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3葉婆羅謎字梵語—回鶻語雙語《法身經》殘片釋讀

范晶晶 彭金章 王海云

內容摘要：敦煌研究院藏3葉婆羅謎字梵語-回鶻語雙語殘片。本文認定這3葉殘片所書文本為《法身經》。通過對目前已經發布的《法身經》的不同寫本進行比較歸類，進一步判斷這3葉殘片屬于絲路北道的《法身經》寫本系統，與南道的《法身經》寫本系統有所區別。本文還對殘片進行了換寫、轉寫與釋讀，并參照《法身經》的五個漢譯本，對經文的性質等相關問題進行探討。

關鍵詞：梵語；回鶻語；婆羅謎字；雙語；寫本；《法身經》

中圖分類號：G256.1；K87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8）03-0091-10

Abstract： Three leaves written in Brāhmī script kept in the Dunhuang Research Academy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parts of a bilingual text of Dharmaarīrasūtra in Sanskrit and Uigur. After analyzing several versions of

Dharmaarīrasūtra，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se three fragments belong to the Northern Brāhmī recensions circulated along the Northern Silk Road， which differ from the Southern Brāhmī recensions popular along the Southern Silk Road， such as the Khotanese vers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ranscribe these fragments and make a thorough research on Dharmaarīrasūtra， taking the five Chinese translations into account.

Keywords： Sanskrit； Uigur； Brāhmī； bilingual； manuscript； Dharmaarīrasūtra

一 殘片的最初發現、收藏以及再發現

敦煌研究院舊藏的3葉婆羅謎字殘片，原為敦煌民主人士任子宜先生于20世紀30—40年代任敦煌縣民眾教育館館長、教育局局長期間獲得并收藏。據1942年和1944年兩次到敦煌考察的向達先生在其撰寫的《西征小記》中記載：“敦煌人藏石室寫經者，大都不愿告人，唯任子宜先生于此不甚隱諱。曾觀其所藏，凡見寫經六卷，殘片三冊——其殘片大都拾自莫高窟，為之熨帖整齊，裝成三冊，寫本刊本不一而足。漢字殘片外，回鶻、西夏以及西域古文紛然并陳?！盵1]而這編號為

D203-1、D203-2、D203-3的3葉殘片，所書內容即為梵語-回鶻語的雙語文本。雖然莫高窟的南區文書在上世紀40年代初早被取走一空，但彭金章研究員等在近年對北區的考古依然發現了數百件多種文字的文書[2-3]。其中就有婆羅謎字的梵文文書殘片10件，并經北京大學段晴教授進行了研究[4-5]。以此推斷，這3葉婆羅謎字的雙語文書，應該出自莫高窟的北區。

原為任子宜先生所收藏的“寫經六卷”，于上世紀50年代初捐獻給了敦煌縣博物館（現敦煌市博物館），而任子宜先生的其余收藏，則捐獻給了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敦煌文物研究所，并由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由于任子宜先生和接受捐獻的單位——敦煌文物研究所均無人認識該文書所書寫之文字，故而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原收藏記錄中將它們統稱之為“西域古文書”殘片，并長期深藏文物庫房，不為世人所知。2014年春季，敦煌研究院彭金章、梁旭澍、王海云等學者在調查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獻時，于院陳列中心文物庫房發現了由任子宜先生所捐獻的一批“西域古文書”殘片。這批殘片才得以重新面世并由相關學者予以研究。

二 殘片的形制、內容歸屬

D203-1、D203-2、D203-3均為白麻紙，紙張似經過特殊處理，泛青。紙張纖維粗糙，交織不勻。紙質較厚。文書的文字為手書，字體較大。兩側有朱絲欄，文中有朱點標示。3葉殘片均有不同程度的破損。就現存尺寸規格來看，D203-1頁面殘寬12厘米，殘高9.6厘米，殘存文字5行；D203-2頁面殘寬11.7厘米，殘高6.5厘米，殘存文字4行；D203-3頁面殘寬10.8厘米，殘高4.4厘米，殘存文字2行。

通過書寫形制與內容上的比對，這3葉雙語殘片與日本京都有鄰館所藏第79號文書[6]、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第63與67號文書[7]應該是同一批，所抄寫的經文均為梵語-回鶻語雙語對照《法身經》{1}。首先，從字體來看，毛迪特（Maue）判斷有鄰館所藏文書為婆羅謎字體b型u體，這一判斷同樣適用于國圖藏文書與這3葉殘片。其次，更為關鍵的是，這6葉殘片都有兩種區別性特征。一是書寫區的左右兩側均有朱絲欄，所書字母均不超出朱絲范圍。經過仔細觀察，還能發現每行文字之上都有纖細的朱色畫線，應該是用來作為上下對齊標準的。尤為特殊的第二點是：為了區別容易混淆的兩組字形c-/v-與n-/t-，常常在c-與n-下加朱點標示。此外，雙語文本的翻譯形式也很有特點：梵語原文均以關鍵詞、重要詞組為翻譯單位，而非句子；梵語原文與回鶻譯文之間以分隔符區分開來。至于書寫的行數與字數問題，由于敦煌所藏3葉殘片破損嚴重，根據現存文字來看只能判斷每一行大約抄寫13至15個音節，行數不清。而借助于保存完好的京都、國圖藏片，大致可推斷殘片的雙面均抄錄7行文字。就內容而言，D203-3的經文正好位于國圖63、67號文書之前，二者可以順利地銜接起來。6葉殘片所書內容均為梵語-回鶻語雙語《法身經》。

《法身經》在漢語佛教史上曾經數譯：后漢安世高譯《佛說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蕭梁僧伽婆羅譯《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隋闍那崛多譯《入法界體性經》、唐不空譯《大圣文殊師利菩薩贊佛法身經》、北宋法賢譯《佛說法身經》等，均為一卷本。在新疆地區，也出土過不同語言的數種寫本。根據其書寫文字，可以大略區分為絲路北道本和絲路南道本兩個系統{1}。

絲路北道本系統以北道婆羅謎字體書寫，主要有以下三種。

1. 1904年斯忒納（Stnner）公布的來自亦都護城的梵語本[8]，并收錄于《吐魯番出土的梵文寫本》（Sanskrit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以下簡稱SHT）系列叢書，編號為596。僅有一葉。由于是卷起來的形式，只有正面書寫文字，背面完全空白。內容是對一些名相的羅列，如“四念處”、“四正斷”、“四神足”等，并未詳細闡述，但通過經文的開頭結尾可判斷是全本。此外，SHT中893號殘片（原編號為T Ⅲ MQ54，來自克孜爾），對應亦都護城本第11至21行。英藏霍恩勒藏品Or.15015/301號殘片，對應亦都護城本第2至24行。這兩種寫本殘片與亦都護城本都只有個別字母上的不同，應屬于同一寫本的不同抄本。另有法藏伯希和藏品divers D.A.G號殘片，來自庫木吐喇附近的都勒都爾-阿護爾遺址，首尾稍有不同，但正文中的術語基本上全都一致{2}。這可能也是同一寫本的不同變體。

2. SHT中623號（原編號為T Ⅱ Y2，25，來自交河故城）與1689號（原編號為T Ⅲ S9，來自焉耆碩爾楚克，即七個星遺址）{3}梵語殘片，聯綴而成，并未形成全本，但通過仔細的比對、勾連，大致能推斷歸屬于《法身經》[9-10]。根據兩件殘片重合的內容部分，即623號 Bl.[5]正面第5行至背面第7行對應1689號Bl.a正面第1至3行，623號Bl.27正面第4行至背面第7行對應1689號Bl.b背面第2至5行，623號Bl.33對應1689號Bl.d背面第3行至Bl.e正面第1行，623號Bl.（36）{4}對應1689號Bl.f正面，623號Bl.42背面第4至5行對應1689號Bl.h正面第1行，似乎可推測這兩種殘片屬于同一寫本的抄本。從現存內容來看，這一寫本比亦都護城寫本要詳細許多，將經文中羅列的術語都進一步具體展開論述。同屬這一寫本的抄本的，目前所知還有以下幾件殘片：日本大谷探險隊收集梵語殘片627號，對應623號Bl.40與1689號Bl.g[9-10]；克洛特科夫（Krotkov）藏品中的梵語殘片SI 2Kr/9（3）、SI KrIV/787與SI KrIV/788，但殘片的具體內容尚未公布[11]；柏孜克里克發現的80TBI 764號與772號兩葉殘片，大約可對應623號Bl.[5]與1689號Bl.a{5}。兩葉殘片的一面書寫梵語，另一面抄寫《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36《宣化品》的內容，對應CBETA，T07，no.220，p.755，a19-b10。

3. 6葉梵語-回鶻語雙語殘片，不僅屬于北道婆羅謎字體，而且內容的比對也顯示與SHT623號、1689號高度重合。除了已經釋讀出的3葉外，本文所處理的敦煌3葉殘片將在下文予以詳細比對。

絲路南道本系統以南道婆羅謎字體書寫，目前所發現的主要有以下兩種。

1. 1985年榜迦德-列文（Bongard-Levin）與沃羅巴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Vorobyova-Desyatovskaya）公布的圣彼得堡藏品中的5葉梵語《法身經》殘片[12]。從首尾文字看，殘片為全本，主體內容依然是羅列名相，但所選擇的羅列內容與亦都護城本有所不同，尤其突出的是加入了“菩薩十地”“十波羅蜜”等內容。這大概反映了絲路南道佛教不同于北道的特點。榜迦德—列文等指出：從古文字學角度來看，這個寫本大約出現在公元7至8世紀{1}。文本內容比亦都護城本詳盡，但比SHT所收的其他殘片簡略。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曾與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合作，展出了其中第5葉的背面，但不知為何將殘片年代定在了1至3世紀[13]。

2. 榜迦德-列文與托姆金（Tyomkin）公布的圣彼得堡同一批藏品中的2葉《法身經》于闐語譯本殘片[14]。這2葉殘片曾在喀什停留，之后被運往圣彼得堡。從文字上來看，大約抄寫于公元6、7世紀{2}。通過內容的比對，榜迦德-列文等認為：該于闐語譯本的內容與亦都護城本差距較大，與圣彼得堡藏的梵文本差距稍小，但也不完全相同，因此，它所依據的梵語源文很可能另有其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于闐語本非常強調“大乘”（mahāyāa），其中甚至提到《般若經》《妙法蓮華經》《華嚴經》《入楞伽經》《十地經》，等等，或許反映了于闐當地佛教的特色。

除了以上列舉的幾種寫本外，可能還有一些散藏于各地的殘片并未刊布。因此，對《法身經》各種寫本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擴充深入。

三 3葉雙語殘片的換寫、轉寫與平行文本{3}

翻譯為現代漢語是：“眾比丘，如來擁有十力。具足此十力，如來、應供、正遍覺宣告其最勝地位，轉動梵輪，于大眾中吼正獅子吼。哪十力？如來在此如實了知道理為道理，非理為非理?！?/p>

相對應的古譯有兩種{3}：

唐勿提提犀魚《佛說十力經》：“汝等當知諸佛、如來、應（供）、正等覺具足十力，具十力故得名如來、應（供）、正等覺，尊勝、殊特、雄猛、自在，能轉無上清凈梵輪，于大眾中正師子吼。何等為十？所謂如來、應（供）、正等覺，于是處如實知是處，于非處如實知非處，皆如實知?！?/p>

宋施護《佛說佛十力經》：“汝等當知，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有十種力，具是力者，即能了知{4}廣大勝處，于大眾中作師子吼，轉妙梵輪。何等為十？所謂如來于一切處如實了知，一切非處亦如實知?！?/p>

這一葉的內容不見于現在所知的《法身經》梵語本，但在宋代法賢所譯《佛說法身經》中能夠找到平行文本：

“于時方處，晝三夜三常善觀察如是諸佛內功德法。無有能者而為廣說，是故我今略說此法?！?/p>

或許說明法賢譯《法身經》與回鶻語《法身經》所參照的梵語源文本，是SHT所收文本之外的一種？但由于SHT收錄的殘片與6葉雙語殘片都不是全本，尚無法得出確切的結論。

四 漢譯《法身經》與相關問題探討

上文已經提到過，在漢譯佛經系統里，《法身經》先后有五個不同的譯本。與梵語、回鶻語《法身經》內容最為近似的則是北宋法賢翻譯的《佛說法身經》，盡管比對起來也有不小的差異。

安世高所譯《佛說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雖然文字與現存梵本很不相同，但基本內核是一致的：“無所壞法故致佛，無所得法能成佛，佛者則法身，諸種力、無所畏，悉法身之所入”、“譬如四瀆悉歸于海，合為一味，若干名法為一法身”。

僧伽婆羅譯《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雖然說法背景與安世高譯本一致，即文殊師利問法、佛陀作出詳解，但內容有所擴充，多以譬喻闡釋“佛身無為，不生不起不盡不滅，非色非非色，不可見非不可見，非世間非非世間，非心非非心”等道理，經末偈頌有言“若有受持此，微妙法身經，所得功德利，不可得稱量”之語，可見此經又名《法身經》。這部經文的特點是明確提出了“菩薩”“菩薩行”，帶有大乘色彩。

阇那崛多譯《入法界體性經》與安世高譯本乃是同經異譯。

不空譯《大圣文殊師利菩薩贊佛法身經》基本上是以偈頌體對僧伽婆羅的譯本進行總結。經文開始前，不空交代了編譯目的：“竊見《大圣文殊師利菩薩贊佛法身經》，據其梵本有四十一禮。先道所行，但唯有十禮。于文不備，嘆德未圓?？止允フ邞┱\，又闕群生勝利。不空先有所持梵本，并皆具足。今譯流傳，庶裨弘益。其余懺悔儀軌等并如舊本?！辈豢盏淖g文中有40次“敬禮無所觀”，最后一次是總結性的“同歸實相體”?？梢娛菍ⅰ斗ㄉ斫洝樊斪髂罘鸸Φ碌膬x軌本來使用的。

法賢譯《佛說法身經》則開章明義點明經文所講乃佛陀的“化身”與“法身”，但在說法形式上比較特殊：并無提問者，而是佛陀自說?！洞笾邢榉▽氫洝肪硎淮朔g背景，是在咸平元年（998）七月十五中元節時，與其他六部譯經——《頻婆娑羅王經》《舊城喻經》《人仙經》《信佛功德經》《信解智力經》《善樂長者經》——一起敬獻皇帝的譯作。值得注意的是：前六部佛經均為“天竺語龜茲國書”，只有《法身經》是“中天竺梵本所出”。與龜茲地區的六部經同歸一批翻譯，是否說明《法身經》與西域龜茲有所聯系呢？此外，《法寶錄》還有對經文的簡介：“大乘經藏收，析出別譯。此中所明，廣顯佛之法身功德，及說化身種種勝用。若有求成正等覺智諸苾芻等，應當如理如實了知，隨所了知，如理應修等?！闭f明了這部《法身經》的大乘性質。

除了《明義疏》之外，《阿毗曇毗婆沙論》也多處引用《法身經》，但引文內容不見于今存任何《法身經》文本。僧叡《喻疑論》（收入《出三藏記集》卷五）提到《法身經》時說：“什公時雖未有《大般泥洹文》，已有《法身經》明佛法身即是泥洹，與今所出若合符契。此公若得聞此佛有真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便當應如白日朗其胸衿、甘露潤其四體，無所疑也?！碧拼壅拥摹赌茱@中邊慧日論》在判教時則將《文殊師利問法身經》判在第五時說法：“皆廣明如來藏佛性法身一切生有，如今者云第五時說于佛性?！庇缮洗舐钥梢酝茰y：在漢地的佛教傳統中，《法身經》是被當作闡釋佛性、法身的文獻來接受的。

從源文本來看，《法身經》的梵語題名是Dharmaarīrasūtra，dharmaarīra意譯為“法身”，音譯則為“法舍利”?！睹罘ㄉ徣A經·法師品》：“若經卷所住處，皆應起七寶塔，極令高廣嚴飾，不須復安舍利。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來全身?！薄洞筇莆饔蛴洝肪砭牛骸坝《戎?，香末為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之法舍利也。數漸盈積，建大窣堵波，總聚于內，常修供養?！币簿褪钦f，法舍利其實就是指佛的說教、經文。就此而言，《法身經》似乎不僅是對佛陀法身的頌揚，還是對法舍利{1}的一個總結性的文本，將佛陀的各種說法濃縮在一處。起初大概是以名數的形式對佛法進行概括，如亦都護城本所體現出來的那樣——四念處、五根、七覺支、八正道等{2}，后來內容逐漸豐滿。正是由于其內容是歌頌佛陀法身，又提綱挈領地介紹了佛法精要，短小精悍，故而在絲路北道、絲路南道都非常流行。斯忒納在介紹他所解讀的亦都護城殘片時，曾提及殘片以咒語的形式被卷起來，而咒語往往被用來填充銅佛像的中空部分，可能這件殘片原本也是用于類似的目的[8]。這一點很值得注意，牽涉到書寫《法身經》經文的功用。與絲路北道本相比，于闐地區流行的南道本體現出了明顯的大乘特色，如上文所述的“十地”“十波羅蜜”等，說明經文的內容也會隨著傳播的地域而有所改變，表現出很強的適應性和本土化特色。

附記：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北京大學段晴教授的悉心指導與幫助，特此深表謝意！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幫助通讀初稿，惠賜相關殘片的照片，并對寫本的發現與收藏地提出指導意見，特此感謝！慕尼黑大學哈特曼（Hartmann）教授，茨默（Zieme）教授，韋勒（Wille）博士，以及毛迪特（Maue）博士惠賜相關寫本資料并對論文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一并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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