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紀念碑”的可能與限度
——論艾偉的三部長篇小說

劉 欣

“一個時代的紀念碑在她心里轟然倒塌了?！?/p>

——艾偉《愛人同志》

在“60后”作家群體中，艾偉稱得上執著的歷史書寫者。從1996年在《花城》發表《少年楊淇佩著刀》開始，艾偉以細膩的審美感覺駕馭兒童敘事、倫理敘事和“人性復雜性”的悲喜劇，贏得讀者和批評家的親賴。在成熟的敘事技巧和智慧背后，我們會發現他所講述的“故事”都關乎中國當代史的細部，在反寫和反思中重塑我們感知歷史“紀念碑”的情感結構?！对揭百惻堋罚?000）、《愛人同志》（2002）與《風和日麗》（2009），三部成熟的長篇作品展現了艾偉想象歷史的方法，重讀這三部作品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理解艾偉的小說技藝及其“野心”，并由此開啟對“紀念碑”敘事的反思。

一

《愛人同志》的結尾處，女記者多年后再次來到“花房”，發現十多年前的戰斗英雄成了終日隱匿在黑暗中的怪人，英雄的妻子“圣母”則成了在粗俗地叫罵著的潑婦。當她逃出“花房”時，發現心中的“紀念碑”坍塌了。這是女記者內心的聲音，映射出的是艾偉對于英雄和歷史的根本態度，也勾連起當代文學史中著名的“紀念碑”敘事。如果說江河將紀念碑視為“生活應該有的一個支點”，于堅走進紀念碑的陰影仰頭望見的“全是死人的名字”，艾偉則醉心于紀念碑的“重塑”。在艱難“重塑”紀念碑的過程中，艾偉同時重塑著英雄，并以此回望歷史。

對于自己的創作，艾偉的自剖總能切中要害。關于《愛人同志》，作家是這樣解釋的：“《愛人同志》是八十年代初期的革命理想主義向市場經濟轉軌時，中國人被拋離的那種陣痛，我讓一對被符號化的自衛反擊戰殘疾英雄和一位愛人英雄的圣女去承擔這種陣痛，因為我覺得這兩個人剛好在時代的節點上”。當我們回顧當代文學史時會發現，新中國的“英雄”敘事一直存在符號化的現象，特別是“文革”階段的“樣板戲”中“高、大、全”的“典型”形象，這些英雄都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特征：禁欲。在“樣板戲”的敘事模式中，英雄的情欲是被完全抽空的，白毛女、吳瓊花等“女英雄”也被摘除了情欲線索。但艾偉筆下的英雄則有著完全不同的面貌，毫不夸張地說是“縱欲”英雄。自衛反擊戰英雄劉亞軍雙腿癱瘓，終日只能與輪椅相伴，但是卻保留了旺盛的性欲。劉亞軍之所以能夠成為戰斗英雄成為“紀念碑”，也同“情欲”相關聯。戰場上的劉亞軍將目光投向越南女人豐腴的身體，在黑暗中凝視著“她的手在她的身體上運動，她裸露的雙乳不停地顫動，非常誘人”。在這個時刻，戰友催促著劉亞軍撤離，但是他舍不得離開，警覺的越南女人引爆地雷，劉亞軍雖然撿回了一條命，但是永遠站不起來了。受傷的詳情劉亞軍雖然不曾告訴任何人，但是在一次報告會上，他卻這樣講述著自己的偵察兵生涯：

你們一定不知道我為什么喜歡作偵察兵，那是因為做偵察兵還能感受到日常生活的氣息。我深入敵人的村莊，聞著村子里牲畜的氣味，稻谷的芬芳，聽到孩子們的哭聲和成年人的吆喝聲，望見遠處裊裊的炊煙，看到婦女們用自己的奶水哺育孩子，我的心就會變得十分寧靜。我在戰場上還見到裸體女人，她們在敵人的堡壘中。我喜歡看她們，也許你們覺得這有點下流，有點不正常，但卻是戰場上最讓人感到平靜的事情……

也正是這一段講述使得女記者將劉亞軍視為真正的英雄，因為在女記者的認識中劉亞軍的戰爭有七情六欲，“你講到你看到孩子在母親的懷里吃奶時，我都哭了。在戰場上你還關心這些事情，你真的很有人性，你真了不起”?！叭诵浴笔抢斫獍瑐サ年P鍵詞，他認為自己喜歡寫展示人的復雜性的小說，“小說的復雜性就是人的復雜性”。不止劉亞軍，《風和日麗》中的“將軍”同樣難逃情欲的糾纏。

尹將軍因在“皖南事變”中負傷而被秘密轉移到上海，因為是抗日名將，被安排住在醫院院長的家里。院長的女兒也就是楊小翼的母親在將軍養傷期間與其相愛，并懷有身孕，而此時，將軍已離開上海奔赴延安。多年后，費盡心力來到北京的楊小翼終于得見自己的親生父親，他比她想象的要矮小，但是身板硬朗，筋骨結實，像一堆鋼鐵，“他雖然矮小，但坐在那里，卻讓人高山仰止”。這位曾經在法國里昂留學，帶著浪漫氣質與熱情的革命家老年沉默寡言，性格乖戾，當他參透楊小翼的身世時，只是冰冷地回答“你回去吧。我什么都不記得了”。戰功赫赫的英雄，被記載在教科書上的革命家不過是一個負心之人，不但拋棄心愛之人，對自己的親身骨肉也是置之不理。艾偉筆下的英雄是被拉下神壇的，人性超越了英雄所背負的神圣戒律。

艾偉塑造英雄的方式是在主流話語的定型之外開掘一條截然不同的，通向人性隱秘幽暗之處的路徑。劉亞軍是作家本人十分鐘愛的一個人物，他之所以被作家標記為英雄，標記為一個時代的象征，并不因為他是被鐫刻在紀念碑上的亡靈，反而是因為他的血肉豐滿，他的七情六欲。英雄劉亞軍最終被時代拋棄，女記者心中的紀念碑之所以坍塌，是因為英雄自身的人性已被時代碾壓得一干二凈，曾經蓬勃的情欲都消失殆盡。劉亞軍最終性功能的喪失，也意味著時代對于英雄的“去勢”。艾偉是格局頗大的作家，他有著書寫歷史的雄心，洪治綱曾將艾偉筆下的歷史比作觸須異常發達的八爪魚，“總是以各種不可預測的方式纏繞著個體的生存，制約著個體的成長，甚至影響著個體的人生和命運”。劉亞軍這般的“縱欲”英雄，尹將軍這般被人性捆綁的英雄，無一不是艾偉思考歷史、書寫歷史的方式，值得我們深入觀察。

二

艾偉認為自己的作品一直有兩類，一類是完全寫實的，一類輕逸飛揚?！稅廴送尽返膶懽髯屗麑π≌f有了新的意外的發現和認識?！耙徊啃≌f的深度和復雜性完全可以由人物的深度和復雜性去承擔。并且通過對人性的深度開掘，小說最終可能成為一個寓言，一個時代的隱喻。在兩種類型的交叉跑動中，它們終于匯集到了一點”。事實上，不論是寫實的《風和日麗》，還是超現實的《越野賽跑》，“寓言”構成了艾偉書寫歷史的方式。

《風和日麗》看似是一個寫實性很強的作品，但是對比傳統的現實主義寫作，我們會發現，小說的深層實際上是一個“尋父”的寓言，但與通常意義上的“尋父”不同，《風和日麗》講述的是一個關于“私生子”的故事，楊小翼不僅僅是革命英雄尹將軍的私生子，更是共和國的“私生子”。艾偉沒有選擇從正面進入中國當代史，而是選擇了這樣一個隱秘的視角窺探歷史發展深處的秘聞?；蛟S為了要展示自己書寫歷史的雄心，作家賦予了女主人公兩重身份：一個是學者，一個是紀實文學作家。艾偉通過楊小翼的眼睛檢視那些被“正史”拋棄的材料，并將楊小翼的尋父之旅作為線索去勾勒共和國的歷史。共和國的英雄和私生子之間構成了一種悖論，這個悖論的節點就是“人性”。作者在小說中不厭其煩地討論個人與集體的關系。因為對這種關系的不同理解構成了以楊小翼為代表的“私生子”一代人與其父輩“英雄”一代人之間的分裂。在差點成為戰爭遺孤的夏津博眼中，父母是非常坦率的，因為這坦率中有她們的價值觀，有她們引以為傲的東西——“自我犧牲”，“國家和民族之類的概念永遠高于個人”。所以，在戰爭中將唯一的兒子送給老鄉的夏中杰和王莓從來沒有內疚過。出生于上海一個顯赫資本家家庭的王莓在革命年代很少想到兒子夏津博，即便偶有念頭，也是沾床就睡，但是她是放心的，因為她相信組織會照顧自己的兒子。當楊小翼以研究者的身份面見晚年的尹將軍時，期望通過將軍在法國的早年經歷進入他的個人情感世界，可將軍卻直言“歷史和個人情感沒有任何關系”。當楊小翼追問將軍的法蘭西情人和自己母親的舊事時，將軍有點兒惱，只說到：“對于一個革命者而言，個人情感不值一提”。在私生女楊小翼的眼中，這個時刻的將軍目光堅定，仿佛在回顧自己波瀾壯闊的一生，對自己的所作作為從來不曾遺憾過。也就是在這個時刻，私生子的“尋父”之旅終于畫上了句號，因為歷史的“私生子”和歷史的創造者始終無法達到和解，而這種分裂的根源來自兩代人對個人與集體關系之理解上的分歧。艾偉借用北大歷史系出身的楊小翼的目光去觀察“革命者”父輩。楊小翼采訪了成百上千個革命者的遺孤及私生子，通過采訪，她發現革命者遺孤的處境比私生子要好得多。革命者的遺孤基本上有著極好的照顧和培養，而私生子因為倫理和某種革命意識形態的純潔性要求則被拋棄在民間，因為血統問題，教育往往不得繼續。楊小翼在走訪中遇到一位中央某高層的私生女，竟然目不識丁。對此，楊小翼的分析是：“革命者的腦子里一直有一個原罪，這個原罪就是‘私利’?！嚼凸伯a主義理想是沖突的，要靠近共產主義這個理想，必須把這私心祛除，于是革命的生涯轉換成了把自己身上的原罪徹底祛除的過程。當‘公’成為一條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則時，在革命隊伍的內部，革命者的身體屬于組織，思想屬于組織，個人的所有一切都屬于組織，私是不能公之于眾的罪，這種罪甚至涉及到親情和家庭之中”。

艾偉以楊小翼為中心，鋪設了眾多革命的后代與革命者之間的沖突與裂隙，《風和日麗》這個“尋父”寓言的精神內核事實上是一個關于“革命”的寓言?！案锩碧貏e是“文革”構成了艾偉這代60 后作家的“原點”。正如作家自己所強調的那樣，“我們六十年代這代人，都經歷過文革，因此青春期的問題比較多，比較特別，面臨著身體內部的沖突和思想的沖突，可以說，在八十年代我們都經歷了一次痛苦的蛻變。這對一個寫作者來說無疑是寶貴的”。在艾偉的長篇作品中，《越野賽跑》可以稱得上是革命寓言的極致。艾偉將自己的長篇處女作定義為一部超現實的作品，而作為讀者的我們很容易在其中看到八十年代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的痕跡，雖然作家本人一直都不喜歡“魔幻現實主義”這個詞，認為這個詞十分專橫霸道，“透著馬爾克斯的氣息”。

三

在《越野賽跑》的世界中，現實和幻想是融為一體的，飛翔的馬，飛翔的小女孩，如馬一樣爬行的人，所有的生物都充滿奇幻的靈性。作者還創作了“天柱”這樣一個空間，它是一個天然昆蟲博物館。天柱像是太虛幻境，是一個似乎只能出現在夢中的地方，在天柱，人像是某種爬行的昆蟲，走到近處才變成人。天柱不僅是生命的奇幻之境，更是一個烏托邦。步年和小荷花是一對“四類分子”，他們的結合讓光明村的人們非常吃驚，可是被發配到天柱的他們卻在那里過上了“美好的生活”。步年變成一匹馬，小荷花變成一只狐貍精飛向天柱，在天柱夫妻倆有了一個女兒，活潑健康的女兒吃蟲子上癮。小女孩像是一個精靈，在月光下飛來飛去，她撫摸村里的狗，狗也不對著她叫。但可悲的是，小女孩脫離天柱的環境來到光明村，就被無情地射殺了。天柱作為“烏托邦”，它象征的是在充滿暴力與死亡的年代里，生命和人性可以自由發展的凈土。天柱是《越野賽跑》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象征，作者在其他細部也設置了很多隱喻，“比如，馮小虎被打倒時和馬兒的比賽，他跑了一夜，天亮了，馬兒已經不跑了，但他還在無意識地獨自賽跑。這隱喻了政治運動已進入了人們的無意識領域，成為一種不受意識控制的本能反應。比如，馬兒在‘文革’時沒有發情，改革開放后馬兒才突然發情，其用意不言而喻”?！对揭百惻堋冯m然是一則寓言，但其中卻灌注了作者極強的歷史意識，作者少年時代經歷的“文革”出現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這比神話還要不可思議；改革開放時期，“由于人性中的各種東西紛紛釋放，社會生活也具有神話性”。我們通過《越野賽跑》窺見的艾偉及其一代人經歷的“歷史”?！拔母铩焙汀鞍耸甏笨梢员灰暈榘瑐サ膬蓚€歷史節點。

不管是書寫縱欲英雄的《愛人同志》，還是“尋父”寓言的《風和日麗》，抑或是超現實的寓言《越野賽跑》，艾偉總是在著書寫和思考當代史。歷史是復雜的，很難辨認全貌，這就需要通過一個切點，艾偉的選擇就是“人性”。雖然艾偉在不同場合都強調自己經歷過“文革”，但事實上出生于1966 年的艾偉并未直接體驗到“文革”前期的血腥慘烈以及斗爭的殘酷性。用艾偉自己的話來說，當他回憶其自己的“文革”歲月時頭腦中“出現的不是瘋狂，而是安靜的氣息，陽光燦爛”。作家對于童年的真實感受是，毛主席像太陽一樣閃閃發光，歡樂是童年的底色。革命意識形態喂養大的孩子有著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難人民的狂念。但是艾偉和其他生于六十年代的作家一樣，少年時期因革命意識形態的喂養而具有“理想主義”情懷，青年時代又經歷了改革開放，“見證了‘革命意識形態’破產后時代及人心的陣痛，見證了‘信仰’崩潰后一個空間膨脹的物欲世界”。艾偉屬于在信仰崩塌的廢墟上成長起來的一代人，雖然受到革命意識形態的喂養，但因為這種革命意識形態本身就已經遮蔽了“革命”的復雜性，所以他們很難透徹地領悟到革命的“真實”，89 事件又完成了對這種“被狂歡化”的革命意識形態的摧毀。所以艾偉執著地在《風和日麗》中寫到“天安之死”，伍天安雖然死在逃亡的路上，但是最終原因還是在廣場?！疤彀仓馈钡碾[喻意義就是“革命殺死了自己的孩子。表面上看，槍口對準了學生，但實際上，槍殺的是革命本身。作為革命意識形態的基石，學生運動有天然的合法性，而八九年后，這種合法性徹底喪失，再沒人相信了”。革命在本質上是無法成為艾偉的紀念碑的，但艾偉用“人性”重塑了屬于他個人的紀念碑，而這一點無疑是具有先鋒品格的。

提及先鋒作家這個群體，艾偉既沒有將自己排除在外，也沒有同余華、蘇童、格非等站在同一個陣營，只稱自己“恐怕只能勉強算得上廣義意義上地先鋒作家”，他認為自己同余華、格非等人的區別在于，他們的寫作開始于80 年代，而自己的寫作起始于90 年代，這兩個年代的“精神背景完全不一樣”。但是他依然享受著先鋒的遺產：首先，“先鋒改造了傳統現實主義的方法，先鋒通過超現實的寓言式書寫，使敘事變得更為迅捷”。其次，先鋒文學改造了文學語言。通過作家的自剖，我們可以看出，在艾偉的認識中先鋒文學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在文學形式的革新上，“90 年代的文學在方法論上繼承了先鋒小說的傳統”。而自己的創作與先鋒文學的不同以及突破在于，先鋒文學將人變成一種符號，而“我們寫作的時候，會更關注人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除了敘事形式以外，我們更關注人和這個時代的緊密關系，探討時代意志下的真實境況”。的確，先鋒文學一直著力于“向內轉”，注目于人的內心、精神世界，而抽離了人與外部世界的關聯。

艾偉稱自己堅持的是書寫人的復雜性、人與時代的關系，但是此處不禁會引發一個問題，即過度聚焦所謂的“人性”是不是亦存在著簡化歷史復雜性的可能。誠然，90 年代是“告別革命”“去政治化”的年代，在這個整體語境下，艾偉的寫作顯得尤為珍貴。但是，在信仰廢墟上成長起來的艾偉，試圖以“人性”來重塑紀念碑的策略可能會稍顯空洞。在直接談論自己的歷史敘事觀念時，艾偉指出：“當我們在談論小說中的歷史時，其實是在談論小說的起點或背景，當人物從那個背景走到前臺，小說家要把歷史放下，他的根本任務是按人物自身的邏輯演進，直至終點?！钡斠徊繑⑹伦髌吩谥厮軞v史“紀念碑”的過程中抽身而去，讓植根于特殊歷史階段的人物按自身邏輯推動敘事，像毫無相關歷史經驗的世俗男女一樣“任性”而為時，這個人物已經失去了馬克思所強調的“具體歷史性”，因為把他們放置于任何歷史情境中都是充斥欲望的身體。艾偉在《愛人同志》中哀悼英雄被時代拋離的陣痛，但是英雄劉亞軍從一開始就是被過度的欲望所纏繞，因此在戰場上失去雙腿，或許也是因為這種戰場上“自然而然”的七情六欲注定了劉亞軍失敗的一生?！叭庥边@種所謂的自然人性在小說中是被重塑起來的人性“紀念碑”，雖然在上世紀80 年代的啟蒙語境中它還有屬于那個年代的“歷史合理性”，但它絕非人的全部，僅僅只能構成“人性”的一個側面，甚至平庸到乏善可陳?；氐奖疚拈_頭處女記者得見劉亞軍真實面貌后的贊嘆“你真的很有人性你真了不起”，我們今天要追問的是“你有人性那又怎樣”，說到底這些過于平庸和軟弱的主體只能是偽造的紀念碑，他們無力構成革命時代的歷史動力，人性“紀念碑”的限度正在于此。在《風和日麗》中，我們看到的英雄尹將軍大多是通過革命的私生子楊小翼的視角去呈現的，而將軍以及將軍一代人對于革命、對于集體主義的理解實際上呈現得并不夠立體，同樣存在被符號化的傾向。而在《越野賽跑》中，由于天柱這個烏托邦的存在使得“和解”成為可能，最終家破人亡的步年在尋找“天柱”的過程中如同夸父一般，但他堅信太陽、土地、水和勞作。這種“寬容溫和”是艾偉的特色，但是否也是一種面對歷史的無力或潰敗呢？總之，“人的復雜性”并不能局限于人的欲望化，而離開歷史本身的寓言可能僅僅與抽象的人性相關。

艾偉認為自己“大概算是中國作家中比較注重歷史的一位，比較多地通過寫作打量和反思歷史”，的確，艾偉通過自己的寫作梳理著中國當代史，并且對于“禁區”絲毫沒有表現出畏懼，反而在“正面強攻”。艾偉同時也認為“小說家是人類經驗的鑒賞者和收集者”，只是當小說成為“經驗的容器”的時候是否會遮蔽了歷史本身的復雜性，而原本作家關注并力圖探索的歷史只會淪為展示人性的單薄的背景板？這也許是艾偉個人的問題，或許又不是。六十年代生人習慣于強調自己的“文革”經驗，認為正是這樣的經驗使自己成為被“革命意識形態”、理想主義征召的一代。艾偉的文革記憶充滿懷舊的浪漫氣息，孩子們通過村里的高音喇叭聽到來自最高層的“最新指示”和“歡欣鼓舞的消息”，堅信中國人民是唯一過著幸福生活的人，以拯救全世界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為己任。于是“尚武”成為孩子的最高美學，艾偉稱其中隱藏著“革命意識形態美學造就的詩意”，但在“革命”的余韻中獲得的詩意只是革命話語營造的一場“狂歡”，當它構成一種敘事動力時，與真實的革命歷史間的鴻溝仍舊無法填平，單憑“人道主義”或歷史“寓言”的辯證法仍舊無法還原革命和英雄那復雜的“真實”面相。但也正是這點遺憾，讓我們對艾偉的寫作充滿了期待。

注釋：

adefg 艾偉：《愛人同志》，重慶：重慶出版社2013 年，第265 頁、封底、55 頁、61 頁、69 頁。

b 江河：《紀念碑》，《從這里開始》，廣州：花城出版社1986 年，第2-5 頁。

c 于堅：《紀念碑》，《于堅詩集·對一只烏鴉的命名》，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3 年，第143頁。

hilmn 艾偉：《風和日麗》，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年，第108頁、118 頁、255 頁、372-373頁、316 頁。

j 洪治綱：《從“尋父”到“審父”》，《文藝報》2010 年3 月12 日。

k 艾偉：《水上的聲音》，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 年，第24 頁。

otza 艾偉、房偉：《小說的復雜性就是人的復雜性——艾偉訪談錄》，《百家評論》2013 年第6 期。

pqr 黃百竹、艾偉：《讓苦難成為一場狂歡——關于長篇小說<越野賽跑>的對話》，《越野賽跑》，廣州：花城出版社2016 年，第399 頁、398 頁、395 頁。

sb 艾偉：《生于六十年代——中國六十年代作家的精神歷程》，《花城》2016 年第1 期。

uvwx 艾偉：《從“沒有溫度”到關注“人的復雜性”》，《文藝爭鳴》2015 年第12 期。

y 艾偉：《當我們在談論小說中的歷史，我們在談論什么》，《山花》2016 年第1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