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紙馬的文化溯源

（南通大學 藝術學院 226007）

南通古稱靜海，公元958年改名為通州，可追溯到后周時期，得以此名主要是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南通地處江海之濱，溯江而上，可達吳、粵、楚、蜀；內河渠道則通齊、魯、燕、冀；向東出海更可通向遠方。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南北文化在這里交匯、碰撞、融合，產生出過渡地帶的顯著特征。它既有別于江南文化的婉約柔美，也迥異于江北文化的粗獷豪放，構筑了南通文化的個性特征，為南通紙馬的發展提供了文化基因。南通紙馬作為南通民俗文化的重要內容，其民俗意涵是南通文化的直接體現。本文從歷史、地域的維度闡述南通紙馬的文化淵源，了解其民俗意涵，根植于對南通紙馬藝術這一古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效保護，是對南通地方文化的積極探索，樹立民族與地域文化自信。

一、南通紙馬的歷史文化

南通城的形成與發展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其文化之深厚不言而喻。南通紙馬雖只是這數千年文化長河中的一朵浪花，但也能投射出太陽的光輝。

（一）北方文化的融合

古青墩人是南通最早的原始先民，生活在南通西北部（今海安），距今五千多年前的父系氏族時期。他們的祖先是五帝時代東夷部落中的一個分支，為躲避中原部落間的爭戰，后遷移到南通，最早播下了北方文化的種子，并留下了北方文化的印跡。在青墩文化遺存中發現的彩陶、黑陶，說明古青墩人受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的影響，與北方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歷史淵源（主要包括齊魯文化和巴蜀文化）。南通歷史上經歷了幾次大規模的人口入遷，據史料記載，晉時戰亂，北方人口大舉南遷，至東晉，南朝三百年陸續遷至長江下游，又至元初，北方又有犯人流放到通州，在今如皋安家落戶。由于懷念故土，難以排解鄉愁，把故鄉的宗教信仰、生活習俗帶到新的土地上。南通紙馬在此環境中發展起來。

“紙馬”起源于自古以來馬被用作祭祀品而溝通人神的特殊屬性，是民間進行宗教祭祀和祈求神靈活動時，用來焚燒的雕版印刷品。在中國北方稱為“甲馬”，甲為一等品，對人們來說，生活中的好馬在陸地上馳騁，而信仰中的神馬在天空中飛翔?！坝捎隈R能上下天地，連接陰陽，交通鬼神，以利天下，所以被人們用來邀神送神?！瘪R的這種連通天地的神性，讓其成為溝通人間與天堂最好的象征媒介。這讓人聯想到漢代佛教傳入中國后，興建的第一座官辦佛教寺廟——“白馬寺”，以馬命名，或出于此意。在南通原始先民留下的古青墩文化遺存中發現的仰韶文化是中國北方文化的代表，其發祥地在今河南省三門峽市，中國佛教的“祖庭”——白馬寺，就位于河南省洛陽市，兩地相距100多公里，在文化的宗原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南通紙馬傳播的區域，主要以北方文化影響較多的北三縣（如皋、如東、海安）最為活躍。

首先，在南通紙馬題材中，佛像系列紙馬是較為常見的。有釋迦摩尼、阿彌陀佛、彌勒佛、觀世音菩薩、地藏菩薩、準提菩薩、十殿閻王、目連等多種圖像。與紙馬一并使用的，在喪葬祭祀等儀式中，還有經咒、文疏、路引、紙鏹袋、度亡赦文、還原赦文等，哄托著紙馬的佛教背景。

其次，在南通紙馬的形制上有一個重要特點，在主神圖像的上方加有“龍樓”裝飾，就仿佛石窟的外框，在陜西藥王山石窟造像中，石窟佛像的上邊框正是刻作兩條相交纏的飛龍，作為紙馬“龍樓”的先型。主要有殿宇式和帷幕式兩種造型，在一些神像圖形頂部外加圖案，以哄托主神，營造神圣氣氛，擴充紙馬文化內涵，強化紙馬的畫面裝飾效果和藝術表現。

其三，在南通紙馬神像的造型上。北方紙馬在不同地區所呈現出的造像風格雖各有不同，但主體特征也有相似之處。如：神像的人物比例，大多強調頭與上半身，而弱化下半身軀干，有的甚至只取頭、頸、肩，以下一概省略，如：北京紙馬《東岳大帝》和河北永年的《九家姑姑》紙馬。這與南通紙馬造像的五短身型，頭與身的比例1：3相似。

其四，在構圖的章法布局上。南通紙馬的神位立位以框架式構圖的手法比較明顯，注重神祇的地位高低，主神在中間，以正面形象為主，兩邊分別站立著輔神或侍者，一般成對稱形式而立，面向主神微側。主神形象要大于兩邊的侍從，各自的區域框架明顯，這種常規的框架式布局形式和北京紙馬極為相似。如北京值紙馬《至圣孔子先師》和南通紙馬《蠶絲娘娘》。

（二）南方文化的交匯

南通與江南隔江而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南通歷史上也有多次南方文化北上的進程。據史料中記載，漢初，東甌王舉國徒江淮間，幾次移民都有一部分散落到海陵（今泰州市）一帶，他們將吳越文化帶到這里；到六朝時期，長江口出現的壺豆洲便有流人煮鹽為業，這些流人主要來自江南崇明、常州、蘇州、無錫等地，直到現在基本上保留了吳越文化的特征。

在南通紙馬的發展歷史中，也能確切的查找出一些關于南方文化對南通紙馬產生直接影響的史料。在王伯敏的《中國版畫史》中，記錄了南通木版畫（包括紙馬）傳承了蘇州桃花塢年畫的技藝手法，并在此基礎上，與當地民風鄉情融為一體，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在徐湖平的《木版年畫》中，更加詳細地記載了南通人王金華從蘇州學藝，并把木版年畫技術帶回南通，使之擴展的事跡。在南通紙馬的工藝制作上，傳承了蘇州木版年畫的印刻工藝，以黑白線描為稿，在桃木板上雕刻出輪廓線和裝飾線，用毛邊紙拓印，光一稿黑線版就可獨立成畫，再加極少的色彩套印。

其次，道系神的紙馬是南通紙馬神像體系中最為浩蕩的一支，包括道教相關的天尊、仙人、祖師。具體有：天師真人、和合二仙、張仙、利市仙官、趙公元帥、三茅真君、天靈宮，太乙救苦天尊、真武大帝、三官大帝等等。作為本土宗教，在全國范圍內傳播廣泛，雖不能明確指出道教的起源與出處，但道教傳入南通確有記載。晚唐大順二年，由江南茅山，經鎮江、常州傳入南通，道教在南通民間興起，為南通紙馬增添了一份廣博而厚重的信仰背景。

二、南通紙馬的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對南通紙馬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是指南通的地理環境，在文化的形成及發展中，通過影響百姓的活動，而對文化施以影響。南通獨特的地域環境所形成的文化隔離，也有效地保持了其文化的獨特性。

（一）江海文化影響

南通地處江海交匯處，是長江沖積而成的平原，在近兩千年里，這塊平原曾經歷過四次沙洲并接大陸的過程，也經歷過兩次大規模的境土坍塌，還有山體的移位和海灣的消失等重大事件，至20世紀初，南通境土才初具規模，形成了濱江臨海的獨特格局。由于當時的社會生產力低下，落魄于洪荒海角的南通先民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很弱，對自然的崇拜、靈魂的崇拜在南通紙馬的題材上顯得特別突出。自然崇拜包括天象崇拜、山川崇拜、生物崇拜。比如，日月星辰、風雨雷電、四方之神、山神、泰山石敢當、水母娘娘、龍王等自然神；靈魂崇拜包括祖先崇拜、鬼魂崇拜。比如，西王母、女媧、盤古、嫦娥、皇帝、蚩尤、有巢氏、神農氏等祖先神和飛煞、游魂、替人、收溫等巫神。

（二）農耕文化影響

南通古時主要依附于農業、漁業和制鹽業的小農經濟，這是農耕文化的主要表現形式。南通先民在長期的生存抗爭中，形成了自己的精神結構：勤勞、堅韌，同時又略顯謹小慎微。對家庭生存與發展的考慮是普通百姓的關注點，鎮宅護院、謀求生計是南通先民思想的根本出發點。此時，俗神崇拜成為南通紙馬的重要題材，人的智慧和勞動的造物在精神層面被神化，出現了許多“家神”和“物神”紙馬，如“家神”包括家堂香火列位高增、司命灶君、門神、門欄神、宅神、禁忌六神、催生送子娘等；“物神”有牛神、橋梁之神、船神（順風大吉）、豬欄之神、牛欄之神、圈神、倉神、八蠟之神、眼光神等。

三、新時期南通紙馬發展的現實途徑

要構建文化自信不僅要從歷史文化、地域文化切入，同時需要從現實維度著手。在“包容會通，敢為人先”的新時代南通城市精神的感召下，南通紙馬的未來發展已然初見端倪。

（一）南通紙馬文化符號的再創

隨著時代的變遷，鄉村生活中的民俗活動，在城市化進程中改變了原有的面貌，南通紙馬的巫術、宗教等與新時代格格不入的氣息將隨之逐漸淡化，但南通紙馬的民俗傳統和藝術審美將以文化符號的形態穿越時空。它們將成為新時代文化符號和藝術元素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基因。在南通紙馬文化符號的再創與重組中，不僅承接了傳統，而且包容了時尚，推陳出新，發揮特殊的資源優勢，展現再生再創的活力。

（二）南通紙馬發展的人性關懷

離我們逐漸遠去和消失的事物，往往沒能真正關注人逐漸變化的需求，南通紙馬的功能用途已很難滿足新時代人的精神需求，南通紙馬的發展需要發揚人性關懷，貼近現代人的生活，將其文化象征與當今人的現實需求掛鉤。如紙馬造型的轉變，以符合現代人的審美；再如，對紙馬中過時的內容進行一些改動，加入現代元素，使其傳遞出現代人的精神信仰；還比如，紙馬存在的形式也可以發生轉變，由一張通過儀式焚燒的紙，轉化為現代人的生活物件，同樣傳遞美好的精神需求，折射人性的關懷。

南通紙馬中蘊含著深刻的歷史信息、文化信息，其內涵特征也具有深遠的文化價值與現實意義。追尋南通紙馬的歷史溯源，展望新時期南通紙馬發展的現實途徑，為構建民族與地域文化自信助力。