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土司到土司學：中國土司文化研究的新進展
——李良品《中國土司學導論》讀書札記

王希輝

作為我國歷史上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特殊歷史現象，土司和土司制度先后經歷了近700年的發展歷史，對我國多民族國家的歷史變遷產生過深遠影響。近年來，伴隨著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尤其是土司文化“申遺”浪潮的興起，有力推進了我國土司研究的理論化、系統化和綜合化發展。2009年，成臻銘先生在“全國土司文化研討會”上首次明確提出“土司學”這一學術概念，并于2010年正式發表《論土司與土司學——兼及土司文化及其研究價值》［1］一文，首次明確提出了土司學的建構問題。2011年，李世愉先生發表《關于構建“土司學”的幾個問題》［2］，在對土司學建構的基本問題闡述后認為“土司稱‘學’任重而道遠”。隨后，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馬大正先生［3］、中央民族大學彭武麟先生［4］、三峽大學岳小國教授［5］、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李治亭先生［6］、吉首大學成臻銘教授［7］等專家學者先后發表學術論文，紛紛加入到“土司學”建構的學術討論中來，也產生了一大批土司研究學術成果，推動了土司研究學術理論與實踐的不斷發展，在學術界掀起了一陣“土司風”。在這些學者中，長江師范學院李良品教授就是一位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的踐行者，積極撰寫并發表系列論文與出版學術著作，為“中國土司學”的建構與發展獻計出力，做出了重要貢獻。

近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公開推出李良品教授新著《中國土司學導論》 （以下簡稱“導論”）一書，該專著堪稱我國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研究系統化和理論化建構的最新成果，是我國學術界第一部以“土司學”命名的學術專著，讓人耳目一新?！锻了緦W》全書共10章27節，外加作者自序、導論以及后記和參考文獻，全書洋洋灑灑計46萬多字，是李良品教授十余年從事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他從事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的系統總結。

一、十年如一日：李良品教授的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研究

李良品教授是一位十余年來一直專注于我國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的學者。從2007年發表《建國以來西南地區土司問題區域研究綜述》一文開始，十年來，李良品教授在中國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領域著力甚重，辛勤耕耘，先后發表《土司制度終結的三個標志》 《構建“土司學”的幾點思考》 《土司研究取向的新視野》 《土司制度：國家權力在西南土司地區的延伸》 《改土歸流：國家權力在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的擴張》 《土司時期西南地區土兵的軍事領導體制研究》《論明清時期土司制度的功能——學理層面的詮釋》等土司研究系列論文30余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土司制度與國家治理研究”及省部級社科規劃項目和橫向合作項目10余項，出版《石柱土司文化研究》 《土司時期西南地區土兵制度與軍事戰爭研究》 《播州楊氏土司研究》 《中國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研究年度發展報告》等系列著作10部，踐行土司理論與實踐研究，取得了豐厚的學術成果，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認可。正是李良品教授對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十余年來的不斷探索和積極思考，為《導論》的理論思考和建構積累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實踐經驗，可以說，《導論》的撰寫、出版和發行，是李良品教授多年來從事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研究的理論總結和提煉升華，是他多年來學術積淀的結晶。

二、從土司研究到土司專學：“土司學”的理論思考與學術建構

無論是從1908年云生《云南之土司》開始算起，還是從1944年佘貽澤先生的碩士畢業論文《中國土司制度》算起，我國的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都有較長的學術發展歷史。100多年來，我國的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經歷了啟蒙期、低迷期、快速發展期和鼎盛期四個發展時期，［8］277－284發表和出版了數以千計的學術（位）論文、著作、調查報告、專輯或其他形式成果，內容涉及土司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諸多領域，有力推動了土司研究的深入發展。

近年來，隨著土司遺址“申遺”的興起，尤其是湖南永順土司城遺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遺址和貴州遵義海龍屯遺址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更掀開了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研究的新篇章。隨著學術理論與實踐探索的不斷深入，建構具有中國話語的“土司學”應運而生，且有成為“顯學”的趨勢。

對于土司學的內涵與外延問題，學術界有深入討論。成臻銘先生認為，土司學是社會科學中的一門專門學，是研究土司現象以及發展規律的專門學。土司學就是研究土司、土司區、土司政府、土司關系、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含土司政治文化）和土司現象的專門學。其分為土司學與土司志兩個支系，研究重點是土司文化。［1］李世愉先生認為，要構建的“ 土司學”，并不是一個學科，而只是研究土司問題的一門專學，或者說是土司研究的一門綜合性專學，一個多學科的研究領域 ?！巴了緦W”應是以中國歷史上存在的土司制度及其運作的歷史為研究對象的一個專門研究領域 ，或者說是以土司制度發展的歷史及與其有直接關系的內容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專學，“研究范圍不能隨意擴大，不能無所不包，更不能取代歷史學、民族學和政治學的研究內容”，否則，“土司學”“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在李世愉先生看來，土司制度的研究不能泛化，不能在時間、空間上任意擴大；“土司文化”是在土司制度影響下而出現的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但畢竟不能等同和取代“民族文化”，因此，“土司學”“也不能泛化”。［2］

上述學者對“土司學”內涵與外延的討論，推動并豐富了學術理論的建構和探索，為土司專學的建構與發展奠定了基礎?；诙嗄陮ν了局贫群屯了疚幕奶镆翱疾旌蜕钊胙芯?，李良品教授則以“國家治理”的獨特視角給出了自己的界定。他認為，中國土司學是以“齊政修教”“因俗而治”“以夷制夷”“天下一統”為理論基礎，以土司和實施土司制度相關的思想、事實、制度、行政等為研究對象，以土司制度、土司問題、土司文化等為主要內容，以歷史學、民族學、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經濟學和軍事學、法學等多學科理論及研究方法相融合的專門研究領域。［8］2這一界定和思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超越了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研究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我國當下邊疆民族地區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和新變化，不僅對把握邊疆與民族地區的現實有著重要的現實指導價值，而且對建構中國土司學學科體系也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鮮明的時代特色。

就土司學研究方法而言，李良品教授認為，既然土司學稱為“學”，那就有自身內在的邏輯體系?！皩W”就是學說、學理，也就是要促進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等領域研究的學術性和理論化。他認為，土司學的建構要強調“通”，也就是要“會通、貫通和溝通”。要建構中國土司學，就要將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整合起來，作為一個專門領域而予以全面、深入、系統的研究。要實現這個目標，就要將歷史學、民族學、政治學、社會學、軍事學、法學、地理學、經濟學、管理學、藝術學等分散的土司研究結合起來，形成合力，使土司研究出現新的突破和質的飛躍。［8］16－17

三、從局部到整體：《導論》的學科建構與思考

事實上，雖然眾多學者近年來積極呼吁建構中國土司學，也就土司學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討論，也明確要建立一門土司研究的專學，但卻并沒有給中國土司學的學科體系進行系統思考和討論。因此，李良品教授的《導論》一書對中國土司專學學科體系進行的一種系統化、全面化和理論化的思考和探索，有著“吃螃蟹的勇氣”，值得肯定和稱贊。

在《導論》中，李良品教授認為，要建構土司學，首先要明確界定土官與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和改土歸流等關鍵概念，同時在元明清三朝中央政府治國治邊的理念下來討論土司制度與土司問題，視角新穎。在李良品教授看來，中國土司學主要研究有關土司的思想、事實、制度和行政體制，路徑上要總結前人研究成果，深入挖掘土司史料，理清研究取向，借助歷史文獻法、比較研究法、田野調查法和個案研究法，注意人文科學的交融、社會科學的融合和自然科學的運用，強調專學建構的理論化、重大事件學理化、史料收集系統化，實現學科建設自覺化。

在《導論》一書中，李良品教授還提出了一些富有見地的新觀點和新看法。在他看來，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天下觀”的“中心”與“邊緣”實踐的產物。對于處于“中心”的中央王朝而言，土司地區無疑是“邊緣”，同時，作為中央王朝在土司地區統治的代理人，土司政權和土司衙署又是土司地區的“中心”，土民聚居地區又變成了“邊緣”。因此，這種狀態就成為特殊的二重中心與邊緣結構。［8］5這一論述，就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四、理論性與資料性并舉：《導論》的學術價值和意義

作為一部深入探討土司學的學術著作，李良品教授在試圖全面建構土司學基本理論與學科架構的同時，也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學術資料，這也是《導論》的重要學術貢獻。

在“第七章 中國土司學建構的基本路徑”部分，《導論》幾乎將一百多年來中國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的學術成果進行了全面總結和系統梳理，是研究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難得的第一手資料。對于土司史料方面，李良品教授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及故宮博物院收集到大量官方文獻，不僅包括朱批奏折、錄副奏折、上諭檔、題本、軍機處奏折和宮中檔案等眾多文獻，而且包括地方志書、實錄類編、地方史書、明清時期文人筆記，以及四川、云南和貴州各級地方檔案材料，數量眾多。同時，李良品教授還收集了大量民間文獻，包括土司地區的碑刻、土司家族譜牒、契約文書等。這些資料都是土司學研究的重要文獻資料，十分難得。

總體而言，上述看法難免掛一漏萬，甚至出現理解偏差，僅為一家之言。當然，要是作者能對歷史上曾經客觀存在的“自立土司”［9］進行系統整理和分享，也必將對土司學的建構和“土司人類學”（貴州師范大學徐曉光教授語）的發展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可以認為，《導論》一書是李良品教授對于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研究執著的學術追求與辛勤努力的結果，是學術界第一部為“中國土司學”立論的開先河之作，必將對我國的邊疆與民族研究產生積極推動作用，其重要價值和學術意義不言而喻。

（作者系長江師范學院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武陵山片區民族理論政策研究基地研究員）

參考文獻：

［1］成臻銘.論土司與土司學——兼及土司文化及其研究價值［J］.青海民族研究，2010（1）.

［2］李世愉.關于構建“土司學”的幾個問題［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2）.

［3］馬大正.深化中國土司制度研究的幾個問題［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2）.

［4］彭武麟.土司制度與傳統中國多民族政治文化關系及其現代性問題——兼談土司學研究之路徑與理論取向［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1）.

［5］岳小國.申遺視閾下的“土司學”研究［J］.三峽論壇，2016（4）.

［6］李治亭.論“土司學”的獨特性［J］.吉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3）.

［7］成臻銘.“土司學”的提出與推進［J］.吉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3）.

［8］李良品.中國土司學導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9］莫代山.明清時期土家族地區“自立土司”研究［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