《紅×》這部小說。小說中描繪一位像幽靈般漂泊在城市的青年，著重刻畫他的病態心理，物欲沉淪中的焦躁、道德缺失下的掙扎。

鄭小驢說：“我的寫作之所以呈現出陰郁、低沉和悲憫的調子，正是因為這急劇變化的二三十年中，我有幸成為了旁觀者、參與者和見證者。我將我的切身感受和體驗化為文學，而不是將現實和文字有意剝離，我所寫的每個字，都源于自身的社會認知?！雹芩犊杀牡谝蝗朔Q》寫的是青年小婁和女朋友李蕾在北京從奮斗到失敗的經歷，開始他們懷揣著“北京夢”，相信努力個幾年可以弄個房子的首付，后來房價瘋漲夢想破滅，自己做北京人遙遙無期，也就不能讓二代“小黑戶”降生——他們兩次人流掉自己的孩子后戀愛關系也不得不解體，李蕾離開這座她看不到希望的城市，小婁逃到原始森林，當真正擺脫城市的喧囂和忙碌的時候，他又陷入了莫名的恐慌和空虛……當看見自己同樣出身的同齡人被城市的巨輪碾壓，城市榨干了他們所有價值，卻沒有留給他們一處小小的安身之所時，這些已經“上岸”的作家不禁發出疑問：“面對生存及精神發展的困境，在現實中，我們到底應不應該堅持夢想？是否值得？堅持走下去，路的盡頭會是什么？而我們的社會又如何去關懷那些‘無法立足的弱勢群體？”⑤

畢亮在城市打拼的道路要比李傻傻和鄭小驢更為艱難，他沒有像李傻傻和鄭小驢那般幸運——年少成名，畢業后可以直接到知名報刊擔任編輯。他就讀于一所普通二本院校，畢業后孑然一身前往深圳打拼，他的青春、他步入社會的成長都和深圳有關，他深切地體會到融進深圳這所大都市的艱辛，在一次訪談中說道：“作為一個外省人，我花了十年融進這個城市，但今天，更多的人越來越難，于是有了《地圖上的城市》，一群人只能從地圖上打量和觸摸他們向往的城，無奈而憂傷?！雹揸P于城市的書寫，他尤其關注“失敗者”和小人物，關注他們的悲情和苦痛，這些疼痛是城市的疼痛，也是時代的疼痛。城市漂泊者大多都經歷了一個憧憬——打擊——抗爭——妥協或沉默的過程。譬如在《外鄉父子》中，一個來自廣西的青年小伙，帶著老年癡呆的父親來到深圳謀生，起初對未來充滿憧憬，以務實的態度求職做事、打理日常生活，但同時他喜歡畫畫，喜歡梵高，心中有詩意，眼里有希望?？墒恰敖鹑陲L暴”把這一切平靜都給打破了，小伙子失業后精神一蹶不振，每日的焦慮感像充氣的氣球般不斷膨脹。在巨大的生存焦慮下，小伙子開始自暴自棄，每日以撿破爛賣錢為生，對父親置之不理，甚至還當著父親的面嫖妓……“走的時候，他什么也沒有留，單留下了那幅油畫《向日葵》?！雹哞蟾弑贿z忘了，詩意在城市中湮滅，人性也在城市中墮落。小說是通過一個幫忙收租的年輕人“我”的視角來展現這對外鄉父子在城市中的命運?！拔摇笔且粋€乙肝患者，二十多歲的年紀在這個嘈雜的城中村過著死水般的生活。外鄉小伙有著“梵高夢”，而“我”懷抱的是當一名武打演員的夢想，可“我”過早地放棄了對生活的抗爭，將“演員夢”埋葬心底。畢亮的親歷性底層經驗顯示出一種人文的高度，使得他能以悲憫的筆調寫出了兩位青年人在城市中絕望與無奈交織的復雜心態，還原真實的底層生活。

2006年《南都周刊》刊登了《思想界炮轟文學界：當代中國文學脫離現實》一文，有尖銳的觀點指出：“中國主流文學界對當下公共領域的事物缺少關懷，很少作家能夠直面中國社會的突出矛盾?！薄白羁膳碌倪€不只是文學缺乏思想，而是文學缺乏良知?！雹嘁皂n寒、郭敬明為首的 “80后”“青春文學”作家，他們大多關注“小我”，著重描寫生活的瑣碎和內心世界的情感歷程，活在一間自我的房子里，對社會中存在的種種問題視而不見，在粉絲的追捧下寫著“明媚憂傷”或是“生酷怪冷”的文字。所幸，“80后”還有畢亮、鄭小驢、李傻傻這樣關注社會矛盾與現實疼痛的作家，他們有其獨特的人生經驗，更懂得“80后”這代人的生存狀況，把自己的切身感受和體驗化為文字，直面社會現實，把觸角伸向底層，為當代現實主義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少年視角下的“創傷記憶”

康奈爾大學教授凱魯斯在她的經典著作《無主的經驗：創傷、敘事和歷史》中，對創傷的定義是：“在突然的，或災難性的事件面前，一種壓倒性的經驗，對這些事件的反應通常是延遲的、以幻覺和其他侵入的現象而重復出現的無法控制的表現?！雹?/p>

“創傷記憶”是畢亮、李傻傻和鄭小驢這些底層作家中共有的意識形態，少年時期的某些創傷遭遇的影響貫穿整個成長過程，作家利用少年視角可以保持成長現場的真實感，在少年視角下書寫其成長過程中的創傷記憶，從而對各種暴力傷害中的人性進行深層次的拷問。

改革開放、網絡崛起、思想解放等給“80后”鑄就了一個光怪陸離的多元化社會，但是社會進程急劇發展，他們面臨的“新變”比“70后”“90后”“00后”更為激烈。他們在農村成長階段，正是中國經濟改革給農村帶來較大沖擊的時期，“三農”問題很快凸顯——“在農村民主與法制嚴重缺失、權利腐敗已成重災的現實情況下，農民的根本利益被肆意剝奪、損害……農村留守婦女、兒童、老人則長年累月承受著無依無助的痛苦煎熬;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長期的土地過度開發，又使無數農民失去土地，背井離鄉，幾億農民進城務工謀生，又使越來越多的鄉村加速衰敗、消亡……”⑩這些農村現實問題在畢亮、李傻傻和鄭小驢的少年時期深刻影響著他們的成長。少年已經具備了基本的認知能力，對世界的認識已經形成初步的自我理解，歷史記憶中的苦難、傷害與暴力會帶給他們沉重的心理壓力和精神創傷，在記憶中烙下無法磨滅的印痕。

鄭小驢著重死亡和暴力的書寫，小說《西洲曲》以“計劃生育”作為“80后”成長的歷史背景和寓意載體，他說：“選擇計劃生育這個主題，對于我來說，是個必然的選擇?！?0后作為計劃生育政策影響最深的一代人，童年時期的孤獨和恐懼、戰栗帶來的記憶創傷，可能會伴隨他們一生?！眥11}鄭小驢親歷了農村中強力實行計劃生育帶來的暴力和傷害，在他八、九歲的時候，一位有身孕的堂姐到他家躲避計劃生育，提心吊膽幾個月后，眼看大功告成之際，她卻因躲在地窖里缺氧而流產了，堂姐痛不欲生。這位堂姐便是《西洲曲》的“北妹”的原型?！段髦耷肥且砸粋€叫“水壺”的少年視角來講述計劃生育給幾代人造成的傷痛，通過少年的成長反映了時代和社會的變遷。小說中“北妹”和丈夫譚青已經生了兩個女兒，渴望延續香火的他們鋌而走險懷上第三胎，在“水壺”家躲避計劃生育小組。執行者羅副鎮長和八叔得到消息后到“水壺”家徹查了一夜，躲在地窖中的“北妹”因長時間缺氧導致流產，死掉的正是一個男孩?！氨泵谩痹谑ズ⒆雍笤谝估锿逗幼员M，暴力執行者對于北妹之死的說法是：“這只不過是一起簡單的自殺事件而已，是她自己選擇的結果?！眥12}另一人物孫典也是在連得三個女兒后，老婆懷上兒子，但懷胎七月被發現后強行送到醫院引產，母子全死在了醫院里，自此孫典成了“孫癲子”?！八畨亍蹦赣H曾在懷胎六、七月時也是被八叔送去強制性引產，之后母親精神出現了問題，整日丟了魂兒似的尋找不存在的嬰兒。執行者八叔為了響應國家的號召，將已經懷孕三、四個月的妻子送到醫院流產，換來了他在大會上做先進事跡報告的榮譽……在醫院的后邊有座埋著無數嬰兒的“嬰兒山”，夜里甚至能聽到嬰兒的啼哭聲，這個地方是所有失去孩子的人的傷心之地。八叔和羅副鎮長對人基本生育權力的暴力剝奪成了“水壺”一生中難以撫平的創傷記憶。鄭小驢用孩子的痛感去控訴這項政策的非人道，去拷問踐踏人性的惡行，引起同一代人的共鳴。莫言的《蛙》也是以計劃生育為歷史背景，但《蛙》通過講述從事婦產科工作50多年的鄉村女醫生“姑姑”的人生經歷，側重觀照“姑姑”的精神異化與救贖。與莫言不同的是，鄭小驢在《西洲曲》選擇了一個更為直接的少年視角，強調在場感，表達了“80后”這些計劃生育影響下長大的年輕人，對執行計劃生育政策過程中產生的悲劇和暴力的反思。作為“80后”的鄭小驢敢于表達內心的叛逆、偏激、極端，不再以忍耐的方式去面對暴行。

項靜在《一代人的默與鳴》中評論《西洲曲》是“一代人的‘看見，看見是一種態度，一個有勇氣的作家看見就不可能沉默?！眥13}作為時代旁觀者、參與者和見證者的鄭小驢一直有意識地去觸碰同一代人的各種集體記憶，直面歷史現實，揭示歷史中涌動的暗流。

李傻傻和畢亮更注重反映農村的一些現實問題，如留守兒童的親情缺失，留守婦女的情感創傷，外出務工青年的不幸遭遇等。李傻傻在散文集《你是我的虛榮》里說自己是一個由奶奶養大的孩子，不在同一個地方打工的爸媽回到家后長期吵架、鬧離婚。十幾年來，他的媽媽有回家幾次，爸爸回來幾次，一起回來過幾次，李傻傻時常為思念媽媽大哭。在雙親在珠三角“尋錢”時，缺少管教的李傻傻早早就學會了逃學、偷錢、早戀。在李傻傻的故鄉，在田間做事的人幾乎沒有一個青壯年漢子，更沒有正當妙齡的女子，所有的男子漢和青年女性都跑到廣東“尋錢”，一年半載也不回來一次?！盀榱恕?，他們必須遠離‘妻子?！眥14}李傻傻的父親為了掙錢供他上學，不僅忍受勞苦、病傷折磨，還得忍受老板的欺辱。

在畢亮的“官垱鎮”系列小說中也一再提及“留守問題”。短篇小說《繼續溫暖》中爺爺馬老倌是留守老人，孫子馬達是留守兒童，他們在老家相依為命，青年父母都在麻城打工鮮少回家。爺爺日日思兒，在父母缺位下孫子比同齡小孩要早熟，他每天都要變著法子撫慰思念成疾的爺爺。在外務工的雙親為了生計春節無法回家團聚，大年初一馬達模仿父母回家的聲音惹得爺孫倆淚水漣漣。

鄭小驢用少年視角去控訴暴力傷害，記錄苦難、傷害與暴力帶給他們沉重的心理壓力和精神創傷;畢亮和李傻傻以人文情懷抒寫留守群體在現代化過程中物質、精神、心理和文化等方面的創傷體驗，揭示留守群體不能承受的“輕”與“重”。他們共同以其獨特的底層成長經驗，以個人的創傷記憶連接了歷史、時代共有的創傷記憶，展現了底層農村生活的真實畫卷，在文學價值層面呈現出現實主義的新高度。

三、城市“邊緣人”的現代性焦慮觀照

芝加哥學派領軍人物羅伯特·帕克在1928年提出了“邊緣人”概念。他認為“邊緣人”是一種文化混血兒，“他和兩種文化生活與傳統截然不同的人群密切地居住、生活在一起;他決不愿意很快地與他的過去與傳統割裂，即便他被允許這么做;由于種族偏見的緣故，他也不能很快地被他正努力在其中尋求一個社會位置的新社會所接受。他是兩種文化和兩個社會邊緣的人，而這兩種文化和兩個社會決不會完全滲透與融合在一起?！眥15}底層青年在為理想選擇進入陌生城市尋求發展的時候，毫無疑問地都存在過渡和危機時期。在這個時期中，他們原居生活已經破碎，奮斗中的他們無法回到記憶中的故鄉，短時間也無法融入現居的城市，在城市中處于一種漂泊的狀態，底層青年無奈地成為這個社會的“邊緣人”。

現代性是一種與現實相聯系的思想態度和行為方式，同時它也是一個與時間相聯系的歷時性概念，是從思想觀念與行為方式上把握現代化社會的屬性，把握現代社會應有的時代意識與精神。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認為，現代性首先展現的是諸多層面的變化：社會分化加劇，社會關系越來越趨向于功能化，主體文化與客體文化的鴻溝越來越深，個人文化萎縮，但物質文化異常發達，人的文化最終淪為物的文化。{16}現代性發展的變化必然刺激著城市中的“邊緣人”。城市“邊緣人”在城市中欲望不斷地膨脹，然而現實此岸與理想（愿望）彼岸往往橫亙著不可逾越的鴻溝，“現代性焦慮”由此派生。丹麥心理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認為焦慮是人在選擇面前固然會出現的一種心理，其產生關乎著自我意識的一系列發展過程。面對現實中接踵而來的問題，城市“邊緣人”的精神不堪重壓，焦慮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隨著現代化進程加快，現代性固有的弊病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逐漸暴露，城市中人的精神生活顯現出貧乏性，理想塌落，人們喪失真誠、正義，導致了社會文化結構的深層危機，危機也給社會和個人滋生了焦慮。

和畢亮、李傻傻和鄭小驢同時代的城市“邊緣人”，他們的焦慮早已不是溫飽問題，而更多源自在社會現代性趨勢下個人生存與發展的困境。他們這代人恰好碰上高校擴招，雖然“有幸”上了大學，但是高校擴招帶來失業率上升，“就業難”成為他們共同面對的生存問題。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使得一些人勞動付出與實際所得不對等，讓在城市底層打拼的青年人難以達到期望的生活水準，這種期望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和矛盾是造成他們焦慮的原因之一。畢亮的短篇小說《消失》中，邋里邋遢、酒氣沖天的房客曾經也是個樂觀向上的青年，在深圳有個相愛四年的女友，但在失業半年后房客開始酗酒、有了暴力傾向，在一次施暴中殺死了女友。自此房客只能借助酒精麻痹自我，不斷地去緬懷那個沒有變成惡魔的“那個朋友”。有意味的是小說中的另外一對小情侶在這個逼仄陰暗的租房里將會重演房客的悲劇——遭受現實的挫折打擊后也會出現爭吵、反目到離開。短篇小說《那個孩子是男還是女》講述的也是一對小情侶——唐娜和馬默，他們艱難地在深圳打拼，在這座欲望之都中唐娜和馬默都不知不覺地在變化，他們每天都為雞零狗碎的事情吵架，對他們影響最大的是兩年前那次人流手術，馬默決定不要這個孩子，理由是：“現在我們一無所有，沒有房子，時不時要搬家，養孩子負擔太重;等孩子懂事了，知道自己如何困難地成長，也會怪我們父母的……”{17}在巨大的生存壓力下不得不打掉的孩子，這成為唐娜和馬默心中永遠無法彌合的傷痕。

馬斯洛在《人類激勵理論》中將人類需求像階梯一樣從低到高按層次分為五種，分別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一般來說，某一層次的需要相對滿足了，就會向高一層次發展，追求更高一層次的需要就成為驅使行為的動力。{18}在追求更高層次發展的過程中遭受挫折時，城市“邊緣人”會陷入焦慮和懷疑。如在畢亮短篇小說《而立之年》中，夫妻屬于深圳“新移民”一代，到了而立之年的他們都想讓自己的生活有個質的飛躍，不斷給自己施加壓力卻讓生活變得一團糟，小女兒的生活也受到了影響。最后丈夫瞞著妻子參加了一個“成功學”培訓班，“多少我們應該掙扎一下，就算死，也要死得好看一點?！眥19}故事結局妻子幡然醒悟，想起他們都曾有過“西藏夢”，不再施加壓力給丈夫。在這個新都市的陰影中有一群無奈的人群在焦慮中掙扎，物欲膨脹下人的精神被擠壓變形，每個“邊緣人”遭受著被現實打擊的痛苦和迷茫，卻仍然夢想自己是躍過龍門的那條鯉魚。

李傻傻和鄭小驢小說中的現代性焦慮源自生存與發展困境下個人價值存在與身份認同感的缺失。李傻傻筆下的年輕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每天在廉價的出租房里睡得天昏地暗或者在網吧打游戲殺時間。小說《紅×》寫一個不滿十八歲的少年沈生鐵從鄉村到西安念書經歷了精神與物質的雙重流浪生活，逐步走向墮落——抽煙喝酒、翻墻逃課、公共場所犯罪、嫖妓、偷竊、搶劫、對楊繁的不倫之戀，最終成了殺人犯。李傻傻筆下的小人物如“幽靈”般在鋼筋凝土的城市里飄蕩，靈魂早已千瘡百孔，偶然尋求肉體的刺激來證明自己還活著，他們無奈地發出吶喊：“我們80后到底招惹了誰？”

鄭小驢的《可悲的第一人稱》中資深“京漂”小婁熟悉北京這座城市的每一寸肌理，甚至比自己家鄉還要熟悉，然而他在這座城市卻無法尋求個人存在感和獲得身份認同感。他倉皇逃離城市來到原始森林，在這里獲得一種暫時的解放，但原始森林的新鮮感過后，小婁又陷入了空虛。他打起兩塊藥地的主意不僅是為了發財，更是想通過發財的方式來實現個人價值和獲得社會認同感。然而徘徊在城、鄉的小婁最終夢想都被現實無情地澆滅，沉浸在失敗感中的他得知小烏懷孕的消息后，不知如何面對，只好假裝自己已經死了。如果他重返北京，意味著他要迎接他的下一代，生下來的“漂二代”在城市中依然面臨著身份困境問題，在“漂二代”的童年同樣會形成創傷記憶。

“80后”作家畢亮、李傻傻和鄭小驢讓文字貼近現實，反映出“現代性”帶來的普遍問題，真切地反映了城市“邊緣人”的焦慮與掙扎，呈現變革時代、社會轉型期個體的生存與發展的困境。

三位湖南作家畢亮、鄭小驢、李傻傻將自我獨特的底層經驗融入個人敘事當中，從少年視角的“創傷書寫”進一步拷問底層之殤，用“邊緣人”的生存焦慮和精神焦慮引起社會警惕和反思。他們以文學之筆針砭時弊，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他們的底層書寫也彰顯著“80后”作家在新的歷史語境下逐步走向成熟。

注釋：

①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頁。

②金理：《鄭小驢論》，《當代作家評論》2014年第4期。

③曾念長：《李傻傻的散文和我的大學回憶》，中國作家網，2007年07月30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7/2007-07-30/42815.html

④{11}行超：《樸質又悲情的<西洲曲>》，《文藝報》2014年2月19日。

⑤鐘華生：《用文學打量“城里的外鄉人”》，《深圳商報》2011年3月7日。

⑥魏沛娜：《對話畢亮：我更愿意關注“失敗者”和小人物》，《深圳商報》2016年3月13日。

⑦{17}{19}畢亮：《地圖上的城市》，海天出版社2016年版，第124頁、第35頁、第105頁。

⑧黃兆暉：《思想界炮轟文學界：當代中國文學脫離現實》，《南都周報》2006年5月20日。

⑨轉引自王欣：《創傷、記憶與歷史——美國南方創傷小說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2013版，第38頁。

⑩張璦：《底層現實的守望與期盼：社會轉型期“民生問題”報告文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頁。

{12}鄭小驢：《西洲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5頁。

{13}項靜：《一代人的默與鳴——讀鄭小驢的<西洲曲>》，《文學報》2013年9月5日。

{14}李傻傻：《你是我的虛榮》，鷺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頁。

{15}轉引自余建華、張登國：《國外 “邊緣人”研究略論》，《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

{16}轉引自周憲：《審美現代性批判》，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67頁。

{18}[美]亞伯拉罕·馬斯洛著，許金聲等譯：《動機與人格》，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