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學視域下的地域總集范疇辨析

夏 勇（杭州電子科技大學人文與法學院）

本文所謂地域總集，或稱地方性總集，即著眼于某一區域而采收作者作品的總集。傳統目錄學多名之為“地方藝文”“郡邑之屬”等。其編纂活動正式發軔于唐，勃興于宋，發展于元明，至清代乃臻于繁盛。

隨著數量的增加，晚明時地域總集乃被目錄學家聚合起來，成為集部總集類下的一個專門類目。如《徐氏家藏書目》于總集類下設“總詩類·各省”之類目，祁承《澹生堂藏書目》于總集類下設“郡邑文獻”之類目。該方式被后世廣泛繼承，尤其20 世紀以來，各家書目往往在總集類下列出專門類目，以容納相關總集。

雖然地域總集已成為專門類目，但如何界定其范疇，卻至今未有比較確切的表述?，F有書目著錄它們時，每每體例不一甚至混淆錯亂。本文力求在目錄學的視域下，提供一個明晰的關于地域總集范疇的方案，為研究者更好地認知它們打下基礎。

一、循名責實：“郡邑”還是“地方”

考察地域總集的范疇，首先需厘清的是命名問題。

晚明以來地域總集的類目命名方式主要有兩種：一則名之為“郡邑”；二則名之為“地方”。前者可追溯到《澹生堂藏書目》，該書在總集類下設七個類目，其一即“郡邑文獻”。后世的《中國叢書綜錄·子目》《中國古籍總目·集部》《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山東文獻書目》《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 等均沿襲“郡邑”之名。后者可追溯到清沈初等《浙江采集遺書總錄·辛集》，該書分總集類為“總集類一”與“總集類二”兩部分，“總集類二”標題下有“以地為次”之標注，［1］集中著錄地域總集。此后，孫殿起《販書偶記》于總集類下設“地方文”“地方詩”之類目，傅增湘的《藏園群書題記》《藏園群書經眼錄》、王重民的《中國善本書提要》以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等則均設“地方藝文”之類目。

從現代語言學的觀點來看，若某一名稱同它實際指涉的事物間建立起約定俗成的聯系，則以之為相關事物的類名，自是順理成章?！翱ひ亍迸c“地方”雖然名號不同，但都被作為地域總集的代稱，所以某種程度上亦可作如是觀。

不過若嚴以繩之，“郡邑”與“地方”的概念還是有區別的?！暗胤健笔且粋€頗為寬泛的概念，不論自然地理地域，還是行政區劃，也不論涵蓋數省的大區域，還是鄉里村鎮這樣的基層區域，均可以“地方”指稱之。反觀“郡邑”，則有其特定含義，涵蓋面相對較狹。

具體來說，邑的本義是人聚居的地方，后用為縣的別稱。柳宗元《封建論》 云：“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保?］郡邑即郡縣之謂。史稱秦始皇分天下為若干郡，每郡轄若干縣，是我國早期的郡、縣二級行政區劃體系。隨著我國疆域的擴大、中央政府對國土統治的深入，相對扁平的二級體系日益不敷使用，至東漢末，乃正式形成州、郡、縣的三級體系。州取代郡，成為新的第一級行政區，郡、縣則相應降級，此后，我國行政區劃體系屢經變遷。漢代的州先后演變為唐代的道，宋代的路，元代以來的行省、布政使司等；郡先后演變為唐宋的州及宋代以來的府等，但無論如何，僅以“郡邑”或“郡縣”二字，難以囊括各種區域概念。一方面，郡縣二級制只在秦代以降的有限時段內施行，大抵包括秦、漢、隋三代與唐代前期；而地域總集編纂卻恰恰要到唐代中期才正式發軔?？梢哉f，地域總集編纂史的大部分時間里，我國實行的都是三級行政區劃制度。再就地域總集的實際情況來看，除面向“郡”和“縣”的總集外，明代以來還產生了大量面向一省的總集，如，明楊慎輯四川詩文總集《全蜀藝文志》，清許玉彬等輯廣東詞總集《粵東詞鈔》，民國年間林傳甲輯黑龍江詩總集《龍江詩選》等。這些省級總集與“郡縣”概念之間，顯然圓鑿方枘。另一方面，郡縣制指涉的是各級行政區，而地域總集卻還包含一批面向非行政區，亦即自然地理地域者。如，清鄧顯鶴輯《資江耆舊集》，收人輯詩即“以資水發源、經過、歸受之地為斷”，［3］乃一部面向湖南資水流域的總集，而無法歸入當時湖南轄下的任何一個行政區。

由此可見，地域總集實際面向的區域類型頗為復雜，一則涵蓋至少三級行政區，再則也包括自然地理地域，這就并非涵蓋面相對狹窄的“郡邑”概念所能囊括的。名稱應盡可能讓人清晰了解相關事物的屬性。雖然“郡邑”在不少書目中就是指代地域總集，但最好還是使用一個能更貼切地表現事物屬性的名稱，以更好地達到名實相符。因而筆者認為，以較寬泛的“地域”或“地方”概念來指稱它，是更加合適的。

二、地緣特質及其首要性與雙重性

將地域總集的范疇問題落實到目錄學的具體操作層面，主要是如何合理區分地域總集與其他類型總集。關鍵環節有二：一是地域總集的特質；二是區域范圍的上下限。

先看前者。顯然，地域總集的特質就是著眼于一片區域，是基于地緣屬性而成立的典籍類型。但如何認知地緣屬性，并將它與其他屬性清晰切割，卻并非一目了然，無需辭費。我們也由此看到，現有書目著錄相關類型總集時，每每存在不當或有出入之處。例如：

《販書偶記》“總集類·地方詩之屬”著錄的清盛謨等撰《豫寧三盛詩》 與阮元輯《山左詩課》，前者實為宗族總集，應歸入該目“家集之屬”；后者的性質與該目“課集之屬”著錄的清江標輯《沅湘通藝錄》等書一致，都是地方學政考課士子的產物，可視為課藝總集。

《販書偶記續編》“總集類·地方詩之屬”著錄的清王原輯《于野集》，雖然作者大都來自當時的江蘇松江府，但實為一部唱和總集，應歸入該目“唱和題詠之屬”。

《中國叢書綜錄·子目》“總集類·郡邑之屬”著錄的譚新嘉輯《碧漪集》《續集》《三集》 系列，實為一部明清嘉興譚氏家族詩文總集，應歸入該目“氏族之屬”。

《清史稿藝文志拾遺》“總集類·郡邑之屬”著錄的清桂超萬等輯《青山詩選》、陳鑾輯《薲洲聞詠集》等，與該目“唱酬之屬”著錄的眾多總集性質相同；清阮元輯《山左詩課》、陸寶忠輯《沅湘攬秀集》等，亦與該目“課藝之屬”著錄的《沅湘通藝錄》等性質趨同；清李調元輯《粵風》、吳湛輯《粵歌》①均為廣西歌謠總集，與該目“謠諺之屬”著錄的清趙龍文輯《猺歌》、吳代輯《苗歌》、黃道輯《獞歌》②等廣西歌謠總集性質相同。

《嶺南文獻綜錄》“總集類·地方藝文”著錄的清陳士規等撰《蓮山家言》、王定鎬輯《三漁集約鈔》，以及周大樽輯《法性禪院倡和詩》、李長榮等輯《庚申修禊集》等，前二者應歸入該目“家集”部分，后二者則應歸入“唱酬題詠”部分。

上述現象之所以屢見不鮮，部分原因在于編目者未細審原書、分類失誤乃至體例未甄詳備；而另一重要原因則是各類型總集確實往往含有地緣因子。以宗族與唱和總集為例。前者由于古代宗族多以聚居地為依托，加之相關總集亦常冠以地區名號，如明董應舉輯《眉山蘇氏三大家文選》等，故或被“視為地方類（總集）的進一步深化”。［4］后者由于唱和活動多發生于某一區域，甚至專以該區域內人士為參與主體，事后形成的總集亦每每冠以區域名號，如唐皮日休等撰《松陵集》等，遂屢被納入地域總集的范疇。

任何文化活動都在地緣空間內展開，相關類型總集含有地緣因子自不足怪，但我們不能僅據它們含有地緣因子這一點，就定性其為地域總集，因為這勢必導致地域總集之范疇泛濫無邊，同時也會影響書目分類之“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功能的實現。

解決該問題的關鍵，在于厘清相關類型總集的屬性結構?？疾旄黝惪偧兆髡咦髌?，往往具備多元屬性。即就地域總集來說，便時?？梢詮闹薪馕龀鲎谧?、唱和、閨秀、方外、謠諺等屬性因子。如，清馬長淑輯《渠風集略》 著眼于收錄歷代山東安丘人作品，但卷五“專輯馬氏一家詩”；［5］清陳增新等輯《柳洲詩集》 著眼于收錄明末清初浙江嘉善人作品，其中“取同人倡和之作為多”；［6］至于在書末排列閨秀、方外、謠諺專卷，更是歷代總集的通例。在《渠風集略》等總集的諸多屬性因子中，占首要位置的顯然是地緣，而宗族、唱和等則悉數只是次要屬性，這是我們定性其為地域總集，而非其他類型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擁有地緣屬性只是確認地域總集之范疇的充分條件，此外還需配合以必要條件，即地緣屬性乃相關總集的首要特質。

基于該充分必要條件，地域總集與若干其他類型總集即可得到清晰區分。如宗族總集雖具備地緣屬性，但只是處于次要位置，其首要特質乃親緣、族緣屬性。這使之與地域總集的差別相當明顯。又如唱和總集的首要特質在于它是集會、唱和活動的產物，編者的目的側重于將相關活動之過程反映出來，將創作實績保存下來；至其地域色彩，則往往是因相關活動的具體地點而造成的附帶效果，并非編者主動追求之故。更何況，諸如全國、宗族、唱和、題詠等類型總集，均特征鮮明、為數眾多，堪稱歷代總集的主類；且其淵源均可追溯到唐代，甚至是兩晉南北朝，可謂和地域總集同樣古老，甚至是更加古老的總集類型。因此，它們完全有資格也有必要同地域總集劃清界限，自成一類。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地緣特質及其首要性這一充分必要條件尚非確認地域總集范疇的萬能鑰匙。面對紛繁復雜的客觀事物，簡單的硬性標準往往難以貫徹始終，而須根據實際情況變通折中。就全國、宗族、唱和、題詠等類型而言，大體可以明確其與地域總集的分野；而就課藝、謠諺、閨秀、方外等類型來說，卻存在一些不易同地域總集斬截切割的特殊地帶。

即如專收與考試有關之作品的課藝總集，其中的地方官員測士部分，便與地域總集關聯頗深。我國古代有專人負責考課某地士子，如，北宋于各路設提舉學事司，負責所屬州縣的學校和教育事務；金代的提舉學校官、元明的儒學提舉司與之類似；清代各省多設督學道，長官稱提督某省學政，簡稱學政。諸如提學、學政等承擔教育職能的地方官員，任職期間須定期巡視所在轄區，考課當地士子，從而留下大批課藝作品，這就為自明代起，特別是清代大量涌現的面向某一地區的課藝總集奠定了制度基礎。以清代山東省為例，便至少有馮譽驥、陸潤庠、黃體芳各自編纂的三部《山左校士錄》、姚丙然輯《山左校士編》、李企澍等撰《山左試牘存真編》、尹銘綬輯《齊魯講學編》與前及《山左詩課》等傳世，大抵均出自時任山東學政之手。此外，如，清范寅輯《越諺》、黃任恒輯《粵閨詩匯》、佚名輯《滇釋詩稿》等謠諺、閨秀、方外總集，同樣立足于某一區域而采收作者作品。

上述《山左校士錄》《滇釋詩稿》 等，可謂具備雙重屬性。就其作品內容、形式與作者身份來說，歸入課藝、謠諺、閨秀、方外類順理成章；而就其采收范圍限于一隅而論，又確乎具備地域總集之實。對于這些特殊形制的總集，若相關書目未設課藝等類目，自然可以直接歸為地域總集；若設立了相關類目，則不妨基于它們乃由若干小類構成的特點，在其內部將相關小類劃分開來，依次著錄。如閨秀總集，尤其清代的閨秀總集，內部便可劃出全國、地域、宗族、唱和、女弟子等多個小類，如，黃秩模輯《國朝閨秀詩柳絮集》、前文提到的《粵閨詩匯》、李心耕輯《二余詩集》、任兆麟輯《翡翠林閨秀雅集》、袁枚輯《隨園女弟子詩選》等。這既反映出清代女性文學的高度繁盛，又承載了當時地方與宗族女性文學群體、女性集會唱和活動、女弟子群體層出不窮等現象。書目分類的功能并非止于檢索，而是具有學術認知的重大意義。這種在大的類名下進一步分小類著錄的方式，既有利于凸顯相關大類下的地方性小類，同時對于我們認知其內部形態及相關文化現象，也是頗有裨益。

由此可知，地域總集應由兩大板塊構成。其一以地緣屬性為首要特質，容納某一區域的各類型作者與作品，可謂典型的地域總集。其二則具備雙重屬性，即：地緣屬性既十分突出，同時又面向特定類型的作者（如閨秀、方外人士） 與作品（如課藝、謠諺作品），可謂特殊形制的地域總集。

三、區域范圍上下限及其他

既然地域總集的特質乃是著眼于一片區域，則考察“區域”本身的某些屬性，自然有助于我們認知其范疇，關鍵在于“區域”范圍有多大，亦即其上限與下限何在。

（1）先看下限問題。它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區分地域總集與題詠總集。地域和題詠是歷代總集的兩個主要類型，但在不少書目中，二者卻沒有清晰的區分。尤其若干著眼于題詠某處景觀的總集，往往被劃為地域總集。如，《清史稿藝文志拾遺》“總集類·郡邑之屬”著錄清黃肇顎輯《嶗山藝文志》、沈槱元輯《柯園十詠》、曹爾堪等撰《平山堂詩詞》、祁寯藻等輯《方山藝文志》等；《中南、西南地區省、市圖書館館藏古籍稿本提要·館藏鈔本聯合目錄》“總集類·郡邑之屬”著錄清陳焯輯《道場山歸云庵題詠》、徐敏輯《集古今名人游覽太華山詩紀》《續刻》、民國方樹梅輯《龍泉觀詩文錄》等。究其實際，這些總集更應列入二目的“題詠之屬”。

欲厘清兩類總集間的糾葛，首先須界定“地域”概念的內涵。筆者認為，地域總集所謂“地域”，應是人類社群成規模地開展生產生活的一片區域，人們在此基礎之上進行地緣劃分，實現地緣認同。如，清嚴如熤輯《山南詩選》面向的陜南地區，王豫輯《江蘇詩征》、顧沅輯《吳郡文編》、周銘輯《松陵絕妙詞選》面向的清代江蘇省、蘇州府、吳江縣，便都是這樣的區域。與之伴生的，則是陜南人、江蘇人、蘇州人、吳江人等標示地緣身份的概念。

從該定義出發，可清晰辨認出若干題詠總集與地域總集的差別。其一，對于《嶗山藝文志》等面向自然山川的總集來說，這些山川本身既不易成規模地開展生產生活，又難以內生出成規模的人類社群，更難以產生基于地緣認同的社群概念。實際上，它們大抵只是作為自然景觀而得到文人題詠，進而形成總集。其二，對于《柯園十詠》等面向亭臺樓閣、園林宅第的總集來說，相關對象或為地圖上的一處點狀建筑，或雖占有一定區域，但面積過于狹小、功能過于單一，不足以內生出人類社群，更無法以之為基礎實現地緣劃分與認同，因此終究只能作為人文景觀而接受題詠。

將面向某地之自然山川與人工建筑的總集，尤其是后者，從地域總集剝離后，由此衍生出的問題便是：欲符合“地域”概念之內涵，則地域總集的區域范圍下限究竟何在？這可以從我國古代的基層社會組織與地域總集的實際情況兩方面來看。

我國古代最低級別的行政區是縣，其間存在縣與城的分野。城即縣城，是秦代以降的國家基層權力所在地；縣則指包括城市及城外農村地區的整個縣域?？h以下，古代雖未設置正式行政區，但駐扎縣城的基層權力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對鄉村地區實施了有效治理。早在戰國秦孝公時，即將全國人口編為五家為伍、十家為什的單位，又“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7］形成縣下有鄉聚、鄉聚下有什伍的基層社會體系。秦始皇統一天下后，將該體系調整為鄉、亭、里的三級治理模式。此后，這種模式為很多朝代所實行，包括北周的黨、閭、里，宋代的牌、甲、保，明清的鄉、都、里或鄉、都、村等。諸如鄉、里、村等概念，即古代實現地緣劃分與認同的基層區域單位。

反觀地域總集的實際情況，清代以來也確實產生了眾多面向鄉、里、村等地緣單位的總集。如，文漢光等輯《古桐鄉詩選》所謂“古桐鄉”，指清代安徽桐城縣轄下的北鄉，該鄉“北與舒城接界，南至朱家橋，東與廬江接界，西至石井鋪，廣袤幾及百里”；［8］李光基輯《梅里詩鈔》、李維均輯《梅會詩人遺集》、李稻塍等輯《梅會詩選》、許燦輯《梅里詩輯》、沈愛蓮輯《續梅里詩輯》《梅里詞輯》等，均面向清代浙江嘉興縣城南三十余里的梅里（又名梅會里、王店）；管鑅輯《桂村文錄》、何兆麟輯《桂村詩鈔》 等，均面向清代江蘇常熟縣轄下的桂村。在基層權力中心——縣城方面，清代同樣產生了面向城內或城內外某片區域的總集。如，趙時敏輯《郭西詩選》，面向清代浙江錢塘縣城（亦為浙江省城與杭州府治所在地）之西部片區。編者自述其范圍是：“城內自吳山至涌金門，城外自萬松嶺至涌金水門，統名曰郭西?！保?］汪隆燿輯《西郊詩存》 與之類似，所謂“西郊”，指清代江蘇鎮洋縣城（亦為太倉州治所在地）之西部片區。

古代存在于廣大農村的鄉、里、村等，以及城市的某個片區，既是地緣劃分與認同的最基層單位，又有《古桐鄉詩選》等一批總集提供文獻支持。其中體現的正是地域總集的區域范圍下限，而不可與面向某處景觀的題詠總集混為一談。

（2）再看上限問題。它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區分地域總集與全國性總集。

地域或地方乃相對于全國而言。同地域或地方性總集對應的，自然是全國性總集，只是名實之間往往難以嚴絲合縫，不少全國性總集所收作者的區域分布范圍其實并不廣，這就和地域總集產生了兩重糾葛。

一是若干全國性總集的收錄范圍有所偏重。如，明李先芳輯《明雋》，凡含《燕趙集》《秦晉集》《齊魯集》《河洛集》《淮揚集附江北藩獻》《蜀集》六集，主要采收北方諸省人詩作，兼及西南的四川，而摒棄其余省份，這使它作為一部全國性總集自是頗有缺陷。但若視之為跨省的地域總集，一則區域范圍未免太大，再則將華北、西北、西南諸省合為一個地區看待，又顯得不合情理。地域總集面向的區域確乎可以涵蓋數省，但若無清晰的標準加以限定，則區域范圍難免泛濫，從而和全國性總集發生混淆。也就是說，地域總集需要一個區域范圍上限，使之能和全國性總集明確區分開來。

筆者認為，該上限應由兩條標準構成。① 涵蓋數省的地域總集需有明確認定的區域著眼點；② 該區域必須是一片自然地理區域，而不能生硬拼湊。如，清李少元輯《吳楚詩鈔》，意在收錄吳、楚兩地人詩作，完全符合第一條標準。所謂“吳楚”，指涉的是長江中下游流域諸省，視之為一片自然地理區域完全可行，因此，將該書歸為地域總集亦順理成章。至如《明雋》，則并不符合這兩條標準，應歸之于全國性總集。

僅解決區域范圍上限問題，還不能將這兩類總集徹底區分開來。因為二者間還存在另一重糾葛，即不少全國性總集所收作者集中于某地，如，清馮舒輯《懷舊集》，向來被歸入總集類“斷代”之屬，③與《列朝詩集》《明詩綜》等綜合選本并列。然而細繹該書所收作者，均來自江蘇常熟，這就和地域總集產生了更深的糾葛。

處理此種深度糾葛的簡便辦法，須視編者宗旨而定。對此，朱則杰主張，全國性總集可以包括“不曾明確表示限收某地區作家”［4］的總集，因而如“馮舒輯《懷舊集》，盡管所收作家均同出一縣，但并非從搜羅地方作家角度出發”，［4］故亦可歸為全國性總集。由此，我們便能反推出另一條準則：明確表示限收某地作家的總集，即為地域總集。如，清李夏器等輯《同岑集》，單從書名看，確乎可視為全國性總集。然而卷首李令皙序云：“《同岑集》 者，鐫吾郡同人之詩，舉景純贈太真‘異苔同岑’之句以名其集者也?！保?0］凡例第四款亦云：“一郡已分七邑。一邑之中，環聚城市者十之一，散處村落山澤者十之九?！保?0］所謂“吾郡”，即清代浙江湖州府?？梢娋幷哂忻鞔_的區域定位，是則我們應尊重其意愿，把該書歸為地域總集。④

四、結語

綜上可見，目錄學意義上的地域總集或地方性總集，是明確著眼于一片區域而采收作者作品的總集，是一種基于地緣屬性而成立的典籍類型。只有地緣屬性在相關總集的屬性結構中占首要位置，才能將其歸為地域總集，這當中又存在兩種情況：一是地緣屬性為相關總集唯一的首要特質；二是相關總集擁有雙重的首要特質，地緣屬性為其中之一。至于“區域”概念本身，一則它應是人類社群成規模地開展生產生活的一片區域，人們可以在此基礎上實現地緣劃分與認同；再則它包括各級行政區域與自然地理地域兩大類型。但不論哪一類型，都必須符合我們對地緣單位的實際認知，而不能生硬組裝，符合上述限定條件者，自然可以納入地域總集的范疇，不然即應據實歸為其他類型。

［注釋］

①所謂“吳湛輯《粵歌》”，實為“吳淇輯《粵風續九》”的誤寫。

② 趙龍文輯《猺歌》 而下三書，均為吳淇輯《粵風續九》的組成部分。

③《中國叢書綜錄·子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中國古籍總目·集部》等均著錄《懷舊集》于總集類“斷代之屬”。

④《中國叢書綜錄·子目》即列《同岑集》 于總集類“郡邑之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