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書單“泛濫”之后

宗城

書單年年有，新媒體時代特別多。如今，一個讀者收藏的書單比讀過的書多，已是司空見慣。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人人均閱讀圖書為7.86本。過去兩年，這個數值不會有大變化，但中國人人均收藏的書單，可能就遠超這個數值了。

書單市場巨大。筆者在運營出版社公眾號時對此感觸尤深。但凡是發布書單的日期，公眾號的數據都會比較好看，后臺每天也會有讀者主動催促，希望出版社和編輯多推薦圖書。于出版社而言，書單反而成為一個推銷新書、增強曝光度的平臺，但是這些新書的成色幾何，更多靠的是出版社自己的判斷力，很少會有書單組織者額外設置匿名評審會。所以，書單雖然多，可濫竽充數、敷衍了事的卻不少。

發布書單的初衷本是推薦好書、鼓勵閱讀，但隨著“書單經濟”的崛起，書單正慢慢變得不靠譜起來，成為跑關系、軟廣告的重災區。即便是由專業出版社、媒體推薦的書單，因為內部的人情因素，有時候也會鉆進一些名不副實的作品，在劃分名次的書單里尤其如此。

但很快，書單文化便迎合了讀者的取巧心理。相當一部分人看重的是書的裝飾作用、書的觀點，他們想在最短的時間內知道一本書講了什么、有什么意義。書籍被視為一種攝取別人干貨和觀點的工具，而書單，顯然就成為按圖索驥的便捷手段。

于是，書單的流行成為一種必然。在稍縱即逝的現代人生活中，騰出一周時間細讀文本顯得過于奢侈。尤其是上班族，總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挑選出最符合自己期待的圖書，并提煉出這本書最精煉的觀點，這樣一眼掃過去，就顯得自己讀過了，然后便可以在豆瓣標記讀書、轉發朋友圈，到年末，再曬一曬自己的閱讀記錄，收獲一種心安理得的參與感。

其實大部分書并不能讓人學到新知識，只是用一種新鮮的語言模式“新瓶裝舊酒”。很多時候，閱讀的樂趣不在于顛覆三觀，而是沉浸在作者獨特的敘述語言之中。換句話說，重要的不是閱讀的結果，而是閱讀的過程。例如林奕含的代表作《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這本書的觀點并不新，無論是對性侵的看法，還是對“話語即權力”的探討，在納博科夫乃至更早的作家的筆下，都已經被詮釋過了。但林奕含用自己獨特的口吻，將這一舊話題又重新提煉出來，市場的反映則證明，這本書的語言十分成功。

書單的流行，還有一點在于滿足了大量國人的格調追求。保羅·福塞爾在《格調》一書中提出這么一個觀點：在社會上，底層試圖裝扮為中層，中層試圖裝扮為上層，上層試圖裝扮成頂層，頂層身處食物鏈頂端，卻不愿被關注，于是扮作底層。而區分底層、中層、上層和頂層的重要標志就是格調，也可理解為“品味”二字。那怎么突顯出自己階層較高又富有品味呢？《格調》援引法國后現代大師羅蘭·巴特的一段話作為注解，那是在羅蘭·巴特談到自己所希望的理想生活時說：“有點錢，不要太多；有點權力，也不要太多；但要有大量的閑暇?！睂γ娴挠浾邌査骸澳悄憧释玫降拇罅块e暇用來做什么呢？”他說：“讀書，寫作，和朋友們交往，喝酒（當然是葡萄酒），聽音樂，旅行等等?！?/p>

即便功利一點來說，如果只是想要修煉出讀書人的格調，光靠書單也是不成的。曹文軒說的話在理：“讀書人的氣質是由連綿不斷的閱讀潛移默化養就的。有些人，就造物主創造了他們這些毛坯而言，是毫無魅力的，甚至可以說是很不完美的。然而，讀書生涯居然使他們由內到外獲得了新生。依然還是從前的身材與面孔，卻有了一種比身材、面孔貴重得多的叫‘氣質的東西。我認識的一些先生，當他們安坐在藤椅里向你平易近人地敘事或論理，當他們站在講臺上不卑不亢不驕不躁地講述他們的發現，當他們在餐桌上很隨意地詼諧了一下，你會覺得這些先生真是很有神采。此時，你就會真正領略‘書卷氣的迷人之處?！?/p>

比起書單，還有另一種不常被人提起的方式，雖然不顯山不露水，卻是一個效果不錯的法子，那就是欣賞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重點引用的書目。作品的引用、注釋和參考文獻，有時候也是隱藏的“書市”。因為，作品是作者的命根子，關乎作者的面子和里子，當一位嚴肅的作者認真對待自己的作品時，他的引用、注釋和參考文獻，其實都是鑄就作品的一部分。尤其是經過編輯、同行、出版社層層把關的作品，對引用、注釋和參考文獻更是講究。

只是，把書當作擺設的人，也就很難留意這些引用、注釋和參考文獻了。

（選自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2018年7月6日）

【解 讀】

書單已經不是新鮮物，“年年有”寫出了它的普通、普遍、普及，但“特別多”卻是新媒體時代書單的特殊現象。作者敏銳地覺察到了這一點，卻并沒有列舉書單的具體數目或者繁多的發布者，因為這沒法完備地統計；而是巧妙地將中國人人均收藏的書單數和圖書數相比較，給人以直觀的印象。為什么說這種方式巧妙呢？因為書單和圖書本身并無可比較之處，但人均圖書閱讀量是長年刺痛國人神經、傷害民族自尊心的一個文化指標，有奪人眼球之效。作者創新性地將兩者聯系起來，就挖掘出了一個吊詭的閱讀現象：讀者更多的是收藏書單，或者說閱讀書單，而不是閱讀圖書。

導致這種情形產生的緣由是什么呢？作者先從書單市場、書單經濟和書單文化三個角度來論述，論述對象由表及里、由實入虛，論述范圍由狹到廣，論述程度由淺入深：

作者通過自己運營出版社公眾號的親身經歷，從讀者和出版社兩方面對書單的需求正面論述書單市場巨大，但也從反面談到了書單的公正性不足，有不少濫竽充數、敷衍了事。再論述“書單經濟”使書單的發布與其初衷背道而馳，作者所例舉的種種“不靠譜”現象，是對上節書單公正性不足的擴展。又指出書單文化迎合讀者取巧心理，讓人能按圖索驥，在最短的時間獲取著述者的觀點。

其實這部分也為我們指出了書單流行的外部原因。接著作者便通過分析讀者的閱讀動機，探尋書單流行的內部原因，這也是文章論述的主體部分。

如果說“取巧”二字含有批評意味的話，此處作者卻對讀者的閱讀行為抱有理解：節奏快、細讀時間少，借助書單可以在最短時間挑出最想讀的書，獲得最精煉的觀點。但理解并不代表作者贊同這樣的閱讀方式，他以林奕含的代表作為例，論述了大多數的閱讀并非獲得新的觀點，而是體驗獨特的敘述語言。很顯然，書單閱讀與此背離。通過這種閱讀“獲得參與感”，這是作者分析的第一種閱讀動機。

格調追求是作者分析的另一種也是更深層的閱讀動機。他先援引《格調》一書中保羅·福賽爾的觀點，論述了人們有格調追求的普遍心理，以羅蘭·巴特的一段話說明讀書是表現格調的一種方式。然后借助曹文軒關于閱讀涵養氣質的一大段話，從反面論述了書單閱讀修煉不出讀書人的格調。

既然書單閱讀無法讓人有獨特的體驗并獲得想要追求的格調，那么這樣的閱讀就是無效的。有效的閱讀方式是怎樣的呢？作者在文章的結尾介紹了一種有效的閱讀方式——隨著作品中的引用、注釋和參考文獻去閱讀；最后又順勢一擊，諷刺了書單閱讀者只是把書當作擺設而已，他們并不關注作品的內容，隱約透露出作者對書單閱讀現狀的憂慮和喟嘆。

總之，面對一種文化現象，作者不僅敏銳地尋找到了論述的切入方式，更是由外而內層層剝筍、挖掘出書單閱讀的本質，論述周密，條理清晰，引用和例證不僅有良好的論證效果，也有很強的說服力。文章告訴了我們真正有效的閱讀方式，也促使我們反思自己的日常閱讀。

[作者通聯：江蘇無錫市輔仁高級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