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種保護三種道德理由的反思

孔成思 焦國成

摘 要：物種的價值以及人們對不同物種（尤其是瀕危物種）負有何種道德責任，構成了物種保護倫理問題的研究基點與主旨。以動物權利論、終極價值論、道德情感論作為道德理論的基礎，個人主義、整體主義和達爾文主義分別在三種不同層面論證了物種保護的道德理由。對這三種理由合理性與適用性的勘察和反思，既有助于物種保護相關倫理問題研究的深化與展延，也能對物種保護實踐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撐。

關鍵詞：物種保護；動物權利；終極價值；道德情感

中圖分類號：B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8）05-0091-06

物種保護是環境倫理學的前沿問題之一。近年來，關于物種保護的倫理問題主要圍繞物種價值、物種道德身份、物種平等性、外來物種遷移、人造物種劃界等問題展開。而在環境倫理學的框架下，系統地梳理物種的價值以及有關人對物種的道德責任的探討，則是物種保護倫理問題無可規避的研究基礎。以往環境倫理學的研究對象雖然也涉及物種保護，但主線是通過賦予動物、生物、生態以道德地位的方式來擴展道德共同體，而缺乏對物種保護道德辯護的針對性研究，更沒有形成可供公眾和政府參考的系統化物種保護的倫理理論。

物種保護所涉及的倫理問題受環境倫理自然價值論的影響，其主流價值立場仍是以非工具性價值為導向。在此基調下，動物權利論和終極價值論分別闡明了物種保護的道德理由，但都難以兩全。道德情感論則試圖以人的道德情感為基礎擴展道德共同體，從而達到對物種保護道德理由的論述，卻也由于道德情感根基的薄弱而難以實現。通過對這三種學說關于物種保護道德理由的考察與批判，不僅細化并補足了環境倫理的研究對象，也有助于深化和推進有關物種保護的道德實踐。

一、物種保護倫理問題的緣起

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出現了一起瀕危物種蝸牛鏢（Snail Darter）“壓倒”大壩的經典案例，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成為物種保護倫理問題的緣起。在泰利庫大壩（Tellico Dam）修建之前，美國聯邦政府主持修建了成千上萬的大壩，從未受到過阻礙。但就在這座大壩修建過程中，生物學家發現大壩的建成將對田納西河里的一種瀕危魚類蝸牛鏢的生存造成極大威脅，為了保護這種瀕臨滅絕的魚類，法院最終裁定停止修建田納西河上已投入巨額資金的泰利庫大壩。泰利庫大壩的建成無疑會為當地帶來可觀的經濟回報和緩解能源供應短缺問題，但蝸牛鏢這種既沒有重大的經濟價值也并未明確其生態價值的瀕危物種卻最終勝訴。①

在蝸牛鏢的案例中，發人深思的不僅僅是大壩的修建與否與人類的利害得失的關聯性，更是人類應該如何回應物種價值與人類利益之間的沖突問題。由此便引申出一系列問題：物種以及瀕危物種的價值究竟是什么？何為保護物種的倫理基礎？瀕危物種的價值是否高于普通物種？人類是否應該盡可能多地保護瀕危物種免于滅絕？人對不同物種負有何種道德義務？

在關于為什么要保護物種的問題上，人們達成的普遍共識是物種具有工具價值。比如，物種滿足了人的自然物質所需，物種多樣性有利于生態系統穩態的維護。然而這種回答卻造成了物種保護（尤其是瀕危物種保護）方面的困境：其一，如果單憑物種所具有的工具價值來作為保護物種的理由，那么那些難以斷言有工具價值的物種就會被大量排除。其二，擁有工具價值的物種其價值高低也存在巨大差異。如生態學提出的“關鍵物種”（keystone species），即對維持生態群落結構的穩態起著關鍵性作用，并對該生態群落的其他相關生物的種群和數量起著決定性影響的物種，在物種總量中只占極小的比例，這也意味著真正能體現物種多樣性價值的物種是極少的一部分。

由此不難推斷，單以物種的工具價值作為衡量物種是否應受保護的標尺難免有失偏頗。如此一來，對物種終極價值（final value）的探討也就變得不可或缺了。按照羅納德·桑德勒（Ronald Sandler）對終極價值的定義：終極價值即“是其所是的價值”（something has for what it is）。②終極價值就是指非工具價值。人就是擁有終極價值的最典型代表，也就是康德強調“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意義上的價值。但值得說明的是，雖然終極價值與內在價值有相同之處，兩者所指均包含“非工具價值”這層意思，但由于內在價值還強調價值的客觀性以及與他物的非相關性特質，而終極價值卻可以是主觀性的且有評價者的參與，故兩者不可混為一談。桑德勒在《物種倫理導論》一書中系統梳理了物種終極價值的類別。根據終極價值的源起，他將其分為客觀終極價值與主觀終極價值。前者強調終極價值的客觀性，是棄絕一切偏好、態度、意見、情感等因素的純粹價值；后者則堅持價值與價值發現者不可分離，即人作為價值發現者并不創造終極價值，但這種價值判斷需要人的參與。③在很大程度上，物種保護的倫理問題就是基于對物種終極價值的探討而展開的，其主要旨趣就是要打破經典元倫理學中的人本位傳統，建構基于終極價值的物本位倫理學，以協調人與物種（尤其是瀕危物種）的關系。

由于生存環境的喪失或破碎化、環境污染、外來物種的入侵以及人類的過度利用等原因，地球正在進入第六次生物物種大滅絕時期。面對嚴峻的物種滅絕危機，物種保護的倫理問題研究始終圍繞這樣一個議題：什么是人保護物種（瀕危物種）且對其負有道德責任的倫理根據？環境哲學家的不同回答能反映出對待物種上截然不同的道德立場：一些人認為物種（甚至是瀕危物種）不同于組成它們的個體生物，是不能擁有內在價值的，實際上只有極少數的個體生物應該被保護，而判定的依據是該生物是否擁有感知能力；另一些人的看法與第一種剛好相反，他們認為正是物種（包括瀕危物種）所擁有的內在價值才是它們值得被保護的合理依據；還有一些學者認為人的“道德情感”才是人決定瀕危物種是否該被保護的直接推動力。他們依據達爾文的倫理思想考察人對瀕危物種的道德責任，并嘗試透過道德情感論將人的道德責任擴展至瀕危物種。相應地，這三種回答又是物種保護三種不同道德理由的直觀體現，它們分別為：個體主義的動物權利論；整體主義的終極價值論；達爾文主義的道德情感論。在此需要說明的是，學界對于物種的概念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基于生殖隔離、系統演化、生態位、基因、形態等不同的層面，所定義的物種概念差異巨大。但這些分歧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關于物種概念是一元論還是多元論的爭論；另一種是關于物種概念是實在論還是約定論的爭論。④而環境倫理探討物種概念所涉及的分歧主要是在本體論層面，動物權利論與終極價值論中對物種的定義就較為典型地呈現出了這種分歧。前者認為物種是通過組成它的個體特征體現的，后者則認為存在一個整體概念的物種。道德情感論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對物種概念的理解是以生態學的相關理論為基礎的。雖然三種學說對物種概念的理解有所偏差，但并不影響理解它們對各自物種保護道德理由的辯護。

二、個體主義的動物權利論

動物權利論者，也稱個體主義論者，最具代表性人物當屬皮特·辛格（Peter Singer）與湯姆·雷根（Tom Regan）。個體主義論者把是否具有感知能力看成是一個事物是否具有內在價值的根據。他們之所以將關注的重心集中在感知能力上，是因為他們認為，對非人類內在價值的確證需要通過尋找它們所具有的那些與人的內在價值相類似的特質。在他們看來，由于人的內在價值就是通過自我意識以及對生活有欲望和信念等因素促成的，因此最有可能獲得內在價值的非人類對象便是那些有知覺的動物。辛格聲稱一些有知覺的動物也同樣具備人的那些作為重要道德考量的能力，如能知覺并具有自我意識等，道德關懷的范圍自然也應該包含這類動物。雷根認為動物也有對生存的渴求，因為只有當動物有認知能力時，才能在思想實驗的意義上說這類動物能期許未來，會關注自身生活的好壞，從而成為生命主體，擁有生命不受侵害的基本權利。無論如何，個體主義下的動物權利論對保護瀕危物種的態度只會根據生物個體的感知能力做抉擇，而并不考慮個體是否從屬于特殊群體。也就是說，他們達成共識的觀點是：瀕危物種自身數量的稀缺并不能作為該物種中的個體應優先受保護的理由；物種不是個體概念，也根本不可能有感知能力，因而也沒有任何內在價值可言。

但在現實情境中，這種方式會得出一系列讓人怪異的結論。首先，如果遵從動物權利論的主張，那就只有極少數的生物能納入被保護的對象，畢竟只有少數高等動物才能有與人類似的認知能力。在《美國瀕危物種保護法》所羅列的瀕危物種名單中，絕大多數瀕危物種都是鳥類和魚類，它們都不能滿足個體主義挑選保護對象的條件。其次，相較于不同的物種而言，個體主義對待瀕危物種的理念與常理不符。由于完全不考慮生物個體所屬種群的特殊性（如該種群的稀缺性），個體主義的觀點通常不利于瀕危物種的保護。相較于種群數量充足的物種，更易滅絕的瀕危物種將不會獲得任何特殊待遇。雷根在一個思想實驗的案例中指出：當面對一個從屬于種群數量龐大的生物個體與兩個從屬于瀕危物種的生物個體時，若前者那一個個體的死亡所造成的傷害遠大于后者兩個個體死亡所造成的傷害的話，那么動物權利論便主張保護前者。⑤再次，就同一物種而言，個體主義也無法調和物種的種群利益與該物種個體利益之間的沖突。由于種群中個體利益之和并不等于該種群的整體利益，因此保護物種可能會犧牲該物種個體的福祉。例如，為增加某種群的數量以保護該物種免于滅絕，就要對該種群的個體成員采取一些必要手段以促進繁殖率，比如對個體成員的卵子發育進行人為干預，實施胚胎移植手術。這就使得種群的個體飽受痛苦，甚至造成不可逆的傷害，但個體的這種犧牲卻促進了該物種的可持續性。⑥

總之，動物權利論只專注于那些所能獲得與人類似的道德權利的物種個體，拒斥作為整體概念的物種的權益，從而也就無法調和物種個體與整體利益之間的沖突。針對這種缺失，終極價值論試圖將物種整體的終極價值作為論證基礎，從而在整體主義視角下為物種保護提供道德理由。

三、整體主義的終極價值論

與個體主義論者的路徑相反，整體主義者十分強調瀕危物種的終極價值以及物種多樣性的重要性。但受環境倫理學主流的內在價值論影響，整體主義更偏向于對客觀終極價值的考察。根據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提出的生態整體主義的核心準則，物種多樣性有助于“維持生命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⑦，由于瀕危物種更易于消亡從而會消減這種多樣性，因此瀕危物種個體的內在價值高于普通物種個體的內在價值。個體會因所處種群的特殊性而造成個體內在價值的差異。但根據喬治·摩爾（George Moore）對傳統內在價值的釋義，瀕危物種里的個體并不能擁有比其他物種個體更多的內在價值?！罢f一類價值是‘內在性，即指詢問事物是否有內在價值，在何種程度上擁有內在價值的問題，其實僅是取決于該事物內在特質是什么?！雹嘁簿褪钦f，價值的內在性根據的是事物某種“是其所是”的特質，并不涉及內在價值本身程度上的差異。因此，整體主義路徑下瀕危物種保護觀點的確定，首先需要重新定義內在價值。

羅伯特·埃利奧特（Robert Elliot）就將傳統內在價值重新定義為：某物的內在價值由某些“價值增加”和“價值減少”的性質決定?！叭魞r值增加的性質大于價值減少的性質，那么該事物就有內在價值；如果情況相反則該事物內在價值減值。否則該事物就是價值中立?！雹岣鶕＠麏W特對內在價值的定義，在其他方面都相同的情況下，瀕危物種的個體之所以比其他數量充足物種的個體具有更多的內在價值，是由于前者擁有一定的外在特性，例如瀕危物種數量稀少的特性。

在內在價值重新定義之后，就是對作為個體形式的物種進行內在價值的論證。早在20世紀70年代，大衛·赫爾（David Hull）就聲稱物種是一個連續的實體，物種并非因個體結構相似而結合在一起，而是通過血親間基因不完美復制的繁衍過程而形成的。勞倫斯·約翰遜（Lawrence Johnson）認為物種就是一種個體形式，它連續不斷的演化進程構成了生命實體。⑩在此基礎上，霍爾姆斯·羅爾斯頓（Holmes Rolston）走得更遠，他進一步說明物種本身就代表了生命史的一種特殊形式，它既代表了生命持續繁衍的過程，也是生命體進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助推力，相當于一個超級個體的生命形式。 因此“毀滅物種如同從一本尚未閱讀的書中撕掉一些頁碼”B11。物種的滅絕與物種中個體的死亡不同，摧毀生命個體所終止的只是個體短暫的生命年限，它并不會對該物種中的其他個體造成影響，也不會對長遠的發展潛能造成影響。然而，對物種的摧毀切斷的則是數千年的生命歷程，從此以后該生命形式的潛在發展再無任何可能性?！拔锓N滅絕如同一種大屠殺，殺害形式（物種）遠大于殺害物種中的個體。消除‘本質遠勝于消除‘實在，‘靈魂與‘肉體之間也可同理類比?！盉12若根據此觀點來回應之前雷根的那個思想實驗的案例，當面對一個從屬于種群數量龐大的生物個體與兩個從屬于瀕危物種的生物個體時，對后者價值的保護都是遠勝于前者，因為失去后者就意味著進一步增加了該物種消亡的概率，從而失去的將不僅僅是個體生命，同時也極有可能失去作為超級生命體的物種。

即使接受整體的物種概念作為個體形式且具有內在價值，也同樣面臨諸多現實問題的挑戰。雖然瀕危物種由于外在特性而比普通物種享有更多的內在價值，從而為保護瀕危物種提供了理據，但對于同樣擁有這種外在特性的瀕危物種，在它們之間的抉擇依然十分困難。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y）根據蝸牛鏢案例改編出一個思想實驗：假設有兩個世界分別為W1和W2，只生活著100條蝸牛鏢S1-S100，且內在價值完全相同，唯一不同之處是W2里還額外生活著100條蝸牛鏢S101-S200，若修建大壩，將導致兩個世界里的S1-S100都死亡，而W2里的 S101-S200卻能存活下來。大壩應該建于哪個世界呢？鑒于兩個世界的蝸牛鏢都有完全等同的內在價值，終極價值論者很難為任何一種抉擇提供合理解釋。B13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將這個思想實驗再進行改編：世界W1僅生活著瀕危物種蝸牛鰾S1-S100，而世界W2則生活著數以萬計普通物種的魚類X+∞，若大壩的修建將導致兩個世界里的S1-S100和X+∞都死亡，大壩又該建在哪個世界呢？即使終極價值論者認為瀕危物種比普通物種有更高的內在價值，但似乎人們的道德直覺還是會傾向于保存數量巨大的后者。

瀕危物種的內在價值理論與人們道德直覺的反差則使得道德情感論的作用凸顯出來，該學說訴諸達爾文主義用以考察道德的根基，從而將道德責任延伸至瀕危物種成為可能。

四、達爾文主義的道德情感論

前兩種學說提供的道德理由都是訴諸物種中的個體或物種種群的終極價值而使其獲得道德地位，從而為物種的基本權益不受損害提供了合理依據。道德情感論則是訴諸人的道德起源，通過達爾文的倫理思想探尋引起人類道德情感的機理，從而將人對他人的道德責任擴展至其他物種提供有力論證?？死锟继兀↗.Baird Callicott）就是這種學說的典型代表。他采納達爾文關于社會本能（也就是現代生物學家稱為道德本能）的學說，認為道德情感，包括同胞情、同情感、仁慈之心、喜愛之情、慷慨之義等與類人猿社會共同進化。B14克里考特認為達爾文主義倫理思想闡明了幾乎所有哺乳動物的道德情感都源于父母與子女間血濃于水的親情。這更能解釋在進化論框架下，這種情感是如何助推了父母身上有利于生存的基因傳續至后代，以及如何促進種群的繁衍壯大。以親情為紐帶形成的小社群會因為物種基因的突變而得以擴展，這不僅極大地豐富了物種原本的基因庫，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原本只存在于直系血親間的社群界限。B15血親之情漸漸演變成種群之情，而不斷擴大的種群比小社群更有助于社群成員的生存繁衍。因此達爾文認為這種升華后的情感普遍存在于社群之中，是一種社會的道德情感。它在促使種群得以續存發展的同時，也增進了該種群個體的存活率，使種群與其個體在良性互動中演進。因此，基于達爾文的道德起源和進化論學說，克里考特認為道德情感是將人的道德義務擴展至非人類的重要基石。道德情感論說明了根植于人內心的道德情感是道德的起源，為人的道德責任擴展至物種提供了可行性基礎。然而，這樣的學說也同樣面臨諸多理論困境。

一種反對觀點認為，將達爾文進化論機理作為解釋道德起源的核心理論，本身就并不可靠。菲利普·基切爾（Philip Kitcher）認為，對于進化論與倫理學關系的解釋有兩種傳統方式：一種傳統為擇優性解說，強調進化機理，旨在說明進化過程中呈現的一些關鍵性道德特征與達爾文物競天擇概念之間的一致性；另一種傳統則為系譜性解說，它更多關注的是生物之間的關聯性，認為既有的證據說明進化論做出的解釋只是一種假說。B16由于自然選擇并非是形成道德特征的唯一因素，文化選擇同樣在道德特征的選擇上起著重要作用，達爾文的進化論機理并不能完全涵蓋所有的道德特征，因此基切爾指出，第二種傳統才是更合理的方式，這也就意味著達爾文的進化論與倫理學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通過推理的可能性假說，達爾文進化論對道德起源的解釋也只能是“可能性”推理，而非事實性陳述。

另一種反對達爾文主義路徑的聲音來自對道德情感論的質疑。假定達爾文進化論能證實道德的形成是源于人最初的道德情感，但仍然無法證明這種道德情感所涉及的道德關懷對象能無限延伸。也就是說，人對于他人的道德情感，包括同情感、仁慈心等，并不能直接延伸至瀕危物種。因為，人與瀕危物種之間所存在的物理距離與心理距離是阻礙這種擴展的雙重障礙。B17

一方面，人的道德情感是與物理距離相關聯的，而絕大多數瀕危物種的棲息地實際上是遠離人類社會生活區域的，這就使人對大多數瀕危物種產生陌生感。人的這種道德情感與其周遭的人和事物必然呈現親疏遠近的差等關系，投射到大多地處偏遠的瀕危物種身上的道德情感就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人的道德情感也受心理距離影響。心理學家喬納森·格洛弗（Jonathan Glover）聲稱，由于部落制度的存在，使得一群有著不同種族、信仰和文化的人，即使彼此所處的物理距離很近，也可能有心理距離的隔閡。但是，享有同樣種族、信仰和文化的人，即使彼此相隔甚遠，也會因心理距離的親近而相互關心。B18這種心理距離的差異一定程度上可透過道德情感間接影響人對他物的偏好。就物種而言，受心理距離影響的道德情感，使人更偏向于保護那些能與自己在某些方面產生共鳴的物種（如北極熊，老虎），而非那些在心理上就有恐懼或厭惡感的物種（如蛇，鱷魚）。因此，試圖訴諸道德情感來論證人對瀕危物種的道德義務，也會受到心理距離的限制。

五、評價與反思

動物權利論、整體主義、達爾文主義為物種保護所提供的這三種道德理由，依序而言，后者都是對前者遺留問題的補足和深化。但它們在研究理路上又存在明顯差別：前兩種學說的中心都是物種，它們更偏向于由外向內的推進方式，通過論證物種與人同質的內在價值，使其在道德共同體中獲得道德身份，兩者只是在物種個體與整體權益問題上存在分歧；第三種學說則訴諸人自身內化的道德情感，它采取由內向外的推進方式，試圖將人的固有道德情感作為紐帶，把人際間的道德責任進一步擴展為對更遠物種的道德責任。雖然三者在研究內容和出發點上不盡相同，但它們卻有著共同的主旨，即在當今以工具價值觀為主流的時代，如果除去物種的工具價值，是否還能在“是其所是”的終極價值論框架下反思保護瀕危物種的意義。雖然這三種學說在一定程度上都為瀕危物種的保護提供了倫理依據，但在真正面對現實瀕危物種保護的諸多拷問時卻產生了理論困境，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物種價值與價值評價的混淆。僅僅強調某物具有某種“是其所是”的價值其實質是同義反復，即某物的價值是某物本身的代名詞。杜威（John Dewey）就表達過內在價值既不能用于比較也不能劃分等級，因此是無法評價的。他這樣說道：“價值就是價值，指事物直接擁有一定的內在特性。其中，作為價值，它相應地沒有什么可說的；他們是他們自己而已?！盉19而價值評價則不同，評價中的價值并非是那些事先已規定好的靜態存在，而是一種在不斷選擇和動態權衡之后才會產生的結果。價值評價不會孤立地談終極目的的價值，而是將目的與手段聯系起來，用以解決待評價的對象間的價值沖突。也只有當價值相互沖突時，價值評價才變得有意義。這恰好呼應了瀕危物種保護對道德實踐力的要求。當面對保護瀕危物種的問題時，人的有限的能力根本不允許保護所有的瀕危物種。因此，為保護瀕危物種所需的抉擇是價值評價而非價值本身。

其二，物種稀缺性與保護優先性的不等值。雖然大家普遍認同物種滅絕會對物種多樣性造成破壞性影響，但是數量稀少的外在特性并不能作為優先保護瀕危物種的充分條件。由于物種間存在的關聯性，使得一些物種的滅亡會導致相關物種的滅絕，而大規模的物種滅絕又會加速對生態系統穩態的破壞，但這種論斷并不是沒有爭議，也有人指出在一定情況下，物種滅絕也會起到遏制其他相關物種的滅絕的作用。B20因此，保護瀕危物種優先性不可能僅憑物種稀缺性來決斷，它還應該包括物種的工具性價值、整體性價值等其他諸多價值因素。有些物種之所以受到人的偏愛，在于它們既能豐富人的經驗世界，修正人的審美觀，甚至也有助于人形成崇高的理想。即使這類物種并不是瀕危物種，但也會受到相關群體的重點保護。而另一些物種即使數量極其稀少，也不會成為優先保護的對象，例如會傳播病毒但瀕臨滅絕的某種老鼠。

其三，道德責任擴展與發展過程之間的失衡。物種保護的倫理理論將瀕危物種的價值問題作為其核心議題無可厚非，但試圖以確證瀕危物種的某種終極內在價值，或以人固有的道德情感作為擴展道德共同體范圍的做法，卻常常被質疑為一種“環境烏托邦”。譜系性解說的傳統十分推崇作為一種假說的達爾文道德進化論，是因為它能為人類道德生活起源做出最合理的詮釋。根據達爾文的觀點，群居必然導致利益沖突和矛盾，最初道德共同體的形成便是出于生存的需要，是為克服人對他人道德責任的局限性而博弈出來的一種互利共存的行為方式和相處模式，其目的就是為了更有利于社群的存活。因此，倫理中道德責任的擴展并不是崇高的道德理想使然，也不是為追尋美德促成的必然結果，而是為調和利益共同體中的沖突而自然發生的過程。若忽視對人與物種之間相互影響、共同生存等實踐問題的考量，僅片面地就人或物種本身來構建物種保護的倫理，那就必然會導致物種保護的自然發展過程與道德責任擴展之間的錯位，使得物種保護的核心理念失去道德實踐力，從而淪為一種空洞的口號。

綜上所述，物種保護的倫理建構仍處于發展階段，還有很大待完善的空間。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氣候變暖、臭氧層被破壞等問題的加劇，全球性環境危及的對象將不再僅僅是某些非人類物種中的個體，更是作為種群或集體概念的物種。物種保護牽涉的相關工作，如瀕危物種法案的建立和完善、瀕危物種保護名單的選定、物種遷移性保護的準則以及人造物種的規范等問題，都離不開物種保護的相關倫理理論的指導和修正。

注釋

①Paul Robbins. Encyclopedia of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7， p1619.

②③④B20Ronald L. Sandler. The Ethics of Specie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p17，p18，p4，p21.

⑤Tom Regan.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p38.

⑥Clare Palmer. Harm to Species？ Species， Ethics， and Climate Change： The Case of the Polar Bear. Notre Dame Journal of Law， Ethics & Public Policy，2009， 23（2）.

⑦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P224.

⑧B13Ben Bradley， The Value of Endangered Species.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2001，35（1）.

⑨Robert Elliot， Intrinsic Value， Environmental Obligation and Naturalness. Monist，1992， 75（2）.

⑩Lawrence E. Johnson， Future Generations and Contemporary Ethics. Environmental Values，2003，12（11）.

B11B12Holmes Rolston， Duties to Endangered species.BioScience， 1985， 12（1）.

B14J. Baird Callicott， In the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P118.

B15Mark Rowlands，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Understanding the Value of Na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P63.

B16Philip Kitcher， Governing Darwins World， Oxford Philosophical Concepts： Animals， edited by Peter Adamson and G. Fay Edwar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P164.

B17B18Eleni Panagiotarakou，Who Loves Mosquitoes？ Care Ethics， Theory of Obligation and Endangered Specie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2016， 29（6）.

B19John Dewey， Experience and Nature.in 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 ed.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8，P297.

責任編輯：思 齊

Abstract：The value of species and the ethical duty of people on different species （including endangered species） constitute the research basis and theme of species preservation. Taking animal rights，final value theory， and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as the basis of the moral theory， the moral reasons for species preservation are demonstrated from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and Darwinism respectively. The investigation of and reflection on the rational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three moral reasons are not only helpful in deepening and extending the study of ethics relevant with species preservation， but also able to provid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species preservation practices.

Key words：species preservation； animal rights； final value theory； moral senti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