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警察形象網絡傳播優化對策研究

余 青，王 汀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 上海 100038）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網絡安全與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互聯網的發展越來越成為人們學習、工作生活的新空間，越來越成為獲取公共服務的新平臺。隨著當前社會互聯網的普及和網絡技術的發展，各種各樣的網絡媒體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人們逐漸習慣于利用網絡媒體提供的信息和平臺來了解社會、發表意見。作為一種新興媒體，網絡媒體正在以其獨特的方式影響著人們的認知。

公安機關是具有武裝性質的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擔負著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保證人民安居樂業的重要任務。公安工作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在全面深化改革、社會矛盾凸顯的今天，公安機關自然而然成為了網絡媒體關注的焦點。人們可以借助網絡媒體和自媒體隨時了解公安機關，并根據自己對公安機關及人民警察的看法、理解在網絡上發表意見，進而影響其他人。網絡媒體對警察形象的正面宣傳可提升警察形象、優化警民關系、促進警民合作，但其對警察形象的負面描述也易因“群體極化現象”而導致警察形象丑化、警民關系緊張、警民合作困難。由此可見，新媒體時代下網絡媒體對警察形象的傳播，對各項公安工作的順利開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2018年1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中提出，全國政法戰線要繼續堅持黨對政法工作的絕對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增強工作預見性、主動性。面對當前網絡媒體的迅猛發展及黨和人民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公安機關如何增強網絡工作的主動性，合理利用網絡媒體對警察形象進行正面宣傳，為公安工作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以期更好地服務于民，已成為當前公安機關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本文將在議程融合理論的基礎上構建我國警察形象網絡傳播模型，在議程融合的視閾下分析我國警察形象網絡傳播的現狀，探索其傳播規律，提出優化對策，以期能進一步完善傳播機制，提升我國警察形象，為各項公安工作的順利開展、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保駕護航。

一、我國警察形象網絡傳播模型構建

（一）議程設置理論視閾下的警察形象傳播模型

在傳播學理論中，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形成的議程設置理論提出了媒介在議題選擇方面的優先性，該理論認為：大眾媒介在為公眾設置議程方面起著中心作用，它雖然不能決定人們對某一具體事件的看法，但可以通過報道數量的多少和話語的傾向，影響或決定公眾對相關議題的關注和意見。賽佛林等人在研究中指出，“媒介的議程設置功能就是指媒介能夠通過反復播出某類新聞報道，強化話題在公眾心中的重要程度”[1]，從積極意義上說，媒介在議程設置方面的優先性能夠有效幫助人們準確、全面地把握社會的變化，對于提高人們參與社會生活的積極性，切實擔起“環境守望者”的角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根據蓋頓（GaItung）和羅格（Ruge）在議程設置理論基礎上提出的世界性事件的傳播模型，筆者將其模型中的“國家”替換為“警察形象”，便衍生出警察形象的傳播模型（如圖1）。

圖1：議程設置理論視閾下的警察形象傳播模型

（二）議程融合理論視閾下的警察形象網絡傳播模型

然而，議程設置理論將大眾媒介作為議程設置的唯一主體，過分強調了媒介的作用，而忽視了個體受眾的主觀能動性。1999年，面對傳播環境的巨變，麥庫姆斯和肖在議程設置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議程融合理論。他們認為，媒介雖然可以設置傳播的議題，在傳播的過程中對信息的內容進行把關，但個體受眾有加入媒介尋求與其志趣相投的議題的愿望，即社會大眾在傳播過程中能有意識地選擇媒介和議題。

議程融合理論既注意到了媒介在傳播中發揮的作用，同時也強調了個體受眾的選擇。根據議程融合理論，我們可知在警察形象傳播過程中同樣存在媒介和個體受眾的雙重影響，因此，在構建警察形象傳播模型中除了媒介，還應加入個體受眾，將其應用于網絡傳播過程中，媒介就是網絡媒體，個體受眾就是網民?；诖?，可構建出警察形象網絡傳播模型（如圖2）。由此可見，警察形象的網絡傳播不僅受網絡媒體的影響，同時也受網民個體的影響，公安機關在搶占網絡戰場的主動權和話語權時，既要重視網絡媒體的影響作用，同時也不能忽略網民個體。

圖2：警察形象網絡傳播模型

二、我國警察形象網絡傳播的特點

網絡的發展給警察形象的傳播帶來了新的挑戰。一方面，各種形態的新媒體不斷涌現，議程載體的種類和范圍不斷擴大，警察形象的傳播不再局限于電視、報紙的報道，傳播途徑更加多樣；另一方面，受眾通過互聯網參與議程討論的意識日益增強，互動規模和互動頻率都呈上升趨勢，警察形象傳播不再是單向傳送而更多的是多方博弈的結果。在議程融合視閾下，警察形象的傳播模型也同國家形象傳播一樣“從大眾傳媒設置議程作用于公眾感知國家形象的單一線性過程，走向多個傳播力量互動博弈構建形成國家公共形象的過程”，呈現出傳播起點從唯一主體轉向復合主體，傳播過程從單向設置變為多元建構，傳播內容從表層拓展到邊緣深層，傳播終點從高度整合轉為相對多元的特點。

（一）傳播起點多元化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統計報告》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到7.72億，普及率達到55.8%[2]。網民的不斷增多，加之自媒體操作簡單、“門檻低”，現如今人人都是記者、人人都有麥克風，議程設置及各類信息的傳播起點現如今已擴散到每個普通網民。警察形象網絡傳播的起點也是一樣，從原來的主流媒體發展到了各類網絡媒體及自媒體，每個普通網民都可以有意識地設置議程，傳播自己感知到的警察形象，進而影響更多的個體。以微博為例，一個“大V”就擁有超過50萬的粉絲，其對警察形象的影響力不亞于一個小型媒體，極易造成大范圍的傳播效應。

（二）傳播過程立體化

2017年，我國在線政務服務用戶規模達到4.85億，占總體網民的62.9%[3]，網絡媒體特別是自媒體的發展，使得政府、媒體和民眾之間的互動更加方便快捷，網民可以隨時根據自己的理解對政府、媒體發布的文章或消息進行提問、留言、評論，政府和媒體也會適當進行回復，這樣實時的雙向溝通和交流使整個傳播過程更加立體化。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4月19日的網絡安全與信息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群眾在哪領導干部就要去到哪，民意上了網，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也要學會走網絡群眾路線，讓互聯網成為與群眾交流溝通的新平臺。[4]公安機關作為國家行政機關，為深入貫徹執行黨中央的“新網絡輿論觀”，也在不斷加強新媒體的建設，努力增強與網絡媒體和廣大網民的互動，受此影響，警察形象的網絡傳播也從原來的單向傳播變成了立體化傳播。

（三）傳播內容深層化

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社交應用逐漸崛起，社交軟件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重要來源。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統計報告》，中國網民的人均周上網時長為27小時[5]，互聯網已成為社交用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長時間的網上瀏覽意味著人們有更多時間去接收和思考來自網絡的信息，加之知乎、微信公眾號等平臺給網絡用戶提供的深度閱讀渠道，使得警察形象傳播的內容更易深層次化。以山東的辱母殺人案為例，2017年3月25日晚，一篇《刺死辱母者》的新聞引爆網絡，從傳統媒體及其網絡平臺到微信公眾號、朋友圈，從微博到知乎等各類門戶網站，網絡輿論場被類似文章占領，各行各業都從自身角度分析此案存在的問題。受《南方周末》報道的影響，公眾一開始質疑警方的執法活動，隨著網絡對案件真相的不斷深挖，各種細節接二連三地曝光，公眾對警察執法和警察形象的評價也隨著案件的發展不斷發生變化。網絡輿論給公眾帶來的新鮮感推動著各類網絡媒體對類似涉警案件的傳播不斷深化，給公安機關帶來了不小的壓力，無時無刻不在考驗著公安機關的網絡輿情引導能力。

（四）傳播終點多元化

互聯網的發展使得我國警察形象的傳播終點不再僅局限于傳統媒體相對固定的受眾，警察形象的網絡傳播終點更加多元化。一方面，我國網民的年齡分布跨度大，雖然主要集中在10歲至39歲，但對比近幾年的統計數據，有向10歲以下兒童和40歲以上人群擴散的趨勢；在學歷方面，具備中等教育程度的群體占比最大，但近幾年小學及以下、大專、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的網民占比均有所提升；在職業方面，我國網民涵蓋社會各類職業。另一方面，互聯網的應用改變了信息接收者的結構，以網絡社交媒體為例，不同的社交應用具有不同的傳播對象，其傳播效果也有差別，微信偏重親人、朋友、工作伙伴之間的信息溝通和分享，微博則偏重于官媒、權威人士和朋友之間的信息獲取和分享。由此可見，網絡媒體上的一篇涉警報道或是一條涉警信息，會有數個不同層面的接收對象，警察形象網絡傳播呈現出終點多元化的趨勢。

三、我國警察形象網絡傳播的現狀

（一）目標定位明確，傳播效果顯著

通過觀察基于議程融合理論構建出的警察形象網絡傳播模型，我們可以看出，網絡媒體的作用十分重要，通過網絡媒體影響網民個體進而達到網絡宣傳的目的是當前網絡傳播的重要策略之一。目前，公安部及大部分地方公安機關已經意識到網絡媒體及網民個體在傳播中的力量，不再將傳統媒體當作唯一的傳播起點，而是在處理好與傳統媒體關系的基礎上，更多地通過加強微信、微博等網絡平臺的建設，科學選擇受眾目標及推送內容，主動設置網絡議程，積極引導網絡輿論，有針對性的進行互動，拉近了公安機關與網民之間的距離。公安微博微信作為官方正式網絡媒體，近幾年來已發展成為傳播警察形象的重要渠道，公安部及不少地方公安機關高度重視網絡宣傳工作，這些努力樹立和維護了良好的警察形象，使公安機關的公共關系建設在全國公務部門中表現極為突出，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二）空間分布規律，地區差異明顯

作為公安機關在網絡輿論場中的主陣地，公安微博和公安微信平臺承擔著充分了解網上民意、實時監測網絡輿情、正面宣傳警察形象等功能，但由于地方經濟發展及社會其他方面的原因，各地公安機關微博、微信平臺的建設及其運營狀況存在不小的差異，其警察形象網絡傳播的現狀也因此有所差異。普遍來說，當前我國沿海地區及直轄市的公安微博微信建設、運行情況較好，中部地區發展迅速且有較大潛力，西部地區則還需要努力，有些地方公安機關的微博、微信建設流于形式，和群眾互動不足，沒有發揮出應有的積極作用。

（三）引導技巧不足，受眾水平參差

雖然不少公安機關在網絡輿論場開辟“陣地”，緊跟時代步伐，積極探索信息發布機制，但很多地方在微博微信的管理、信息的發布等方面仍然存在缺乏溝通意識、發布內容不妥、引導技巧不足等問題，以致引發了民眾的猜測，紛紛在網絡上表達自己的觀點，不少有影響力的專家學者、公眾人物紛紛從各自專業的角度對公安機關辦理案件的具體細節提出質疑，指出該熱點事件中，公安機關的權威信息發布落在了輿情后面，非常被動。[6]

在議程融合的視閾下，媒體塑造的警察形象和網民認知中的警察形象都會影響到網絡及現實世界中警察形象的傳播。從一些事件可以看出，一方面，警方對案件辦理的回應確實存在發布時間、內容編排等方面的不足，致使回應最終沒有得到公關應有的效果，警方的網上公關能力以及威望還不夠；另一方面，社會戾氣、話題敏感以及人們對某些標簽所代表角色的印象反差也是造成個別事件“劇情”不斷“反轉”、受到廣泛關注的原因，新媒體時代下公安機關面對的群眾規模不斷擴大，受眾的認識水平參差不齊，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公安機關網絡公關工作的難度。

四、改進我國警察形象網絡傳播的對策

議程融合視閾下，媒體和個體受眾對議程的設置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而當前互聯網的高速發展和信息技術的不斷革新，使得網絡已經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網絡媒體及網民對議程設置的作用愈發重要，人們愈加傾向于利用網絡了解社會、參與社會管理，公安機關應認清社會發展形勢，明確警察形象對公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對警察形象網絡傳播的重視程度，不斷優化警察形象網絡傳播工作，這是時代賦予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的新任務。只有這樣，公安機關才能有效利用網絡的傳播優勢，樹立和維護良好警察形象，增強工作的預見性和主動性，為各項公安工作的開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更好地服務人民，完成黨和人民交給公安機關的重任。

（一）轉變意識，提高網宣重視程度

網絡的發展已經改變了議程設置的方式，在議程融合理論下，公安機關要想樹立良好的警察形象，在警察形象傳播過程中就必須轉變意識，提高對網絡宣傳工作的重視程度，不僅要與各大網絡媒體保持和諧融洽的關系，也要密切關注網民個體，積極主動與網民進行交流溝通，掌握網絡輿論主導權。公安機關在進行警察形象網絡傳播及宣傳工作時，要改變居高臨下的態度，將自己與網絡媒體、網民放在同一地位，平等地進行交流；要轉變傳統的單向傳輸意識，明確當前宣傳工作的有限效果及與媒體和公眾互動的重要性。良好的警察形象對公安工作的順利開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各地公安機關要充分了解當前的社會形勢，正確認識、積極應對網絡對公安工作環境帶來的變化和挑戰。

（二）規范建設，推廣各地優秀經驗

如今公安微博、微信已成為警察形象網絡傳播的重要渠道，在影響網絡媒體及網民個體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做好警察形象網絡傳播工作，加強公安微博微信建設必不可少。當前不少地方公安機關的微博微信建設還處在探索階段，微博微信的建設及運營呈現“各自負責”的狀態，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出臺全國范圍內的公安微博微信建設運行基礎規范是非常有必要的。公安部主管著全國公安工作，為順應時代的發展趨勢，一方面，要在中央的領導下，結合政府形象網絡傳播規范制定切實可行的警察形象網絡傳播規范及引導手冊，總結推廣各地公安機關微博微信建設的優秀經驗，縮小地區差距；另一方面，要給地方公安機關足夠的自主權，讓其在遵守基礎規范的同時又能結合本地區的現實情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將公安微博微信建設得更具地方特色，更為大眾喜聞樂見。

（三）加強培訓，增強輿論應對能力

議程融合理論下的警察形象傳播模型要求公安機關在警察形象傳播過程中要重視和網絡媒體及網民個體的互動，這就對公安機關的網絡輿論應對能力及民警的綜合素質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在進行微博微信建設的過程中，一方面可以借鑒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選取較為優秀的民警成立專門的公安機關網絡發言小組負責本單位的對外發聲工作；另一方面要定期組織民警進行管理學、心理學等方面的學習和溝通、公關技巧的訓練，不斷提高民警與網絡媒體及網民交流互動的能力，不斷提升公安機關引導輿論及網絡宣傳的水平，增強公安機關在警察形象網絡傳播過程中的應對能力。

（四）擴大宣傳，提升群眾參與水平

除了媒體對議程設置的影響，個體受眾的主動選擇性也起著重要作用。在當前的網絡迅速發展的背景下，網民個體在議程設置方面的作用愈發突出。研究近幾年網絡上的負面涉警輿論，除了公安機關的應對能力不足而導致負面網絡涉警輿論損害警察形象之外，部分不良網絡媒體的扭曲報道及少數網民的惡意造謠評論也是導致警察形象受損的主要原因之一。鑒于當前我國網民素質能力水平參差不齊，但網絡又有“低門檻”、“自發性”的特點，要提升警察形象的網絡傳播效果，一方面急需從國家層面加強教育，提高我國國民的整體素質和當家做主的能力；另一方面各地公安機關則需要從本地區群眾的實際情況出發，加強普法宣傳，提高群眾依法有序參政的意識，為警察形象的網絡傳播和構建打下良好的群眾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了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既面臨更為光明的前景，也需要我們付出更為艱巨的努力。[7]公安機關作為黨和人民的刀把子，面對當前的社會形勢，必須堅定初心，跟緊時代的發展潮流，將網絡政務、網絡輿情應對、網絡宣傳等工作做好，不斷促進警察形象網絡傳播的優化，為公安工作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為定國安邦、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