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培1949年日記中的“知北游”

凌孟華

重慶師范大學

啟程：上海

上圖：1949年9月24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一次全體大會上，民建代表黃炎培發言

1949年2月15日，元宵節后第三天，又是一個晴好的日子，幾縷朝霞悄然出現在上海灘的東方，照著滔滔江水匯入淼淼海水，照著東南西北的出行者匯聚到男女老幼人頭攢動的外灘碼頭。時間才過九時半，氣溫仍不足十攝氏度，乘汽車的、坐黃包車的、步行的各色人等還在陸續趕來。一輛汽車停住了，下來四名男子，匆匆向英籍商船“盛京”號走去。開路者與殿后者30歲上下，居中二人一瘦一胖，瘦者50歲左右，戴眼鏡，胖者年齡更大一些，著長衫，步履沉穩，邊走邊掃視左右，似乎在尋找著什么，直至在人群之中發現一雙秀美的眼睛也在追隨著他們。這是一位約莫40歲的中年婦人，攜著一位五六歲的小女孩，旁邊的青年隨從看管著大小三件行李。確認過眼神之后，婦人一行也開始向“盛京”號移動，各自上船。兩隊旅客先后進入6號二等房碰頭，經一番商量交涉，改入9號一等房。有衛生員前來驗證，原來胖者名王正方，婦人名謝信君，小女孩名王小妹，皆系開路者警備司令部駐海關工作人員高國璧的親長，兩大一小三人已足額購買到香港的船票全票兩張、半票一張，共二十萬五千元。驗證完畢，汽笛驟然響起，聲聲在催，送行的四位男子匆匆道別，揮手下船。十一時整，“盛京”號啟航開行，其時港口風靜波平，王小妹滿臉興奮，而王正方與謝信君則心潮起伏，滬上的家人朋友與事業，斬不斷理還亂，前途的苦辛危險與未知，揮不去拂還來……

原來這王正方，不是別人，正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黃炎培。他先后與友人發起成立民盟和民建兩個政黨并擔任首任主席（主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黃炎培生于1878年，時年71歲。而謝信君，乃是其夫人姚維均女士，生于1909年，時年40歲。小女孩是黃炎培稱為“當當”的黃當時，生于1943年，其時不滿6歲。送行的瘦者，是孫恩元（1895-1985），字一民，黃炎培稱其孫一民，當時在海關任職。黃炎培在日記中多次感念孫一民的助力，如1957年1月1日日記：“午后，孫一民來談。他是1949年救我出上?；⒖诘?。他是解放前地下黨員，今天才問悉?！备邍迪祵O一民的學生，生平不詳，《黃炎培日記》也有提及，如1951年5月20日日記云：“午后，高國璧持孫一民信來，托為函介津市工商領袖，允介與李燭塵、資耀華。高將在津創一貿易商行：海聯，一區營口道十八號。高贈衣物，卻之。1949年二月，從上海脫走，是孫、高二君之力，事后特務以高放走了我，將加害于高，因此，高辭海關職?！绷硗鈨擅托星嗄?，隨姚維均者為黃炎培五女兒黃學潮之丈夫林澤群（1911-2001），隨黃炎培者為其五兒子黃大能（1916-2010）。首段文字之時間、天氣、人員、化名、倉位、票價等基本信息，均據黃炎培1949年2月14日和2月15日日記，只是其中的外灘碼頭與“盛京”號，在《黃炎培日記》中稱“某碼頭”及“某船”，參考了孫恩元子嗣孫本信的文章《父親孫恩元在上海的情報生涯》（《世紀》，2016年第3期）。此外，鄭爾康的《鄭振鐸》（1990）、金梅等的《鄭振鐸評傳》（1992）、陸榮椿的《鄭振鐸傳》（1998）、鄭爾康的《我的父親鄭振鐸》（2005）、陳?？档摹多嵳耔I年譜》（2008）等資料均顯示鄭振鐸與女兒鄭小箴也是1949年2月15日乘“盛京”號從上海赴香港，也于19日抵達?？梢蕴岣吆妥糇C孫本信這兩條信息的可信度，而黃炎培日記1933年1月23就已經有“鄭振鐸君來談”的記載，之后也有書信及交游記錄，不知在四天的行程之中二人有沒有晤面。當然，孫文中也有個別信息明顯有誤，比如并不是“黃炎培先生和夫人及兩個孩子”，而是只有一個孩子；送行的兒子是黃大能，而不是黃竟武。

青年黃炎培

此次出行，黃炎培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僅在此前一月的日記之中，就記下了多次與朋友家人商議的記錄。比如1949年1月14日“晚，衛玉、康年來，商港行事”；1月27日，午宴中聞“郭夫人述，某方又將對我不利，我之外，表方、努生等，其方法為綁票或暗殺”，晚上即有“御秋、艮仲、衛玉來商滬局”，又“訊潘公昭香港”。半月之后，商議更加密集，甚至一日之內多次商量，比如2月2日：“到社。共衛玉、艮仲商動定……下午，御秋、艮仲、衛玉來，商決動定問題?！倍罱K促使黃炎培下定決心的，和所謂名列“黑名單”榜首事應有直接關系。此事相關講述版本甚多，誰提供的，如何提供的，不一而足?！饵S炎培日記》2月3日的版本是：“葉篤義來，偕訪周孝懷，見告曾見黑名單，我首列?！毙咽侵苌婆嘀?，系前清遺老，曾經的四川道尹，當時的黃炎培老朋友，后來的毛澤東座上賓。老朋友當面的言之鑿鑿，自然是可靠的信源。2月10日，進一步與兒子商議，有“大能來，決共行止”的記載。決定之后，就有14日日記之“是日下午即離家，我，維，當當易名王正方，謝信君，王小妹。明日化裝走香港……四時偕維均帶當當，由兒大能為伴，離家坐卞中華汽車至永安公司浙江路外門，遇艮仲，改坐其車，而舍卞中華車，至狄思威路1114 弄五號女學潮家，大能夫婦亦寓此”等行動。令人感佩的是，如此嚴峻的形式下，黃炎培依然“諸兒女齊集，縱談為樂”，并寫文撰聯修書如故，也是豪杰本色。

途經：基隆-香港-天津

船行之后，黃炎培雅興不減，繼續讀書寫作，讀的是《今古名詩選》，寫的是八副聯語，中有“浮海一桴，亦行道耳；隨陽孤雁，其知時哉”之句，既道眼前景，又抒胸中情。在晴好天氣中，“盛京”號一路劈波斬浪，于18日夜間二時左右抵達香港，已費時四天。這幾天的黃炎培日記都比較簡單，但并不等于事態平淡，也不等于無所事事。其中最短的16日日記為“下午四時頃，抵臺灣基隆口外。此時最危險”，“最危險”三字，已足見形勢之緊張，以及一旦被查獲，后果之不堪設想。17日下午五時，商船離開臺灣，黃炎培“始偕維、當當散步甲板”。18日午后，黃炎培船上辦公，“擬訊稿12，擬文件87”，其事務之多與效率之高，可見一斑。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黃炎培繼續北上的行期一推再推，3月2日收到消息推遲到10號左右，而真正成行的日期，已是3月14日。屈指一算，黃炎培已滯留香港二十余天。這段不短的時間內，黃炎培的日程排得滿滿的，談話、參會、演講、訪友、購物、吃飯、飲冰、讀書、撰文、寫字，非常豐富。就地域言，時而香港，時而九龍；就交通工具而言，時而汽車，時而公共汽車，時而公共電車。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至少有三個方面：一是與中共的密切聯絡，二是與第三方的各種交流，三是對家人及民眾的關注。

2月20日上午九時半，黃炎培在王紀華的陪伴下，乘坐公共電車直奔雪廠街口，再上如云旅館，如約與潘漢年談話。這次談話的具體內容雖然《黃炎培日記》沒有具體記載，但從其持續時間：“兩小時”，從其措辭用語：“深談”，從其決定：“邀艮仲來港一談”，可知是一次愉快的、誠懇的、有成效的關于民主建國會及民主人士安排的會談。潘漢年當時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方面的主要負責人，是情報工作和統戰工作的卓越領導者。1982年11月23日《人民日報》刊發的夏衍《紀念潘漢年同志》一文，深情回憶：“護送民主人士去華北這一件事……完全是由漢年同志‘牽頭’的，事無巨細，從要到華北去參加新政協的人士們從內地到香港起，歡迎、宴請、商談、幫助他們安頓家務，一直到妥善地送他們上船為止，他無時無刻不為這些事操心?！逼渲悬c名列舉的“路經香港坐船到解放區的知名人士”有七人，黃炎培名列第二。談話結束時已是十二點，但非常時期，事務繁忙，潘漢年來不及安排與黃炎培共進午餐。黃炎培也充分理解，獨自一人坐上了回商務印書館宿舍的公共電車?；氐剿奚?，陳叔通、馬寅初兩人已經用過午餐了，黃炎培只能一個人吃飯，但他心中是溫暖的。

1949年2月，黃炎培在火車上（周海嬰攝）

但這只是此階段黃炎培日常生活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與第三方的訪問、會議、演講等各種形式的交流。2月21日上午，黃炎培就先后到馬寶道66號三樓訪薩空了，到英皇道445號四樓訪章乃器、楊美真，到筲箕灣東大街132號二樓訪曾昭掄，其中前兩處不遇，第三處成功。下午，又到九龍界限街135號三樓訪周鯨文（維魯）夫婦，到友聯女子商業合作杜訪章伯鈞夫人李健生，到寶街1號四樓訪柳亞子，到白加士街83號三樓訪劉王立明，到山林道25號三樓訪鄭仲完，五人都順利見到。諸多訪問之中，2月26日和3月12日兩次到淺水灣177號訪問龍志舟（即龍云），頗為重要。兩次都是雇車去的，都有李一平陪同，第二次還有黃萬里同車。第一次主要暢談了四個問題：一是張瀾托致意，民盟需要港幣一萬元，龍云慷慨地答應了；二是中國共產黨的善于訓練民眾與中國民眾能力表現得充分，都再不許有第二個蔣介石；三是商量西南今后之方針；四是龍云能代表劉自乾，囑咐黃炎培北行之后作龍云、劉自乾的代表，不再另外派人，黃炎培回答稱且容與李一平聯系后定奪。第二次訪談進行了一小時半，討論了與中國共產黨接洽的三個階段以及相關問題，對將來的時局輪廓進行簡要勾勒，思考了行業規劃的藍圖。

2月23日，黃炎培分別參加了民盟和民建的會議。午后三時，民盟張紀域來引導黃炎培前往總部出席民盟擴大會議。會議由劉王立明主席，黃炎培作了報告。主要談三個問題：一是留在上海的民盟同人近況，二是大局變化的經過，三是自己脫走上海來到香港的經過。到會的代表有周新民、曾昭掄、黃藥眠、馮素陶、陳汝棠、李伯、張香池、薩空了、劉思慕、柳亞子、宋云彬、胡一聲、云應霖、楊子恒、郭翹然、楊建平、羅子為、梁若塵等。會議結束后，移步六國飯店會餐，飯店整潔可喜的環境，令黃炎培很滿意。晚上，民建又舉行了餐會，同席有盛丕華、俞寰澄、王紀華、盛康年、辛德培、馮叔平、潘公昭等。用餐前后，與會者花了較長的時間討論民建的立場問題，到十時半才散會。達成的基本共識有三：本會的特性是代表民族工商業的企業者，它是政治性的集合體，它的行動方式是團結、是合作。

3月2日晚，黃炎培應工商敘餐會的邀請，到干諾道西96號四樓會餐，會晤黃長水、周康仁、簡竹堅、戴經塵等。餐后發表即席演說，包括政協前后境況、中共勝在得人心等內容，并提出今后開展工作的四大原則：一是凡事符合大眾利益者將會迎來成功，否則就會遭到失??；二是要與符合為大眾謀利益之大目的者合作，并與相反者斗爭；三是對外如果采取斗爭策略，對內就必須實施加強合作的方針；四是今后須公私利益配合，限制私人利益，大量增進公共利益，以復興殘破之新中國。

黃炎培在港期間對家人及民眾的關注，也頗多令人動容之處。比如2月20日之“夜，當當臥兩大椅接席上，各感舒適”，可見住宿條件并不令人滿意。5歲多的孫女采用這種特殊的方式睡覺，居然還“各感舒適”，足見19日晚祖父祖母與孫女擠在一起的各種不舒適，而黃炎培沒有留下任何怨言。次日清晨“當當因臨鏡發現己的面貌橫闊，太嫌丑陋，大不愉快，幾欲哭，而不知所用鏡光度不準確，向她說明，始復常態”的記載，也極富童真與童趣。專門記入日記并加上“五齡余女孩的愛美心如此”的感嘆，顯示了作為祖父的黃炎培的慈愛、敏感與細心。對妻子姚維均、兒子黃萬里，黃炎培也頗多關愛。日記中記錄的一些普通民眾的姓名，也彰顯著黃炎培的仁愛、細致和了解大眾調研民情的努力。比如2月19日理發，會記錄工友名：阿楊、陳秋門，而2月25日下午參觀務實中學并演講，則不僅記錄學生的發問如怎樣做一個新中國的青年？怎樣求學？怎樣辦好學生自治會？還記下他們的名字：鄧曼艷、李國屏、黃超忠。由此不難想象黃炎培的細心詢問并默識于心，感受到老人的平易近人與仁愛之心。

3月14日，黃炎培一行到新亞酒店夜餐之后，分批次上船。姚維均與當當等先行，然后黃炎培換上兒子黃萬里的衣服，和盛丕華、盛康年父子一起坐小艇上船。船名DAVIKON，掛瑙威（挪威）旗，有特派員劉如忻招待。夜間十二時，DAVIKON號起錨開行，載著黃炎培繼續北上。滯留香港的生活是奔波而忙碌的，15日在航行的船上，黃炎培得到充分的休息，隨后又整理補充《燈》書稿。舟近臺灣海峽時，已經入夜，卻顛簸起來。夜二時以后，遭遇更大的風浪，船也大顛簸起來。16日早上風浪略減，入夜則大平穩，黃炎培全日整理《燈》，從友人處得閱新購關于辯證法書籍。17日艷陽高照，風浪全息，竟日航行如行平地，黃炎培繼續整理《燈》，讀胡繩《辯證法唯物論入門》，并在第二次晚會上唱響川沙民歌。18日晴好天氣繼續，海面也平得像一泓池水，黃炎培恢復在甲板上層散步，完成《燈》第一部綜記、附件、詩的整理補充，夜間用收音機聽取新華社社論及零星消息。19日白天海面仍平靜，但氣溫已不足十攝氏度，黃炎培繼續編輯《燈》，聽取廣播消息，并向同行人士報告中華職業教育社的意義及事功，完成新詩《海行》的寫作。20日完成《燈》全稿的審理工作， 定名《不熄的燈》。21日下午七時半，DAVIKON號于晴風無浪中到達大沽口外泊下，是日讀完胡繩《辯證法唯物論入門》，又讀史諾（即埃德加·斯諾）所寫的《毛澤東自傳》，認為應作中國共產黨發展史讀。22日十時左右，大沽港口警局派員來船查詢，劉如忻去接洽，至夜八時未歸，決定在船上再宿一宵。23日上午，天津市政府交際處秘書王兆和前來歡迎，得悉華北現況。下午四時，船經海河抵天津招商局第二碼頭，上岸后分批乘汽車至臺灣道招待所入住。市長黃敬、四年前在延安招待過黃炎培的參謀長王世英、秘書長吳硯農、軍委會主任王克成、交際處長連以農等都來陪同宴飲。24日至解放路（舊中正路）14 號新華銀行晤經理范希村，至河北大胡同商務書館訪經理朱皖如、副經理張鏡清，午后再至新華，應邀向全體行員演講。晚餐后，有《大公報》改版之《進步日報》經理徐盈來談，有吳硯農秘書長來長談本市生產問題。25日晨七時，黃炎培一行離開宿舍赴天津東車站，連以農、吳硯農到站送行，特備花車一節，準八時開行，離開天津。

民建參加新政協會議的代表、候補代表在中南海懷仁堂合影，前排左二為黃炎培（民建中央供圖）

亮相：北京

3月25日上午十時半，一列火車緩緩駛入前門車站，停了下來。黃炎培一行隨著人流走出月臺，一大批人迎了上來，有董必武、李維漢、齊燕銘、連貫，有李任潮、沈衡山、章伯鈞、譚平山……相見之下，不勝唏噓。然后直驅六國飯店，入住108號，各環節招待得無微不至。午餐一過，李維漢約請兩點鐘在別室討論歡迎毛主席的方式。會上，李維漢宣布所議方式，并歡迎黃炎培等民主人士之來到北京。三點鐘，在統一的編制和指揮之下，黃炎培偕同陳叔通、馬寅初、郭沫若坐三號小汽車隨大眾至北平西苑機場等候。不久，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劉少奇等皆出現在眼前，一一握手為歡。同時，黃炎培又見到了許多老朋友，如彭澤民、張曙時、藍公武、陸志韋等。民主人士隨即陪同毛主席閱兵，繞場一周，將士約有十萬人之多，連走下戰場不久的重兵器都整齊地排列著。儀式完畢，黃炎培等回飯店稍事休息。夜幕降臨的時候，毛主席邀請黃炎培等二十多人郊外用餐。餐畢，談和戰問題。毛主席表示，和談是有利于大局的， 但決不輕易渡江，亦決不停戰。賓主盡歡之后，已是夜一時半，黃炎培等才作別而歸。

1948年5月2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發中共中央發布的“五一口號”

3月26日午后二時，黃炎培到北京飯店113室出席民盟臨時工作委員會會議，報告了上?，F況以及如上之北來經過情形。之后把編定的《不熄的燈》送到馬寅初手中，請他作序。入夜，毛主席單獨在香山雙清別墅家中宴請黃炎培，江青、周恩來四人同餐。家宴的氣氛非常輕松，如此殊榮令黃炎培始料未及，高興中暢述所見，興奮中聆聽所言，談論了心中不少懸而未決的問題，夜十一時后才辭別回寓。

3月27日上午，黃炎培與友人坐車到北海飲茶，暢游。下午二時到王府井大街府院胡同十六號，出席蕭樹柏主持的民建座談會，到會者有五十余人，都是各界領袖。黃炎培報告因旅行而累積在胸中的諸多問題，希望在此次人民解放以后能夠得到解決。入夜，葉劍英、徐冰假西長安街國民大戲院舉行歡迎會，歡迎出席巴黎世界擁護和平大會的代表團，亦歡迎黃炎培等北上的民主人士。黃炎培被邀致辭，表示“我等之來，不敢當歡迎，倒是歡迎人民革命軍快快推進，解救二萬萬同胞”。末了，黃炎培三呼：人民革命軍人民政府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呼應著1948年毛澤東主席擬寫的“五一口號”末尾之“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由此，黃炎培完成了在北京的精彩亮相，從此開始新的人生。

如果從1948年9月20日周恩來擬定從港、滬和長江以南前來解放區商討召開新政協的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七十七人名單列入黃炎培算起，已過去半年時間。民主人士1948-1949年“知北游”的曲折與艱難，可見一斑。當然，黃炎培亮相北京時正值陽春三月，也算如期完成周恩來要求民主人士“今冬明春”全部進入解放區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