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
——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

馬喜立

(1.華夏銀行，北京 100032；2.清華大學，北京 100084)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居民總儲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在世界排名中穩居首位[1].有研究顯示，我國居民儲蓄率從2000年的38.7%到2009年的51.4%，至今為止都保持在40%水平以上.與此相應的是，近年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生育率的下降，逐步完善的養老保障導致了死亡率的下降，兩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推動了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迅速轉型.根據聯合國世界組織出具的《世界人口前景報告》預測，截至2050年，我國老齡化人口程度將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因此，評估人口年齡結構的外生變化對儲蓄率的影響具有重大意義，這也為檢驗生命周期理論提供了新的視角.

近年來，不同學者從多個角度研究了高儲蓄率問題，如戶籍制度[2]、金融發展程度[3]、扣除社保后的宏觀稅負[4]、社會保險福利[5]、經濟發展水平[6]、消費者異質性[7]、房價上漲程度[8]、消費信貸程度[9]、家庭結構[10]、土地供給[11]、不確定性感受程度[12]等.更多文獻則從人口年齡結構的角度，對儲蓄率的影響因素進行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鄔滄萍[13]分析了人口老齡化的地區差異，并發現醫療衛生條件的提高導致老年死亡率下降，加之計劃生育政策導致新生人口出生率下降，加速了人口老齡化.桂世勛[14]通過劃分人口年齡結構指標分析了中國老齡化進程，基于數值模擬預測得出高齡人口比重將繼續上升.大多數學者認為人口年齡結構顯著影響居民儲蓄率.Modigliani[15]的生命假說理論將人的生命周期分為少年、中年、老年三個階段，并假定理性人根據預期收入安排終生的消費儲蓄情況，得出儲蓄率隨著年齡的增長呈現倒U型的結構.而Lucas[16]對此進行了批評，認為該假說忽略了外生經濟變量、市場情況對消費者儲蓄行為的影響.隨后，Zhang[17]在生命周期理論模型的基礎上加入了遺贈機制，發現預期壽命的提高對儲蓄率有兩方面的影響——正向作用的壽命效應和負向作用的遺贈效應：一方面，預期壽命的提高會使得居民減少當期消費提高儲蓄；另一方面，遺產的繼承隨著時間的延長而縮水，導致儲蓄動機減弱.劉永平[18]構建了三期世代交疊模型，發現老齡化會導致儲蓄率降低，這部分被“擠出”的儲蓄用于對子女的教育投資.汪偉[19]研究結果表明，老齡化對儲蓄率的影響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但重要的是老齡化會影響家庭的教育投資進而影響人力資本的積累.楊繼軍[20]通過省級數據動態面板回歸分析發現人口撫養比與居民儲蓄率呈現負相關.然而，部分學者得出了不同結論，蔣云赟[21,22]基于代際核算體系的分析表明居民儲蓄與少兒撫養比成反比，與老年撫養比成正比.

上述文獻在研究儲蓄率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大多文獻使用微觀數據研究居民儲蓄率，并沒有考慮到微觀個體的異質性所產生的樣本選擇和測量偏差問題；微觀數據信息量較為單一，并不能體現宏觀層面的特征，且在數據處理、變量設定和估計方法上不夠完善，也缺乏對其他變量作用的細致分析，基于此，本文通過不同的識別方法，并且盡可能控制其他因素對儲蓄率的潛在影響，來克服以往研究的缺陷.

本文余下部分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建立計量模型，對變量進行界定并描述面板數據；第二部分運用不同計量方法回歸估計，以及進行穩健性分析；第三部分給出本文的主要結論和政策建議.

1 模型設定和估計

1.1 模型設定

根據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分析，將基本計量模型設定如下：

(1)

式(1)中，i=1,2……N，表示不同的省份城市；t=1,2……T，表示不同的年份；Sit表示城市i時期t的居民儲蓄率；POPit代表人口年齡結構；Zk,it代表控制變量集合，θk(k=1,2……K)代表對應控制變量的系數，K表示不同的控制變量；εit代表隨機擾動項.

根據對研究我國儲蓄率影響因素相關文獻的分析和梳理，本文選擇如下五類主要因素作為控制變量：第一類因素是人均GDP增長率，采用實際人均生產總值的增長率表示，用來反映經濟增長對居民儲蓄的影響；第二類因素是實際利率，采用一年期存款利率與通貨膨脹率的差值表示，用來反映貨幣政策對儲蓄率的影響；第三類因素是城鄉收入比，采用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人均純收入比值表示，用來反映收入不平等狀況對儲蓄率的影響；第四類是總投資率，采用投資量占GDP比值表示，用來反映宏觀經濟形勢對儲蓄率的影響；第五類是社會保障，采用財政支出占GDP比值來表示，用來反映社會保險制度對儲蓄的影響.

1.2 變量界定

居民儲蓄率：按照國民收入核算理論，可以分為居民、企業和政府三大類.本文的居民儲蓄率定義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均消費差值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各省市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當中，農村數據信息量相比城市而言較小，因此，本文采用城鎮居民儲蓄率.

人口年齡結構：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人口年齡結構采用Leff的做法，選擇少兒撫養比和老人撫養比之和來表示.少兒撫養系數是指15歲以下人口占15-64歲人口的比例，老年撫養系數是指65歲以上人口占15-64歲人口的比例.在中國省級面板數據中，根據各地區城市和鎮各自的人口撫養比及其相應的人口總數，將城市和鎮的人口撫育負擔合并為相應的城鎮人口撫養比.

1.3 數據描述

表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本文的樣本為2000-2014年29個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西藏和重慶的一些年份數據在統計年鑒中不可得，我們將這兩個市區數據予以剔除.人均GDP增長率數據來自《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年鑒資料匯編》和《中國統計年鑒》，部分數據均來自各省市統計年鑒，個別缺失數據由作者插值得到.撫養系數數據來自《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以及《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其余數據均來自各省市統計年鑒.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

2 實證分析

為了表征儲蓄率的動態特征，也為了區分儲蓄的長期與短期效應，在回歸模型中加入儲蓄率滯后一期的變量以及交互項，所得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回歸結果

從表2的估計結果來看，模型1顯示，人口年齡結構的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為0.27，模型3中人口年齡結構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為0.03，說明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存在正向影響.

少兒撫養比大幅下降、老人撫養比穩步上升是主要原因，一方面，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導致家庭消費支出相對減少，儲蓄增加；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進一步導致了儲蓄率的上升.

進一步加入人口年齡結構和不確定性的交互項后見模型2和模型4，人口年齡結構的系數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為正，進一步證實了模型1和3的穩健性，盡管不同方法估計的系數存在一些差別，但主要結論是一致的.整體而言，本文的研究仍然是穩健的.

在控制變量方面，人均GDP增長率對儲蓄率存在正向影響，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在滿足基本消費支出后，居民結余收入增多，儲蓄率提高.城鄉收入比對儲蓄率的影響不顯著，表明收入差距不影響儲蓄率.總投資率對城鎮居民儲蓄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與王弟海和龔六堂[23]、郭新強等[24]、汪偉[25]的研究結果相一致，投資增加有利于經濟水平的發展，從而提高當地居民收入.而社會保障顯著降低了城鎮居民儲蓄率，這與徐忠等[26]的研究結果相一致，其背后的邏輯是養老保險制度可以保障居民退休以后，能夠以較為穩定的替代率獲得養老金收入，保持相對穩定的生活水平，降低居民面臨的不確定性水平.而利率對儲蓄率的影響部分顯著為正，部分顯著為負，一般而言，利率是通過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對儲蓄產生影響：一方面，利率上升時，相對于年輕時消費而言，年老時消費的成本低了，替代效應使得人們年老時消費得更多，而年輕時消費更少了，儲蓄得更多.另一方面，當利率上升時，無差異曲線上移，現在的狀況比以前變好了.只要兩個時期的消費品都是正常物品，人們一般就會傾向于利用這種福利的增加在兩個時期享受更多的消費，也即收入效應使人們儲蓄減少.

據此，整體而言，在加入不同控制變量后，本文的研究仍然是穩健的.

3 結論和建議

本文從人口年齡結構分析了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并采用2000-2014年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儲蓄率存在著顯著的正向影響；這一結果在加入交互項檢驗后是穩健的.進一步的估計則還表明：人均GDP、總體率對儲蓄率產生正向影響，社會保障對儲蓄率產生負向影響，而城鄉收入差距影響不顯著，但實際利率對儲蓄率起到兩種反向作用的效果.

本文結論至少有四方面的政策含義.一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深，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應抓住二胎全面開放政策實施后，人口紅利集中釋放的有利時機，推動產業的升級和轉移，確保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二是全面發展社會保障事業.盡管養老、醫療等基本保險覆蓋面已有了大幅提升，但仍需要重視非國有企業、非行政單位人員的社會保障.三是應減少稅收，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中國家庭的收入整體上普遍處于較低水平，遠落后發達國家水平，應穩步增加居民的收入，穩定收入預期.四是完善新的投資渠道，促進儲蓄流向不同的領域.較高的儲蓄率帶動著高投資率，影響消費，高儲蓄率一個間接的影響是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模式占比較高，金融集中度較高，風險抵抗能力較低，應通過金融市場、貨幣市場、實體經濟等多種渠道吸收儲蓄率，促進經濟持續穩健增長.

4 討論

隨著中國經濟水平的快速發展，人民生活逐步提高，醫療、自然環境、公共衛生等資源日益改善，國內人口年齡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如圖1所示，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階段.

圖1 1949-2014年中國每年的人口數量、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

第一階段是年輕型階段，對應圖中1949至1964年.該階段人口年齡結構的主要特征是高少年撫養比，兒童人口比重不斷上升，人口自然增長率增加；整體而言，人口出生率遠超于死亡率，人口總數增大.

第二階段是成年型階段，對應圖中1965至-2003年.該階段人口年齡結構的主要特征是中年化人口比例大，勞動力人口供應充足，少年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較低；整體而言，充分的勞動力人口帶來了較長一段時間的“人口紅利”.

第三階段是中老年型階段.自2003年開始人口自然增長率步入負增長階段，新生人口數量快速下降，老年人口壽命普遍延長，但人口死亡率仍高于出生率，總體上人口數量呈現下降的趨勢.

著名經濟學家劉易斯在1954年出版的《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提到了“二元經濟結構”模式，包括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勞動力無限供給，導致勞動相對過剩，工資決定于維持生活必需品的價值；第二階段是勞動力短缺階段，最終會演變為傳統手工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向現代工業化部門轉移，工資決定于勞動邊際生產率.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的轉變，引起勞動力水平提高的交點即為“劉易斯拐點”.與劉易斯拐點相對應的是“人口紅利”，特別是新生人口超過死亡人口形成的年輕勞動力，會產生廉價勞動，這種相對便宜的生產要素是推動發展中國家崛起的重要動力，在我國也表現得較為明顯(“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正向作用，然而前者的顯現，往往是“人口紅利消失”的先兆).

從我國實際情況來看，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趨勢，老年人口規模則以較高的速度逐年保持增長，導致了老年撫養比的上升，勞動力人口經濟負擔加重，老年人口消費訴求與日俱增，利好消費市場.新生兒人口方面，短期第四階段嬰兒潮超預期可能性不大，人口出生率并未出現明顯的增長，“二孩”政策對提升人口出生率作用有限.然而，嬰兒潮預期有望提高國內居民消費水平，催生國內的嬰童經濟.勞動力人口方面，勞動力人口拐點已經到來，紅利將逐漸衰退.不過，隨著國民教育水平的不斷提升帶來的“工程師紅利”將會給勞動力人口帶來額外的勞動收入，從而增加勞動力人口的購買力.從性別結構上來看，未來短期內，女性消費者或將成為國內消費水平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