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研究

陳多多

【摘 要】“一帶一路”倡議提起至今已過去5年，我國在多個方面與多個國家有重大的合作項目，但整個倡議的具體方案仍處于探索和研究的階段，因此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研究仍顯得十分有必要。本文在與我國的貿易額、國內生產總值、是否與我國簽訂雙邊協議、貿易額占比等多項指標的篩選下，選出29個主要研究對象，以這些國家與我國的貿易現狀、經濟發展水平、國家政策環境等方面為切入點，提出我國與不同地區的合作方向。

【關鍵詞】一帶一路區域；合作

一、引言

我國學者對“一帶一路”戰略的主要研究有：陳偉光和郭晴（2016）運用拓展引力模型對沿線國家的投資潛力和區域選擇進行了研究，認為多種因素會影響我們國家的投資選擇，但這些國家的投資潛力巨大，我們國家具有多方位的選擇空間[1]。張會清和唐海燕（2017）基于貿易強度指數模型對中國和沿線國家的貿易聯系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實行“一帶一路”以來東南亞地區的出口貿易額明顯增加，而進口貿易進展緩慢。中國的優勢工業品在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都與東南亞地區有較強的互補性，中國可以利用“一帶一路”戰略多出口國內過剩產能[2]。孫壯志（2018）認為應從環保合作、醫療合作、人才培養合作、安保合作四個方面來進行“一帶一路”建設[3]。

可以看出，我國學者對“一帶一路”的研究即使有涉及到與沿線國家的投資或貿易，但都是從大方向來討論，并沒有提出我國在制定對外政策時，應該有針對性的對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投資合作政策，因此本文就在前面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我國與這些國家的不同合作政策。

二、沿線主要國家與我國的合作格局

（一）研究對象的選取

“一帶一路”是一個開放性的國家戰略，從空間上來說沒有一個精確的范圍，到目前為止參與國已上升到71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與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協議的國家，不包括國際組織）。本文研究的沿線主要國家的選取主要是通過衡量其國內生產總值、進出口總額、2017年與中國發生的貿易總額占中國與沿線國家貿易總額的比重以及是否與我國簽訂了雙邊文件。從國家發布的雙邊文件來看，目前共有37個國家與我國簽訂了“一帶一路”聯合聲明。根據所得數據，選取占比i在0.1%以上的國家，本文選取沿線主要國家為新加坡（8.61%）、馬來西亞（5.87%）、印度尼西亞（2.23 %）、緬甸（0.64 %）、泰國（6.42%）、老撾（0.26 %）、柬埔寨（0.50 %）、越南（8.12%）、菲律賓（2.06 %）、伊朗（3.22 %）、伊拉克（1.91%）、以色列（1.14%）、沙特阿拉伯（4.33%）、卡塔爾（0.7%）、埃及（0.94%）、約旦（0.27%）、斯里蘭卡（0.38%）、哈薩克斯坦（1.56%）、烏茲別克斯坦（0.91%）、塔吉克斯坦（0.12%）、吉爾吉斯斯坦（0.47 %）、俄羅斯（7.28%）、白俄羅斯（0.13%）、阿塞拜疆（0.11%）、波蘭（1.82%）、捷克（1.24%）、蒙古國（0.58%）、新西蘭（1.41%）29個國家為研究對象。

（二）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的合作現狀

從圖1可以看出，自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后，到2015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額持續上升，2015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流量為183.9億美元，投資存量為1156.8億美元，同比增長分別為31%和25%，分別占同期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和對外投資流量的13%和10.5%。而在2016年，直接投資流量有所下降，為153.2億美元，同比下降19%，投資存量占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9.5%，較上一年有小幅下降。

由于各國與我國的投資政策、合作方向等方面有較大的差異，因此我國對沿線國家的投資區域分布差異也較大。其中我國與東盟的合作最為密切，東盟區到目前為止與我國建立對話關系已有25年之久，相繼簽訂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服務貿易協議》等一系列相關文件。中企在印度尼西亞與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共同開發當地資源，建立了鎳鐵工業園；具有中方背景的企業在柬埔寨采用中國技術，在當地建設網絡電視和光纖網絡，為柬埔寨和緬甸兩地建立起光纖互聯；中老、中印、中泰等多個鐵路合作項目也都在順利進行。

中國與西亞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之時，開始大規模對西亞石油進口以及由于中國的制造業開始發展，向西亞出口了大量的輕工業制造品和資本品，雙方間的進出口貿易額由2000年的161.53億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8558.9億美元。

南亞與中亞在地理位置上與我國毗鄰，具有地理優勢。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后，我國對斯里蘭卡的投資合作項目數量明顯增多，中國與斯里蘭卡合作建設漢班托特港。2015年，斯里蘭卡政府批準了科倫坡港口城市發展的項目。

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經濟走廊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一部分，將在鐵路、公路和電網中進行多個方面合作，促進三國互利共贏。中國在俄羅斯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在森林、能源開發和加工產業，2015年俄羅斯與中國簽訂了能源、基建高鐵、航空等多方面的合作項目，俄羅斯成為中國第二大石油提供國。

2012年中國與中東歐地區簽訂了“16+1”多領域合作的項目，雙方為基礎設施建設籌集了超過100億美元的資金。2015年中國與中東歐制定了2016年～2020年的五年計劃，雙方的貿易合作不斷深化。

三、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國家合作的政策建議

（一）研究指標

要衡量對某一國的投資環境是否合適以及投資方向，本文主要通過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我國的距離、國家的政策環境三個方面來分析，用于分析的指標包括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進出口總額、城市化率、與我國的距離、地理位置和國內政治環境穩定性。GDP及人均GDP來源于中國外交部網站（www.fmprc.gov.cn/），各國與我國的距離來源于Time and Date 網站（www.timeanddate.com）計算得出。城市化率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2016年報告。國內政治環境穩定性本文選取國際上較常用的Gastil指標來衡量，有研究表明國家政治自由與經濟增長呈正向關系[4]，Gastil指標通常分為7個等級，1表示國家政治最高自由，以此類推，7表示政治最不自由，1～2.5是自由，3～5是部分自由，5.5～7是不自由，數據來源于Chartsbin網站（http：//chartsbin.com/view/1250）。

根據所得數據，可以看出，人均GDP在0～3000美元、3000～5000美元、5000～10000美元、10000美元以上的分別有7個、7個、5個和10個國家，可以反映出絕大部分國家仍然處于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這些國家的城市化率也相對較低，政治環境也相對較為不穩定。

（二）中國與沿線主要國家合作的政策建議

東盟位于亞洲東南部，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和越南毗鄰我國，與我國的距離較近，貿易交易程度高。新加坡的人均GDP和城市化率都處于較高的水平，但由于國土面積狹小、市場服務空間有限、勞動力成本高等問題，因此我國必須加強與新加坡的經濟貿易合作，鞏固我國在兩個國家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輸出。印度尼西亞、緬甸、泰國等這些經濟較為落后的國家，同樣也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我國要重點推動自身的優勢產業，向這些國家輸出高新技術產業，尤其是基建、新能源方面的項目合作。

西亞地處“絲綢之路”重要地理位置，這里盛產石油，是世界最大的石油輸出地區，其中石油輸出國的人均GDP要明顯高于非石油輸出國。我國應向沙特阿拉伯、卡塔爾等石油輸出國更多的出口技術附加值高的產品，在出口服飾、紡織品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基礎上，加強以高端機器生產設備換取西亞石油能源的貿易特征。對非石油輸出國可以加大港口和鐵路、交通、農業、電信等發面的投資，更多輸出“中國制造”產品。但西亞地區政治不穩定、市場規范程度低，我國應從全方位、多方面與西亞地區進行貿易活動，可以設立專門機構來引導和保障雙方企業在西亞地區的貿易合作。

南亞地區的自然資源十分豐富，具有發展農業的良好條件，相對的，南亞的工業化十分落后，工業部門仍以紡織業為主，基礎設施十分不完備。我國應重視與南亞的貿易合作，借助“一帶一路”戰略平臺積極投資南亞地區，把我國的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遷移過去，同時積極輸出工業制成品，充分利用建立起的中巴經濟走廊、大湄公河次區域等機制，實現雙贏。

中亞是世界上天然氣、石油蘊藏最豐富的地區之一，與我國相鄰，雙方間距離較短，因此我國主要通過管道運輸來進口這些資源。從中國與中亞的貿易進出口額和占比可以看出，雙方的貿易強度較弱，我國應加強對中亞能源、港口、電信等基礎設施的投資。但中亞地區政治較為動蕩，導致我國難以與這個地區的國家建立貿易一體化，因此我國可以先與距離較近的吉爾吉斯斯坦建立雙邊貿易機制，再逐漸發展成多邊。

我國與俄羅斯的貿易占比僅次于新加坡，我國應在保持當前進出口結構的情況下，增加高新技術產業、通信技術產業等的輸出。白俄羅斯的城市率較高，有較完善的基礎設施，我國應在此基礎上充分考慮加強與白俄羅斯的合作，在白俄羅斯時局較為動蕩的情況下制定符合雙發投資合作的政策。我國可以鼓勵企業在基礎設施、農產品加工、公共事業等方面加大對阿塞拜疆的投資。

中東歐的地理位置較為優越，與我國的貿易密切，并且中東歐地區的政治環境較為穩定，然而雙方的貿易額并不是十分突出，反映了雙方貿易合作的缺乏，這與波蘭、捷克等國的嚴厲的貿易政策有一定關系，我國應積極鼓勵企業承包中東歐地區高新技術產業園、通信網絡、鐵路建設、物流服務等方面的工程項，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在中東歐電信市場、基建等方面需求增大的同時輸出我國的優勢產業。

注釋：

i注：占比指的是2017年該國與中國的貿易額占2017年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貿易總額的比重。

【參考文獻】

[1] 陳偉光，郭晴.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潛力估計與區位選擇[J]. 宏觀經濟研究， 2016， （9）： 148-161.

[2] 張會清，唐海燕.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貿易聯系問題研究[J]. 國際經貿探索， 2017， （03）： 27-40.

[3] 孫壯志.“一帶一路”合作空間拓展的著力點探究[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39（01）：25-35+2.

[4] 巴羅. 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