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寫我心
——弗里達·卡羅繪畫藝術心理因素的體現

□郭鑫琳 西北民族大學

一只被現實折翼的蝴蝶，努力在自己能觸及的天空里飛翔，以火的性格來燃燒生命的破碎，以鋼鐵的堅持來成就炫麗的人生。雖幾經際遇坎坷，但沒有被命運擊敗。她有激情的火焰，敢于追求與行動，擁有傳奇性的一生——弗里達·卡羅。

縱觀西方美術史中著名大師的各種風格及流派，能有效地將其繪畫與心理因素、繪畫觀念相結合的藝術家數不勝數，如凡·高、夏爾丹、米勒、珂勒惠支、高更、朱迪·芝加哥等，而在繪畫觀念與心理因素方面完美結合并取勝的是弗里達?卡羅。她的畫作以自傳體的方式見長，自畫像畫作中的家族命脈、感情世界、生理挫折、狂亂幻想等無不受到心理因素的極大促發與影響，她所描繪的畫作對心理角色的自我剖析歷程非常讓人震撼。

那場突如其來的車禍，似乎一切都是宿命，她奇跡般地活了下來，并綻放出生命的火焰。青梅竹馬的初戀男友阿列詹德羅在此期間也離開她去了美國，生命的美好轉瞬間流逝得太快，久臥床榻的她用繪畫來轉移自己的注意力，轉移心理的苦痛，神情中她似乎理解了自己，接受了現實。作于1926年的這幅《自畫像》是她贈給初戀男友阿列詹德羅的禮物，畫面中那神情下掩藏著的憂郁，公主般纖細優雅的弗里達擺出令人傷心的波提切利式手型，寄希望于挽回她那已逝的愛情。

1932年的《分娩》《飛床》，1945年的《摩西》，畫面中都充分宣泄著無法正常生育給她帶來的沉重痛苦，積淀在心靈最深處。弗里達的靜物畫甚至都被認為折射著她的人生，《剖開的水果》一畫表現的是她受生育能力的困擾，就像在她自畫像中出現的猴子一樣，即使她只是把它們視作寵物。心理上的諸多因素影響著她的繪畫觀念、畫面的組成結構形式，她通過繪畫敘說著一種現實中不能自已的傷痛。弗里達即使“激進”，但也仍然對家庭、孩子有著強烈的依戀與追求，這使弗里達無比矛盾。猶記得紐約一幕中，她與迪戈討論懷孕一事，明知自身不容許孩子的降生和成長，她堅持要保孩子，最終卻孩子沒保住，她的錐心之痛，盡數顯示在那張“生產圖中”，也許因為她身體殘缺的緣故，她更希望自己是個“完整的女人”，而現實剝奪了她做女人的“天賦”之一——生育。這在女性主義者眼中，也許又是另一個“難解”，生育是不少女性主義者所認為的挫折來源，而對于弗里達，不能生育才是心理和精神上最無法忍受的痛苦，“母性”與“女性”在她身上是一場噩夢的糾纏。

1943年的《迪戈在我腦海中》，由頭頂鮮花發出的無數枝枝蔓蔓，眼角滑落的淚水盡顯哀傷的神情；1946年的《小鹿》，她把自己畫成一只受傷的小鹿，頭上長出了角的弗里達接在了一只小鹿的身子上，張開四肢在樹林之間被數只利箭射中了胸口、心口等處，流出鮮血，以隱喻她作為一個男人世界中的犧牲者的悲劇，樹的破裂和切口映襯了受傷的主題，同時背景中折斷的樹枝暗示著她破碎的青春，在這里弗里達強烈地表現了她的主觀感情、心靈的脆弱和易受傷害；1949年的《迪戈和我》《宇宙之愛》，1953——1954年的《與迪戈頭像在一起的自畫像》等，都強有力的凸顯出了弗里達對迪戈·里維拉在心理上的依戀之情。盡管迪戈處處留情，甚至與弗里達的妹妹有染，深深傷透了她的心，促使了二人的離異，但一年后他們復合，迪戈雖不忠誠，卻也陪著弗里達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對她一貫的欣賞和佩服，不得不說藝術家的情感之濃烈，遠勝于他們之間的恩恩怨怨。

在生命最后的時間里，弗里達毅然堅持去看自己的展覽。她那發自內心對生活熾烈的熱愛，引導了她的繪畫意識與繪畫觀念，點燃了她整個的繪畫生涯，照耀著她那魅力無窮的畫作。無論是心理因素的先天使然，還是后天促使，都成就了弗里達·卡羅輝煌燦爛的一生。但體現在其畫作中的心理精神苦痛，我們可以在《弗里達》中最后提到的那句：“我希望離世是快樂的，我不愿意再來”去感觸。

真正藝術的死亡本質上只有兩種：要么死于水，要么死于火。

關于藝術家的傳記作品好比一個個敬獻在其墓碑上的花圈，它引領我們走進偉大的藝術家，卻不能真正重現已逝藝術家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應該到藝術家的作品中去尋找。弗里達的作品不僅是自傳，而是有著更為宏大的主題。借托洛茨基之口說一句：“人都是孤獨的，而弗里達的作品無疑為他們帶去了黑暗中的一道光芒?！?/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