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靈頓公爵：打勝仗易，做首相難

◎ 朱聯璧

【風行天下】墨西哥在被西班牙殖民前即有“幼靈節”“成靈節”，16世紀后，西班牙強迫土著居民改信天主教，引入“諸圣節”“萬靈日”，即11月1日和2日。后來的墨西哥亡靈節也定在了這兩天。

滑鐵盧戰役讓威靈頓公爵聲名顯赫，路上時常有人對他揮舞手帕，或脫帽致意，像國王般備受禮遇。他的官銜也步步高升，于1827年就任陸軍總司令，并進入政府核心。次年，當英王喬治四世面對首相空缺的難題時，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這位國家英雄。就這樣，著名的戰爭英雄成了英國首相。

喬治四世選擇威靈頓公爵，是希望他的國家英雄形象能凝聚內閣，提升政府形象。但出身托利黨的威靈頓公爵一旦成為首相，內閣中就有一大批天然的反對者。而且，這批反對者控制了戰爭、殖民地事務、貿易、外交等領域，讓威靈頓公爵的政策頻頻受挫。出任首相后，威靈頓公爵也未將自己的親信和親屬帶入政府，一旦遇到困局，他可以得到的支持力量非常有限。

此外，貴族身份也是威靈頓公爵的弱點。身為上院議員，他無法在下院積極活動從而實施有效控制，也不懂得如何操縱下院選舉和民意。換言之，無論在政府的基層、中層還是上層，威靈頓公爵都只有非常薄弱的控制力。

由于軍人出身讓威靈頓公爵對黨派利益不夠敏感，他的首相生涯一開始就挑戰了托利黨內保守派人士的訴求，實現了輝格黨人的目標。促使他完成這一決策的，是他的實用主義。

在威靈頓公爵就任首相前，輝格黨成員力主廢除《市政機關法》和《宣誓法》。根據這兩部法案，非國教徒長期無法出任公職，政府中的工作崗位全部由國教徒占據。由于托利黨成員絕大多數是堅定的國教捍衛者，不想看到非國教徒進入政治高層，也就長期抵制輝格黨的改革建議。而此時在政府內勢力龐大的輝格黨成員，則希望通過廢除這兩部法案，實現改革的目標，讓國家的政治更為自由，民眾的權利更為平等。

就宗教立場來說，威靈頓公爵本人對非國教徒并無太多好感。還是愛爾蘭下院議員時，他就遇到過是否要賦予愛爾蘭天主教教徒投票權的討論。在彼時的他看來，賦予天主教教徒投票權并無不可，但如果這些人要進入下院就讓人頭疼了。換言之，比起多數托利黨成員，威靈頓公爵向來不是那股要褫奪天主教教徒權利的力量，但他也不是帶有改革目標的輝格黨成員，無意改變新教徒占據政治主導的現狀。

廢止《市政機關法》和《宣誓法》的問題，可以看成是威靈頓公爵在愛爾蘭遇到的投票權問題的升級版。在他成長為威靈頓公爵的同時，愛爾蘭和不列顛在法律層面合并，愛爾蘭議員得以進入威斯敏斯特下院。如果廢除了《市政機關法》和《宣誓法》，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就很有可能在威斯敏斯特議會與堅信國教的英格蘭政治家發生直接對抗了。

威靈頓公爵此時的身份也和幾十年前大相徑庭。作為愛爾蘭議員的威靈頓公爵只是初入政治的家族棋子，此時他是已經在軍事上為國家創造奇跡的英雄，并被賦予了要在政治領域繼續創造奇跡的厚望。在廢止《市政機關法》和《宣誓法》這一具體問題上，由于支持和反對的兩方勢均力敵，君主又舉棋不定，首相的選擇將最終左右事件的結果。

讓托利黨成員意外的是，算不得是改革派的威靈頓公爵非但支持廢止兩部法案，還說服國王站在他這一邊，讓輝格黨的目標得以實現。這讓托利黨人中反對天主教教徒的人表現出了對威靈頓公爵的不信任，紛紛離職。他們擔心新首相的下一步就是賦予天主教教徒進入愛爾蘭政府的權利。

在黨內四面楚歌的不利局面下，威靈頓公爵的下一步政策是推動帶有宗教寬容性質的法案付諸實施。原因并非是他對宗教寬容抱有熱忱，而是在當時形勢下做出的選擇。早在1825年，已經有改革派的英格蘭議員向下院提案，意在改善天主教教徒的政治地位。1828年7月的一次補選風波讓議定天主教教徒進入公職一事迫在眉睫。威靈頓公爵原本看好的人選想利用這次補選獲得愛爾蘭克萊爾選區的議席，借此進入下院，成為輔佐他的力量。不料，愛爾蘭天主教教徒丹尼爾·奧康奈爾以絕對優勢贏得了克萊爾選區的議席。

根據當時的法律，奧康奈爾有資格參加選舉，但當選后無法進入下院。作為彼時愛爾蘭極有影響力的民族主義活動家，奧康奈爾建立了為天主教教徒爭取政治權利的地方組織，他勝選卻無法當選的情況引起了大量支持者組織地方起義，以示不滿。

經過了年輕時代的多次重要戰役，威靈頓公爵的軍事才能毋庸置疑。如果他選擇舉兵鎮壓此時愛爾蘭爆發的起義，勝算極大。但作為成長在愛爾蘭的新教徒，自然不會選擇舉兵鎮壓。他也非常不愿意看到愛爾蘭出現地方起義，擔心這是爆發全國范圍革命的前兆，擔心法國大革命會在英國重演。

威靈頓公爵認為，解決之道只有化解愛爾蘭天主教教徒的不滿，讓他們得到想要的權利，同時讓愛爾蘭的天主教教會和天主教教徒更好地融入不列顛。如果允許天主教教徒進入威斯敏斯特議會，那么這群人也就被不列顛政府控制，對國家統治而言是好事。宗教寬容本身并不在他考慮之中。

1828年8月至12月，威靈頓公爵為允許天主教教徒進入公職一事奔走，希望喬治四世也能按照他的理解來認識這種變革。最終，1829年4月，英國政府準許天主教教徒進入公職，也讓奧康奈爾順利成為克萊爾選區的議員。

如果從英國政治的世俗化和現代化的角度來理解這件事，威靈頓公爵算是“順應歷史而變”的“改革派”，在沒有引起太多社會動亂的前提下緩解了與愛爾蘭天主教教徒的矛盾。從動機來看，他是為了維持現有政府，避免社會動亂引發革命。從實際的效果來看，此后愛爾蘭天主教教徒的地位得到提高，可以在威斯敏斯特議會發聲，進一步要求權利，推動了愛爾蘭民族主義力量的發展。

但是，就黨派政治而論，這是輝格黨的勝利。威靈頓公爵不僅因此失去了越來越多同黨的支持，也讓托利黨在政府中的力量進一步減弱。于是，他只能下野了。而在被迫下野后，曾經的國家英雄在出行時被拽下坐騎，甚至被人襲擊，還有人向他在倫敦的住所投擲石塊。

然而作為國家英雄，在威靈頓的人生謝幕后，民眾對他的愛戴則依然延續。英國有150萬人參加了他的葬禮，維多利亞女王也將他奉為英國特性的代表，對他的品格給予極高評價。

只是在19世紀這個英國政府不斷走向成熟的階段，軍事上的成功固然能鞏固國家統治，但政治運作需要職業政治家，需要能控制議會下院的議員領袖，而不是軍功卓著的國家英雄，也不是時代偶像。威靈頓公爵之后的英國首相們都沒有復制他的發跡道路，或許正說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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