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產業梯度轉移中的政府合作博弈演化

姚瑤

【摘 要】本文分析了京津冀區域發展嚴重失衡的主要原因，通過構建博弈模型研究了京津冀產業梯度轉移的政府間合作博弈演化。指出：京津冀地區地方政府間不平等的政治與經濟地位以及長期“各自為戰”的利益格局是造成京津冀地區發展嚴重失衡的主要原因；產業梯度轉移與合作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內容，只有形成“中央統籌”、“地方合作”和“利益共享”的協調運行機制，才能實現區域間的協同發展。

【關鍵詞】京津冀產業梯度轉移；政府合作博弈

一、研究背景

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理念最早可追溯于1986年“環渤海經濟圈”概念提出的，隨后“京津冀經濟圈”、“京津冀都市圈”、“環首都經濟圈”、“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等京津冀區域協調發展概念陸續出現。然而，京津冀區域實質上的協同發展始于2014年。2014年2月2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座談會，專題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匯報，并將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由工業和信息化部牽頭，多部委參與編制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為《綱要》）。2015年7月24日，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就貫徹落實《綱要》做出安排部署?！毒V要》中明確提出了京津冀區域“一核雙城”的功能定位，并確定率先突破的3個重點領域—“交通、生態環保和產業升級轉移”?？梢?，“產業綠色梯度轉移”是近期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內容。

二、文獻綜述研究

21世紀以來，國內學者從3個角度對京津冀產業合作和梯度轉移進行了大量研究。第一，西方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角度。例如：紀良綱和曉國認為，區際產業轉移是區際商品和要素流動以外的另一種區域經濟聯系的重要方式，京津冀應重點推動產業梯度開發模式和分工協作體系的構建；張貴、賈尚鍵和蘇艷霞探討了影響京津冀產業轉移的經濟因素，提出了構建京津冀區域產業生態系統的思路；劉琳基于梯度轉移理論的約束條件，分析了京津冀產業轉移滯緩的現狀。第二，計量經濟學的角度。例如，王建峰、母愛英和羅義構建了京津冀產業互動計量模型，得出自1996年以來京津冀產業結構調整并未明顯促進其對河北的投資，京津冀區域間投資的主要動力仍然來自于各區域自身的經濟發展。第三，新經濟地理學的角度。例如：丁小燕、王福軍和白潔等基于市場潛力模型分析了京津冀區域的產業轉移和空間格局優化；孫久文和姚鵬基于新經濟地理學探討了京津冀一體化對區域制造業空間格局的影響。

本文以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為基礎，提出“產業梯度轉移理論”在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中長期“失靈”的政府主導影響因素，并突破傳統分析視角，從博弈論的角度探討京津冀產業梯度轉移中政府間合作博弈演化問題。

三、京津冀產業梯度轉移與區域經濟差異現狀

（一）產業梯度轉移原理

產業梯度轉移即產業區域轉移，是以企業為主導的經濟活動，是由于資源供給或產品需求條件發生變化后，某些產業從某一國家或地區轉移到另一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行為和過程。產業梯度轉移，可分為國家產業梯度轉移和區域內的產業梯度轉移。在我國，“梯度轉移”表現為隨著先富起來的東部地區的經濟結構升級，某些勞動密集的、消耗大量自然資源的、生產傳統產品的產業（如制造業）轉移到中部、西部，甚至是按梯級順序先轉移到中部，再轉移到西部。根據經典的產業梯度轉移理論：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產業梯度轉移易發生在產業梯度存在差異的區域之間；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轉移速度的加快，區域間的經濟差距逐步縮小，經濟發展處于相對均衡的良好狀態。

（二）區域經濟差異現狀

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籌劃京津冀區域協調發展，至今已近30年。然而，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有所加大，主要表現在河北大部分地區與京津兩直轄市的發展差距上。對此，很多學者和研究機構提出京津冀一體化發展中存在環京津的貧困帶“異象”。從京津冀的產業結構亦可以看出：京津冀各區域的產業結構存在顯著差異，北京已進入“退二進三的后工業化階段”，天津已進入“接二連三的工業化高級階段”，而河北還處于“培二育三的工業化中期階段”。因此，從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拉大的表象來看，“產業梯度轉移理論”在京津冀區域長期發展中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促進作用。

（三）“產業梯度轉移理論”在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中“失靈”的原因

源于“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產業梯度轉移理論”對于指導存在梯度的區域間產期協調發展的正確性和重要意義是毋庸置疑的，“產業梯度轉移理論”在京津冀區域經濟長期發展中“失靈”，有“政府主導”的特殊原因。強有力的政府行政力量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特色因素”，特別是京津冀區域更為顯著。在中國的現實國情下，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政府因素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決定著其他因素。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京津冀三地政府不平等的政治和經濟地位決定了資源和生產要素單項流動。作為“首都”的北京和“北方經濟中心”的天津兩個直轄市集合了大量的政策資源以及醫療機構和學校等社會服務資源，并且“虹吸”了京津冀區域大量的企業、人才和科技資源，而河北長期處于支持京津冀發展的“服務地位”。第二，中國的財稅體系、地方政府的GDP政績考核體系造就了京津冀三地政府“各自為戰”的利益格局，各地政府出于對個體利益考慮而實施的行政干預阻礙了市場經濟下區域內自然發生的產業梯度轉移效應的發揮，且長期的不均衡發展造成了目前京津冀地區的“大城市病”與河北地區的“貧困帶”并存的發展失衡異?，F象。

四、資源環境約束下京津冀產業梯度轉移的政府合作博弈模型

（一）模型要素

1、參與人

該模型中有3個參與人：（1）產業轉移區政府（高梯度區政府），用Cov1表示；（2）產業承接區政府（低梯度區政府），用Cov2表示；（3）位于高梯度區、需進行產業梯度轉移的企業，用Corp表示

2、策略

Scov1={合作型，非合作型}；Scov2={合作型，非合作型}；Scorp={轉移，不轉移}

3、假設

第一，該模型只考慮一家企業，其生產函數由柯布—道格拉斯函數Q=AKαLβ決定。由于一般產業轉移實際表現為企業資本對外輸出，因此不考慮勞動力的影響，且產業轉移區企業的資本產出彈性α1小于產業承接區企業的資本產出彈性α2。

第二，假設該模型中兩個政府的收益受稅收收入和區域資源環境價值共同影響。稅收采用從量稅標準，每單位從量稅為T。區域資源環境價值表現為區域政府為企業提供土地、水、環境資源以及社會公共服務價值，也可將之理解為企業占用的公共資源的機會成本，用W表示，且W1>W2，說明高梯度區資源環境的壓力大于低梯度區。當政府1為合作型時，它會支持市場機制下的產業梯度轉移且對內部企業不施加行政影響；當政府1為非合作型時，它對企業資本轉移實施行政干預，導致企業凈損失為PU，政府1的行政實施成本C遠小于PU。當政府2為合作型時，它愿意與政府1分享轉移至本區域的企業稅收收入，且分享比列為（f，1-f），并且將同時得到政府1與政府2的財政支持，即利益補償資金Z，且Z大于或等于轉移至本區域的企業的稅收收入；當政府2為非合作型時，它違約即不進行利益分享。

第三，不考慮企業生存的時間因素，且企業產品能以價格P出清。

第四，假設參與人均為理性行為人，即企業關注資本投入的利潤最大化，政府關注自身收益的最大化。

4、收益

企業收益存在3種情況：

（1）不進行資本轉移時企業獲得利潤π1

π1=PQ1-K-TQ1=AKα1（P-T）-K（Q1為企業在高梯度區的產量）

（2）政府1為合作型政府時企業進行資本轉以后獲得利潤π2

π2=PQ2-K-TQ2=AKα2（P-T）-K （Q2為企業在低梯度區的產量）

（3）政府1為非合作型政府時企業進行資本轉移后獲得利潤π3

π3=PQ2-K-TQ2-PU=AKα2（P-T）-K-PU

政府1和政府2的收益情況：

當S={合作型、合作型、轉移}時，兩政府收益為（TQ2f+W1，TQ2（1-f）-W2+Z）

當S={合作型、合作型、不轉移}時，兩政府收益為（TQ1-W1，W2）

當S={合作型、非合作型、轉移}時，兩政府收益為（W1，TQ2-W2）

當S={合作型、非合作型、不轉移}時，兩政府收益為（TQ1-W1，W2）

當S={非合作型、合作型、轉移}時，兩政府收益為（TQ2f+W1-C，TQ2（1-f）-W2）

當S={非合作型、合作型、不轉移}時，兩政府收益為（TQ1-W1-C，W2）

當S={非合作型、非合作型、轉移}時，兩政府收益為（W1-C， TQ2-W2）

當S={非合作型、非合作型、不轉移}時，兩政府收益為（TQ1-W1 -C，W2）

（二）模型構建

該博弈的構建思路為：在現實生活中，政府1對本區域企業的轉移投資行為是否施加行政影響一般是可觀察的，可根據其他企業的過往經驗、政府1的相關政策和規定以及政府工作人員的行為等獲得相關信息，因此在此博弈中政府1首先選擇合作或不合作策略，并為政府2和企業所獲知；政府2在政府1采取行動后才選擇是“合作”還是“不合作”；隨后，企業在觀察到政府1的行為和政府2行為的情況下，選擇是否向區域2進行產業梯度轉移。

其中：C和NC分別表示合作和非合作；T和NT分別表示轉移和非轉移。

（三）模型求解

采用逆序歸納法，先比較企業投資轉移后的利潤π2是否大于不進行投資轉移的利潤π1。

企業利潤最大化時，dπ1/dk=0，且d2π1/dk=A（P-T）α1（α1-1）kα1-2（0<α1<1）

且令A=A（P-T），設K=[A（P-T）α1]1/（1-α），帶入π1整理得

π1=[A α1]1/（1-α1）[1/α1-1]

π2=[A α2]1/（1-α2）[1/α2-1]

令y=[A α]1/（1-α）[1/α-1]，兩邊取對數得到lny=[1/（1-α）]ln（Aα）+ln[（1/α）-1]，對α求一階導數，可得到dy/dα=（1-α）-2ln（Aα）>0，可見π是關于α的增函數，由于α1<α2，因此π1<π2。

同理π3=[A α2]1/（1-α2）[1/α2-1]-PU，小于π2，且結合中國實情，當PU足夠大時，企業不會進行投資轉移即π1> π3。那么就可以得出π2> π1> π3。

此時由博弈樹可以看出，只能選擇兩種策略，即S={合作型、合作型、轉移}和S={合作型、非合作型、轉移}。

再比較政府2的收益，由于政府大力支持產業的區際轉移，利益補償資金Z大于或等于轉移至本區域的企業的稅收收入，則TQ2（1-f）-W2+Z>TQ2-W2，此時只有選擇策略S={合作型、合作型、轉移}，且這時政府1的收益TQ2f+W1>W1。

最終得出該博弈模型的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解為S={合作型、合作型、轉移}，即政府1和政府2都是合作型政府，且企業也愿意積極從轉出地轉往承接地。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能夠促成社會最優的政府間合作，同時地方政府進行區域間的產業梯度轉移和產業合作必須考慮其對區域資源環境價值的影響。利益補償機制的缺乏是區域經濟合作協調機制面臨的最大制度性問題。區域經濟合作利益補償機制的缺乏造成區域經濟發展極為不平衡，影響區域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利用，以致使區域規模經濟效應得不到完全發揮和實現。若要實現有效的區域間產業合作，地方政府必須建立適當的利益分配機制—這需要中央政府的參與和調控，只有在中央政府的頂層設計、強有力的規劃和統籌下，區域產業合作以及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才能較快實現。

（二）建議

京津冀地方政府不平等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以及長期“各自為戰”的利益格局是造成京津冀地區發展嚴重失衡的主要原因。產業梯度轉移與合作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內容，只有形成“中央統籌”“地方合作”和“利益共享”的協調運行機制，才能突破京津冀地區發展的難題，促進區域實現又好又快的“協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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