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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中國共產黨早期對群團工作的領導方式及領導經驗*
——基于安源工人運動的考察

2018-07-13 14:22
觀察與思考 2018年2期
關鍵詞:安源群團中共黨史

群團工作是指中國共產黨領導工、青、婦、少等群團組織的工作,它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創舉,也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成功之源。中國共產黨的群團工作擁有輝煌歷程與光榮傳統,早在建黨前后,中國共產黨就在批判借鑒中外各種社會團體運行模式基礎上開創出了一條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領導、以人民群眾為參與主體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群團工作發展道路??偨Y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群團工作經驗對追尋中國共產黨群團工作的初心與使命,對增強當下群團工作的生命力等均具有重要意義?;诖?,本文擬以中國共產黨早期在安源領導的具有典型性的群團工作為例,來探尋中國共產黨群團工作的興起之源與成長之路。

一、建黨前后中國共產黨對群團組織的意義發現與屬性定位

群團組織是指由中國共產黨建立并領導的、以服務中國共產黨中心工作與滿足群眾合理訴求為使命的各種群眾組織,因此,其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先進性及群眾性屬性,這就決定了它與一般普通社團明顯有別。從起源上看,群團組織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為增強其政治領導力、群眾組織力等目標建立起來的。

(一)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群團組織的意義發現

群團組織是中國共產黨人基于重視群眾、解放群眾這個根本論斷而組建的,因此,它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革命之要。

首先,組建群團組織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立黨為民的根本宗旨。中國共產黨創建前后,世界風云變幻、中國百病叢生,在此歷史背景下,蘇俄革命及其帶來的“勞工神圣”思想無疑給處于彷徨之中的中國思想界指明了奮進方向,因此,工農婦少等弱勢群體開始成為知識界頌揚的對象。如在蔡元培首次喊出“勞工神圣”口號后不久,陳獨秀也說:“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貴重呢?必有一般糊涂人說皇帝最有用最貴重或者說做官的讀書的最有用最貴重。我以為他們說錯了,我以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雹訇惇毿悖骸秳趧诱叩子X悟——在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演說(1920年5月1日)》,《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520頁。而李大釗也認為:“無論何人,應該認識民眾勢力的偉大。民眾的勢力,是現代社會上一切構造的唯一的基礎?!雹诶畲筢摚骸兑杂杉系膰翊髸?,《鐵肩擔道義——李大釗勵志文選》,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頁。

知識界的“目光向下”直接推動了他們對底層社會疾苦的關注,如李大釗經過朋友介紹方得知唐山煤礦“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騾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騾馬的生命”③李大釗:《唐山煤廠的工人生活》,《鐵肩擔道義——李大釗勵志文選》,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頁。。而毛澤東通過對安源煤礦的實地考察,對工人牛馬不如的生活發出感嘆道:“你們真苦呀!”④《張竹林回憶毛澤東1921年來安源》,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71頁。為改變勞工悲慘命運,這些知識分子曾試圖以勞工聯合形式來推動中國社會改良。如陳獨秀就曾主張以地方自治和同業聯合為基礎來進行社會改造,他說 :“各種同業各自聯合起來,講究自己的教育,清潔自己的衛生,維持自己的生計,一不造反,二不罷工,政府和資本家都未必忍心反對?!雹蓐惇毿悖骸陡姹本﹦趧咏纭?,《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451頁。同樣,李大釗、毛澤東等人當時也均有組建“民眾的大聯合”以實現民治與自治的設想。但在那個極度混亂的年代,這些社會改良主張顯然是行不通的。正因為如此,陳獨秀等人才決定組建革命的勞工組織以進行政治革命。

其次,組建群團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開展階級革命的重要載體。在改良道路受挫以后,陳獨秀等人開始倡導通過階級革命以促進中國勞工的真正解放。他說:“中國勞動者沒有組織,沒有階級的覺悟,不能作階級的斗爭來抵抗資本家,所以生活極苦而工價極低,造成外國資本家群來掠奪底好機會?!雹揸惇毿悖骸吨铝_素、張東蓀的信》,《陳獨秀文章選編》 (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56頁。為此,他號召:“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的需要?!雹哧惇毿悖骸墩務巍?,《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0頁。為推進階級革命,陳獨秀等人認為中國勞工不但須有社會主義信仰且應加強自身團結。他說:“我們所講的倫理,不是犧牲弱者以助強者,就是幫助弱者抵抗強者。后者就是社會主義。女子與勞動者全是弱者,所以我們要幫助弱者抵抗強者。除了社會主義,更沒有別的方法?!雹嚓惇毿悖骸杜訂栴}與社會主義》,《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06頁。在勞工團結方面,陳獨秀認為中國人沒有公共心,故沒有組織力,是一盤散沙,因此,他疾呼要加強勞工聯合,如他就說:“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識、有職業的市民,社會革命是要出于有組織的生產勞動者,然后才有效果?!雹訇惇毿悖骸陡锩c作亂》,《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64頁。

為推進勞工組合與階級革命,陳獨秀等人認為必須組建一個能真正代表勞工、真正能領導勞工的政黨——共產黨。他說:“實行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無產階級非有強大的組織力和戰斗力不可,要造成這樣強大的組織力和戰斗力,都非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做無產階級先鋒隊與指導者不可?!雹陉惇毿悖骸洞瘘S凌霜(無產階級專政)》,《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99頁。不難看出,無論是組建群團組織還是組建共產黨,都體現了陳獨秀等知識分子們的階級革命思想。

最后,組建群團組織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的理論所需與現實所要。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初,不但力量弱小,而且經驗奇缺。因此,通過組建群團組織以增強其政黨生命力、政治影響力就成為當時中國共產黨在理論及現實上的必然選擇。

從理論層面看,作為一個真正代表中國勞工利益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即宣布要用革命手段實現勞工解放,因此,組建群團組織是中國共產黨與各種標榜代表勞工的改良主義政黨劃清界限的一個重要標志,如陳獨秀當時就說:“勞動者所最應該親近的,是革命的社會黨——即共產黨。因為他們是想用激進的革命手段,推翻掠奪勞動者的資本階級,建設勞動者的國家勞動者的世界的?!雹坳惇毿悖骸陡孀鰟趧舆\動的人》,《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76頁。

從現實層面看,組建群團組織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壯大自身力量的一種重要途徑,如張國燾在1921年就說:“我們人手還很少,因此,不能提出廣泛的政治任務。我們必須集中全副精力宣傳和組織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雹軓垏鵂c:《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盛仁學編:《張國燾問題研究資料》,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頁。此外,組建群團組織也是中國共產黨與各種冒牌勞工組織進行斗爭的需要,當時,中國勞工組織魚龍混雜,如據統計,僅在上海,“自1919年4月發起組建中華工業協會,到1922年止,就先后成立各種招牌工會、黃色工會50個”⑤王永璽主編:《中國工會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頁。。這些冒牌工會多為官方或資方所建,因此,如何揭露冒牌勞工組織,如何“把這些群眾組織起來,以進行階級的與民族的決戰”⑥李大釗:《李大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頁。,就成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現實需要。

(二)中國共產黨早期對群團組織的屬性定位

中國共產黨創建前后,在充分肯定群團組織在動員群眾、組織群眾、解放群眾等革命事業中的重要性同時,還對群團組織的屬性功能等進行了闡述。

第一,明確提出群團組織的黨性屬性。在從迷戀西方憲政民主到仰慕蘇俄十月革命的心路轉變過程中,陳獨秀等人認識到,任何改良主義道路在中國都是行不通的,中國唯一的前途在于由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革命。同樣,毛澤東也較早地提出了以共產黨為核心組建群團組織的思想,如1921年他在著名的“蔡和森、毛澤東建黨通信”文集中除贊同蔡和森提出的建立共產黨的主張外,還認為共產黨“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須先組織他,然后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⑦毛澤東:《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劉善文主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頁。??梢?,與各式無政府主義不同,陳獨秀、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締造者們明確提出群團組織須由共產黨來領導,須維護黨的權威。

第二,強調群團組織的政治屬性。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認為群團組織不是普通互濟機構,而是革命團體,因此,群團組織須有政治意識,這主要包括:一是要有政治信仰,不能思想混亂;二是要有組織紀律,不能魚龍混雜;三是要有階級意識,不能敵我不分,如毛澤東在1921年所寫的《所希望于勞工會的》一文中說:“勞動組合的目的,不僅在于團結勞動者以罷工的手段取得優益的工資和縮短工作時間,尤在養成階級的自覺,以全階級的大同團結,謀全階級的根本利益。這是宗旨所在?!雹倜珴蓶|:《我所希望于勞工會的》,劉善文主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82、82頁。對于群團組織的政治性,鄧中夏也說:“中國‘現代式’的職工運動,無疑的是從中國共產黨開始的。有了共產黨,然后才有了‘現代式’的工會,從此中國工會才漸次的相當具有組織性、階級性以至于國際性?!雹卩囍邢模骸吨袊と诉\動簡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4頁。

第三,重申群團組織的群眾性屬性。在強調群團組織的政治屬性同時,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也一再重申群團組織與政黨組織絕不能等同混淆,因此,他們認為群團組織應以維護群眾利益為宗旨,如陳獨秀說:“中國工人階級要實現兩步覺悟,第一步覺悟后所要求的是工人‘待遇的改良’;第二步覺悟后所要求的是‘做工的人’自己起來管理政治、軍事、產業?!雹坳惇毿悖骸秳趧诱叩子X悟》,《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521頁。而毛澤東也認為:“工會是工人組織的,所以工人應該自己養活工會?!雹苊珴蓶|:《我所希望于勞工會的》,劉善文主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82、82頁。為體現群團組織的群眾性,中國共產黨創建之初,即規定:“工會就是保護工人切身的利益和為工人的利益奮斗的機關?!雹荨吨袊伯a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工人運動與共產黨的決議案”》,《中共中央關于工人運動文件匯編》,北京:中華全國總工會,1985年版,第14頁。此外,為增進群眾福祉,中國共產黨早期還積極鼓勵群團組織以創辦工人學校、消費合作、勞動互助等多種形式提高職工素質、改善職工生活。

總之,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通過不斷的理論探索與實踐檢驗,大體形成了一種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以人民群眾為參與主體的群團工作理論,這就為中國共產黨早期在安源等地開拓領導群團工作實踐提供了有力理論指導。

二、安源工運期間中國共產黨對群團工作的領導方式

安源工運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工人運動的一個光輝典范。在持續近十年的斗爭歷程中,安源工運取得了舉世矚目成就,中國共產黨除贏得1922年“絕無而僅有”的安源罷工勝利外,在“二七”慘案后,安源依然“巍然獨存”,被譽為“中共小莫斯科”。安源工運的勝利與中國共產黨在安源開創的群團工作有密切關系。

(一)安源工運期間中國共產黨群團組織概況

中國共產黨領導安源工運是以以黨帶團、以團帶工的形式展開的。建黨前后,毛澤東曾以考察勞工生活為名,數次親歷安源進行調研,每到一處,他都與工人交談,詢問工人疾苦,啟發工人覺悟,因而“大得工友歡迎”⑥劉少奇、朱少連:《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略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頁。。不久,毛澤東又派李立三等人以創辦平民教育名義在安源舉辦第一個工人補習學校,“工人夜晚至校補習者有六十多人”⑦劉少奇、朱少連:《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略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頁。。經過觀察與考驗,李立三從中吸收了周境泉、李滌生等進步工人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并于1921年12月成立了由其任書記、由8名團員組成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安源路礦支部,1922年2月,李立三又建立了中共安源路礦支部,這是中國共產黨在產業工人中最早建立的地方支部。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李立三等人又于1922年5月1日成立了安源工人俱樂部,約700名工人加入。在黨、團、工組織精心領導下,1922年9月,安源路礦大罷工爆發,“這一次大罷工,共計罷工五日,秩序極好,組織極嚴,工友很能服從命令。俱樂部共用費用一百二十元,未傷一人,未敗一事,而取得完全的勝利”①劉少奇、朱少連:《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略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9頁。。

九月罷工勝利后,黨團工組織贏得了工人高度信任,此后,它們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時期。從黨的方面看,到1925年8月,“黨員人數達230人,共有支部10余個”②劉善文主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252、252頁。,約“占當時全國黨員總數約五分之一,成為全國最大的和產業工人成分最多的地方支部”③劉善文主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252、252頁。。從團的方面看,“安源的地方團組織發展很快,1922年冬天團員總數已達到100多人,年底即建立團的地方執行委員會。安源成為青年團正式成立后最早建立地方團委的地區之一”④李玉琦主編:《中國共青團史稿(1922-2008)》,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50頁。。到1925年8月,安源青年團員更是達到367人,支部36個(工廠支部30個、學生支部5個,店員支部1個),⑤《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安源地委組織部報告)》,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507頁。團員數約占全國團員的1/10,是全國最大的和產業工人成分最多的地方團。⑥劉善文主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252、252頁。從工會方面看,罷工勝利以后,安源全體12000余名工人“均爭先恐后加入俱樂部”⑦劉少奇、朱少連:《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略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9頁。。從少先隊方面看,1922年前后,安源少年兒童團成立,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少先隊先鋒隊組織,它開創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兒童運動先河,到1924年,該組織易名為勞動童子軍,人數“七校共有學生700多人”⑧鄭洮、吳蕓紅主編:《中國少年兒童運動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頁。。此外,黨還在安源組建了婦女職業部、女界聯合會及園藝工會等各類群團組織。

安源工運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群團組織類型多樣、覆蓋面廣、組織嚴密、活動豐富,它們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在安源進行工人運動及開展群團工作的重要載體,安源工運的輝煌勝利與這些群團組織所發揮的巨大作用有著直接關系。

(二)安源工運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群團工作的主要方式

安源是中國共產黨群團工作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安源工運時期的群團工作是在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下開展的,當時黨領導安源群團工作的主要方式有:

第一,政治領導。中國共產黨的群團組織建立后,即自覺接受黨的領導,安源群團工作就是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湘區執委的政治領導下開展起來的。

首先,中國共產黨是安源群團組織的建立者。鑒于安源有著充分的革命必要性與可能性,1921年,毛澤東在經過實地考察后決定派李立三采取“既要想方法聯系群眾,又要取合法地位”的方法,以創辦平民教育為掩護在安源建立中國共產黨黨團組織,⑨《李立三就安源工運史研究問題答北京大學歷史系王興等問》,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899頁。此后,安源的工青婦少等群團組織才相繼建立,而據李六如回憶:“那時湖南辦平民學校名義上是他,其實是黨在其中工作?!雹狻独盍缁貞浢珴蓶|安源之行》,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69頁??梢?,正是通過李立三等中共黨員的艱苦努力,中國共產黨的群團組織才得以在安源成立。

其次,中國共產黨是安源群團工作的決策者。中共湘區執委在以合法形式建立安源工會等群團組織后,還適時地以“哀而動人”口號贏得了罷工勝利,罷工勝利后,劉少奇等人又對安源群團組織進行了各項建設,并優化了斗爭策略,從而保持了較高的發展水平。在“二七”慘案以后,安源群團組織更以“彎弓待發”的守勢策略使安源工運得以“碩果僅存”,并成為當時全國工運中心。此外,毛澤東等中共湖南執委領導人還坐鎮長沙直接指揮安源工運,如易友德后來回憶說:“當時李立三經常去長沙匯報工作,緊要事都親自去,一般事就寫信由他送。因為經常跑,火車上的乘務員都不問他的票。他送信一般送到清水塘菜園里(即毛澤東同志住址)。有時送到船山學社,因為毛主席在船山學社任了職?!雹僖子训拢骸读T工前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頁??梢?,中共湖南執委的正確決策是保證安源群團工作蓬勃興起的重要原因。

最后,中國共產黨是安源群團工作的指導者。安源工運期間,中共中央為加強安源工運及群團工作,先后派遣毛澤民、陳潭秋、蔣先云、賀昌、李求實、任弼時、蕭勁光等大批優秀干部來安源工作,此外,羅章龍、高君宇、惲代英、林育南、李維漢等人也都曾蒞臨安源進行調研指導。而當全國革命處于低潮時,“中共中央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派了不少干部,到安源參加工作。中央要求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要采取守勢,竭力努力不使它垮臺,以便利用工會的合法存在,訓練工人和干部,為全國工人運動提供工運干部”②《蕭勁光同志回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54頁。??梢?,正是由于得到了黨的各級組織正確指導,安源革命事業與群團工作才取得了眾多令人贊嘆的成就。

第二,組織領導。安源工運期間,安源黨組織力量非常強大,如據李立三回憶說,當時安源的中共黨員“至少有一、二百人,人數發展得很快,比上海大”③《李立三就安源工運史研究問題答北京大學歷史系王興等問》,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01頁。。安源黨組織的強大也為黨從組織上對安源群團工作進行領導提供了重要條件。當時,中國共產黨對安源群團工作的組織領導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從機構設置及宗旨功能等方面夯實安源工青婦等群團組織的主體框架。如在工會方面,黨將建立工會的意義概括為:“(一)保護工人階級的利益;(二)反對資產階級的作戰機關——營壘;(三)加深工人的‘階級覺悟’,訓育工人抵抗的能力與產業管理的知識?!雹軇⑸倨?、李求實:《俱樂部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頁。為實現這些目標,黨在安源模仿蘇維埃政權模式,采用了由小及大的民主集權制原則,以十人團為基礎,層層選舉了十代表、百代表、總代表等工人骨干,并由他們選舉產生俱樂部辦事機構,即俱樂部主任團及其下設的教育、互濟、會計、文書、庶務、講演、游藝、交際等股(后改為委員會)??梢?,工人俱樂部的運作模式完全遵循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

二是通過人事參與形式對群團工作進行領導。當時安源群團組織的重要崗位基本上均由中共黨員擔任,如在青年團方面,在1924年5月黨、團分化之前,安源60名中共黨員是安源青年團的核心力量,黨、團分化以后,隨著大批25歲以上的團員加入中國共產黨,安源青年團的工作重點轉移至25歲以下的青年學生及工人方面,黨在安源的主導性、全局性地位進一步確立,當時安源團地委的主要領導均由中共黨員擔任;在工會方面,除俱樂部的主要領導及干事會成員基本上都是中共黨員外,俱樂部的中堅力量也基本由黨員擔任,如據吳化之回憶:“俱樂部百代表及主任中大部分都是黨員?!雹輩腔谑觯骸陡锩蹱t——安源》,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頁。而“總代表一般都是黨員。三個人一個黨小組,七、八個人為一個支部?!雹僖子训拢骸读T工前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頁。同樣,安源園藝工會、女界聯合會等群團組織也均由黨員負責。黨的人事參與保證了安源群團工作的健康發展。

三是通過聯席會議形式領導群團工作。盡管當時安源黨組織沒有完全公開,基本處于秘密狀態,但“青年團委員會開始時,中共及工部各有一代表參加”②《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安源地委報告》,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16頁。,“安地大校(即中共)與中學(即青年團)各種會議都能互派代表”③《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安源地委組織部報告》,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509頁。??梢?,黨除以人事參與對群團工作進行領導外,還以聯席會議形式直接領導群團工作。

第三,思想領導。對群團組織進行思想領導是黨領導群團工作的重點工作之一。在安源,黨領導的群團組織也通過各種手段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與黨的政策方針,并大力提高工人的政治覺悟及階級覺悟。其主要途徑包括:

一是學校教育。為提高工人思想覺悟,當時黨以工人俱樂部為平臺,先后在安源創辦了七所工人學校,每個學校均包括子弟部與補習部兩部。子弟學校計招學生700余名,學校教員多為黨員或團員,他們既教孩子文化知識,更注重孩子政治意識成長,很多兒童在學校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走上了革命道路。補習學校則更重視政治教育,如李立三回憶說:“補習學校的課本有兩種,公開是用平民教育課本,實際用的是我們自己編寫的,每次上課都宣傳一點馬克思主義,主要講世界上的財富都是我們工人階級創造的?!雹堋独盍⑷貞洶苍垂と藢W校、消費合作社和大罷工》,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03頁??梢?,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俱樂部各類學校是黨在安源進行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教育的重要載體與主要渠道。

二是社會教育。除正式的學校教育外,當時黨還在安源工人聚集地先后設立工人讀書處8處,工人圖書館1所,公共閱報處多塊,并“建筑大講演廳一所,能坐聽眾二千余人,購買房產三處”⑤劉少奇:《“二七”失敗后的安源工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頁。。這些設施使安源工人不但能隨時閱讀《工人周報》《勞動周刊》等進步報刊,而且還提高了工人的文化知識與政治覺悟。俱樂部還出版油印刊物《安源旬刊》,專門對工人進行教育啟蒙。此外,俱樂部還以夜校形式進行教育,“夜校名義上是教育工人識字,實際上是宣傳馬列主義,啟發工人的覺悟,講世界上的財富都是勞動人民創造的,勞動人民應該成為世界的主人。工人們漸漸覺悟起來,要求團結,要求進步,要求革命”⑥韓偉:《憶安源工人的苦難生活和英勇斗爭》,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36、941頁。。

三是娛樂游藝。為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中國共產黨黨團工組織還在安源開展了各種豐富多彩的文娛活動,如當時“安源黨組織對青年工作十分重視,還成立青年部。根據黨組織安排,團組織經常組織青年工人學習時事政治,進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幫助青年工人提高階級覺悟,克服非馬克思主義思想。我們經常把青年工人組織在俱樂部中,通過唱戲、演戲、學文化、搞各種娛樂活動,向他們灌輸革命思想,將青年工人團結在黨的周圍,成為工人運動的骨干力量”⑦韓偉:《憶安源工人的苦難生活和英勇斗爭》,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36、941頁。。以青年團主導的青年部為核心,當時安源的群團組織還經常在五一勞動節、五九國恥節、五五馬克思誕辰節等重要節日舉行大規模集會游行,宣講馬克思主義。此外,黨團組織也常常組織婦女兒童“上街做宣傳,講演,唱歌,演文明戲”①吳運鐸:《在安源的日子里》,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2頁。。以上這些措施,都體現了群團工作在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中的獨特作用。

三、安源工運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群團工作的主要經驗

安源工運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開創并領導群團工作的一次重要嘗試,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不但形成了較為成熟的領導群團工作的方式方法,而且還積累了較為豐富的領導群團工作的經驗傳統。這些經驗與傳統主要有:

(一)不斷提高群團組織服務中國共產黨中心工作的能力

中國共產黨創建群團組織的初衷是期望它們能成為黨的革命事業的后備軍與拱衛者,如1920年“在考慮上海建黨的實際工作時,陳獨秀就提出了四項工作,其一是建立黨的早期組織——共產主義小組;其二是組織工會,教育工人,吸收個人入黨;其三是‘我們很重視青年,不僅需要其中少數急進人物參加,而且需要用各種形式來組織廣泛的青年,使他們參加多方面的工作’;其四是要開展婦女工作”②李玉琦:《中國共青團史稿》,北京:中國青年出版,2010年版,第30頁。。因此,服務黨的中心工作就成為黨領導的群團組織的根本使命。

安源工運期間,以俱樂部等為代表的群團組織在服務黨的中心工作方面發揮了顯著作用:首先,它們是黨進行政治斗爭的主力。在黨的堅強領導下,當時安源的工青婦組織紀律嚴明、體系完備、戰斗意識強,“他們視團體命令如軍令的不敢違抗,即至于有個人生死關系,亦所不顧”③唐紹予:《安源路礦工人之偉大組織》,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870頁。。正是因為工人具有高度團結性,所以黨在安源領導的兩次政治罷工均取得完全勝利。其次,它們是黨聯系群眾的橋梁與紐帶。安源工運期間,黨一方面通過各類群團組織將工人、婦女、兒童、青年等均組織起來,實現了全覆蓋的組織化,另一方面還通過職工教育、工人福利等措施提高了群眾對黨的政治認同及真心愛戴。最后,群團組織是培養革命戰士的搖籃。安源工運前,安源社會極端扭曲,廣大工人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黨進入安源后,以群團組織為訓練場所,大力提高工人文化素質與斗爭意識,安源兒童及工人的政治覺悟得到了空前提高,他們后來大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在其后的北伐戰爭、秋收起義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建等革命中均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據不完全統計,僅赴井岡山參加紅軍的安源工人就達到了6000人左右。④《安源路礦工人運動概述》,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頁。

(二)高度重視群團工作的政治性、先進性及群眾性屬性

中國共產黨早期在對群團組織屬性進行認知的過程中,明確指出群團工作應兼具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多重功能,這些原則在安源均得到了充分體現。

在政治性方面,當時不但“安源的干部調動,是歸湖南省委的”⑤蕭勁光:《關于安源工人俱樂部的回憶》,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21頁。,而且安源群團組織在成立宗旨、活動內容及斗爭形式等方面無不體現出黨的指導思想與工作安排;在先進性方面,鑒于安源此前幫口橫行、嫖賭成風、斗毆普遍等社會混亂狀況,黨進入安源后,通過群團工作對當地社會進行了綜合治理。如過去安源工人幾乎全部加入幫會,后由于李立三等人采取了統戰及說服政策,從而清除了安源幫口勢力,工人從幫會成員全部轉為工會會員,正如李立三所說:“工人運動興起后,紅幫就瓦解了,紅幫不瓦解,工人組織不會很快建立起來的?!雹佟独盍⑷桶苍垂み\史研究問題答北京大學歷史系王興等問》,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896頁。此外,俱樂部還組建了工人糾察隊、裁判委員會等機構,對工人賭博、斗毆、嫖娼等行為進行嚴懲,如俱樂部當時規定:“工友或有行兇毆打,持強凌弱,違反本部者,破壞公共利益,擾亂秩序,聚眾酗賭,即與以相當之處罰(記過或罰工),情節過重及非本部范圍以內之事,即送警?!雹谥戾\堂:《安源工人俱樂部裁判委員會報告》,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頁。通過這些措施,安源社會秩序迅速煥然一新;在群眾性方面,安源群團組織高度重視工人經濟利益與社會地位的提高,為此,它們除通過1922、1924年兩次罷工大幅提高工人工資外,還一舉廢除了安源存在二十多年的罪惡的包工制,工人除正常工資外,還首次獲得企業紅利與年終夾薪,其經濟社會地位迅速提高,而俱樂部舉辦的大規模工人教育、消費合作、故工撫恤、勞動介紹等事業更彰顯了安源群團工作的群眾性特征。

隨著安源群團組織的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等職能的加強與完善,黨在安源得到了廣大工人的擁護與愛戴,如劉少奇就自豪地說:“我們在幾萬工人里,有絕對無限的信仰,工人的工作、生活大為改善,地位大加提高,人皆稱工人‘萬歲’,工會有最高的權力,有法庭,有武器,能指揮當地的警察與監獄等?!雹蹌⑸倨妫骸蛾P于大革命中歷史教訓的一個問題》,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690頁。

(三) 充分發揮中國共產黨與群團組織的協同作戰能力

中國共產黨群團工作之所以具有強健生命力,其重要原因即在于它不是黨組織與群團組織各自的“小獨奏”,而是黨組織與群團組織之間的“大合唱”。安源工運期間,中國共產黨除從總體與宏觀層面對安源群團工作進行領導外,黨組織與群團組織之間還形成了齊心協力、交叉互補、共謀發展的同向發力工作格局。

在青年團方面,中共安源地委由于系秘密運行,因此,在1924年黨、團分化前,由于“彼時C·P·尚未向S·Y·全體同志公開,關于工部事務,有本團決意者居多,其余重要者由C·S·地委聯席會議決定”④《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安源地委報告》,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16頁。,如在1924年10月28日到11月10日短短十天里,安源黨團地委就召開聯席會議三次,“計得議案十二件:其中關于教宣方面的六件,分化方面的兩件,工部方面的三件”⑤《團務報告》,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02頁。。而黨、團分化后,“安源黨地委對整個工人運動實行領導,團地委則專心致志于青年運動”⑥劉善文主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頁。。隨著黨、團職能的優化,兩者之間協同作戰能力進一步增強,如1925年安源團地委就明確指出要“根據C·P·全國大會民族革命運動決議案及中央通知和黨、團刊物,解釋我們的政策”⑦《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安源地委半年內教育宣傳計劃》,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30頁。。此外,安源黨團組織不但合辦有黨校與團校,還“合組有婦女部、教育計劃委員會、審查委員會”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安源地委報告》,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17頁。??梢?,安源黨團關系密切。

在工會方面,當時俱樂部主任副主任、各股(后改為委員會)股長(委員長)、總代表、百代表基本均由中共黨員構成,工會工作一直由中國共產黨領導,而劉少奇、賀昌、陳潭秋、陸沉、黃五一等俱樂部主要領導又兼任安源黨地委或團地委領導。同時,黨還統籌俱樂部與青年團力量合組了俱樂部青年部,作為團地委的半公開機構,青年部“設有游藝、運動、宣傳三個部分,其中游藝又分戲劇、音樂、棋類,運動分球類、體操;宣傳分講演、書報等”②吳烈:《憶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48頁。。青年部成立后,安源數千名青年工人在黨、團、工組織精心呵護下開展了眾多寓教于樂的有益活動。

此外,黨、團、工組織還與學生自治會、少年隊、婦聯等組織建立了密切聯系。如安源團地委當時就說:“安源無學聯之組織,但工人學校在我們指揮之下,各校學生均有統一的組織,本地各種運動發生學生均參加之,并均負有責任,且能指揮一切?!雹邸吨袊伯a主義青年團安源地委宣傳部報告》,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97頁。同樣,安源的少先隊等其他群團組織也始終接受黨團組織領導。

結 語

“群團工作是我們黨的一大創舉,也是我們黨的一大優勢?!雹堋读暯皆谥醒朦h的群團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新華網,2015年7月7日。長期以來,工、青、婦等黨的群團組織在革命、建設與改革各時期均成為黨的有力助手與堅強后援,是中國共產黨增強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與社會動員力的重要載體與手段,在服務黨的中心工作及拱衛黨的安全等方面具有獨特而顯著的作用,因此,新時期的群團工作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加強群團工作的重要前提就是群團組織要回歸其政治性、先進性及群眾性的初心與使命,而黨早期群團工作的輝煌歷史與光榮傳統就為當下群團工作繼續前行提供了寶貴精神財富。

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為踐行政黨使命、厚植革命根基,決定通過群團組織這個有效載體將全國勞動者團結起來,為此,他們在對當時中國各種不良社團組織進行批判揭露并在借鑒蘇俄等國群眾工作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開創出一種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領導、以改善提高群眾福祉為基本準則的群團工作機制,并相繼在全國建立了工會、青年團及婦聯等群團組織。

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群團工作既是一種理論探索也是一種實踐操作,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既從屬性、職能、機構、運作等方面對群團工作進行了理論闡釋,同時還在以安源等為代表的許多革命地區領導并開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且影響深遠的群團工作實踐。更難能可貴的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在對群團工作理論與實踐進行有機結合過程中,還積累了較為豐富的領導群團工作的方法與經驗,這些方法經驗都成為中國共產黨當下群團工作的重要精神財富與寶貴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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