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修復的社會性認知
——關于《我在故宮修文物》引發的關注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 100000）

文物修復是一門科學，涉及諸多領域。在中國，文物修復存在于每一個時代，對待文物的態度則取決于社會體制、政治導向、經濟發展以及教育程度等因素。例如秦朝，秦始皇焚書坑儒，為了鞏固皇權而大肆毀壞文物，秦朝自然形成了輕文物的氛圍；宋代宮廷中設有專門的部門收集瓷器、字畫、織物、青銅器等，并形成了一整套以皇室珍藏的標準進行修繕和保護的體系；近代，激進的革命性態度對文物收藏與保護產生了巨大的沖擊，文物保護及修復在此階段陷入了低迷的狀態，基本停滯。由此可見，在動蕩時期相較于文物的安全問題，大眾更加關注自身溫飽問題。在文化傳承與尖銳的社會矛盾并置時，前者往往顯得十分脆弱，并不能得到系統化的維系?？v觀歷史，文物修復領域的發展是依靠平穩的社會背景、優越的物質基礎，而21世紀的中國就是這樣一個有著雙重基礎的國家，《我在故宮修文物》正是在這樣一個雄厚國力的背景下拍攝的。中國的社會基本矛盾已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矛盾的轉變使得人們有精力去關注文化精神領域。其次在各大會議及會面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宣傳中國的傳統文化被重點提及，這些國家政策給予了故宮等重點單位諸多優惠政策。國家提倡和鼓勵對文物的保護及修復也為這部紀錄片帶來了積極的影響因素。

一、故宮的神秘性

《我在故宮修文物》是故宮90周年的紀念型紀錄片，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獻禮慶典的同時進行文化輸出，劇情描繪了故宮的工匠們為了準備慶典而修葺文物的故事。在故宮博物院的大力支持下，攝制組破例進入了這個中國最為保密、最為神秘的文物修復單位——故宮博物院文?？萍疾窟M行拍攝。由此可見故宮文物修復的第一個特點——神秘性。

故宮作為北京的標志性文化場所，吸引了眾多國內外民眾前來參觀。數千年來故宮作為皇權的象征，在意識形態的領域上對于大眾來講是遙不可及的，故宮不僅作為一座博物院同時也以古代皇城遺址的形式出現。故宮自1420年（永樂十八年）建成后于1925年十月十日起對外開放。據有關部門測算，故宮每天接待的合理人數是在三四萬人次左右，但近些年游客數量一直呈直線上升趨勢，曾創下了日接待量十二萬人次的歷史性記錄?！肮蕦m”擁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影響著大眾的審美認知。北京故宮博物院擁有書畫15萬件左右，陶瓷類文物35萬余件，歷代銅器1.5萬余件……館藏十分豐富。故宮的文創產品將神秘的文物賦予了普世性，將不可接觸的文物轉化為日常用品，故宮文創產品的銷量也驗證了大眾對于故宮文物的渴求度。文物修復作為對大眾更陌生的工作，更容易吸引受眾?！段以诠蕦m修文物》首先占據了群體吸引的優勢，有著解密故宮、滿足人們求知欲的作用。

二、傳播手段

關于文物修復的科普和宣傳一直在進行。早在2009年河南省博物館就創立了歷史實驗室。在此之后，陜西省博物館等博物館也設立了文物修復展項。

傳統博物館主要通過觀看視頻、文物保護觀摩、模擬文物修復等手段向社會介紹文物保護工作，展示各類材質文物保存、收藏、保護的復雜性與專業性，揭示文物保護修復技術的內涵和面臨的挑戰。陜西省博物館在展覽中還添加了觀眾互動的環節，觀者可親身體驗文物拓印、陶器修復、古代壁畫制作等多項文物保護內容，另外還有介紹文物保養小常識的宣傳冊供文物收藏愛好者借鑒。從立意到展示手段都表現的十分完善，但依舊存在地域性局限。傳統博物館受自身場館、人力資源的限制，承辦的展覽均為臨時展覽獲臨時活動，展覽具有十分明顯的時效性，再次縮小了大眾的參與范圍。博物館文物修復科普的普世性受地域因素、內容因素、宣傳手段的影響，使得它們的延展性受到了限制。

《我在故宮修文物》采用數字媒介的傳播手段，區別于以往博物館的靜態展示。博物館的活動受到場所的限制，盡管加入了諸多互動因素也無法改變場地的限制條件。人們必須來到特定的場所才能完成對文物修復知識的了解，這就使目標對象具局限性。即便人們來到了指定場所，完成了一系列的活動，隨著時間的流逝，展覽所產生的印象、感想、興趣會漸漸減弱直到消失，并且由于展覽的時效性，這種感覺無法溫習。視頻的傳播范圍廣、速度快，網絡時代帶來的便捷性使得視頻這種傳播手段不受時間、地域的限制，國內外的任何人在任何時間，都可以通過一種很便捷的手段，隨時隨地的進行觀看。這種方式有利于短期迅速而廣泛的傳播，而正是這種迅猛的傳播引發了普眾的關注，文物修復這個行業浮出水面，開始被大眾了解，形成了一定的社會性認知。

三、內容優勢

“我在故宮修文物”這部紀錄片描述的內容并不為人所熟知，但依舊引起了大眾的共鳴。2016年習總書記提出了“文化自信”，將大眾的視野帶到了傳統文化領域上。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體現在每一個受眾的身上，每個個體都能在民族文化中找到共性。文物傳承千年，既是文化的傳承也是精神的傳承。修復文物，既是對文化遺產的保護，也是對文脈的堅守。紀錄片梳理了中國文物修復的淵源，呈現了各類專家修復文物的過程以及他們對于文物修復行業的態度。大眾從此紀錄片中看到了文物修復背后的工作者，看到了每一件出土文物呈現在大眾面前的艱辛，看到了他們對于自身文化信仰的堅守，同時也看到了中華文化的一種傳承。這種微妙的聯系燃起了大眾內心的民族榮譽感，使大眾感受到了文物背后的文化力量和歷史積淀。視頻上線后占據了各大熱門搜索的榜首，文物修復行業也借此機會號召年輕的力量加入。

四、結語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在故宮修文物”紀錄片的點擊率逐漸下降。脫離了“故宮”的文物修復行業慢慢淡出大眾的視野，行業關注度也隨之減弱。不管是通過展覽的手段還是數字媒介的手法，想要達到宣傳或者科普的目的，就要保有延續性。文物修復行業普遍存在文物多，而修復人員嚴重不足的狀態迫切需要大眾的關注度，信任度，參與度。

文物修復與保護是繼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每一個中國人都對它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從大眾對《我在故宮修文物》關注度的變化，反映了文物修復行業的熱度變化。推動文物修復行業的發展不能僅僅依靠大眾媒介的宣傳，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種消息沖擊大眾的視聽，如何讓一件事物長期持續的對大眾產生影響并發揮出積極作用，是每一個宣傳者應該考慮的課題。線上視頻的傳播、線下展覽的體驗、移動終端的互動都是其必要的手段。利用宣傳使話題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吸引人們來到線下的展覽進行了解、學習，將想要傳達的理念科普給受眾，再利用移動終端的互動與受眾保持長期密切的聯系，這樣才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宣傳科普，同時也是提高文物修復與保護的社會參與度的良好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