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漢代畫像磚墓的淵源及其影響

杭州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卜友常

【內容提要】漢代畫像磚墓，源自戰國時韓國空心畫像磚槨墓。至漢初，傳播到洛陽，其后又傳播到中原的工藝美術中心、經濟發達的南陽，東漢中期傳播至四川地區，每一次傳播過程中都在發展演變。

南陽漢代畫像磚是漢代墓葬的建筑裝飾材料，是漢代美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既體現了中國喪葬制度的變化，同時又體現著中國美術發展過程中一項新的形式，豐富了漢代美術的種類，是中國美術史中的一朵奇葩?？墒沁@朵奇葩的來龍去脈如何，本文擬對這一問題進行梳理與探討，希望把這一藝術現象的淵源與傳播呈現于學界，敬請諸位方家批評指正。

一、南陽漢代畫像磚墓的淵源

中國制磚歷史，由于以往考古資料的限制，學界普遍認為最早的磚出現于陜西岐山趙家臺遺址，近年在藍田新街遺址的發掘中發現，早在仰韶文化時期我們已經開始燒制并使用磚了，在其遺址中，不僅發現了“板磚”，還發現了制作“板磚”的泥坯。而空心畫像磚，最早發現于陜西西周原云塘村的池渠遺址，年代以先周時期為主，下限或可到西周初年，畫面飾散亂的麥粒狀粗繩紋。比較規范圖案的畫像磚，是在春秋戰國中期才開始出現。據考古發掘報告，全國多地發現戰國空心畫像磚。1974—1982在秦代宮殿遺址發現空心畫像磚；1957—1970趙都邯鄲故城發掘的空心畫像磚殘塊；1993—1995在遼寧綏中縣寧石碑地遺址發現秦代空心畫像磚；1997年4月，在山東平度市即墨故城發現空心畫像磚；1982年，在湖北楚都紀南城南垣水門古河道發現空心畫像磚；1983年在安徽壽縣楚都遺址發現戰國空心畫像磚；另外在江蘇盱眙東陽故城遺址發掘秦代空心畫像磚。

圖1

截至目前的考古發掘報告可知，戰國空心畫像磚發現數量最多的地區應該是河南鄭州地區，此地是戰國時期鄭韓故地。1954年，在鄭州二里崗發掘26座戰國晚期空心畫像磚墓；20世紀90年代，在新鄭鄭國祭祀遺址發掘了5座戰國晚期空心畫像磚墓；2003至2008年，在新鄭西亞斯東周墓地發掘49座戰國晚期豎穴土坑空心畫像磚墓；2006年以來，在新鄭胡莊韓王陵附近發掘了54座戰國晚期空心畫像磚墓。據不完全統計，鄭韓故城有140多座空心畫像磚墓。

根據考古發掘報告，發現這些空心畫像磚均是長方體狀帶米格紋裝飾，均由這些磚砌成槨室，墓的頂部大多數使用木板蓋頂，少數為空心磚側立蓋頂。根據考古資料，這些空心畫像磚，基本上可以確定是鄭國、韓國所制。在當時空心磚是制陶業發展的必然產物，社會需求大量的陶制品，于是就需要規?；纳a。新鄭鄭國祭祀遺址中多處發現了陶拍、陶刮板、陶圓盤等制陶工具，還有帶米格紋的空心磚殘塊[1]。1972年在鄭韓故城發掘的韓國制陶作坊遺址位于鄭韓故城的外廓城（東城），東部靠近東墻外，出土的遺物有陶拍、陶刮板、陶圓盤等制陶工具及陶罐、陶盆、陶豆、空心磚、方磚、筒瓦、板瓦等陶制遺物。2002年，在鄭韓故城東城東北角發掘的韓國大型制陶作坊遺址中，發現了多座陶洗池、捶泥池、囤泥池、大型盛水器等遺址[2]。由此可見，鄭州發現的戰國畫像磚，應該在鄭國時期已經出現，也就是戰國中期，而這種技術，后來在韓國滅掉鄭國后又繼續了這種手工藝。

鄭州戰國空心畫像磚墓均是仿制木槨墓的形制，在具體營建過程中是把空心畫像磚來替代木槨，兩塊空心畫像磚相接側立疊放分別相當于木槨的長度和高度，兩側分別用四塊空心畫像磚兩兩相接，側立成兩層，兩頭各用兩塊磚上下相接，側立封堵，有的用空心畫像磚蓋頂，有的用木板蓋頂。鄭州二里崗發掘的26座空心畫像磚墓中，4座使用空心畫像磚蓋頂，22座用木板蓋頂或者用空心畫像磚側立鋪頂[3]。據此，學界一致認為，鄭州空心畫像磚墓應該是在戰國中期、后期，基于當時社會動蕩情況下，地位較低的一些貴族和上升的一些庶民沒有更多的余財用于墓葬的營建，作為當時重要經濟支柱的制陶作坊，為了更多的獲得經濟利潤，借鑒青銅器的模制方法，生產了廉價的空心畫像磚來代替木槨墓的木料。其實當時這種變通的方法不僅在墓葬方面試用，在禮器方面也出現過，當時的仿銅陶禮器就是一個顯著例子[4]。

圖2

圖3

鄭州戰國空心畫像磚墓出土的空心畫像磚基本上是小印模制作，一模一畫，畫面呈現一種淺浮雕效果，而且連續排列。其形制除了大型空心畫像磚之外，還有少量空心畫像長方柱磚、帶榫口的長方畫像形磚和菱形畫像磚等。

畫像圖案主要是裝飾圖案：有米格紋類型、方框S紋類型、變形柿蒂紋和漩渦紋類型、百乳紋和變形柿蒂紋類型、方框S紋和柿蒂紋相交形成四方連續排列類型以及米格紋、樹葉紋、虎紋、葉脈狀柿蒂紋四種組成的類型。

根據發掘材料，我們基本上可以確定空心畫像磚產生于戰國中期，在秦國、楚國、趙國等宮殿遺址中有所發現。而且在作坊中也在使用，由此看來，空心畫像磚已經是戰國貴族和平民喜歡的一種建筑裝飾材料。而畫像磚墓是韓國人所創，并且在戰國晚期時只流行于韓國境內[5]。

圖4

韓國空心畫像磚墓在韓國一帶大量流行，作為一種新的喪葬方式，勢必會受到一部分貴族和富裕平民的青睞，這種形式既符合他們的身份，又適合他們的經濟狀況，同時又能和一般貧民產生區別。因此，這種形式就不斷的在經濟發達的地區傳播開來，而且還形成了一條較為清晰的傳播路線。在戰國晚期，韓國空心畫像磚墓已經開始向周邊傳播。在西漢初年，洛陽作為陪都，戰國晚期流行的空心畫像磚墓，于是在此地生根發芽。也可以說洛陽是空心畫像磚墓傳播過程中的第一站。洛陽最早的空心畫像磚墓是1957年七八月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在洛陽新安縣鐵門鎮發掘清理39座空心磚槨墓，年代為西漢早期[6]；1987年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為配合基建在洛陽隴海鐵路以北，陵園路西側清理了一座空心磚墓，年代為西漢早期[7]；1996年夏，洛陽市文物工作隊配合市郵電局宿舍樓考古工地，在市北郊清理一座編號為C8M574的西漢早期空心磚墓等[8]。我們會發現洛陽西漢空心磚墓與韓國空心磚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洛陽西漢早期的空心畫像磚墓無論是墓葬形制、題材內容還是表現手法均是一定程度上繼承韓國空心畫像磚墓的一些特征。首先從墓葬形制上看，洛陽西漢早期的空心畫像磚墓全部用空心畫像磚營建的空心磚槨墓，頂部用空心磚蓋頂，但與韓國空心磚墓稍有不同的是，此時的墓門開始出現一些變化，即在墓門兩側豎立兩塊方框形空心磚作為門框，上部橫放一塊作門楣，中間豎立兩塊作門扉[9]。墓門的出現是空心畫像磚墓發展過程中的一次重大革新，把以前封閉式的墓室結構，開始向住宅結構發展。這種變化只是一個開始。1985年在洛陽宜陽縣牌窯發現的西漢中期畫像磚墓，是畫像磚發展過程中的又一次飛躍。該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組成，墓道兩側用空心磚側臥壘砌，上部用三塊蓋頂，墓室呈長方形，底部用空心磚橫鋪，墓壁均用空心磚疊砌，墓頂為屋坡形，空心磚兩側有彩繪畫像[10]。由此可以看出，洛陽西漢早期畫像磚墓已經由韓國模仿木槨墓的空心畫像磚墓向模擬宅地畫像磚墓的方向發展。

在畫像磚的形制上，主要還是以較大的空心畫像磚為主，有長方形、三角形、長條狀、兩端帶榫的長方體空心磚等不同的形制，制作方法多為陽模模印，其畫面呈現出一種陰線刻效果，與韓國畫像磚風格區別較大。少量為陰模模印，也有陰模與陽模結合的形式，印畫方式還沿襲韓國一模一畫的方式。

在畫面題材上，洛陽西漢畫像磚和韓國畫像磚也有較大區別。韓國畫像磚大量流行的米格紋、方框S紋、柿蒂紋和漩渦紋以及小型虎紋已經不再作為畫像磚的主題紋飾，而且是以歌舞娛樂、人物圖像、各種動物神獸、屋宇樓臺等為主。

綜上，洛陽西漢空心畫像磚墓，在繼承韓國空心畫像磚墓的基礎上，又有了許多新的發展，首先在墓葬的形制上開始出現了仿宅地的變化，其次是模具的制作上出現陽模，最后就是畫面題材的豐富。這種變化，如果我們認真分析的話，會發現，除了墓葬形制的變化是洛陽西漢墓葬的獨創之外，陽模和題材應該是受到秦都咸陽空心畫像磚制作的影響，與咸陽發現的一號、二號、三號秦宮遺址出土的龍紋、鳳紋空心磚的模印方法是一樣的，均是陽模印制，畫面呈現陰線刻效果。這種畫像磚，我們暫且把他歸之為擬繪畫的畫像磚。

二、南陽漢代畫像磚墓的基本形態

如果我們把韓國空心畫像磚墓定為畫像磚墓的發祥地，洛陽漢代畫像磚墓則是空心畫像磚墓傳播的第一站，而南陽漢代畫像磚墓，是畫像磚墓傳播過程中的第二站，也就是在這一站中，畫像磚作為一種建筑裝飾，走向了巔峰時期。

畫像磚墓之所以在南陽能走向巔峰時期，應該與南陽的文化藝術底蘊有著密切關系。

今天我們研究南陽漢代畫像磚或者漢代畫像石，往往贊嘆其藝術成就何其高妙，然而卻不知南陽在夏商周時期已經是中原藝術品的制作重鎮。

南陽漢代畫像磚墓，時代最早要數1985年在南陽市新野縣縣城北12公里樊集吊窯發掘的47座漢墓，其中37座漢墓為畫像磚墓，這批墓葬在南陽漢代畫像磚墓中，富有代表性，所以在此做一簡單介紹。根據墓室平面形狀，這批墓大致情況為，墓頂皆用特制的實心磚壘筑，前后橫列，每列為三塊磚組成，橫剖面呈“冖”形，墓門由南北立柱和門楣做出，立柱和門楣皆為空心畫像磚。墓門用實心磚壘筑，墓室用小磚壘筑。個別墓室有少量的實心畫像磚[11]。除此之外，南陽漢代畫像磚墓的發現還為數不少。淅川縣發掘的漢代畫像磚墓，畫像磚基本上是小磚，畫面基本上長度在13厘米至22厘米之間，寬度4厘米至7厘米之間[12]。

根據南陽漢代畫像磚墓的發掘報告可以看出，南陽漢代畫像磚墓出現于西漢中期以后，直至東漢后期還在流行。通過這些材料可知，南陽西漢時期畫像磚墓，在墓葬形制上繼承了洛陽宜陽縣牌窯發現的西漢中期畫像磚墓的一些特征，在頂蓋的壘筑方面雖然和洛陽的有區別，但洛陽的屋坡形在新野縣樊集西漢畫像磚墓中依然保留有一些跡象，此時的南陽西漢畫像磚墓開始把墓頂向拱券形制方面發展。南陽西漢畫像磚墓更進一步發展了洛陽宜陽縣牌窯漢畫像磚墓仿“住宅”的形制，從而出現了漢墓的墓門、門楣，從而使仿住宅的形制更加具體化。

圖5

圖6

在畫像磚的使用上，空心畫像磚和實心畫像磚同時使用，而空心畫像磚主要使用于門扉周邊，也就是門楣、門兩側柱子，墓室之中使用小型條磚壘砌，也有少量畫像磚使用。從這一點看，南陽畫像磚墓基本上脫離了空心畫像磚槨墓的形制，開始向一個地下“住宅”形制墓葬發展，而且逐步成型。這是漢代畫像磚墓，乃至漢代畫像石墓發展過程中具有里程牌意義的變化。

南陽漢代畫像磚墓不僅進一步發展了漢代畫像磚墓的形制，而且在畫像磚制作與畫面題材上均有重大的變化。

在畫像磚的制作方面，南陽漢代畫像磚的模印方式基本上是陰模印制，畫面呈現一種淺浮雕效果。根據整個磚面畫像和模印數量來講，有一模一磚和多模一磚，所謂一模一磚就是先根據畫像粉本，由雕刻藝人在木板上刻出畫像，這種畫像，根據故事情節不同，進行畫面布局，一個模子印制一幅完整畫像，畫面構圖嚴謹，這種形式主要在大型空心磚、方形實心磚、實心長條型大磚、實心長條型小磚上表現。

畫像題材方面，南陽漢代畫像磚墓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大致可分為社會生活、歷史故事、神仙異獸、花紋圖案四大類型。

總的來說，南陽漢代畫像磚墓，是畫像磚墓傳播歷程中的第二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由于地理位置和洛陽不同，洛陽歷史傳統觀念比較深、政治氛圍比較濃，而南陽這兩點均比不過洛陽，因此南陽西漢畫像磚墓在形制上和木槨墓的形制相比而言變化較大。如果說洛陽西漢畫像磚墓是脫離木槨墓向“住宅”墓雛形發展的話，那么南陽西漢畫像磚墓就已經完全脫離了這種雛形，基本形成“住宅”墓葬的形制。這些發展，是西漢南陽人民擺脫傳統禮制的一種表現，同時也展現此地人民的創造能力。除此之外，西漢南陽人民在漢代畫像磚的制作上也展現了精湛的藝術創作能力。西漢中期以前的漢代畫像磚，我們會發現，無論是韓國、秦代、洛陽西漢早期，基本是一磚多模和線刻兩種藝術變現形式，其畫面有陽紋圖像和陰線圖案，給人均有一種纖細的擬繪畫的藝術效果。而南陽則不然，大大發展了畫像磚制作藝術，主要特征是出現了一磚一模的畫面情況，可以表現一個故事(圖1)、一個雜技(圖2)或一場戰爭(圖3)的全部場景，使畫像磚的視覺藝術大大增強，這是洛陽畫像磚想表現而不能表現的，洛陽漢代畫像磚當時也有想通過一磚多模來表現一些畫面情節，但畢竟是一磚多模，故表現出來還是比較僵硬，畫面構成不夠連貫。而南陽漢畫像磚，在制作畫像磚以前就已經繪制好一幅完整的繪畫作品，這個作品的構圖與畫面組合均有認真的處理，再以此粉本來進行木板雕刻。這種木板雕刻的模子，能模印出畫面栩栩如生的淺浮雕效果，這種情況應該和南陽傳統的雕刻技術密不可分，因為這種木板模子的雕刻，與南陽當時的玉器雕刻方式有相似的地方。這些傳統技藝在畫像磚上的表現，從而也大大推動畫像磚藝術的發展，使南陽漢代畫像磚成為中國古代美術史上的一朵奇葩。

三、南陽漢代畫像磚墓對巴蜀漢代畫像磚墓的影響

南陽作為古代南北文化的交匯之地，它即把南方的楚國文化向中原傳播，又把中原的畫像磚墓向南方傳播，向南方傳播的過程中，既有零星的一些表現，也有系統的發展，它的這種傳播，應該是需要一定的地理優勢、經濟環境、政治文化傳統，而漢代巴蜀一帶恰恰符合這些條件。

在東漢時期，成都已成為著名的銅器、漆器制作地區。也就是此時，除京都長安外，全國另有五大商業都市，成都就是五大都市之一的西都。因此，成都當時成為西南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商業中心，是各種貨物的集散地。

也正因為巴蜀地區有著雄厚的經濟條件，在中原災荒和戰爭年代，巴蜀往往成為中原人民向往之地。中原統治者一遇災荒,遂令民“就食蜀漢”已成慣例。加之漢統治者在災荒之年,對人口的遷移又不加“禁限”,大量饑民涌入巴蜀是不言而喻的。東漢江夏(今湖北境內)人劉焉,初為益州牧時,“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為眾,名曰‘東州兵'”[13]。劉焉曾把流入益州的南陽、三輔百姓收編為軍隊,號為“東州兵”,這表明流入益州的數萬家人口,似應以南陽人為主。東漢末劉備在敗走南陽郡新野縣時，大批為避戰禍的百姓追隨其后。建安十二年(207),劉備采納諸葛亮聯吳抗曹的策略,在赤壁之戰擊敗曹操,據有荊州后,又率兵入蜀,奪取成都和漢中,建立蜀漢,自立為帝[14]。

也就是這些移民活動，促使了文化藝術的交流。當南陽文化與當地文化進行融合時，就豐富當地的文化藝術。于是，中原畫像磚墓幾經輾轉，很快得到巴蜀地區人民的接受。他們在南陽漢畫磚墓葬藝術的基礎上，并結合當地人民的喪葬習俗和審美愛好，對中原的這一文化又進行了發展。

根據新中國成立后文物部門的考古發掘報告，四川地區的漢墓發布廣泛，主要分布于川西和川東，川西地區包括四川盆地西部和青藏高原東部邊沿地區，為漢時的蜀郡、廣漢郡、犍為郡北部等“三蜀”，川東地區包括整個四川盆地東部以及長江沿岸和以南的部分川南地區，以重慶一帶的沿江地區為中心，漢時這個地區相當于巴蜀的范圍，重慶即是郡治所在。川西平原除了漢磚墓外還有漢磚石合筑墓，未見石室墓，川東除了磚室墓之外還有石室墓，未見磚石合筑墓。川西墓葬畫像多是再現墓主生前的生活，而川東地區畫像主要是表現一些想象和虛構的內容[15]。而帶有畫像的磚墓主要集中在川西平原一帶，此地正是中原移民的集中地區[16]?，F就根據考古部門公布的發掘報告簡單做一梳理。畫像磚、畫像磚石合筑墓共11座，其中東漢中期畫像磚墓2座，東漢晚期畫像磚墓6座，東漢晚期畫像磚石合筑墓2座，蜀漢畫像磚墓1座。地點分別在成都、彭山，成都10座，彭山1座。

圖7

通過發掘報告可以看出，巴蜀地區的漢代畫像磚墓出現于東漢中期永元元年，也就是漢和帝劉肇時期。而東漢中期正是南陽漢代畫像磚墓、漢代畫像石墓如火如荼時期，在巴蜀漢代畫像磚墓中既能看出它淵源于南陽的蹤跡又能看出它的創新。

在畫像磚墓的形制上，巴蜀漢代畫像磚墓主要體現在用磚筑墓代替木槨墓，而這個磚筑墓的使用，據羅二虎先生考證認為“四川地區磚室墓最初的使用者可能僅局限在一定的居民群體和階層，具體的說可能主要是在秦漢以后中原移民中流行，而使用者主要為一般平民和低級官吏”。[17]此時的川西漢畫像磚墓，其形制依然沿襲南陽漢畫像磚有墓門、并用磚券拱頂。這種形制已經是在棺槨的形制上越走越遠，而且繼續發展南陽漢代畫像磚“住宅”的形制。

巴蜀漢代畫像磚墓中，畫像磚的布局與南陽漢代畫像磚墓有所不同，巴蜀漢代畫像磚墓在布局過程中即在墓門處裝飾畫像磚，又在墓室墻壁上裝飾畫像磚，如果帶闕的畫像磚一般會處置在門口，其他基本均在墓室內部，并無一定的順序[18]。

在畫像磚的制作上，巴蜀漢代畫像磚模印制作上完全繼承了南陽漢代畫像采用陰模的模具，一磚一個完整故事情節的繪畫作品，一磚一模的方式，依然是淺浮雕畫面效果。但在磚的形制上，基本上就有兩種，一種是實心方形磚，一種是小型實心條狀磚。

在畫像磚的題材方面，巴蜀漢代畫像磚墓呈現出的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內容作品。根據高文先生的分類，四川漢代畫像磚主要分為平民生活類型（圖4）、貴族生活類型（圖5）、舞樂百戲類型（圖6）、建筑藝術類型（圖7）、裝飾圖案類型。

巴蜀漢代畫像磚墓，是畫像磚墓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里程碑，在模印方式上繼承南陽一磚一模的技術，雖然沒有南陽那樣大型的空心畫像磚，但這種方磚在巴蜀表現得更加靈動、飄逸，比南陽漢代畫像磚更具繪畫意味。而且把畫像磚墓券頂模式向前推動一大步，從而使墓葬更具“住宅”特征。在畫像磚的使用上，巴蜀漢代畫像磚墓除了在墓門口裝飾畫像磚的傳統外，主要把畫像磚裝飾在墓室之內。這也是漢代畫像磚墓發展到后期的一個變化。

四、結論

漢代畫像磚墓，源自鄭州韓國空心畫像磚墓。至漢初，鄭州韓國空心畫像磚墓依然還在發展，并傳播至距離鄭州較近的洛陽，其后又傳播到中原的工藝美術中心、經濟發達的南陽，東漢中期傳播至巴蜀地區。這種傳播，每一次都在發展演變。洛陽的西漢早期畫像磚墓，依然保留一些戰國晚期韓國磚槨墓的特點，南陽就開始向“住宅”墓室方向發展，到巴蜀完全就是一個地下“住宅”。在磚的制作上，洛陽是空心畫像磚，南陽是空心畫像磚、實心長版磚，到四川就是實心方磚和小型長條小磚。在模制方面，戰國晚期韓國是一模一印，一磚多模，多呈現淺浮雕畫面效果；洛陽西漢多是吸取長安一磚多模，一模一印，而且畫面呈現陰線刻效果，而南陽的畫像磚在模制方面出現創新，出現一磚一模。而巴蜀漢代畫像磚的模制方面完全繼承了南陽的一磚一模技術。

注釋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鄭鄭國祭祀遺址》，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鄭工作站：《鄭韓故城戰國時期大型制陶作坊遺址》，中原文物2003年第4期。

[3] 董睿：《戰國西漢中原墓葬建筑材質和內部空間轉變及其社會原因》，《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

[4] 印群：《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東周墓葬制度》，社科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5] 胡進駐：《東周鄭韓墓葬研究》，鄭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6] 河南文物局文物工作站：《河南新安鐵門鎮西漢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2期。

[7] 喬棟、慕建中：《洛陽北邙45號空心磚漢墓》，《文物》1994年第7期。

[8]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北郊C8M574西漢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5期。

[9] 河南文物局文物工作站：《河南新安鐵門鎮西漢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2期。

[10] 洛陽地區文管會：《宜陽縣牌窯西漢畫像磚墓清理簡報》，《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

[11]河南省南陽地區文物研究所：《新野樊集漢畫像磚墓》，《考古學報》1990年第4期。

[12]李松：《淅川縣下寺漢畫像磚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13]范曄：《后漢書》中華書局,1956年版。

[14]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1959年版。

[15]羅二虎：《四川漢代磚石室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2001年第4期。

[16]羅二虎：《四川漢代磚石室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2001年第4期。

[17]羅二虎：《四川漢代磚石室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2001年第4期。

[18]馮漢驥：《四川的畫像磚墓及畫像磚》，《文物》196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