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要打仗，準備打大仗

付征南

中、美戰艦正發射炮彈、巡航導彈和激光等武器，在海上展開鏖戰。美、俄隱形戰機正以無人機為僚機，在空中相互纏斗。上海和硅谷的黑客們也在數字戰場進行激戰。這究竟是一部小說虛構的場景，還是未來現實世界發生的真事？答案是兩者兼而有之。2015年11月3日“新美國”智庫高級研究員彼得·華倫·辛格應邀前往美國參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作證，這位頗有名氣的學者當時提出了不少至今仍被中美兩國學界所關注的設想。本文就是他的證詞摘譯。

麥凱恩主席、里德參議員，感謝你們以及委員會其他委員邀請我參加今天的聽證會。我是一名防務分析學者，我撰寫的學術著作涉及今天聽證會系列主題的方方面面，包括私營軍事承包商、無人機、機器人技術和網絡空間安全等。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本人在新書《幽靈艦隊：下一次世界大戰的暢想》提出的經驗教訓。

傳統沖突的風險與新的危機

20世紀是大國博弈的世紀，兩場世界大戰導致了數千萬人喪生。此后的冷戰對地緣政治產生了影響。然而21世紀初，此前人們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憂慮似乎已成為歷史。美國擔憂的對象從大國對手轉向了“失敗國家”，關注的焦點也由組織嚴密的國家軍隊威脅轉向了暴恐分子構成的跨國網絡?！都~約時報》曾刊登了一篇文章，認為國家之間爆發戰爭的時代已經結束，并預言“戰爭已變得不合時宜”。

如果事實真是如此就好了。如今俄羅斯在烏克蘭開疆拓土，并時常派遣帶有紅星標志的轟炸機深入歐洲境內，導致北約的警戒程度已達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的最高水平。在太平洋地區，中國過去幾年建造的戰艦和戰機數量超過所有國家，同時五角大樓也宣布實施一項新戰略，力求依托新一代的高科技武器來“抵消”中國威脅。

戰爭可以通過任何一種途徑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各國處心積慮的結果，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則是源于危機事件的失控。未來幾十年，可能會突然爆發一場戰爭，這場戰爭可能源于兩艘敵對狀態的戰艦在一個海圖都找不到的礁石旁的意外碰撞，也可能是2020年左右，隨著全球體系的重新洗牌，在緩慢醞釀之后突然爆發。

這一時期中國軍事實力肯定穩步提升，屆時可與美國分庭抗禮。兩國軍事計劃人員和政治領導人都認為己方會通過一場“短促而激烈”的戰斗而獲得勝利，從而會加劇上述兩種場景的風險。

開誠布公地講，盡管中國報紙《人民日報》警告稱，如果美國不調整太平洋政策，那么“中美之間必有一戰”。但是我認為這場沖突并非不可避免。盡管這可能只是一種姿態（2014年珀斯美國亞洲中心的一次民調顯示，74%的中國人認為解放軍能夠打贏與美國的戰爭），但也進一步闡明了簡單而又重要的事實：全球形勢正在發生變化，此前可以想象、此后又不可想象的事情，如今再次變為可能。

對美國國會而言，這就意味著在制定威懾與作戰計劃時，必須要認清上述風險，甚至更大的危機。以史為鑒，英國作為上個世紀的全球霸主也遇到了許多美國今天面臨的挑戰，例如阿富汗和伊拉克，但這些挑戰與兩次世界大戰的危機和損失相比，卻有著天壤之別。

多域沖突

大國沖突與今天所謂的“小型戰爭”截然不同。美國已經習慣打小型戰爭，但這在其他國家眼里，卻成為美國的新弱點。關鍵就在于大國沖突不一定會在南中國海等地圖上的具體地點爆發，而是會在所有作戰領域展開。

與塔利班、“伊斯蘭國”，甚至薩達姆·侯賽因掌權時期的伊拉克不同，大國有能力，也將會在所有領域展開鏖戰。這將對某些美國過去可以為所欲為的領域構成威脅；事實上，美國上一次打一場勢均力敵的空戰和海戰，還是在1945年。

然而21世紀的戰爭也會圍繞兩個新興領域的控制權而展開。如今，軍事通信與指揮控制的生命線，已由太空來維系。這就意味著人類將首次為爭奪制天權而戰。事實上，中、俄都擁有反衛星武器項目。

同樣，我們已經認清“網絡戰”遠非竊取社會保障號碼或者好萊塢高管的閑聊郵件那樣簡單，而是可以摧垮現代軍隊的神經系統，并依托“震網”病毒式的數字武器造成物理破壞。令美國感到憂慮的是，去年五角大樓的武器測試員發現每一項重大武器項目都存在易遭網絡攻擊的“重大安全隱患”，同時我們許多最新武器都是由微型芯片來控制。但是此類芯片日益由我們的潛在對手設計制造，從而加大了硬件遭受網絡攻擊的風險。

在上述兩大空間，我們必須更加注重提升防癱抗打的彈性能力，從而實現“拒止威懾”（deterrence by denial），抵消所有攻擊的潛在效果。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要采取全新的方式，依托小型、廉價的衛星群而不是數量少、造價十幾億美元的故障點來構建我們的太空網絡，同時我們也要加強網絡的安全。

這不只是要增加開支的問題，美國政府也要勇于探索新方式，不能用老方法來應對新挑戰和新能力。例如美國可從愛沙尼亞可以學到很多經驗教訓，因為該國已從首批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的國家，轉而成為網絡攻擊防范最為成功的國家之一，舉措之一就是建立了一個網絡防御聯盟。

新的競賽

1945年以來，美國的防御規劃工作始終尋求技術上的“代差”，注重依托質量優勢來“壓倒”對手。這一理念融入了美國防務工作的方方面面，從整體國防戰略一直延伸到小單位戰術。

然而，美軍部隊未來不能再指望這種壓倒性優勢了。外國政府支持的大規模竊取知識產權行動，意味著我們要為對手的研發費用埋單。我們的對手同樣也在發展自己的技術。

例如中國的研發開支剛剛超過了歐盟，而且五年之內也將會趕上美國。這些新項目既包括全球速度最快的民用超級計算機，也包括三種不同型號的軍用遠程無人攻擊機。最后，我們的對手也能購買到一些現成的技術即便不是美國最先進的武器裝備。例如，最近一次機器人大賽的冠軍，并不是美國的國防承包商，而是一組韓國的學生工程師。

而且一系列可能改變游戲規則的作戰系統也是層出不窮，我認為這包括了下列的領域：

（1）新一代無人系統不僅在尺寸、外形和結構方面日益多樣化，而且自動化程度和裝備性能也越來越高，既能執行情報、監視、偵察以及打擊等多元任務，也可從航母甚至單兵等任何平臺起飛。

（2）武器不再依托拳腳體能或者驅動子彈的火藥運行，能源本身就可成為武器，包括射程可達100英里（161千米）的電磁軌道炮以及能夠改變攻防成本對比的新型定向能系統。

（3）超遠程、超高速空對空導彈、空對地導彈和打擊系統。

（4）人工智能、無處不在的傳感器以及大數據和作戰管理系統，它們將重塑“觀察、判斷、決策和行動”周期。

（5）3D打印技術對當前國防市場產生的影響，就如同iPod對音樂產業的影響一樣巨大。

（6）人體機能改良技術，將會重塑戰爭的人力要素。

我建議在座的參議院委員會以及所屬工作人員去DARPA、海軍研究辦公室、桑地亞實驗室和空軍研究實驗室等令人驚奇的政府實驗室和設施參觀一下，你們在那里可以親眼發現這些看似科幻小說的技術絕非空穴來風。

然而當前問題在于美國政府往往會拿現在擁有或者不久就會得到的技術裝備，與今天正在購買或者未來計劃采購的武器系統進行比較。這使得美軍的武器現代化項目并不是那么現代。例如，如果從概念形成的時間算起，美國政府記錄在案的十大投產項目（Program of Record，譯者注：投產項目是美軍武器采辦的一個固定術語，意指已獲立項、正式投產的項目，通常又稱為“里程碑B”階段）大部分都與公民的投票年齡（譯者注：18歲）一樣老，某些項目的歲數甚至比我還要大。

通常，美國政府都是在某項系統尚未經過真正測試之前，就決定進行大規模采購，并鎖定某些重大項目不放，認為它們“規模過大，不容有失”。但這些項目實際上并不是什么的新鮮事物。這種方式不僅影響了美軍的采購方向，而且也延長了研發時間，最終使美國對所購系統的預期直到未來幾十年后才能實現，從而限制了當前和未來的靈活性。打個不恰當的比喻，單架馬車造價的扶搖直上，會決定采購者驅馬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