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伯講的故事

石舒清

我的鄰居凌振方老伯，生于1925年，山西人，在寧夏生活工作了大半生。老人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參加過抗美援朝，當然也不可避免地經歷了1949年以來種種運動，所以老人回望自己一生的時候，就顯得極富感慨。一墻之隔，老人常常習慣于到我這邊來拉拉閑話。我的年齡差不多只有老人一半，經歷更是少得可憐。對于喜歡寫作的我而言，有這樣一位老鄰居，自然是難得的幸事。時間長沒寫東西了，虛度光陰總是不好，閑著也是閑著，且把老人講過的，與抗美援朝相關的幾樁往事，轉述在這里吧。

相 親

1951年元月，在河北晉縣一下火車，干部戰士的帽徽胸章就換了，換成了志愿軍的帽徽胸章，一下子從解放軍變成了中國人民志愿軍。

家在華北一帶的就趕緊給家里寫信。我26歲了，離家沒回也有6年了。我也立刻寫了信給家里，說是要去朝鮮保家衛國了。

那時候大家的思想都很激烈很復雜，抗戰多少年，解放戰爭多少年，一直在打仗，把蔣介石打敗了，以為從此就不打仗了，可以回家過日子了。多數人都是這么想的。

就有很多家屬來部隊看自己的孩子。來見一面，送一送。不少家庭都帶著羞答答的姑娘同來。是來送給戰士們突擊定親結婚的。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回來，不知是生是死，先結婚給家里留下一脈香火吧。那一段部隊上的氣氛是很特別的，從來沒見過那么多的年輕姑娘，讓人領著，這里那里眼巴巴地找自己要找的人，就像匆忙出嫁的大姑娘慌里慌張地找著上轎的地方，就像羊一樣叫人牽著，要到集市上去賣掉。每一個來的姑娘，男方的家里都是下了大功夫花了大價錢的，不然人家不來啊，雖說保家衛國是光榮的事，但是實打實落到自己頭上就總是要想一想。結婚也簡單，就是兩個人在一起聚上幾天。如果可以說是集體婚禮，沒有比這個更大的集體婚禮了。當然大家都很低調，都是各結各的婚，先來的先結，后來的后結，互相之間不賀喜，不攀比。對于這一種突擊結婚，部隊領導不提倡，不干涉，一句話，默認，家屬來了就提供吃住，想住就住著，不走也不催。雖說結婚是喜事，但總是有些怪怪的。就像肚子飽著，害怕下一次餓，就再吃一些再吃一些。因為接到信息總有個遲早，路總有個遠近，事情總有個方便不方便，所以說雖然都說是結婚，但有的在一起時間長一些，有的只能短一些，還有的兩個人在一起就過一個晚上，第二天部隊就出發了。這還算好的，還有的，戰士已經坐在火車上要走了，家人領著姑娘還在路上。戰士常金城，父母雙亡，姐姐疼他，領了個姑娘來見他的面，面是見上了，常金城在火車上要走了，姐姐領著姑娘才趕到，就那么一個把一個望一眼，就算是見過了，就算是把親定了。在姐姐的努力下，姑娘紅著臉把一雙自己做的鞋墊從車窗里給了常金城，常金城一去沒回來，他的最重要的遺物就是那雙鞋墊。

說說我吧。我也是入朝前突擊結婚的。

家里收到我的信，就火急火忙地拿著我的照片去趙銀花家，把我家的一頭小牛給了趙家，然后由我叔叔我嬸嬸領著趙銀花，遠路風塵到河北晉縣來找我了。趙銀花一見到我就一直讓我看她的背子，就不轉過來讓我看。我嬸嬸給她使眼色把眼睛都使爛了。趙銀花倒不是看不上我。她后來說她就是有些緊張，不知道她和我到底算是個啥關系。我命大命好，我和趙銀花在一起生活了有六十年，不是去年她才走的嘛。趙銀花他們今天來，第二天部隊就出發去朝鮮，所以我們在一起也就數得來那么點時間，我是連隊的司務長，當時我這種人應該是最忙的人，所以趙銀花來那天我也不能陪他們，我讓他們自己在部隊上閑轉轉，我得去師部領物資。我一天跑了師部兩趟。副連長李柏林、指導員張斌聽說我結婚，從五里遠的地方來看我，卻沒有等到我，趙銀花和他們也沒有一句話。在我領物資回來的路上他們碰到了我，問我今天是啥日子，我說是啥日子，不是明天才出發么？他們就都笑起來，說今天是你結婚大喜的日子你亂跑什么，真是個死腦筋。又說我找的老婆是不是個啞巴，問十句不說一句。我說我問人家也不說。李柏林嚴肅地說，這不行，你要哄著人家說話呢，一句話不說算是結的啥婚？我叔叔嬸嬸把趙銀花領到部隊上來，臉上有些掛不住，在老家的時候，他們都說我在部隊上不是一般的戰士，是當官的，又管錢又管糧，怎么能不是官呢？一路給趙銀花也灌輸的這些話，趙銀花后來給我說我嬸嬸一路說給她的話，一見面才發現沒有幾句是真的，按嬸嬸的說法，趙銀花只要嫁給我，就可以說是一個官太太了。但是我和趙銀花見面結婚，只給了她一雙襪子做紀念，別的什么也沒有。他們一行三人返回老家的時候，好在嬸嬸感冒了，咳嗽得厲害，這倒免得她再說什么。趙銀花說她穿著我給她的襪子，心里頭倒是熱乎乎的。趙家人不錯，趙銀花回去后不久，就去我家住了，把我的父母當她的父母伺候著，是我多大的福氣啊。我在朝鮮給家里寫信，總是要在信后面特別寫幾句給趙銀花，這在我們那個地方還是少見的。傳統上大家更習慣的是，給長輩的信和給老婆的信不能寫在一封信里面，我這樣寫，就是要讓她知道我對她的感激，對她的情分，我要讓家里知道這個女人在我心里的位置和分量。有時候就是為了給趙銀花寫信我才給家里寫信，雖然寫給她的字要數起來沒幾個。

隊伍出發前還發生過一些事，就比如有一個叫馬玉清的，河北贊皇人，副連長，1945年參軍，打仗不怕死，很勇敢，立過大功。他已經結婚了，入朝前，他媽媽帶他媳婦來部隊住了兩天，然后他媳婦走了，他母親還留著，問他媳婦怎么不住著走了，說家里有事呢。馬連長很忙，白天做戰士的思想動員工作，晚上還親自站崗放哨。但是就在部隊出發前一天，馬玉清不見了，他母親還去找領導要人，其實一家人唱的雙簧戲，馬玉清是開小差了。

1951年春，部隊從河北晉縣上了運煤的火車，保密起見，一周內吃喝拉撒都在火車上。到遼寧寬甸河口下車，晚上就跨過了鴨綠江。白天隱蔽在山溝里，晚上才走大路。一天夜里下雨，我們后勤組和自己的連隊失聯了，就和幾個病號在一個小溝里尋到兩間草房，也沒有什么照亮，進去一摸炕上有人，我們就隨便睡在地上，一覺睡到天大亮，這才發現炕上睡著的是幾個死人。

我們在朝鮮的日子就這么開始了。

一號招待所

1952年大年之交，朝鮮下了一場大雪，足足有三尺厚。我活了快九十歲，碰到那樣的大雪，說來也就那一次。世界上除了滿眼的白，好像就沒有其他的顏色了。打仗啊什么的，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好像仗不用打了，這么大的雪，還怎么打仗啊。雪花很大，有楊樹葉子那么大，也密，沒有風，就那么直落落地下來，就像天上出了什么事情，住不下去了那樣。雪主要是夜里下，天亮不久就住了，雪肯定是下累了，也需要歇緩歇緩。差不多有一周時間，敵人不打一槍一炮，我們也不打一槍一炮，連飛機都不出來。戰士們都議論說，敵人叫大雪壓死了，飛機翅膀凍硬飛不起來了。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天早上，接到通知，讓我去師部開會。這樣的天氣，可怎么出行？我帶著一個通信員就出發了。雪快到胸部那里了，腳沒有辦法實踩到地上。通信員個頭小，我走在前面，他跟在我后面，有時候被我落下一截，我還要等他，看他就像雪地上出來的一點木頭樁子。在這樣的雪地上走著，走多久也好像原地沒動那樣。說是走，其實也可以說是在爬行，兩手要像劃水那樣不停地在雪上劃拉著，手比腳還要忙的。十里路，從早晨八點出發到中午十二點，才走了一半不到。照這樣走下去，天黑也未必能到，那就壞了，凍死在雪地里都沒人知道。干著急沒辦法。通信員說，凌指導員，我們還是原路回去吧，這么著不敢往前頭走?；厥遣荒芑厝サ?。雪多的時候，就覺著世界上都是雪，雨多的時候，就覺著世界上都是雨。雪面上有數不清的針尖兒那樣大的光，看著是白的，看著又是黃的，又好像還是紅的，是紅黑的，是黃白的，嘩嘩嘩閃個不停，讓人的眼睛刺痛，腦袋漲鼓鼓的。就是要撒尿，下面也不容易掏出來。就算是剛剛走過的地方，雪也會隨時塌下來填住。當然走過人的地方再走肯定是方便一些，不然通信員那點小個頭根本沒辦法在這樣的雪里面走。他一邊走一邊吃雪，臉叫雪都糊住了，看他的臉就像受傷被包扎了那樣。長話短說，后來我們看到遠遠的雪面上出現了幾個黑點，就像誰遠遠扔在雪上面的幾件棉襖似的。原來是通信兵出來查線，這就好了，我們就朝著他們的方向過去，然后循著他們來時的路走到師部去了，真好運氣，天剛剛擦黑的時候，我們到達了目的地。

隨便吃了幾口，師部管理股的陳股長就讓勤務兵先帶我們去休息，要求把我們帶到一號招待所去。我一聽一號招待所，心里動了一下。一號招待所，可以好好睡一覺了?？墒乔趧毡f，一號招待所讓大雪埋掉了，去哪里找呢？陳股長嚴肅地批評了他。我們就每人手拿一根鋼釬，沿著山根邊走邊捅著，找一號招待所，雪到處埋得嚴實，連山好像也消失了，一捅時才覺得旁邊是個山，不捅那么一下，就覺得山看起來也平展展的。夜色下來了，雪上罩了一抹夜影，好像和雪保持著一個距離。勤務兵走在前面，牢騷說，走走走，我不找了，讓陳股長自己來找。我說還是我們好好找吧，你去找陳股長，陳股長又一頓批評你。我說就不找一號招待所了，隨便找個能遮頭蔽身的地方就可以了。正說著，只聽撲通一聲，就看見勤務兵滑入一個側坑里去了。我為他擔心著，卻聽到他在里頭高興地喊著說，找到了找到了，原來那就是一號招待所。像一個菜窖。我把洞口的積雪清理一下，里面鋪著柴草。勤務兵讓我們好好休息。我打量了一下一號招待所，連我的身子都站不直，也就睡兩個人的樣子，比鄉村里看瓜人住的棚子可是差多了。這不是來比闊氣搞享受的地方。休息要緊。通信員里邊，我外邊，枕著軍帽，裹緊大衣，我們就睡了。還沒有睡實落，外面又傳來勤務兵的聲音，讓我們趕緊出來。這么大的雪，難道有什么情況么？我們戴上帽子趕緊爬上來。外面除了勤務兵，還有一男一女兩個人。一看那兩個人就是友軍。原來是要求我們把一號招待所讓出來，讓給兩個友軍住。人在想睡而不得睡的時候，心情往往是不好的。我想我們都已經住好了，這是弄的什么呀。但我畢竟是指導員，很快我的想法就變化過來，我用朝鮮語問候著他們，我說人民軍軍官好，我說人民軍女同志好。兩個友軍，男的四十歲上下，顯得很是干練英武，女的大概二十歲還不到，借著雪光的映照，真是好看，尤其眼神，在你的臉上隨便地過一下，就可以給你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兩位友軍道過謝意，就一前一后下到洞里去了。男的在前面，女的在后面，兩手按著膝蓋，一眨眼就不見了，只剩下一個被雪圍裹著的大山在眼前，好像任憑怎么看，也無法一眼把它看盡。

后來我們順著山根又找到一個小洞，里面沒有柴草，把洞口的雪清理掉，我們就睡了。通信員很快就睡著了。我閉著眼睛聽著這沒有任何聲響的夜，好像總是能嗅到一絲香噴噴的什么。什么時候睡著的我也不知道。一覺醒來，外面又在三三兩兩地飄著雪花子了。睡著了不覺得冷，醒來才覺得是很冷的。我和通信員就在洞前的雪地上使勁奔跳了一會兒，感覺身子才慢慢地暖和起來。

尤高壽

我講的這個人雖然犧牲在朝鮮，但今天我講的大部分關于他的事情都發生在我們自己的國家。這人叫尤高壽，其實活了二十多歲。高壽高壽，叫人空歡喜的一個名字。

尤高壽是淮海戰役的時候，我們從國民黨那邊解放過來的，個頭不高，結實，圓臉，愛笑話少。沒事愛擦槍，把槍擦得干干凈凈的。有時節愛歪著腦袋想什么。吃飯的時候也這樣，吃著飯，碗就在手里，歪著腦袋想一想了，再吃。不像別的人吃飯的時候就一心吃飯。有什么可想的啊，不想倒好。

后來處得熟了，尤高壽告訴我說，他想他媽媽，想得厲害。他媽就他這么一個兒子，這在他們那里很少見的。他給我悄悄說他都三歲了還吃他媽的奶。

因為他常這樣說，我就覺得這是個事，其實我也有媽媽，我也想媽媽，但是比較起來，沒有尤高壽想得這么厲害。我說你使勁想，就容易夢到。尤高壽說不是那么回事，他夢里夢不到媽媽，倒是夢到亂七八糟的人。我說你家在哪里啊，到時候我陪你去看你媽。尤高壽好像不情愿告訴我他家在哪里。好像就在四川一帶吧。這也是我從他的口音聽出來的。渡江勝利后，部隊往四川方向去。我說是不是往你的家鄉去，要近便時，你一定說一聲，我們去看你媽媽，后來重慶解放了，又解放了合川，經鄰水要往梁平縣去了，我一路總問尤高壽，他的家到了么？還遠不遠？我陪他去看看他的媽媽。我們每到一地，總有百姓兩邊站著看，有人明顯就是看隊伍里有沒有自己的親人。每當這樣的時候，我就又往鄉親的臉上看，又往尤高壽的臉上看，都是看不出什么來。我生氣了，我對尤高壽說，看來你說你想你媽媽是假的，你家到底在哪里，遠了算了，近了我們就去看一下嘛。尤高壽說，到了我給你說，確實還沒到。他看出我是真心想幫他的，就也掏心窩子一樣說，要是見一眼他媽媽，他就是死了也不后悔。我們這些戰士雖然是出生入死，但最忌諱說死啊活的話。我心里說這個人當幾年兵了，這一點都不知道么？

一天我們到了一個叫平吉鋪的小鎮，天氣太熱，隊伍就停在街兩邊的房影里休息，鎮上的人趁機來慰問我們，給些雞蛋啊水什么的。當然你付錢他們也收?？蜌庖幌戮褪樟?，連賣帶送的樣子。我找尤高壽吃飯，找不到他了。我不知道和尤高壽我倆誰的年齡大，但我個頭高，就好像覺著我是個兄長了。這就使得我總是要關心尤高壽。當然所謂關心，也不過就是喊他吃飯一類而已，有時候他吃過的碗我也順手拿過去就洗了，把他掉下來的背包再給他緊一緊綁帶等等。我在街上找尤高壽去吃飯，找了半天見不到，都是兵，穿戴也一樣，不是太好找，忽然看見一個人坐在街邊一塊房影很重的地方，頭上戴一頂草帽，就像是莊稼地里驚嚇鳥雀的稻草人。我怎么覺著那就是尤高壽，上去彎下腰一看，果然是他，這是在弄什么？我一下扯掉了他的草帽，他把草帽又搶回去戴在頭上了，草帽戴得很低，把他的半個臉都遮住了。他說他臉上出來些疹子，怕曬，就跟了我去吃飯。吃飯的時候，草帽把他的臉遮得看不到。我當是他出疹子怕曬，也就沒有再說他什么。不知道他頭上的草帽子是哪里來的。也許是路邊店鋪里買的。那時候戰士們身上幾乎都沒有什么錢。直到第三天，我們又走過好幾個地方，尤高壽才給我說了實話，真是把我氣壞了，原來那個平吉鋪，就是尤高壽的家，尤高壽也看到了自己的媽媽，他看到媽媽就在他家的街門口站著看呢。尤高壽要是喊一聲，媽媽就能聽到，就那么近，但是尤高壽忍耐著不喊出來。

尤高壽既然如此做，必然有他的道理，他那天要是說不出一個道理來，說不定我就要打他一頓，這太不能叫人理解了。但是聽了尤高壽的話，我才理解他戴草帽的原因了。尤高壽說，其實他媽媽和他一樣，也是又想他，又怕見他，盼他遠走高飛，怕他沒出息回來，回來肯定死路一條。事情是這樣的，尤家在平吉鋪是個大姓，家族里有一個頭面人物，叫尤在綱，是家族里說一不二一言九鼎的人。尤高壽十七歲就結婚了，老婆算是童養媳，很好看，小兩口關系也好。家族舉行祭祀，尤在綱給大家一一發香的時候看到了尤高壽的女人，就把她一眼看上了，兩個差了幾十歲的人，慢慢竟搞到一起去了，尤高壽當面就撞見過兩三回。一次又撞見了，實在氣不過，就失手把尤在綱打死了，家族里就以族規，判罰尤高壽給尤在綱償命，照老規矩，不是沉河就是活埋，尤高壽這才逃出去當了兵。兵是賤的，但你到兵營里捉人，那也不是容易事。算是小的托靠到了一個大的。他的媽媽夜里送他逃跑的時候，說，你和你爸氣質都弱，所以人敢欺負你們，想不到你能打死人，打死就打死了，從此你去保你的命吧，再不要回來了，從此就當是我死了。

聽老媽媽這話說得多硬氣。

我說你可以悄悄指著我把你媽看一下，咱們經常說么，我也應該看一下老人。還有個話我沒敢跟尤高壽說，既然他們母子不方便見面，我是方便的啊，我可以偷偷上去給老人打個招呼送聲問候啊。我可以悄悄說一些話啊。但人在事中迷，這好辦法我要是說了，尤高壽說不定后悔死。就不說了吧。

尤高壽說他的媽媽真是老多了。不過他還是很高興，畢竟他是見過媽媽了。媽媽要是在家里不出來，他也是見不上的。見一面是一面吧，就像一張大票子錢，換開了一點一點慢慢花。關于這次見面，尤高壽還給我講過這樣的話?？傊畯钠郊伋鰜砗?，他的情緒是好了許多，好像一個大心愿滿足了那樣。

尤高壽是1952年犧牲在朝鮮的。尤在我們連隊當炊事員，相對來說，其實是不容易犧牲的。但他犧牲了。那天已經到了午后，吃過飯了。云彩很多，陽光時不時就刺破一塊云彩照下來，使人的眼前頭一陣子亮起來，一陣子暗下去。我和尤高壽正好在一塊大石頭的兩邊，尤高壽洗了衣服，幾乎是光著上身，等著他晾在石頭上的衣服曬干。我是在石頭的這一邊整理著一些零碎。難得這么的平靜和好天氣。但是好景不長，就聽到天上轟隆隆的聲音，敵機來了，四架，也許是天上云彩太多的原因，也許是飛機的聲音連作一片的原因，也許是飛機飛得太低的原因，就感到一種遮天蔽日的感覺，飛機看起來是那么黑重又是那么尖亮，就像天上一時三刻成了個大戰場一樣，轟隆隆響著，炸彈下來了，跑是沒法子跑了，跑著倒容易成為目標，就在石頭跟前藏著，恨不得像個螞蟻蟲兒什么的，鉆到石頭下面去。情急之中，我發現我這邊的石頭像房檐那樣伸出來一些，就使得下面凹進去一些，來不及多想我就藏到下面去了。炸彈就像無數的巨石掉在厚厚的冰層上，地哆嗦著，大石頭就像通了電那樣吱吱吱響著。閉著眼睛也能看到黑浪和火光。聽天由命吧，躲過了是我的福氣，躲不過，死了也就死了。人活在世上不是這么死就是那么死，總是一死。倒也不是太害怕。凡事都是過后想起來才怕的。那一陣實際就是來不及想什么。我用盡全力擠緊著石頭，好讓自己藏得更深一些。尤高壽那邊怎么樣了？想不了那么多了。不知過了多久，天上那好像要毀滅一切的聲音沒有了，空氣里有著刺鼻的味道。我看了看天上，太陽看起來就像月亮一樣，在一片薄厚不勻的云后面無聲地移動著，驚魂未定的樣子。我就想到了尤高壽，他怎么樣了呢？我趕到石頭的這邊來看時，沒看到尤高壽，就看到一個觸目驚心的大坑，像是在滾燙中還沒有涼下來的感覺。沒見到尤高壽，他晾曬的衣服竟然還在大石頭上，落了厚厚一層焦土在上面。

尤高壽哪里去了？他倒好像是從大石頭邊逃脫了，倒好像是他藏在了哪里，隨時都可以拍打著塵土笑著走出來。我當然清楚尤高壽哪里去了。當兵多年，見過各種各樣的死，從來沒見過一個人的死，會像尤高壽這樣找不到一點蹤跡。這和看到一個人實實在在死在那里是完全不一樣的，從那以后，只要是我一個人，總覺得尤高壽會突然出現在我身邊，笑著或者愁苦的樣子看我。

剛剛入朝的時候，上級命令三人一組，把各自的具體信息，包括家庭住址、聯系人等，詳細地記錄在一片布上或者紙上，縫在自己的衣領里。一個犧牲了，另兩個還知道信息，兩個犧牲了，還有一個知道信息的，可以負責和犧牲者的家人通信聯系。我，尤高壽，還有一個河北省武強縣大楊莊叫楊喜山的，我們三個是一組。炊事班從那天以后就沒有再見過尤高壽。我從我的衣領里翻出尤高壽留下的聯系方式，給他的媽媽寫過一封信，把他的遺物一并寄了回去，沒有回音，也不知他的媽媽收到了沒有。

蘆浦洞

1952年，部隊搞“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我也參與了。有一個姓尚的，叫尚和平，也是我們山西人，留給我的印象很深。這人也是從國軍那邊解放過來的，是個大夫，衛生隊隊長。他給我的印象，總歸一句話，就像是一支英雄牌鋼筆，又文氣又強硬。表面文氣，內里強硬。當時周圍像他那樣文氣的人沒有幾個。戴著眼鏡，著裝很合身，就像我們的軍裝是統一發放，他的軍裝卻是專門為他定制的一樣。性格溫和，話少，像高手打靶不浪費子彈，一句是一句。和他談一次話，會留下很深的印象，就像因此開了眼界多了見識一樣，會感慨人里面還有這樣的人。本來是一場審訊，慢慢就會變成一種談話和交流，就像他原來是我們的上級，現在卻坐在低于我們的板凳上，接受我們的問詢了。組織委員劉喜江，脾氣暴躁，是愛拍桌子的人，但是面對尚和平時，好像是換了一種性格，問詢完畢，還會伸出手去和尚握一握?？傆X得尚有些大人物的樣子，其實不過是一個副營級衛生隊隊長而已。

兩天下來，整理尚和平的結論書，關于他的貪污方面，有這樣幾點：

一、在張家口時，把民工丟棄的一頭支差用的毛驢賣了，賣得二十塊白洋；

二、也是在張家口時，繳獲過一件狐皮大衣，沒有歸公，私自賣了三十五塊白洋；

三、1948年把部隊發給自己的馬賣了，買了八石麥子給家里了；

四、1950年到獨三軍改造起義部隊時，重領了兩個月的津貼。

浪費方面，我還能記得的有兩條，一是上面規定不允許用汽油點燈，尚和平用汽油點燈了；還有一個就是對藥物的浪費，把藥物發下去，但是沒有相應的教育說明，一年發生瘧疾一百三十多天，防蚊油用得不好，浪費不少，阿泰伯林也用得不好，浪費了五千多片。

我當時聽到五千多片阿泰伯林浪費了，心疼得厲害，想戰場上有時候藥比金子貴，五千多片藥能救多少人。僅這一條，尚和平就罪孽深重。但尚和平不像個自感有罪的人，說到這些浪費的時候，他的聲音神情都沒有什么明顯變化，就好像他剛剛做完了一個小手術，脫下手套去洗手一樣。我就覺得文化人的心真是深不可測。

問及貪污浪費的原因，尚和平只有一句話，說是從舊隊伍里帶來的惡習，要改。

這樣的話說出來，就無法再讓尚和平說什么了。他說得多么得體而具有說服力。

還有一個事情，不是尚和平自己交代的，而是有人檢舉出來，尚和平自己又承認了的。

就是在谷山蘆浦洞的時候，尚和平和當地一個粗脖子的朝鮮女人搞到了一起。尚和平很迷戀那個女人，竟耗神費力地從國內專門為那女人捎買東西，據綜合檢舉信息和個人交代，尚和平先后送給那個朝鮮女人如下物件，計有：撲粉一盒、太平洋毛巾一條、香皂一塊、香皂盒一個，等等；還有一樣東西檢舉者不知道，是尚和平自己說出來的，尚說他曾在藥房借了一丈七尺白洋布，用這個換了一個降落傘，剪為兩幅子送給那女人做裙子穿。尚和平說，粗脖子女人的媽媽有病，請他去看，給朝鮮人民看病也是應有之義，就去看了，就有了這樣的事。前后總有十來次，反正感覺是離不開她了。只有說這個事的時候，尚和平才流露出不好意思的有罪的樣子，也不看著我們這邊了，而是偏頭看著一邊，或者是低下頭，看自己的一雙文化人才有的手。這樣的時候，我覺得他有一種真面目被揭露了那樣的尷尬和不安。好，我們的腰板就可以挺直一些了。劉喜江委員說，尚大夫，你這個問題是嚴重的，是比你的前面的問題都要嚴重得多的問題，要是我們志愿軍在朝鮮都像你這樣，我們還怎么打仗？我們這樣子會造成什么影響你考慮過沒有？

過后我們又去找了那個粗脖子的朝鮮女人，在一個小樹林的邊兒上，有兩間看起來有了些年月的茅草房，粗脖子女人和她的媽媽就生活在這里。也沒有圍墻。房前的晾繩上曬著被子，發面一樣暄騰騰軟乎乎的。旁邊還搭著幾樣剛剛洗過的什么，正在往地上滴水，滴出一個一個烏亮亮的小水坑兒。生活多么好啊。我們說了我們的來意。粗脖子女人的媽媽和我們說話，那個女人站在媽媽旁邊，不看我們，一直是看著旁邊，而旁邊又確實沒有什么可看的，明顯就是躲著不看我們。我打量了一下那女人，二十四五的樣子，脖子倒不是太粗，當然也不細，為什么要叫她粗脖子女人呢？我記著降落傘做裙子的事。她果然穿著裙子，是不是用降落傘做的那件就不知道了。她略顯胖，烏黑發亮的頭發使她顯得很健康。我暗地里把尚和平和她比較了一下，覺得他們并不般配，就比如站在一起，誰也不會看出他們會是一對戀人或有男女私情，就像把孔雀和母雞排在一起會顯得不大合適一樣。當然這比喻也不太恰當。我們向朝鮮的母女倆表達了我們的歉意，說我們沒有管教好我們的人，給她們帶來了麻煩，帶來了不便，甚至帶來了傷害，請原諒，請相信，事情會到此為止。至于尚和平，我們會依照軍規處理他的。我們這樣說，既有表達歉意的意思，同時也包含著告知對方，我們這邊收手了，你們也收手吧。這種事總是兩方面的事，一個巴掌拍不響。朝鮮媽媽總之有些慌亂和不好意思，好像不知道怎么和我們交流，只是惶恐的樣子，我們說啥她都是點頭，看她臉上那種莫可名狀令人沉重的笑，我們覺得不能再和她多說下去了，好像再說下去，她會終于支持不住，哇一聲哭出來的。媽媽的年齡并不大，也就五十歲左右的樣子，但不知為什么，卻給人很蒼老了的感覺。直到我們走，直到我們走出幾步，走到小樹林遮著我們的視線了，那女人也沒有看我們一眼。從樹林里看過去，她的媽媽不見了，她背身輕輕拍打著曬著的被子。所以雖說是見過了那女人一面，但她長得什么樣子，我也是說不上來的。

后來過了很久，大概一個月過去了，聽說那女人來部隊上找尚和平。尚和平當然不能再給她找到了。她在一個黑烏烏的墻根里站了很久才回去。我有些失落。她來部隊我也沒能看到她。我很想看看她長得什么樣子。但是她回去后就沒有再來，而且時間不長，至多一禮拜，我們也轉戰到別的地方去了。

尚和平后來也犧牲在了朝鮮，怎么犧牲的不清楚，一個極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了一份榮立三等功犧牲者名錄，有尚和平這個名字，籍貫山西，職別醫生，屬炮三十一師四○○團，應該是他無疑，那時候距離當年抗美援朝，已經幾十年過去了。

黃楊扁擔

于榮生是擔架隊隊員，在周圍算是年齡偏大的，差不多四十歲了，結實得像石頭。我一次病了，病得較重，走不動，他和一個叫但四冷的蒙古族小伙抬著我走了兩天。他抬上擔架，就像是小跑的樣子，腿像彈簧那樣有彈性，踮著小步兒跑，就像跑在浮土上一樣不出聲音。擔架吱吱扭扭吱吱扭扭有節奏地響，躺在上面不覺得顛，很舒服，很容易就睡著了。休息的時候，于榮生總是坐在一邊揉搓腿，他那樣抬了擔架小跑著，一般人是不會的，更是受不了的。擔架離地不高，他總得屈著一些身子?？傊行谐鰻钤?，看于榮生的做，聽于榮生的說，就覺得抬擔架也是一門學問。當然這樣說的時候，也包括但四冷了。但四冷是個沒話的人，最多偶爾咳嗽幾聲，讓你想到，噢，還有這么個人呢。于榮生相對就健談。兩天的時間，他說了許多話，他家里的情況我基本都了解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也在這朝鮮戰場上。關于抬擔架，他說了兩個事情我不容易忘。

他說一次擔架隊到一個屯上休息，大家都累極了，一進屋子就倒下睡著了。他也累，但是還不能像年輕人一樣休息，他得收拾擔架布置崗哨啊等等。他說屯前有一面江，有五六十畝地那么大。水面平靜，太陽一照像是罩著半透明的薄霧。他拿了一個瓦罐去江邊取水，就看見江那邊有幾個傷員一樣的人，試探著要從江里過來。他擔心了，想如果傷員走到江中心，敵機來了，可怎么是好，最好是能把傷員背過來至少是幫扶他們一把。這樣想了，就回去喊人，大家都睡得沉，喊不起來，副班長牛志杰坐在門前搓麻繩，他把他叫上，兩個人過江去了。江面雖然開闊，江水倒不深，最深處也不過到胸部那里。但是到對面一看，哪里是幾個傷員，再往那邊些，一片洼草地上，有著百來十號傷員，他兩個人手顯然是不夠的，忙忙過江來喊人，這一喊就喊起來了。要趕在敵機到來以前讓傷員們安全過江來。大家一起行動，扶啊背啊抬啊，一會兒工夫，江那邊的傷員就到江這邊了，到安全處了。于榮生是最后一個過江的，背上背著一個小傷員，小傷員別處倒好著，就是腳受傷了，走不成，只能背著。剛剛通過人的江里漂浮著些許雜物。在江里和在岸上看，江水是不一樣的，在江里會覺得江水還是暗流涌動，對人有沖擊力。太陽曬得江水發熱，在江里來回多了，覺得亮亮的江水讓人的眼睛不適，頭昏沉沉的。于榮生知道不能?？粗巯碌慕?，要往遠處看往高處看，往高處一看，就看見敵機過來了，像空蕩蕩的天上忽然憑空生出了一架飛機似的，很快就帶著一種兇險的樣子飛過來，飛到頭頂了。那時候背著小傷員的于榮生剛剛過了江心不遠。飛機像拉磨那樣在頭頂盤轉了兩圈，像在尋找著一個合適的角度，然后炸彈就下來了。隨著不可形容的巨響聲，掀起丈把高的巨浪，讓人像站在瀑布下面。于榮生盡量藏在水里，縮小著目標，自己也知道這不過是哄娃娃的把戲，但當時也只能這樣子了。想不出別的好辦法。感覺就沒有辦法可想。就像踢點球的時候，守門員想著是往左撲好呢還是往右撲好呢，這樣的想法于榮生有過，他就想著立住不動好呢還是動來動去好。一會兒覺得還是不動為好，不可能瞄得那么準，一會兒又覺得還是動來動去的好，這樣增加他瞄準的難度，亂七八糟地想著，聽著耳邊一個跟一個的炸彈聲，覺得好像在火海里一樣。江水一次次兜頭澆下來，讓人的眼睛不好睜開，讓人的呼吸困難。這樣過了不知多久，忽然敵機像得到了什么突然的命令那樣飛走了。就覺得頭上換了一個天空那樣，這時候江邊已經站滿了人，亂紛紛喊著什么。不敢猶豫，不可遲延，逃命的機會來了，這一點總是清楚的，就背著小傷員，在江水里抬擔架那樣小跑著，跑上岸來了。于榮生說，過后連著幾天，都好像一直在江水里，耳邊都是炸彈聲。死里逃生吧。于榮生說。于榮生說有時候一顆子彈就把人的命要了，有時候一個飛機專門對付你，拿那么多炸彈對付你，你還可以死里逃生，死里逃生是事實，為什么死里能逃生，說不清楚，不要說炸彈落在身上，就是落在身邊，水也把你燙壞了，震也把你震死了。于榮生說戰場上如果有機會，那都是大機會，如果說幸運，那都是了不得的幸運。

這是一個事，還有一個事是，于榮生說，一次他的擔架上躺了一位女傷員。那女傷員十八歲，個頭中等，圓嘟嘟的臉，眉毛濃黑，頭發是兩個小辮兒。她是怎么受的傷呢。她跟著搜索隊到一個山梁梁上，給一個被遺棄的敵兵包扎傷口，不小心踩著了地雷，把一條腿炸傷了。腿上綁著夾板，纏著繃帶，黑紫的血滲出來，于榮生看著很不好受。于榮生想，讓男兵受傷，不要讓女娃娃受傷啊。于榮生說當了一場擔架兵，抬女兵，還是第一次，心里的感覺是不一樣的，一個老擔架兵，忽然間像不會走路了，像沒有自信了，總怕顛著姑娘。他一遍遍給姑娘說，你要覺得不舒服你就說，千萬不要忍著不說。姑娘說著致歉和感謝的話。剛開始于榮生還不知道說什么，慢慢地話就多起來，照舊是把自己的一系列情況都說出來，自我交代一樣。姑娘的名字他也問到了，老家在哪里也知道了，包括家里啥人，都算是知道了。姑娘姓黃，叫黃生梅，四川人，上面兩個哥哥，下面一個妹妹。一個哥哥也在朝鮮戰場上，兄妹倆不容易見到。于榮生說，你看我叫于榮生，你叫黃生梅，名字里頭都有一個生字。到宿營地，和對待任何一個傷員一樣，于榮生熱了水，洗了毛巾，要給黃生梅擦身子。這才覺得為難。問問姑娘自己吧。姑娘偏過頭也不說什么。不行，傷員成天躺在擔架上不動，是應該擦洗一下的，不然一身汗臭不舒服不說，還很容易生褥瘡。于榮生就把利害關系對黃生梅說了，說就像你是看護，要給傷員包扎一樣，都是我們的工作么，再說我女兒也小不了你多少，你就看我是你的一個長輩吧，不擦洗一下，你想想這可以么？黃生梅后來就聽了于榮生的話，讓于榮生用熱毛巾給她擦洗了。然后于榮生又像對待其他任何一個傷員一樣，把黃生梅里里外外的衣服在開水里燙煮了，又在太陽下曬干爽，第二天黃生梅穿著燙洗過的衣服，精神狀態好了許多，還躺在擔架上，主動為抬她的兩個人唱了一首她家鄉的歌子：

黃楊扁擔嘛軟溜溜呀

姐哥呀哈里耶

挑挑白米下

柳州呀姐呀姐呀

下柳州呀

哥呀哈里耶

人說柳州的

姑娘好呀姐哥呀哈里耶

柳州的姑娘會梳頭呀

姐呀姐呀會梳頭呀

哥呀哈里耶

大姐梳一個盤龍髻呀

姐哥呀哈里呀

二姐梳一個插花柳呀

姐呀姐呀

插花柳呀嘛

哥呀哈里耶

太好聽了呀，一個字都不想漏過。但四冷雖然不說什么，但是好像他悄悄地把這個調子記下了，歇緩的時候哼哼唧唧的，一聽知道他哼的是什么。

第三天晚上，把黃生梅抬到兵站要轉到后方去了，臨上汽車時，黃生梅忽然好像預備了很久，終于脫口而出那樣，對著于榮生招手的同時，喊了一聲爸爸再見。于榮生保證自己沒有聽錯，他來不及想什么說什么，淚水就熱辣辣地流了一臉，淚眼模糊里，看著載著黃生梅和其他一些人的汽車駛遠了，駛入了前方那無窮無盡的茫茫夜色。

于榮生說，算來和這個姑娘前后處了三天時間，走了一百八十多里路。那是1952年5月的事情，路上有時能看到野花自顧熱鬧地開著。

這兩個事情雖然發生在于榮生身上，但他給我講了以后，我也和他一樣不能忘記。因為于榮生在朝鮮抬過我兩天，在我困難時幫過我，回國后我們還聯系過一段時間，他后來是在河北的哪個公社當民兵營長。先是聯系過幾年，慢慢也就沒有聯系了，不知現在還在世沒有，反正像我們這一茬人，能活到我這個年齡，也不容易。

回 國

我還當過偵察兵，抓過“舌頭”，就是俘虜，把俘虜叫“舌頭”，就是因為他們的舌頭對我們來說是重要的，從他們的舌頭上要擰出我們需要的東西來。有兩次抓“舌頭”的過程我講講。抓“舌頭”后又過了大半年，我忽然接到了通知我回國的命令，真是高興壞了。

一個一個說，先說抓“舌頭”。

1952年春，上級命令我們抓個“舌頭”來了解情況。我和連長就帶著一個班，來到敵我交界地帶埋伏下來。當時雪還沒有化盡，我們用面袋子做成白衣白褲，套在身上，這樣在雪地上便于隱蔽。一天夜里，很大的風刮著，刮得人立站不穩，我們就在山的背風面蹲著避風，派四川籍戰士元白成在山上站崗放哨，后半夜的時候，風小下去了，元白成看見不遠處黑乎乎的石墻根里有兩個白點子一動一動，元白成沒有驚動我們，一個人悄悄摸過去，原來是個戴眼鏡的美國兵，元白成就撲上去了，和美國兵扭打在一起。美國兵身高力大，幾個來回后，把元白成壓在了下面，掏出匕首來要刺，元白成死死抓著美國兵拿匕首的手，我們也及時趕到了，一頓槍托亂打，打得美國兵軟在了一邊。這時候敵人也聽到動靜打槍了。我們就抬著美國兵忙忙返回來。但是把美國兵打得重了，他只是說他是個新兵，來朝鮮還不到三個月，就說了這么點就死掉了。我們看他的下巴剛剛長出年輕人才有的那種胡子來。上級對我們的這次抓“舌頭”不滿意，提出了批評。說是抓“舌頭”，等于是抓了個沒有“舌頭”的來，這當然不行。

又過了兩個多月，到了4月份，天氣好多了，風也不再那么刮了，我們發現在敵人陣地附近的山下面，有大片的苞谷地，苞谷是去年的，戰爭原因，老百姓都跑了，沒有來得及收獲，苞谷都還在上面，一個一個看起來很清楚。一些膽大的朝鮮農民，實際也是餓得沒辦法，有時就三三兩兩出來一些，到地里去掰苞谷。他們掰包谷的時候，山上的敵人就會下來查問。就覺得這是一個抓“舌頭”的好機會。由排長王再斌帶著幾個人，扮作朝鮮農民去掰苞谷，我帶著幾個人在山上瞄著敵人的方向，做掩護。王再斌他們幾個快到苞谷地里時，果然山上下來四個人，兩美兩偽。一邊走，一邊拉得槍栓響，嗚里嗚喇地喊著。王再斌他們里面，還有一個扮作小姑娘的，裝作害怕的樣子，女娃娃那樣忸忸怩怩地跑，這一跑，好像讓大家都害怕了，就都跑，四個敵兵就在后面喊著追，跑在前面的一美一偽快追到跟前時，王再斌忽然轉身，從糧袋子里亮出槍來，對住了他們的腦袋，很快就把他們繳械了。后面的一美一偽看見這情況，轉身就跑，邊跑邊朝后亂打槍，我們這邊的沖鋒槍里出來一梭子子彈，兩個人就倒在前面不遠處了。有時候戰場上死個人就像把個麥捆子隨手推倒了那樣，不像是要了一個人的命，就覺得一個人的命，真是很容易就沒有了，就像掛在墻上的一件衣裳掉下來了一樣。戰場上死人的概念和平時死人的概念，完全是不一樣的，戰場上死人，死的好像就是個數字。就押著那一美一偽往回走，他們卻不動，很著急的樣子使勁往屁股后面看，好像屁股那里爬了一條蛇什么的，到搞明白時我們也出了一身冷汗，原來他們的屁股那里還有槍，小手槍，還沒有被我們繳獲，就趕緊搜出來收繳了，一邊覺得這是個重要的經驗要記著，要是敵人自己不說出來，我們自己再麻痹大意，不是就出大事了么？這兩個“舌頭”是“好舌頭”。帶回去以后做白米飯給他們吃，美國兵不會使筷子，就那么把臉埋在碗里吃，筷子被他閑在一邊，臉上鼻尖上都是白米飯，他的樣子讓大家都笑起來，他也笑起來，豎起來粗壯的大拇指夸米飯好吃。

1953年2月，我在朝鮮東海岸元山市執行任務，忽然接到通知，命我回國學習文化?？粗鴳鹩褌兯蛣e我時的眼神，我真是百感交集，好像我無意中把每一個人的便宜都占了，好像眼前頭的每一個人我都欠了他的什么。好運氣有時候也是一個大負擔。但是只要離開戰友們，只要看不到那些眼神，我回國的心愿就強烈了。在朝鮮兩年多，沒睡過一次囫圇覺，沒洗過一次澡，除了爬山頭就是鉆山溝，看著一條路也不敢走，除了滿眼睛穿黃軍裝的弟兄，再幾乎沒見過穿別的服裝的人……就要和這一切告別了，就要回去了，就要和爸爸媽媽見面了。但我提醒著自己，不要輕狂，不要高興得太早，畢竟還在朝鮮，還沒有回去，囫圇回去了才算數。

離開火線，坐拉糧的火車回國。白天不敢動，隱蔽著，夜里走?；疖嚨臒粼谝估飼r明時滅，時滅時明。一直明著不行。一直滅著當然也不行。戰爭期間無論開什么車的司機都不是一般的司機，都是有自己的絕活的。一天夜里，開到一個小站，車停下來休息，感到車就像火里面的烙鐵一樣，快要熱爆了。小站的旁邊層層疊疊碼著一袋袋黃豆，夜里看起來就像個小山似的。果不其然，沒有那么順利，敵人的飛機到來了，雖然看不大清，聲音卻是能聽到的，好像在天上拖著一個巨大的磨盤那樣轟隆隆地過來，很快就響徹在頭頂，震得人頭皮發麻，照明彈投下的一瞬，炸彈緊跟著也下來了，在巨大的響聲和沖天的火光中，黃豆像冰雹那樣鋪天蓋地砸下來。好在我們早有防備，雖然動靜不小，也不過虛驚一場而已。

天明時分，火車終于開到了鴨綠江大橋，我的心都要跳出來了，火車也像看到了老營盤的戰馬那樣，起勁地大叫著，就在火車撒歡子一樣的大叫聲里，我把頭輕輕地靠向后面，把眼睛緩緩地閉起來，心跳得有些收拾不住了，眼淚就像水龍頭開到了最大那樣無法遏制，一個臉都在淚水里泡著了。人的眼淚竟會那么多，我想那一陣子可能把我前半輩子的眼淚都流光了。后來也經過很多事，生生死死的很多事，但是再沒有那么流過眼淚。還覺得車慢，想喊著說，趕緊飛過去啊。那一刻從槍里射出來的子彈是什么樣子，我就是什么樣子。就怕這最后的一刻再遭遇什么不測，這樣的事情實際上是很多的啊。過了江就是吉林集安市，不停。不敢停。再過一個站，不停，嘩地過去，再過一個站，嘩一聲又過去，一直到吉林通化市，火車才終于把自己跑疲了一樣歇緩下來，突突突放出許多混濁的熱氣來。我都想給這辛苦跑了一路的火車鞠一躬?？吹浇稚先藖砣送?，看到街兩邊隨風悠閑地擺動著枝葉的樹木，看到孩子們排著隊從校門里出來，我覺得我就像看到了天堂里的生活。每個人看著都那么親，忍不住想上去把他的手拉一拉，想把他緊緊地抱上一抱，想和他說一點什么。臉上硬硬的。眼淚干在我的臉上。我在街邊貪婪地看著，猛勁地呼吸著，看到我當時樣子的人，一定都會覺得這個人夠奇怪的。天天聽慣了槍炮聲，耳朵忽然間好像聾掉了。聽街上的說話聲，和我之間悶悶的像隔著什么，好像我被什么擋在了門外，好像我被不受歡迎地拒絕著那樣。

1953年3月24日，火車開到了河北省高邑縣，我背著我的不足三公斤重的行李，找到十二軍干部速成中學，在這里當起了一個學生，其實按我的實際水平，還遠不夠格當一個中學生，算算年齡，那時候我已經28歲了。

責任編輯 杜小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